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纳卡：拆解南高加索地缘政治僵局的前世今生

新闻背景：

当地时间9月19日，阿塞拜疆国防部宣布在纳卡地区发起“反恐行动”，以恢复“宪法秩序”，并驱逐亚美尼亚军队。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欧盟以及联合国等各方都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并停止武装行动。9月20日，经俄罗斯斡旋调停，阿塞拜疆与纳卡地区代表达成全面停火协议，停火条件包括纳卡地区武装放下武器等，目前双方谈判议程依然在持续推进中。据俄罗斯军事博主消息，亚美尼亚境内包括首都叶里温在内多地爆发大面积示威游行，民众上街抗议帕希尼扬政府“出卖”纳卡地区的同胞，并呼吁亚美尼亚当局有更强硬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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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连绵不绝的高加索雪峰以南，这片西望黑海，东临里海的颈喉之地上自西向东横亘两千里依次分布着三个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这一地区多民族混居且宗教与战争历史皆悠久复杂，自古以来就是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无数经纬脉络纠葛缠绕的地缘战略难题充斥其间，尤以亚阿两国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地区的领土争端而爆发的一系列冲突、血腥屠杀乃至大规模兵刃相向最具代表性。

 从千百年来铁马金戈与烈焰十字架写就的历史遗留问题，到2020年第二次纳卡战争之后悬而未决的隐患与纠纷，再到各国各方各势力团体在国际制度框架下的重重博弈，暗流汹涌变成喷薄而出，新仇旧恨，可谓泥沙俱下。

一，纳卡问题的历史经纬

纳卡问题作为历史的沉疴旧疾，固然在数个世纪以来的地缘战略进程中不断嬗变，添加了很多新的元素，抛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细枝末节，但始终无法回避“历史遗患难以根治”的核心。

1829年7月，沙皇俄国三万五千奇兵横越外巴尔干山脉，直捣伊斯坦布尔，并在随后的决定性战役中一举击溃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双方遂签订历史性的《亚得里亚堡和约》。依据此约，土耳其须割让南高加索山脉一带临近黑海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其中就包括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一地区随后直接成为了沙俄对抗土耳其及其英国盟友的战略前沿，地缘价值骤升。

为了有针对性地深耕经营此地，沙俄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转移政策等，向本属于阿塞拜疆人的传统居住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迁入了数十万亚美尼亚人，使得亚美尼亚族群成为当地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民族。

1918年12月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在随后遍布全国的动荡时局的背景下，亚美尼亚攻占了卡拉巴赫的首府舒沙，经过英国方面随后的调停，卡拉巴赫被交予阿塞拜疆管理，然而阿政府却对舒沙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关于死亡平民人数，目前西方史学界一般公认的数字为六万至二十五万人。

在苏联时期，即使有苏联中央政府作为某种意义上强制行政调停与压制矛盾的“机械降神”式存在，同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依然爆发了多次程度不一的冲突。而在苏联解体后，因应纳卡地区全民公投并入亚美尼亚的结果，亚政府军果断出击占领了纳卡及其周边原属于阿塞拜疆的七个行政区，史称第一次纳卡战争。从1988年到1994年双方冲突造成约三万人死亡。

进入千禧年之后，亚阿两国围绕纳卡问题展开的斗争随着域外大国插手此地的热情增高，也逐渐呈现更加复杂多元的白热化态势。2001年4月，由美国担任调停方主办的基韦斯特和谈不欢而散，美国在纳卡问题上的抽离感与疲态从这一时期直到特朗普政府执政时都表现得日益明显。

从2016年造成三百余人死亡的“四日战争”到2020年举世震惊的第二次纳卡战争，近两百年民族和领土争端中被鲜血反复浇灌的敌对意识、被烈火不断烧灼的对立情绪在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愈发难以被压制、被平息，尤其是当考虑到这一地缘问题还伴随着数百年来双方人员的大量伤亡和流离失所时，属于底线原则的民族仇恨难以在短期内消弭殆尽。

