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奈达宫的悲歌

1970年10月，由智利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等6个左派政党组成的执政伊始，阿连德立即宣布要使智利成为“第一个按照民主的、多元化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是，安第斯山下这个“铜矿之国”顿时成了举世瞩目的新焦点。

那时，我虽已从智利回国两年，但在外交部平时工作中接触最多的公务还是有关智利的。尤其在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消息传来后，我和部里从事拉美工作的同事们都兴奋不已，期待着他实现智利同中国建交的诺言。

阿连德大选获胜后，宣称他的政府的基本任务是“结束帝国主义者、垄断集团、地主寡头的统治，在智利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外交的决策人和指挥者周总理对阿连德的当选执政和奉行进步的内外政策给予热情赞扬和欢迎。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拉丁美洲，“古巴是60年代，阿连德是70年代，美国的‘后院’不平静了”。

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宣布与中国建交。

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电贺阿连德，表示坚决支持智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同时，决定派出以倪志福为团长的中国工人代表团前往智利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庆典。代表团回来后向总理汇报，智利政府有意尽快同我建交。总理迅即指示我驻法大使黄镇同智利驻法大使进行谈判。双方于当年12月15日签署了建交公报。周总理对这一由智方起草却完全符合我建交原则的公报十分满意，称赞阿连德政府行动果敢，在拉美国家同我建交方面“开了好头”。这份公报的西班牙语文本也就成了我们后来翻译我国同其他拉美国家建交公报的范本。我们内部称之为“智利模式”。

1965年3月，新中国派出人员赴智利建立第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常设机构——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原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林平等6人下飞机后正大步迈出机场。右起：林平、黄志良、刘长恒（副代表）、张萍（刘的夫人，会计）、刘静言、张廷福（厨师）。

中智建交后，我国政府任命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智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林平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我和静言1968年离智回国后，他继续担任了两年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驻智利商务代表。我们为他“转正”为我国驻智利的官方代表而感到高兴，深信他能出色完成使命，进一步促进中智友好关系。但我个人因有在革命后的古巴工作的那段经历，对智利政局前景颇为担心。谁都想得到，美国是不会容忍在它的“后院”又有一个国家出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美国政府肯定要对智利新政府进行破坏，施加压力。可以预见，我驻智利大使馆将在极其复杂、微妙的环境里工作。因此，中智建交后，我更加密切关注着圣地亚哥发生的一切和使馆报回来的情况，也时时勾起我对阿连德博士本人的回忆和怀念。

不倦的社会主义战士

我第一次见到阿连德是1960年在古巴。1961年，我随南汉宸率团访问智利时，在他家中受到了他的亲切款待。那时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对中国友好热情，对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推崇备至。我同阿连德博士接触甚多，对他真正有所了解，则是在1965年我到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之后。

记得在我们刚到圣地亚哥后不久的一天傍晚，我听到一阵门铃响，出去开门，见一位身穿便装、带着黑边眼镜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竟没有认出是谁来。来人笑了笑说：“老朋友萨尔瓦多·阿连德到此，不认识啦？”我毫无思想准备，谁会想到一位鼎鼎大名的政界领导人会这么随便地出现在眼前。他当时是社会党主席、参议员。我连声道歉，请他入内。阿连德说不必了，解释道，他到中国代表处来如同上亲友家串门，所以没有预约就登门了。他说他这次是来告诉我们，他即将出国访问，出席不了我商代处的建处招待会，等两周后他出访归来，再请林代表和商代处全体同志到他家中做客。说罢，挥挥手开车走了。

果然，两星期后，阿连德博士和夫人奥丝顿西亚（大家都亲昵地称她“邓佳”）邀请林代表夫妇、刘副代表夫妇、李言年及我和静言等商代处全班人马到他们家中做客。他们仍住在三年前我到过的那座寓所，那是一幢坐落在一条名叫“老警卫营”的静僻街上的两层楼房。这是一所圣地亚哥一般中产阶级市民居住的普通住宅，300多平方米建筑，带有一个不大的庭院。

阿连德家的会客室相当宽敞，布置得也很雅致，两边的陈列橱里错落有致地摆满了主人收藏的各种文物、古董。引起我好奇的是，一边放得全是拉丁美洲的，另一边放的却都是中国的。阿连德博士告诉我们，他的“癖好”是集他到过的地方的文物古董。他足迹遍及拉美各国，到过中国3次这些陈设品都是他自己从这两个地区随身带回国的。说着，他从橱里取下几件墨西哥的玛雅石雕像和黑白双色图纹的秘鲁印加瓦罐，以及几件中国西安出土的陶俑和水壶，给我们看了看，并作了仔细比较，而后感叹地说，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和中国的古代文化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断言，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津津有味地列举了好多实例，证明那种认为新大陆最早的土著居民是通过白令海峡从亚洲迁徙过来的学说是有科学依据的。我没有想到，这位医生出身的政治家还是考古知识渊博的文物爱好者。

