公司内斗、版权危机、亲情告急【奔流·俞敏洪】P2
大象放映室官方账号作者| 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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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大象。
在上一期我们说到，为了进一步扩大新东方的商业版图，俞敏洪采取大胆让利的“分封制”策略，每个人各管自己的一个版块。
这极大推动了海归合伙人的创业热情，但随着时间行进，这一策略埋下的苦果也将显现。
由于过分以个人利益为先导，合伙人在逐利的同时会优先自己，而非公司的全局发展。
这种模式因为缺乏合理的权责分配和组织架构，为新东方的长线发展埋下重重隐忧。
诸如，在蛋糕份额已经分好的局面下，新的业务出现很快造成了诸侯之间“饿狼扑食”。
俞敏洪要做图书出版业务就会有其他人不平衡，“凭什么由你俞敏洪做，我对图书出版也不陌生啊？”
王强要做电脑培训业务，但其他人也想来分这块蛋糕。
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
同时过度分权带来了成员间的各自为政，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地盘吸纳家庭成员，形成家族经营，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和新东方的日渐分裂。
那时的新东方内部已经产生了“四大家族”：杜子华、杜伟兄弟，胡敏兄弟与胡敏妻子，何庆权夫妇，俞敏洪家族。
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极大影响新东方的发展。
作为新东方创始人，改革的第一步必须从俞敏洪开始。虽然“四大家族”中，俞家对新东方的介入不是最深的，但论起改革难度俞家是最麻烦的一家。
因为改革的最关键一步是，赶走俞敏洪的母亲。
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是个狠人，她常自称“新东方之母”。凡是和公司内部人争吵，她必提“新东方的营业执照还是我领回来的”战绩。
俞敏洪早年丧父，是母将他培养成人。创办新东方后，李八妹陆续拿下学校住宿班食堂、教材印刷、教师录音磁带等采购业务，并持续安插家族成员。
手握财权又有老板母亲的身份加持，让李八妹行事风格泼辣，成了俞家家族成员的坚强后盾。
199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俞敏洪正和朋友们在新东方餐厅吃饭，包间外忽然传来大声的哭闹声，他准确地识别出那是母亲的声音。
哭闹起因是俞敏洪姐夫的办公设备被人拿走了，李八妹认为儿子要赶走亲戚，她一口气赶到俞敏洪吃饭的地方，势要讨个说法。
俞敏洪一脸愁容，按照惯例他都是借机逃跑，对冲突，他有本能的恐惧。
但眼下，母亲已经堵在了门口。
徐小平劝说俞敏洪：“敏洪，你不要理她，别管她这一套。像汉子一样走出去！”
王强也说：“敏洪，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兄弟的劝说在俞敏洪的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他鼓起勇气慢慢地腾挪自己的步伐向外走去，然后扑通一声，当着所有围观者的面，朝母亲跪下了。
事后，王强对此回忆——
“我们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可是他跪下了。顿时让我崩溃了！”
那段时间的俞敏洪是崩溃的，他是新东方的领头羊。
一边是要让公司一定走向正规化，科学健康地发展。而另一边，是含辛茹苦把他送进大学，对他人生有再造之恩的母亲。
新东方终归要往前走，2001年在徐小平、王强以共同递上辞职信为威胁后，俞敏洪终于作出了最后的选择。
他宣布，凡是直系亲属一律不得进入新东方，这其中包括他的母亲。
这份决策对于俞敏洪来说尤其重要，这代表他可以直视内心恐惧，放下对亲情的羁绊，让理性战胜感性。
“分封制”下的第一个问题被解决了，为了进一步解决诸侯割据的弊病，新东方开启了股份制改造。
这一次，九死一生。
2000年初，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资本市场运作专家王明夫，受俞敏洪之邀，为新东方设计未来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路径。看完新东方的财务状况后，他先告诉俞敏洪一个坏消息——
“你们的组织结构没法看。”
但紧接着他又补充道——
“根据你们现在的情况，你们新东方只要能够上市，至少值50亿元人民币，高的话还有可能到100亿元人民币。”
这个消息砸晕了俞敏洪，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一手起家的事业竟然能值这么多钱？