二，纳卡痼疾难以根除的原因

随着俄军近两千名维和军事人员、90辆各式装甲车辆以及380余件技术装备的进驻，纳卡地区在表面上凭借着俄军事人员的实质性部署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稳定与和平。

但正如台湾时政评论员唐湘龙在某期节目中曾使用“相对和平”的概念来评述两岸关系——这种朝不保夕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和平”在本质上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现状、是一种无法被长期冻结的结构性矛盾。一旦存在外部势力企图重新激活冲突，辅之以内部风云剧变的共鸣共振，伴随而来的将会是一系列更棘手的难题与挑战。

 “怎么又打起来了？”实际上，舆论场中这句长期存在的、针对纳卡问题简单粗暴的疑问不仅反映了公众普遍存在的某些认知盲区，更传神地呼应了该问题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本质。

首先，上一次纳卡战争结束后的停火协议并未对纳卡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关于“如何界定这一地位”的谈判触及亚阿两国在该问题上的核心立场，因此想要达成协议可谓难于登天。

具体而言，阿塞拜疆坚持认为如何处理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族群，这一问题纯属阿国内政。但与此同时阿政府却从未在任何官方文件或声明中明确描述具体将如何保护当地亚美尼亚人的基本人权受到保障。反而是从政府高层到民间自上而下的各种反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宣传叙事层出不穷。

阿塞拜疆总体阿利耶夫在今年四月曾表示：“生活在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要么接受阿塞拜疆国籍，要么找另一个地方居住”。这不禁令人想起2020年纳卡战争时期阿官方推出的一张争议巨大的邮票，邮票上显示穿戴防疫装备的军事人员正对纳卡地区进行“消毒清洁”。

双方围绕欧安组织《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在法律层面展开的交锋甚至形成了某种程度上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

阿方认为，冲突是亚美尼亚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并导致其领土被亚美尼亚占领，这直接违反了文件中有关“国家领土完整性和国家边界不可侵犯”的规定；

而亚方则认为，阿塞拜疆不承认纳卡当地居民关于建立“纳卡共和国”的投票公决，这同样违反了文件中有关民族自决的规定。

其次，纳卡战争在当前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下将激化矛盾外溢的扩散性效应。该问题固然存在其沉淀已久的历史经纬，但实际上阿塞拜疆在2020年通过战争手段打破地区内势力平衡，一举扭转了亚美尼亚的相对优势地位，大大提升了己方在相关议程上的议价权。

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反常规，乃至破坏了国际秩序应有之公义的冒进手段。

但当结合这三年来其他包括但不限于俄乌战争、非洲“政变带”武装冲突乃至台海问题等地缘热点交织进行的时代背景时，以武力打破现状“敢为人所不敢为”的博弈思维完全有可能在政策制定者的路线图中占一席之地。

正如莫斯科大学世界政治系教授费年科在其《特别军事行动之后的世界》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当前的世界属于从“和平文明”向“战争文明”转变之间的过渡阶段。前者建立在上一场全面战争的结果之上，一个新世界在伟大战争的另一边开始。而后者则是建立在新的全面战争即将到来的感觉上，目前的中小规模冲突只是在向全面战争迈进。这些冲突总是没有完成，不完整，因为主要的战斗还没有到来。

三，纳卡问题作为国际地缘竞技场的表征

纳卡问题既不局限于南高加索，更非泾渭分明、非黑即白。诚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言：“纳卡局势比包括国际法在内的简单规范要复杂得多”。

包括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美国、法国等在内的传统区域强国或全球性大国都在这一问题内持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各有倚重的战略杠杆。

各方战略的制定不仅受各自国内安全、外交、防务、经贸、财政、金融、能源等多层面利益的掣肘，更受到来自行政部门、智库、游说集团、军工复合体乃至大财团的直接施压与制衡。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各自在区域内战略抓手的定位有不同，体现在政策主张上也有所不同。

