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国片疯了，谁逼的
Sir电影官方账号作者 | 毒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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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文艺片，真就没法体面？
这件事传播面不大，但对于国内的影迷来说，肯定没法忽略。
上周末，《永安镇故事集》制片人黄旭峰，在线怒怼给电影打了差评的影评人。
不仅用词相当难听，还有想要上手的意思——
“把这些话赶紧删掉。”
“下作，无底线，无法无天。”
7.5到7.4，这是天塌下来了吗？
对于这部获奖影片，Sir给了好评和推荐，但不喜欢的人给差评不也是正常的吗？
这似乎和电影标榜的不匹配啊：
被骂影评人怒了——
如果不制止这场骂街，就放出魏书钧导演另一部电影的正片资源。
观众当然也怒了——
“片子不行就怪观众看不懂，到底在高贵什么？”
观众和创作者互掐，今年不是第一次了。
但比起探讨孰对孰错。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是——
当电影市场越来越火，动辄刷新纪录。
国产文艺片，为什么不仅没有被带火，生存空间还越来越小？
这个困局，不仅属于《永安镇故事集》。
01
虽说《永安镇》不卖座。
但在圈内，它肯定算是顶流了——
导演魏书钧，拍过5部片，其中4部入围戛纳；《永安镇》两年前就拿下了平遥国际影展最高的导演荣誉，豆瓣开分8.3，如今因为各种争议，虽然已经掉到了7.3，但在国产电影市场上，这依然算是有竞争力的分数。
结果呢？
上映10天，票房不足300万，排片仅0.1%。
按照30块的票价，观影人次还不到十万。
在三分钟看完电影都嫌慢的今天，提起文艺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没人看。
但这依然无法解释《永安镇》的反常。
毕竟全国十几亿的人口，难道文艺片受众还不足十万？
这显然不可能，要知道一张北京电影节的《悲情城市》电影票，可以一秒钟被抢空，黄牛有底气炒到四位数。
同样是去年在平遥大放异彩的《宇宙探索编辑部》，票房超过6000万。
国产文艺片，绝对不是没有市场。
但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找对观众。
其实《永安镇》票房的滑铁卢，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
它明明是文艺片。
但宣发的时候，偏偏就要装作——我不是。
《永安镇》海报标语：
好笑得不像文艺片。
宣传通稿更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主演杨子姗接受采访说，电影情节很让自己共情，跟自己被“骗”去参加婚礼的经历很相似。
这种宣发逻辑大概是击打网友共情。别的电影如《孤注一掷》用被骗的真实案例，《我爱你！》就用现实中空巢老人的困境，我们都能有同感。
一个女明星误入婚礼的“真实经历”，谁能共情啊？
电影里，杨子姗演的是一个摸爬滚打、竭力转型的女演员。
回老家拍戏，面对小县城这个物是人非、潜规则横行的世界，感到失望、无奈；回望曾心生向往的大城市，又觉得格格不入……
这跟被朋友拉去婚礼又有什么关系？
总之，《永安镇故事集》始终在用别的片种的打法推销自己，就是不肯展示出本色来。
还有上映一周的《鹦鹉杀》。
周冬雨、章宇主演。
按理说是不愁卖的。
然而你看海报——
“首部杀猪盘女性反杀电影”。
“你在恋爱，他在诈骗”。
其实《鹦鹉杀》是文艺片。
但在宣传上，他们就是想让大众联想到《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
于是。
想看爽片的观众被骗进影院了。
嫌电影货不对板，不够爽。
而本该匹配文艺片的观众。
又无感于过于直给的宣传，丧失了走进影院的兴趣。
文艺片的受众是狭小。
但如果能精准找到自己的受众，潜力其实并不小。
只是国产文艺片，打从心里就不相信——
观众甘心为文艺片买单。
更具体说。
这个观众指的是，当下院线筛选和训练出来用户群。
当下院线什么卖得最火？商业片、类型片、社会议题、情绪集火。
他们大部分本来就对文艺片不感冒。
文艺片还在一群调性不匹配的人群中推销自己，这本身就和其他的商业片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所以问题是。
文艺片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自己的主场，自己的稳定受众群体。
02
不知道你发现没。