当时的新东方即使业绩再好，每人每年实际能分到的收入最多几百万元。
可关键时刻俞敏洪犹豫了，这是他性格中的复杂一面。
他想要赚钱，但又害怕大规模的扩张、收购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因此更习惯像农民耕田一般，一步一个脚印。
同时作为一个昔日的北大教师，他对教育本身抱有情怀。教育求稳资本求快，一旦上市在资本的助推下，教学质量和教育理想也难免遭遇稀释，届时他将无法掌控。
但他的犹豫在其他人眼中，则是“农民思想”、“过于保守”。
这帮大部分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海归，对俞敏洪的保守主义做派感到可笑，也把批评俞敏洪视为责无旁贷。
在新东方，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俞敏洪。
俞敏洪给学生上课，讲到“leadership”这个单词，他就以自己举例自己是一个没有ship（舰、船）的leader（领导），鼓励学生努力建造自己的人生舰船。
王强听到了马上反驳，“不对，老俞是‘lacksleadership’(缺乏领导才能)的leader”。
新东方老师上课时也喜欢调侃俞敏洪，“老俞？哪能管新东方学校？管新东方厕所还可以。”
这是新东方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使所有合伙人都认为俞敏洪是新东方老大，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服从他的管理。每个人对俞敏洪都有一堆的意见、建议、期许，他们挨个儿充当兄长、母亲、父亲的角色，势要把这只来自江阴的土鳖，改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
那段日子里，在几乎所有人都支持上市的情况下，经过反复纠结、挣扎、考虑和权衡之后，俞敏洪说出了——Yes。
2000年5月，新东方正式开始了股份制改造。五个月后，“东方人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成立公司的一大利好是从此结束了新东方分封割据的利益布局。过去是草台班子各自为政，如今他们必须要整合改编，上交共同利益成为同一家公司的股东，凭过往功劳分配股份和座次。
然而，成立公司后第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它引发的矛盾几乎让新东方土崩瓦解。
2000年，民办教育尚未像如今一样遍地开花。相关法律政策对民办教育的限制也颇多，其中一个限制就是民办学校不允许股份化。
在当时国家私营教育制度下，新东方学校性质为私立、公有。
新东方学校作为新东方公司的主要营收主体，此时在产权归属上并不属于股东。而俞敏洪是唯一的法人代表，唯一的巨额收入可支配者。
因为此前对政策的不了解，众人在这一问题面前都懵了。如果学校的收入不能被法律允许转出至公司，那么所谓公司不过是一具空壳，除了俞敏洪外，他们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
这是一个横亘在俞敏洪与股东之间的利益纠葛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寄托于未来法律完善，还需要股东们与俞敏洪之间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信任堡垒。
然而，商业利益面前，人性的脆弱开始彰显。当原本清晰可见的致富路径变得模糊不清，公司的发展陷入停滞，失望、怀疑、恐惧和巨大的不信任笼罩在股东们中间，流言开始四散。
“王明夫是俞敏洪给我们下的一个套子”、“俞敏洪杯酒释兵权”。
种种猜测均指向了俞敏洪道德的败坏，他们怀疑这一切是俞敏洪的阴谋，是俞敏洪以资本的名义独吞所有人的钱。
此前，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是一场大乱斗。表面上是观念不同，背后则是利益纠葛。
因为利益，不同阵营的人在不同问题上交叉抱团。有的事情上，王强和徐小平抱团对抗俞敏洪，有时王强可能又站在了俞敏洪一边，反对徐小平和其他小股东。
但此时这些次要矛盾全部转化为一致的，对俞敏洪的主要矛盾。
在反复斟酌商议后，他们决定制衡俞敏洪第一个做法就是——
削他的权。
新东方内斗多年元老们经常对俞敏洪说出这样的话——
“俞敏洪，你一个农民出身，现在新东方要进行现代化发展了，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你。所以，如果你不当董事长和总裁的话，也许我们就能把新东方带上正轨。”
客观上，这些人动不了他，因为全体股东们就算全部加起来也对他构不成威胁。
新东方的股权分配曾有过两次方案。
一次是俞敏洪宣布放弃控股权，个人占49%股份。这个方案被王明夫团队否决，他们认为，如果创始人不掌握绝对控股权，那么会容易在未来的股东投票中被踢出局。
这方面有很多人付出过惨痛代价。