阿连德夫妇有三个成年的女儿。大女儿结婚后另外居住，小女儿还在上大学，常住在学生宿舍里。同他们住在一起的是二女儿和二女婿。那天正好二女儿新生的男孩满月。阿连德夫人特地邀请我们（商代处的三位男士）的三位夫人上楼去看望他们心爱的小外孙。

那天晚餐，按照女主人的说法是“家庭式的聚会”，阿连德夫妇同我们谈得很亲切、投机。阿连德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智利各方面的情况，谈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的看法，也说起了他个人身世和政治抱负。自那晚以后，我们同阿连德博士经常来往，有时他和家人到我们商代处做客，有时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一起喝茶或吃饭。他运用他的政治影响和地位，给我们商代处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对他的友谊和了解也日渐加深。

阿连德的全名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从他的母姓戈森斯可以猜出他母亲是犹太后裔。他1908年生于瓦尔帕莱索一中产阶级家庭，曾在瓦尔帕莱索大学攻读医学，1932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智利社会党党员阿连德

他早年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参加和领导过进步学生运动；1937年参与创建了智利社会党，后来成为该党的总书记、主席。他担任过众议员、卫生部长、参议员、参议院副议长和议长。他一向富有正义感，深切同情劳苦大众，热心为人民谋福利，在中下阶层和知识界深孚众望。他积极参加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捍卫各国人民民主、民族独立的运动，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望。

我多次听到阿连德博士热情颂扬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革命是人类解放的榜样，古巴革命是拉美人民的希望。但他和他领导的政党一向认为，根据智利的具体情况，他们有可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议会斗争，以和平手段建立人民民主，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1958年，阿连德第二次参加总统竞选。

他在1952年、1958年和1964年三度作为左翼政党联合阵线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虽都没有成功，但阿连德从不气馁。尤其1964年那次大选中，阿连德代表的人民行动阵线和新兴的基督教民主党一直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只因最后时刻右翼势力、教会和美国担心阿连德当选会对他们更加不利才转而支持较温和的基督教民主党，遂使该党领导人弗雷当选执政。阿连德对那次失败很不甘心，对竞选总统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故而准备在1970年大选时再作第四次拼搏。他申言，不为个人争名，只为人民争权，发誓要为在智利建立人民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而斗争到底。

他在和我们商代处同志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谈及他的这一坚定不移的意志。他激动地说：“我死也要死在莫奈达宫（总统府）。”当时，我听他讲出这句话来，心里为之一震，深深为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而感动。但万万没有料到，八年后，这句不祥的誓言竟一语成谶。

我从智利回到国内后，心中还常常牵挂着这位老朋友的境况。而且不只是我，部里的同事们上上下下都很关心他竞选活动的进展。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还经常询问智利和阿连德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当周总理听人汇报说，1967年阿连德访问朝鲜回国途中，在北京首都机场转机，停留了8个小时，没有得到中方人员的照料时，总理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当时一位分管拉美事务的副外长。此后，我多次听到总理在会见智利客人时提及此事，并一再请他们向阿连德博士转致歉意。

周恩来总理会见阿连德的夫人和女儿。

1970年春，阿连德夫人携二女儿伊萨贝尔代表阿连德博士来华访问。周总理亲自会见，同她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我当时担任这次会见的翻译。记得阿连德夫人告诉总理，她丈夫正忙于竞选，国内形势对左派力量很有利，阿连德获胜希望很大。总理详细询问了竞选各方的力量对比，特别问到了军队的情况。阿连德夫人说，智利军人有民主传统，拥护宪制，对党派斗争持中立态度。总理指出：“武装力量不可忽视”，“军队问题十分重要”。他说，毛主席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人民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时，伊萨贝尔插话说：“我们掌权后一定要改组军队，建立工农武装。”总理听了称赞她说：“你是位了不起的革命小姐。”

阿连德夫人转告总理，阿连德当选执政后，智利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总理高兴地说：“虽然大选是每个国家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但我衷心希望我们的老朋友阿连德博士当选总统，实现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建交愿望。”总理在向她们阐述我建交原则时，反复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即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反对蒋介石集团待在联合国，不能让其“外交代表”继续留在智利。阿连德夫人保证，要把周总理的意思如实转告阿连德。