1. 俄罗斯

去年夏天，俄总统普京在彼得大帝诞辰350周年庆典活动上表示，针对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没有夺取任何东西，而只是拿回了本属于俄罗斯的东西，并予以保护”。

无独有偶，俄总统助理梅津斯基此前也曾表示：“当今俄罗斯的领土并不会永远小于俄罗斯帝国的领土”。

南高加索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俄罗斯战略制定者认知中的“传统势力范围”，是一种“当俄罗斯感受到其利益被侵犯时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向来犯者掀桌子”的重要存在。

尤其是当考虑到俄罗斯军政高层深受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学说所影响的因素时，俄罗斯战略文化中有关国家定位和追求地缘政治影响力等传统观念深深根植于俄罗斯统治者的脑海，这样的观念让俄罗斯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构建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对抗性地区秩序，这一点在以纳卡问题为代表的南高加索地缘热点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

2018年亚美尼亚“天鹅绒革命”后，亲西方的帕西尼扬政府上台，其执政后针对亚国内能源产业颇为激进的反贪改革直接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利益团体。其中就包括对俄气亚美尼亚分公司和俄属亚美尼亚铁路公司启动的逃税调查，以及对前总统科恰良和集安组织秘书长哈恰图罗夫所展开的刑事调查等。

对于一个超过60%的二次能源产出依赖天然气的国家而言，亚美尼亚全国天然气进口和分销几乎都被俄气一家垄断，而这只不过是亚美尼亚从经济到社会运行各方面都对俄高度依赖的一个缩影。

至少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就一直试图垄断纳卡问题的调解调停权，甚至因此与负责冲突调解的欧安会明斯克小组积怨重重，导致其提出的停火协议与和谈计划屡屡破产或受到阻碍。

以2014年8月10日的索契会议为例，俄罗斯在当时之所以拉上美法两国召开和谈，其目的除了显示其在纳卡和平进程中“话事人”的地位以外，也不乏向阿塞拜疆施压以防止其过分倒向西方之深意。

可以说，利用纳卡冲突扩大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这才是俄罗斯在该地区战略利益的核心体现。

但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也必须面临新形势的考验。

纳卡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宣布集安组织同盟条约仅限于亚美尼亚本土，纳卡地区冲突并不适用该组织开展维和行动，此举或许含有克里姆林宫方面寄希望于有限战争的失利可以动摇帕希尼扬政府执政基础这层考量。

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分身乏术，以及俄维和部队在纳卡地区尴尬的境地与两面不讨好的存在感，实际上已成为了亲西方宣传叙事重要的舆论战抓手之一。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今年9月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俄罗斯在冲突爆发后正寻求避免疏远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在这样的情况下，亚美尼亚应最大限度减少对他国的依赖，寻求俄罗斯保护是不可持续的”。

正如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在九月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所指出的：“莫斯科当局的考量在于，不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最终能达成何种形式的和平协议，这一协议都应当反映出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相关协议或秩序框架必须要有助于保证北-南国际运输走廊的安全畅通”。（该走廊属于俄罗斯另辟蹊径开发的南北向打通至印度洋的交通要道，途径俄、伊朗、阿塞拜疆、印度，有别于区域内其他更为常见的东西向地缘战略通道）

在平衡各方利益的政策语境中，俄罗斯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在南高加索地区独一无二的控制力，以及如何不让该地区矛盾外溢至威胁到其在乌克兰战事中的战略灵活性，是当下俄高层不得不及时作出响应的一个问题。

2. 土耳其

俄罗斯资深媒体人娜达娜·弗列卓里奇森曾说：“纳卡地区每一场冲突背后，都有埃尔多安的身影”。尽管相较于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传统霸主的地位，土耳其在纸面实力上似乎略逊一筹，但近年来地区势力格局的变化以及土耳其国内政治改革进程的加速，乃至于域外大国在所谓“后苏联空间”的力有不逮等等，都为土耳其构成了介入纳卡冲突，施展其进取性外交政策的重要机会窗口。