2001年，新浪上市一年后，其创始人王志东以6%的股份被票投出局，一代IT巨头黯然落幕。
于是在第二个方案中，俞敏洪的股权比例变成了55%。其中他个人占45%，剩下10%由他暂为保管，以赠予未来有志加入新东方的骨干员工。
因此俞敏洪获得了绝对控股权，但代价是之后股东们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恐慌。
股份不知道何时才能兑现，而眼前俞敏洪又掌握绝对权力，随时害怕自己的付出会付诸东流。
眼下的状况对于俞敏洪来说，同样是一场僵局。
为了重新获取股东们的信任，防止新东方瓦解，他决定放权。
2000年12月20日，俞敏洪在董事会上宣布辞去CEO职位，由王强接任下一任CEO。
新董事会的决议速度很快，他们迅速组成“CEO联席会议”这一行政班子。而俞敏洪被排除在外，他不再有权干涉公司、学校的具体管理，每次开会他只能焦急地等在会议室门外，等待联席会议对某项事务的最终决策。
因为他只有知情权。
不料，联席会议成了批斗俞敏洪的绝佳场所。大到批判他过于依赖个人经验和直觉做决策的行事作风，小到俞敏洪不应该在元宵节给学生发巧克力。
而除了批斗，联席会议几乎没有产生过任何实质性的决策，这是一群善于演讲 辩论和教课教学的团队，但唯独不懂管理和运营公司。
在创业公司野蛮生长的年代，很多公司的领导层都缺乏管理和运营的基本知识，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新东方内部就常常发生谁也不听谁的现象，王强任董事长后提出的人事任命常被徐小平否决，他认为王强在动他的地盘，但徐小平的做法也没得到其他人的肯定。
大家互相心生嫌疑，谁也不真正服谁。
缺少制度和规则的笼子，整个新东方乱成了一锅粥，没有谁能真正拍板。
面对一片混乱的局面，王明夫决定请辞，他告诉俞敏洪——
“你们内部人面临着没有一个人懂商业逻辑的困境，没有头脑又互相纠缠不清。”
群龙无首此起彼伏的内部斗争，让新东方宛如在海中航行的一艘巨轮正面临着机油匮乏又无补给的情形。
而此时，又一阵飓风袭来了。
2000年12月23日凌晨（北京时间24日）加拿大温哥华，睡梦中的俞敏洪突然接到同事的紧急电话，称前一天ETS致函新东方，要求新东方立即撤下全部考试试题，并对新东方的侵权行为表示强烈抗议。
ETS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简称。这不是它第一次找上门来，它指向的是新东方一直以来没有解决的——
盗版问题。
ETS是托福、 GRE 、GMAT考试的主办方，出卷方，对这些考试试题有独家版权，规定任何机构、个人未经允许都不能散发。学生考试结束后也要上交试卷保证试题的绝密性。
但因为距离等各方面原因，在中国他们没办法做到考完试后全部收回试卷。所以一开始ETS是允许试卷被中国考生带回去的，但慢慢的这些试卷真题就流入到了市场。
90年代恰逢留学热，当时国内存在着巨大的需求，于是 盗版真题应运而生了。
一些培训机构和盗版商通过整理这些往年真题来吸引学生报名，或者直接卖给考生牟利，新东方也是盗版链中的一环。
这件事一直是俞敏洪心中的一根刺，他了解到要想合法合规地解决盗版问题，就必须找到ETS官方，由他们向中国授权习题的合法使用。
当时ETS已向很多国家开放了版权授权，这些国家的考生均可以在合法渠道购买ETS习题。但对中国，他们始终不给授权。
1995年底，俞敏洪前往美国ETS的总部普林斯顿，希望达成合作。
他在门外站了整整五个小时，从老板一开始答应见面，后面又改成与办公室主任协商，最后干脆是坚决不见。
然而，在拒绝谈话的同时，对于新东方的侵权行为，ETS一直虎视眈眈。
1996和1997年，他们先后两次向北京市工商局举报，查封新东方。
1997年8月，ETS终于同意与新东方达成部分合作，以开放20套TOFEL试题为条件，向新东方收取每年25000美元的授权使用费用，但试题仅能用于课堂发放，不允许被学生带回家。
合作归合作，ETS依然拒绝在中国开放其试题的授权出版。
1998及1999年，俞敏洪又两次前往美国商议合作，均无功而返。
面对这场近乎吞灭新东方出国培训业务的危机，昔日吵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朋友们，此时齐聚在了会议室里，放下派系斗争利益纠葛，并在寻找破局之路上各司其职。
很快大家决定，一是由负责国际事务的杜子华积极开辟与ETS对话、谈判的通道，二是拿出200万资金，由负责教学的胡敏组织编写托福复习资料，彻底摆脱ETS未来的版权控制。
与此同时，他们在2001年1月ETS发给美国各大学负责人的信函中找到了绝好的突破口。
在这封信函中，ETS提醒美国各学校负责人——
“我们最近几个月开始意识到，中国地区有人盗窃和未经授权使用保护的TOFEL和GRE考试资料。”
“我们因此敦促你们谨慎处理所有中国申请人提供的TOEFL、GRE分数。”
“对中国申请人提供的所有证明材料进行仔细审核尤为重要，他们的考分应该得到其他申请材料的印证和支持。”
这封信在言语上有一定的克制，可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