1970年11月3日，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

半年后，阿连德当选执政，两国即指派代表谈判建交。智方起草的建交公报完全符合我建交原则精神。周总理读后说，智方考虑得很周到，一个字都不用改动。毫无疑问，中智建交谈判顺利达成协议和智利政府果断处理台湾问题，同周总理亲自做工作有着直接关系。

周总理的关心和担忧

1970年，阿连德竞选总统时的海报。

阿连德是由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激进党等四个左派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竞争对手是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智利前驻美大使托米奇和右翼保守派民族党候选人、年已74岁的前总统亚历山德里。三派势力的角逐非常激烈。10月大选的结果是：阿连德得票36%，亚历山德里为35%，托米奇为28%。由于得票最多的前两人均未超过半数，根据宪法，由议会在他们两人中间投票推选出总统。

1973年，阿连德在议会选举中投票。

此时，基民党提出，以未来的人民团结政府遵守“宪法保证条例”作为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阿连德的条件。按照“条例”精神规定：阿连德政府执政后一切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必须尊重军队和国家警察的原有体制、等级制度，不得建立同国家军队和警察相平行的武装组织。阿连德接受了“宪法保证条例”，基民党遂于10月24日的议会投票中支持了阿连德。

施耐德

同时，又由于不久前发生了支持选举、同情阿连德的陆军司令施奈德将军惨遭枪杀事件，这也促使不少原来持中间立场的议员转而同情阿连德，投了他的支持票。这样，阿连德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智利总统。

上任后的阿连德

阿连德当选后即宣称：“智利将以争取议会多数代替暴力革命，智利有必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的革命道路，多党制的道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曾经预见到这条道路，只是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

阿连德总统提出的“第二模式”，即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平地完成社会主义变革的模式，能否行得通？智利的革命道路究竟如何走？这在当时成了世界上普遍关注的一个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周总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极为关心。那个时期，他在会见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客人时，总要同他们探讨智利问题，并十分注意了解阿连德政府施政纲领的实行情况。

据我所知，周总理关于智利问题同外宾有过多次重要谈话，其中有两次我在场当翻译。

1971年6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墨西哥《至上报》社长胡利奥·谢雷尔的采访。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周总理回答了谢雷尔提出的各方面的问题，从中国革命和国内情况谈到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从墨西哥历史谈到拉美现状，从古巴革命谈到智利道路。

记者问总理如何看待阿连德总统通过和平手段上台执政。周总理首先表示对阿连德当选总统执政和中智建交深感欣慰，并给予很高评价，但同时指出，如同阿连德总统自己所说，取得了政府并不等于取得政权。总理认为，通过选举取得的胜利是暂时的、过渡的。他说：“我们不相信议会道路，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用议会政治选举把外国侵略势力赶走，实现民族完全独立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的，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总理向记者仔细分析了两轮选举的经过后指出，“阿连德总统的当选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接着又说：“现在阿连德政府是一个民主政权。一个政权要巩固，没有武装力量支持是不可能的。你们拉丁美洲稍微有点进步倾向的政府被推翻的例子不胜枚举。”

智利军队

墨西哥记者立即提出，智利的军队不同于其他的拉美国家，智利军人从不干政。

总理摇了摇头说：“如果智利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而且如果智利当局现在不注意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

“当然，我们希望智利军队的官兵都是爱国的。”总理最后笑了笑说。

《至上报》社长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华回国，所以采访一结束，他就很快把这篇重要的访谈记录稿整理了出来，交给我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司立即组织一批笔译人员，把西班牙文的记录稿再译成中文，当晚11时，把译出的中文记录稿送总理审阅。凌晨5时，总理办公室退回记录稿。我看到了总理的亲笔批复：“谢雷尔先生的记录稿整理得很好，同意发表。”此刻，我为自己顺利完成口译任务而舒了口气。同时，一想到敬爱的周总理又是工作通宵达旦，心里很不平静。

出乎我意外的是，谢雷尔这篇采访记刊登在多家拉美国家的主要报纸上，不仅引起了强烈反响，还差点惹出一场外交风波。原来，《至上报》在刊登周总理的谈话时，还发表了一篇社论，除了对周总理赞扬一番之外，特意表明，他们不能苟同他关于议会道路和评论阿连德当选的一些观点。