与此同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边境冲突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事件以及这两个当事国彼此之间的实力消长，也成为推动土耳其“果断入场”的重要催化剂。

在分析土耳其所掌握的筹码及利益诉求时，不妨将其与另一位重要“玩家”欧盟做一个快速对比，这二者之间在干预纳卡问题上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欧盟缺乏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不具备直接干涉纳卡问的强有力的抓手，始终难以真正影响该地区冲突的解决。

在2020年纳卡冲突爆发之前，欧盟主要通过“软实力”手段来影响南高加索地区，支持以民间社会为主导的和平建设计划，并强调经济和社会合作。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欧盟在该地区的影响效果相当有限，若想发挥实质性作用终归需要依赖与俄、美两国在国际合作框架内的磋商议价。

反观土耳其，第二次纳卡战争前夕，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展开联合军演，原计划于8月10日结束。但在演习结束之后，土耳其并未完全撤回其参与演习的军事装备和人员，很明显是将其留下作为震慑与吓阻的一道“阳谋”。

战争爆发后，据外媒透露土耳其还向阿塞拜疆一方输送了大量叙利亚极端势力的战斗人员，并为他们提供每人1500美元的酬劳。更遑论土阿两国在军事防务与军工科技以及石油天然气能源等多个重要领域的深入合作。

在军事方面，土耳其出口商协会的数据显示阿塞拜疆在2020年前9个月从土耳其购买了1.23亿美元的国防和航空设备，是2019年同期的6倍。又比如土耳其与阿塞拜疆联合研制第五代隐形战机KAAN的合作项目等，乃至于至今在第二次纳卡战争中大放异彩的土耳其Bayraktar TB-2察打一体无人机，阿总统阿利耶夫甚至在战后不久曾直言：“我们使用从土耳其购买的无人机摧毁了亚美尼亚军队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在能源方面，土耳其两条能源大动脉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都途经阿塞拜疆，二者是维护土耳其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

阿塞拜疆在2020年已基本取代俄罗斯成为土耳其最大的能源供给国。更不用说，埃尔多安政府内部一直不乏意见认为纳卡地区的冲突与动乱将随时导致上述两条能源管道被亚美尼亚一方攻击乃至切断，夜长梦多又岂能安寐？

除了军事与能源安全方面的因素外，以泛突厥主义思潮为核心驱动力的身份政治因素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因素，同样是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的重要动机。

第一，“光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荣耀”的民族主义观点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动员具有不可忽视的认知塑造能力。在埃尔多安政府所宣传的概念中，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广袤疆土上的人民都被纳入土耳其“自我”的国家认同范畴，从这个维度上看与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三国的俄族人的“同胞政策”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重新审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可以保持一种特定身份叙事的连贯性，同时为外交政策提供合理的理由。

第二，在泛突厥主义大旗引导下渲染、翻炒与亚美尼亚的历史仇恨记忆为土耳其在处理纳卡问题上定下了激进与强硬的基调。土耳其现代外交政策如果要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泥土中扎根，那就势必继承下奥斯曼帝国关于矛盾冲突的历史记忆。奥斯曼帝国的起源与“突厥”有关，因此“突厥”成为土耳其人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与阿塞拜疆“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血盟关系，与亚美尼亚充满仇恨与血泪的过往，就成为了这一套叙事逻辑投射于土耳其在处理与亚阿关系乃至整个高加索地缘战略上的一体两面。

3. 伊朗

不论是俄罗斯还是土耳其，抑或地理位置相对更遥远的美国及欧盟诸国，在应对纳卡问题的“现场感”时，恐怕都不如东南方向的另一个地区大国要来得更强烈，那就是与阿塞拜疆同属伊斯兰教什叶派国家的伊朗。