盗版是具体的法律问题，更多的是盗版商和相关机构的责任，而且关键是因为ETS不对中国开放版权，学生们也就没有办法通过合法途径买到正版习题。
但ETS的潜台词成了，全体中国考生都有作弊嫌疑。
这几乎是对所有参加托福、GRE的中国考生的指控，他们指导着美国各大学像防“窃贼”一样防范中国考生，即使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这是无证据情况下对中国学生的有罪推定，不仅违反了美国法律精神，也上升至明晃晃的种族歧视问题。
此言一出立刻在中国校园里炸开了锅。
2001年2月16日，距离ETS在上年末炮轰新东方过去两个半月后，新东方的反击开始了。
俞敏洪在新浪网发布“新东方学校校长联席会议声明”，直指ETS涉嫌种族歧视 侵犯中国学生的集体荣誉，并回顾了新东方三次被ETS拒绝的历史，赢得了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5月2日，新东方主要高层聚首来到美国，和过去拒绝沟通的ETS工作人员坐在了同一张会议桌上，ETS态度仍然强硬，他们要求新东方无条件索赔1500万美元。
俞敏洪傻了眼，新东方自1993年创办至今，全部利润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
面对荒谬的要价，这一次俞敏洪终于说了不，然后他甩下一个重磅炸弹。
当时雅思考试在中国崛起，如果ETS拒绝与新东方沟通，那么未来新东方会积极促成与雅思的合作，而且新东方正在组织编写属于新东方版权的托福考试复习资料，再往下发展摆脱ETS的知识产权指日可待。
这一回轮到ETS慌了，当天会议结束后他们向俞敏洪提议：要不改天继续谈？
相比于过去几年俞敏洪无论怎么乞求，ETS都拒而不谈的傲慢，谈判的主动权终于转移到了新东方。
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对手的态度是傲慢还是主动，取决于我们手里的牌有多少。
由于各种原因，新东方和ETS这只巨兽的缠斗，之后还持续了多年。而缠斗之中，有些东西正在被改变。
2003年9月27日，ETS就著作权及商标权纠纷起诉新东方案件，取得一审胜诉 获赔1000多万人民币。
而也在同年9月，ETS与国内另一家企业泰德教育集团合作出版的《托福全真试题集》发行，结束了中国无ETS授权正版TOEFL材料的局面。
再到2007年，ETS终于与新东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新东方成为中国唯一一家经ETS授权，在其培训课程中提供托福模考产品的语言学校。
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其实在整个新东方与ETS的交手过程中，有个问题始终很关键。
就是为什么ETS之前始终不肯对中国开放习题的授权？
俞敏洪一开始也一直想不通，如果问题的核心是利益争端，为什么ETS枉顾商业逻辑，非要和新东方作对？
但后来他明白了，这本质上是一种发达国家以自我为中心来想问题的偏见。
2001年，徐小平接受三联采访，谈到中美在考试理念上的冲突，大致解释了其中的逻辑。
ETS认为考试是一种智力的测试，而智力是天生的，不是被培训出来的，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反正学生各有出路。
所以他们讨厌新东方，更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培训，要在考试上这么努力。
徐小平说《远东经济评论》曾对中国学生的拼命考试作过很轻蔑地报道，但是他们永远不明白，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会这么拼命？
那问题在哪呢？
问题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我们与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国情。
一个中国人生下来，将面临90%被大学淘汰的可能。而一个美国人生下来，可能会有100所大学向他召唤的机会。命运对中国人太严峻了。被西方人看作很神圣的教育，在我们这里成为一种摆脱压力、改变命运的手段。是中国人就必须付出超常的奋斗。中国人的这种生存方式与奋斗方式，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理解的。
——徐小平
所以根源来自于我们与美国的人口基数、竞争压力、教育资源的完备程度都截然不同，一个吃饱的人无法理解饿是什么滋味。
我们没有那么富裕，所以不敢放弃任何一个突围的机会，所以会做出他们无法理解的努力。
ETS在漫长的时间里始终拒绝给中国开放授权，对无数拼命学习的中国学生抱有偏见，甚至涉及歧视。