智利最大的日报《信使报》全文转载了谢雷尔文章中有关周总理对智利问题的看法。智利政府对此表示有所不快，指示其驻华大使委婉地向我外交部提出，并要求澄清。最初，美大司办案同志给我打了个招呼，可能要让我受点“委屈”，为了不影响两国友好关系，拟以“有关段落的措辞翻译不确”搪塞一下。这本是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常用的一种借口。后来，司领导考虑到谈话记录是总理亲自审阅的，况且总理的立论正确，用词恰当，不应推诿，决定对智方的要求拖而不答。之后，随着智利国内局势演变，对方也不再提此事了。事隔两年，智利果然发生军事政变，《至上报》旧事重提，又专门写了一篇社论，承认他们在智利问题上判断错误，指出事实证明“周恩来是对的”。

周总理另一次比较集中、深刻地讨论智利革命道路问题，是1972年3月会见并宴请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那次长达6个小时的谈话。那天，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气氛异常严肃，陪见人员也比往常多。有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和副总参谋长彭绍辉等。会见于下午6时开始，交谈一小时后，总理设宴款待客人，饭后宾主接着长谈到零点30分。

话题首先集中在阿连德总统要立即在智利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周总理高度赞许阿连德总统的革命热忱，但明确指出，革命要分阶段。当前，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还不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还必须要通过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跳过去”。他说，混淆了两个阶段的任务，就容易混淆两个不同时期的路线和政策，结果会使有“左”倾情绪的人感到不满足，而思想偏右的人就害怕，而不参加。这样就把我们自己反而孤立起来。总理还语重心长地强调，马列主义要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指出苏联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即便是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古巴革命的经验，“都不要照抄”。

在智利客人说到在革命现阶段“中立中产阶级”的问题时，总理说，这个口号值得商榷。他指出，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产阶级就应该予以联合，不应该中立”。总理举出荣毅仁的例子，解释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还说，中国共产党连“末代皇帝”都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

在谈到外资国有化问题时，总理指出，应当“区别对待”，先没收美资的，其他的暂时不收归国有。这样可以避免它们同美国联合起来进行破坏。做法上“要分步骤”，可以逐年没收，也可以分股，例如国家51%，外资49%。此外，还要注意利用外资企业中的技术人员。

周总理花了很多时间同客人讨论军队问题。他向客人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武装革命斗争的历程。在讲到平江起义时，指了指在坐的彭绍辉副总长说：“他就是参加平江起义的。”总理又突然转身问我：“你知道平江起义吗？”熟悉总理习惯的人都知道，他经常会在同外宾谈话时“考问”陪见人员和翻译。我答道：“是湖南农民起义。”总理指出：“不只是农民起义，也有革命军人参加，而且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接着，他扼要讲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军人同工农武装结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过。总理强调说：“军队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为了说明即使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武装也至关重要，他向客人讲述了1924年广州发生的“商团事件”，指出革命力量就是依靠工农武装和黄埔军校中的进步军人镇压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反动的商团武装，才保住了革命政权。

针对智利朋友们普遍相信“智利军队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说法，总理指出，世界在变化，拉美在变化，“智利不会原封不动”，“好的传统到了一定时候也会起变化”。总理谈到了1922年陈炯明叛乱事件，提醒说：“不仅是外国的侵略势力，就是本国的保守势力也要利用军队。在这种进步与保守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军队不会不受影响的。”他又以刚发生不久的玻利维亚军事政变为例，进一步向智利领导人指出：“从这个教训就得出，智利要准备两手，就不能不考虑怎么能够使武装部队站在进步方面。”他请这位执政党总书记转告阿连德总统，“武装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要做军队的工作”。

周总理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是运用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智利实际情况进行的透彻分析，智利客人听得频频颔首，一再表示受到很大启示。我们这些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感到深受教益。可惜的是，阿连德总统在这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未能充分重视。不久，智利果然发生了不幸事件。大家回首重温周总理的这些真知灼见，不胜感慨系之。

历史悲剧终于发生

阿连德总统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提出了反帝、反垄断、反寡头的任务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并据此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首先，将美国资本控制的3家大铜矿和硝矿收归国有，并对全国150家大型私人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形成国家对各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同时，大刀阔斧地进行土地改革，先后从4000多个大庄园主手中征收了800多万公顷土地，建立国家农场、合作社，或直接分给无地农户；采取措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支持工人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基层群众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在对外政策上，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积极支持拉美和亚非各国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扩展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在南美国家中率先同中国建交，并恢复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亚历山德里执政时断交）。