伊朗是地区内唯一与纳卡冲突区域直接接壤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冲突外溢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首当其冲的就是伊朗。尤其是当考虑到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一带所生活的多达三千万阿塞拜疆族人时（阿族是伊朗境内第一大少数民族，占总人口超过16%），这些省份的分离主义势力与外部动乱“里应外合”始终是德黑兰当局的心头大患。

实际上，阿塞拜疆乃至其背后的土耳其，长期以来在区域内的野心都未止步于解决纳卡问题，而是想与此同时一举打通从阿塞拜疆西南部横穿亚美尼亚南部边境休尼克省，直达阿塞拜疆在另一边的飞地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其西部与土耳其接壤）的交通要道，这一条雄心勃勃的地缘战略通道也即所谓的“赞格祖尔走廊”。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甚至直言不讳“希望亚美尼亚开放赞格祖尔走廊”。

死敌想要在自己国家开辟一条新路，甚至还胆敢将此事与纳卡问题作捆绑（阿塞拜疆曾提出将包括拉钦走廊在内的多条交通线置入一揽子解决方案中的意见），这在亚美尼亚人眼中当然是不可接受的。

并且，本身就高度依赖出口型经济的亚美尼亚在南高加索地区唯一关系比较好的国家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伊朗，而亚伊两国接壤之处恰恰就是赞格祖尔走廊的必经之路。

帕希尼扬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曾很明确地表示：“所谓的赞格祖尔走廊项目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条不容跨越的红线。”

对伊朗来说，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围绕赞格祖尔走廊建设问题的种种想法，同样都值得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德黑兰当局担心的不仅是伊朗与亚美尼亚之间的边界会被拦腰切断，导致其在南高加索的地缘战略布局被釜底抽薪。

更要命的是，一旦这条所谓的走廊建成，伊朗整个西北部都将被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这两个突厥语系的国家包围，尤其当阿塞拜疆还与伊朗的宿敌以色列保持着密切关系时（外界普遍认为阿塞拜疆是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情报活动基地）。

舆论界并不乏观点认为，为了削弱美国在地区内的影响力，伊朗长期以来都支持建立以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为核心的地区安全体系，从“小三角”合纵连横对冲美西方影响力的大战略角度来看待伊土双边关系固然没错。

但实际上伊朗对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势力的过度扩张始终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土耳其既是地区逊尼派势力的主要代表，又是北约成员国，日益膨胀的野望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与伊朗在地区内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直接冲突。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纳卡战争结束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访问阿塞拜疆时朗诵了一首诗，讲述了俄罗斯与伊朗在19世纪时瓜分阿塞拜疆领土的一段历史。时任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没有人提前告知埃尔多安总统，他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朗诵的内容将使伊朗的一些地方与其祖国本体强行分离。”

伊朗方面当然不会坐以待毙，除了与俄罗斯联合开发北-南贸易走廊的中长期计划之外，伊朗始终致力于在亚美尼亚南部谋求更直接、更具像化的影响力杠杆。

去年十月，德黑兰政府在赞格祖尔走廊的咽喉休尼克省首府卡潘开设了一处领事馆，并在伊朗北部阿拉斯地区与休尼克省的梅格里建立了联合自由贸易区。此外，德黑兰还在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接壤的地区进行了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

在特定的危机形势下，伊朗显然会在综合权衡周边地区势力结构变动以及国内政治合法性动员的基础上，作出极具针对性的外交或安全反应。

4. 美国

美国虽然把前苏联国家视为与俄罗斯竞争的关键地带，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囿于地缘因素，美国在这一地带相较俄罗斯并不占优势，包括力量投送能力、军事渗透能力等，因此需要更多从非军事介入的角度来思考竞争策略，如帮助该地带国家加强抗俄能力建设等。