让人想到《晋书·惠帝纪》中那个著名的故事，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时间回到2004年，这一年对于俞敏洪来说意义非凡，当时ETS危机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已经在流程之中，他也终于重新回到董事长与总裁位置。
一年前《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学校可以变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机构，学校资产可以明确划归举办人所有。
俞敏洪顺利地将举办人从他个人更换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集团内部的斗争也终于偃旗息鼓了。
这一年著名私募股权公司老虎基金进入新东方，以投资3000万美元的支出，获得新东方10%的股份。
充足的现金流投资人的期许，给了俞敏洪和新东方人巨大的信心，那件他们曾为此打得头破血流的事，终于看到了曙光，新东方要上市了。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
早上九点俞敏洪站在纽交所的敲钟台前，他的身边一边有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这三位老友，也站着谢东萤陈向东、沙云龙这些新加入新东方的员工。
站在台上的俞敏洪恍如隔世，那年他44岁，《亚洲周刊》将他评为“21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10位人物”。
但此时他的心情十分复杂，纽交所的欢庆晚宴结束后所有人都喝醉了，他一个人坐在了哈德逊河边待了一个小时，映照在他脸上的情绪不光是喜悦，还有迷茫无措和隐隐地失落。
一个新的企业发展阶段来了，他知道那些曾经陪伴过他的人即将远去。
上市前夕的2004年，大将胡敏江博离开新东方，另起炉灶，徐小平与王强也即将抛售股份套现走人，并在此后创立了真格基金。
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如今只剩下一人，孤单、寂寞、茫然，像哈德逊河面吹过的冷风一样，足以令他打一个冷颤。
当年的兄弟们分道扬镳了，他必须独自面临新的挑战。
上市之后新东方会变得更好吗？如何跟新入局的资本力量打交道？资本追求速度而教育追求稳当，他的教育理想又是否会受到伤害？
十余年奋斗，新东方成了一艘更大的船，也即将走向一片有更多暗流的怒海上。舵手俞敏洪回头看了看，少了很多同伴。
上市之后新东方踏上了发展的高速公路，2007年5月，上市8个月后，新东方留学直通车全国推广管理中心成立；同年11月，新东方成立国际高中项目部；2008年3月，新东方全面推进中学全科培训业务，推出优能中学教育子品牌；12月底，同年5月，新东方在全国已开设207个教学点（包含学校和教学中心）学员总数127万；2012年财年末，新东方全国教学点已经突破至664个，学员总数超过240万人。
如同拔节的春笋，上市后的新东方一路直冲云霄。惊人的扩张速度，更多的财富，更大的影响力以及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对手。
可就在一片大好的势头之下，漫天乌云突然滚滚而来，一个名字横在了所有新东方人的面前——
“浑水”。
2012年7月18日，美国浑水公司突然在其网站上，针对新东方发布了90多页的调研报告，在报告中浑水对新东方提出三大指控：
一 ，指控新东方部分或全部学校数量作假 总收入不实；
二 ，指控新东方财务报表没有准确反映北京海淀学校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三 ，指控新东方将不同利益实体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并入公司报表；
指控条理清晰看起来相当“实锤”，事发突然美股反应强烈，两天之内新东方股价从每股20多美元迅速跌到9.5美元，市值蒸发近20亿美元（约合127亿元人民币）。
浑水在中概股市场享有威名，这是一家专门做空中概股的公司。其名“浑水” 取自中国成语“浑水摸鱼”，其创始人卡森·布洛克是个“中国通”，他了解当时中国公司在上市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造假行为，许多上市公司把收入至少夸大了100倍，因此他的目的就是做空股价，然后趁股价大跌时从中得益。
2010-2019年，浑水先后做空过16家中概股公司，其中9家公司被摘牌退市，其余都受重创。
浑水屡屡得手，让中概股在北美资本市场基本上失去了信用，新东方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而战场上打败对手的是行动和速度。
7月19日下午，遭遇浑水攻击第二天后，俞敏洪迅速面对媒体对浑水指责一一予以回击。
然后第二件事，稳住股价。他迅速召集了一批企业家朋友，马云郭广昌等人，相比于国外投资者对中国运营机制的不了解，国内的这群朋友，显然更了解中国和俞敏洪的为人。