阿连德签署铜矿国有化文件。

阿连德政府这些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曾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在改革的第一年，智利的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这时，在国际上，有人把智利的改革作为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样板大加宣扬。但好景不长，人民团结政府的领导者们对智利的具体国情考虑不够，头脑不够冷静，改革的步子越来越快，打击面也愈来愈宽，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第二年，生产开始滑坡。超越限度地提高人民收入和大搞社会福利，给国家增加了沉重负担，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严重失调，国家开支激增。政府为弥补赤字，被迫大量发行货币，致使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市场商品匮乏，劳动者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随之增长。

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后，智利政府四处向友好国家求援。我国政府也向智利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但任何外援解决不了一个国家的根本问题。

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我至今没有淡忘。

阿连德与智利儿童。

阿连德总统认真履行了竞选时所作的改善社会福利的多项许诺。其中之一是为全国学龄儿童免费供应早餐。1971年1月起，智利孩子们每天到校后能吃到一份牛奶和面包加黄油的丰美早餐。第二年，由于国内牛奶产量锐减，牛奶供应发生困难，智利政府要求我国紧急支援500吨奶粉。我记得，当时的李先念副总理向来访的智利代表团作了坦诚的解释。他说：“你们大使一定知道，大多数中国儿童是喝不上牛奶的。我国的牛奶产量极有限，鲜奶都不够用，哪能大量生产奶粉。即使我们设法从国际市场上买到了奶粉转送给你们那里，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根据我们的切身经验，只有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广大群众的社会福利。”

当时，智利的国内供应已是全面紧张，国家被迫花费大量外汇进口食品。1973年2月3日，周总理给阿连德总统写了一封信。我们连夜把信赶译成西班牙文，第二天由来访的阿尔梅达外长带走。总理在信中写道：“中智两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对于智利现在面临的困难，我们很理解并给予深切的同情。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是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恶果。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遇到类似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发展中的国家除了相互帮助外，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如果经济不能立足国内，过多依靠外援，特别是依靠大国的贷款，这是危险的。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有过沉痛的经验教训。”

总理信中还指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要自主地发展民族独立经济，就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最后，总理又诚恳地提醒阿连德总统，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更要考虑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作两手准备，争取好的，准备坏的。总之，改变经济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只有结合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才能逐步实现。这是我们从中国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一点体会。

我听说，阿连德总统读了周总理的这封信后，十分感动，对信中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为了让政府官员和更多人理解信中精神，他指示把周总理的信在智利报纸上全文发表。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

本来就对这场改革怀有敌意的国内外反对势力，利用政府政策上的失误、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各阶层人民不满情绪的扩大，推波助澜地进行抵制和破坏。一贯把阿连德视为心腹之患的美国，更是火上浇油，不断对智利政府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实行经济封锁，减少或停止向智利的贷款和投资，压低铜价；同时，极力支持智利国内的反政府活动。连曾支持阿连德当选的基民党等中间在野党也转而采取对抗的立场。

面临严重的局面，阿连德不得不放弃一些过激政策，但改进措施未能产生明显效果。物价继续上升，市场供应更加紧张，群众抗议浪潮更趋猛烈。阿连德为了稳定政局，寄希望于军队的支持，他邀请三军司令和警察司令入阁，不料这反而为后来的政变留下了隐患。

那个时期，我们几个在智利工作过，又认识阿连德的同事，更是为智利局势和阿连德总统的命运担忧，每天上班首先阅看我驻智使馆报回的情况和国际电讯有关智利的报道。起初，有的同志还比较乐观地估计，阿连德总统凭借他驾驭政治的能力，尚可能“摇摇晃晃”维持到下届1976年大选交权。持此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1973年的议会选举，人民团结阵线所得的票数非但未减少，反而从36%增长到44%，在参、众两院分别增加了32席和6席。岂知，反对派意识到通过合法途径已难以推翻阿连德政府，于是筹谋非常手段，对阿连德总统发起新的进攻。

进入4月，智利局势变得越来越严重，气氛愈来愈紧张。罢工浪潮波及全国和各个行业，家庭妇女上街敲空锅，广大学生游行示威，军队内的不稳也逐渐显露。

6月29日，部分军人发动兵变，出动坦克攻打总统府。幸而在拥宪派陆军司令普拉茨指挥下，平息了叛乱。

7月5日，又有部分海军官兵起来造反。27日，右派游击队暗杀了阿连德总统的陆军副官，又在捷克和朝鲜驻智利使馆制造爆炸事件。

普拉茨将军在军内反对派压力下，被迫在8月23日辞去陆军司令和内政部长职务（不久后，这位爱国将军在流亡阿根廷时被人用定时炸弹杀害）。许多拥宪派高级军官被排挤出领导岗位、圣地亚哥卫戍司令皮诺切特将军取代普拉茨任陆军司令。至此，反对派已完全控制军权，军事政变迫在眉睫。