虽然美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就对于介入纳卡问题展现出了极大兴趣，但一直到9.11事件之后美国才真正将战略侧重点放入到“后苏联空间”中，致力于推动该地区民主化与北约东扩，企图将南高加索地区打造成反俄同盟。

但即使如此，在经过了九十年代数论在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框架下的调停失败，以及2001年佛罗里达和谈破裂等外交苦果之后，尽管华盛顿当局投入了巨量政治资本，但至少在化解纳卡冲突的层面收效甚微。特朗普政府时期强调“美国优先”与“战略收缩”，将主要目标转向大国竞争，南高加索地区在美国地缘战略部署中的“排期优先度”进一步下降。

直到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这一地缘政治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建构主义的政治安全观在维护霸权之路上又提供了许多“理论付诸于实践”的应用场景。

正如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议员赛斯·莫尔顿所说：“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仅仅是支持乌克兰，从根本上讲也是处于战争状态，只不过在某种程度上采取的是与俄罗斯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的形式。”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转移视线看看俄乌战线的大致情况。目前乌克兰军队在南线扎波罗热一带的反攻进展并不理想，纵深最显著的突破口是沿着T0408公路摸到了小镇罗伯季涅所处的俄军第一道防线的突出部而已，而这样的小镇在通往第二道防线的托克马克，以及第三道防线的梅利托波尔之间，还有无数个。但很显然在缺乏空优与排雷设备以及坦克装甲车辆严重缺编的情况下，面对即将到来的泥泞雨季，关键是包括美国、波兰、斯洛伐克等国大选季的反援乌叙事、呼吁抽身的论调越发甚嚣尘上时，留给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的时间，已然不多。

俄罗斯智库创新发展研究院地缘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罗季奥诺夫日前在评论文章中写到：“西方现在迫切需要第二条战线，因为在乌克兰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成功。那么理想的做法是，将俄罗斯拖入南高加索地区的另一场全面战争中。或者至少迫使其将部分军力从乌克兰抽调出去。再不济，也能让俄罗斯因未能阻止另一场冲突而蒙羞，这将直接损害其国际形象。”

知悉这层考量后，从帕希尼扬政府最近一直声称不会为了“不是亚美尼亚领土的纳卡”出兵干预，到包括《政客》杂志在内刻意渲染俄军维和部队“缩头乌龟”的糟糕表现等等，再来看待上述这类叙事手法时，读者或许不难得出某些一致的结论。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美国是除俄罗斯外全球最大的亚美尼亚裔族群聚集地，亚美尼亚人的院外游说组织在华盛顿政坛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乃至于在亚院外游说集团的努力下，美国众议院曾于2019年通过决议，承认1915年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是种族灭绝。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在其漫长的从政生涯中也曾担任过国会亚美尼亚事务小组成员，并投票赞成过反阿塞拜疆的修正案，同意将美国财政援助分配给亚美尼亚和纳卡。当今美国文娱产业颇具影响力的卡戴珊家族也是亚美尼亚移民后裔，其家族成员同时也是美国知名公众人物的金·卡戴珊今年9月曾发表一封致美总统拜登的公开信，在信中称“阿塞拜疆当局对拉钦走廊的封锁是将饥饿武器化，是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迫害”，呼吁拜登政府对阿塞拜疆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与法律追责。

四，结语

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百余年的淬炼和锻打下，如今的纳卡问题在杂糅了历史积怨仇恨、大国利益博弈等复杂因素之后，俨然已变成一只坚如磐石但易燃易爆炸的火药桶，对整个南高加索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挑战。

就像俄罗斯曾明确警告土耳其，若其介入纳卡冲突则将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甚至会引起对土耳其本土的核打击。

在多方势力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时，不排除某些方面会选择利用威权主义、民粹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非常规作战工具，并利用对外冲突转移国内矛盾，在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的双重影响下，强势介入纳卡冲突并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危机出现。大国和地区强国共同作用于南高加索地区，互相间的利益协调和危机管控恐怕将更趋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