他们问俞敏洪：“老俞，浑水公司对你的指责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你就告诉我们实情，我们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如果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来买新东方的股票，帮你把股价拉回来。”
俞敏洪回复：“新东方从来没有做过假账，这是我的底线。”
朋友听完后说道：“不用再讲了，喝酒吧！”
不到两天的时间新东方股价从9.5美元回升至12美元左右，不做假账是俞敏洪的做人准则，事业初创时他已经懂得将账目问题公开透明化。
他有个要求，不管是谁花公司的任何一分钱都需要记账，为了起带头作用，他自己吃饭也绝不会花公司账上的钱，就算当初经历了家族经营时期，他也绝不允许任何亲戚干涉财务。
珍贵的不作假传统，让俞敏洪走过了浑水攻击的第一个关口。
紧接着俞敏洪开始了自证，这件事情很难就像一个没有偷窃的人要极力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小偷，但为了重新获得股民的信任，这条路又不得不走。
他聘请了国际知名独立律师事务所，会计独立调查团，以1500万美元酬劳的代价，让调查团收走新东方全部电脑，拆走所有硬盘，最后作出事无巨细的调查报告。
一年半以后报告终于出炉，它被递交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新东方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俞敏洪又赢了，他的底线战胜了在中概股市场无往不胜的浑水公司，也为中国公司在海外资本市场赢回了尊严。
整理战袍，他又将踏入下一个战场。
2016年2月，新东方旗下公司新东方在线获得腾讯3.2亿元投资；
7月，新东方集团与新东方在线共同成立东方优播，专注K12领域；
2017年4月，北京双师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借助双师模式开疆拓土；
双师模式指一堂课由两名老师共同完成，线上名师直播授课，线下辅导老师在实地课堂辅助教学。双师模式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名师资源稀缺、分布不均的问题。
新东方一方面在大中型城市以盈利为目的推广双师，同时也向农村、边远、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输送公益教育资源。
也是在2017年4月，新东方市值突破100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一家市值过百亿美元的教育品牌；
迅猛的发展，让俞敏洪带领新东方第二次、第三次登陆资本市场。
2019年3月28日，新东方在线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成为港股在线教育第一股；
2020年11月9日，新东方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首家同时登陆美股和港股的教育公司；
在上市仪式上，58 岁的俞敏洪第三次敲钟，鲜花着锦的形势中，他信心满满、神采奕奕，恍然不知等待他的是命运的再次沉浮。
2016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办十周年专场活动“十人看十年”，一共邀请了郭广昌刘永好、俞敏洪、马云等十位企业家，共同讨论中国未来发展十年。
轮到俞敏洪时他站在台上春风满面地说——
“面向未来十年，阿里巴巴、腾讯、小米、乐视一定都在经济发展视野中，但百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昌盛，这些公司可能就不在了。百年以后巴巴阿里之类的会出现，什么东西能够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呢？我认为只有两个字，就是教育。所以百年后新东方一定还会在。”
马云立即回怼——
你犯了两个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十年以内阿里巴巴等公司未必在，可能三年内就不在了，现在没有一个互联网公司真正能红三年。第二个逻辑错误，教育在，新东方未必在，这是两码事。教育不等于新东方。
这是站在2016年对未来十年的展望，如今似乎一语成谶，身处时局的人无法想象未来，这是局限也是命运，又未尝不是机遇。
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潮水褪去之时，谁成了裸泳者？
谁又能走向下一个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