阿连德和皮诺切特（右）。

我从使馆报回的信息中得知，阿连德总统有预感到政变即将来临。有的朋友劝他不如像巴西夸德罗斯总统那样，出国算了。但他坚定的回答：“让他们拽着我的双脚，把我拉出莫奈达宫吧！”（莫奈达宫就是智利总统府，因为这幢坐落在市中心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两层建筑最初是铸币厂，殖民年间，此处是财富的标志，共和时代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

1973年政变照片。

酝酿已久的军事政变终于爆发了。9月10日夜，以皮诺切特为首的三军司令和警察司令组成的军人执政委员会，下令军队向首都方向迸发。

1973年9月11日（星期二）是愁云惨雾的一天，我根据国际通讯社发自圣地亚哥的电讯，默默记录下了智利现代史上最富悲剧色彩的一页：

清晨6时，叛乱的海军陆战队占领了离圣地亚哥150公里的瓦尔帕莱索港。

早7时，阿连德总统在家中打电话询问三军司令，无人回答。

7时半，阿连德来到莫奈达宫。此时，总统府周围还有一些警察和坦克守卫。

8时，陆军已占领首都各处战略要点，空军飞机在莫奈达宫上空盘旋。

8时20分，坐镇在总统府对面的国防部大楼里指挥政变的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在电话中要总统投降，并说已为他和他的家属和合作者准备好了一架飞机和护照。阿连德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不同叛徒谈判！”“智利总统决不逃跑！他知道怎样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

接着，阿连德在总统府利用尚受政府控制的麦哲伦电台两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军事政变，断然拒绝辞职。

8时50分，守卫总统府的坦克和一些负责保卫总统的军人和警察开始撤离。

9时10分，已赶到莫奈达官的阿连德的长女贝亚特里斯从另一问房间打电话告诉阿连德，他们要把她和其他几位总统亲信扣作人质，强迫阿连德投降。“你不要这样做，”阿连德说，“我要求他们把你们杀掉，因为我不会投降。这样，历史会知道，是你自己的爸爸命令杀掉你们的。”

10时55分，政变部队的坦克冲向总统府，飞机也向总统府扫射。阿连德命令他的女儿、他的合作者和秘书们撤离莫奈达宫。他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不离开莫奈达宫，也不投降。他们从这里拉出去的只能是我的尸体。”说罢，阿连德头戴钢盔，身着防弹背心，手持冲锋枪，进行顽强的抵抗。

11时30分，皮诺切特向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如不投降，就轰炸莫奈达宫。阿连德拒不投降。

叛军轰炸拉莫内达宫

12时，两架霍克一猎人式飞机向总统府投下炸弹，建筑物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13时45分，政变部队攻入总统府。阿连德喝令身旁合作者和秘书们马上撤离莫奈达宫。他对他们说：“我最后出去。”

14时20分，当最后离开阿连德的人走下楼时，听到了两声枪响。阿连德用一支冲锋枪击中颚部自杀……

战斗到最后时刻的阿连德，他手中的冲锋枪是卡斯特罗所赠。

关于阿连德自杀的说法，我是从外国记者最初的报道中看到的。后来又传闻，总统是被杀的。但无论何种说法，阿连德像他曾说过的那样，是“作为智利总统死的”。历史会公正地记载，这位65岁的总统是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的。

牺牲后被抬出的阿连德。

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的噩耗传到北京，我们每一个认识阿连德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愤。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翻译了周总理发给阿连德夫人和女儿的唁电。周总理称颂“伟大的阿连德总统”为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促进中智友谊和亚非拉团结反帝事业作出了积极努力，“他的高尚愿望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总理还在唁电中指出，智利人民将从这一沉痛事件中“吸取教训”，流露出他对这一历史性悲剧的无限痛惜之情。

2022年9月11日，民众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集会，纪念前总统阿连德遇难49周年。(新华社发，豪尔赫·比列加斯摄)

莫奈达宫的悲歌震撼了智利和所有拉美人民的心，也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注：原文刊于《外交官杂记丛书》鹭江出版社1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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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转自 |《足迹》

作者 | 黄志良  图片 |《足迹》、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