文艺片的导演和出品方们，特别容易因为电影之外的原因上新闻。
2016年，方励为了给《百鸟朝凤》争取排片而下跪，因为和《美国队长》同期上映，当时排片仅2%。
很多人说这是卖惨、道德绑架。
但如果不出这一招，谁又愿意给这部电影排片呢？
2018年，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选择在跨年档上映，营销话题主打“一吻定情”，最后收获了2.82亿。（要知道导演处女作《路边野餐》也就600万）。
这同样引来了舆论的反噬——
不同于商业片的叙事节奏，让普通观众直呼受不了，并将《地球》定义为第一部国产诈骗电影。
但讽刺的也在这里——
“闹剧”和“诈骗”，让这两部电影的票房达到了其他文艺片望尘莫及的程度，8500万和2.82亿。
为什么国产文艺片，必须要用哗众取宠的方式，才能获得理想的回报？
原因在于。
今天国内关于文艺片的评价体系，依然是一片空白。
影迷根本无从预判，一部文艺片值不值得走进影院。
文艺片最大的招牌是什么？
口碑、导演、电影奖。
不管是引进还是国产。
能吸引影迷进场的， 大多都是奖项强力背书的——
2018年，《小偷家族》，戛纳金棕榈，9600万。
2017年，《水形物语》，奥斯卡最佳，1.05亿。
而对华语文艺片来说，入围国际电影节，就已经是很大的噱头了。
2014年，刁亦男《白日火焰》入围柏林主竞赛，1.02亿；
2015年，侯孝贤《刺客聂隐娘》入围戛纳主竞赛，6000万；
2018年，贾樟柯《江湖儿女》入围威尼斯主竞赛，近7000万；
2019年，王小帅《地久天长》入围柏林主竞赛，近5000万。
当一部文艺片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它对影迷的号召力至少是千万起步。
但同时前面提到的几部，它们最大的招牌还不在于入围，而是观众对导演的信任。
但对新一代的创作者——如魏书钧这样的新导演来说。
他们还没有积累一定的影响力。
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入围，吸引力又在不断下降。
去年李睿珺的《隐入尘烟》，华语电影继2019年后首次入围柏林主单元。
但显然在现在充满防备的舆论环境里，入围国际电影节，似乎只能让一部电影变得“可疑”。
一边是质疑国际奖项的意义不单纯了。
一边是我们的主流奖项，始终隔绝着本就处于非主流次元的文艺片。
过去三届的金鸡奖最佳影片：《长津湖》《悬崖之上》《烈火英雄》；百花奖最佳：《中国医生》《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华表奖最佳：《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
Sir不是说这些电影不配得奖。
但它们已经赢得的票房和影响力，还需要奖项去加持吗？
如果说这些奖项要代表主流，也没问题。
但能不能创立一些专门评选文艺片的奖项，方便文艺片的影迷，给他们一个权威的指南呢？
市场上，文艺片完全客场被动。
本该倚重文艺片的艺术奖项，又没能建立起稳定可靠的评价体系。
文艺片和影迷，可不就有壁垒了。
而这几年在国内影迷中传播度颇高的《大佛普拉斯》《阳光普照》。
都拿了金马奖。
Sir不是说拿了奖就必然是好片，但它能为一部片首先打开知名度，让我们能快速找到自己可能会爱看的片。
至于好不好看，可以看过了再评。
起码能真的号召人去看。
这不才是奖项存在的意义？
而不是为一部本就赢家通吃的大卖片，再镶金镀银。
当文艺片缺乏独立的评价体系，也无法得到保驾护航。
创作者只能靠自己向投资人交代。
那么唯一的结局就是——
刻舟求剑地让本就属于一小撮人的文艺片，强行走向根本不感兴趣的大众，甚至走起黑红路线。
于是反过来。
真正的影迷被骗多了。
在票价水涨船高，删减打码普遍的今天，也逐渐丧失了用真金白银，去支持一部可能从未听说的国产文艺片的兴趣。
03
观影习惯是需要培养的。
而观影门槛较高，受众面更窄的文艺片，显然就更需要这种培养。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真正的影迷们，他们都是怎么看文艺片的？
不是蹲资源，就是抢电影节的贵价票。
因为一年到头，我们根本看不见多少国外的文艺片可以引进；就算引进了，也严重滞后——
比如郑秀文的《流水落花》，引进后只有20万票房。
是没人想看？
是因为想看的人，都在两个月前流媒体出资源的时候就看过了。
与其说观众不爱看文艺片，看不懂文艺片。
不如说，就算愿意为爱发电的影迷，也不可能在国内这样的生态中，建立起去电影院看文艺片的习惯。
一方面是文艺片院线的稀缺。
另一方面。
是国内文艺片的创作者，过于依赖票房收益。
贾樟柯的前四部电影都没有在国内上映，第一部地上电影《三峡好人》的票房也只有30万。
但贾樟柯一直都不愁投资。
因为当他能拍《站台》，北野武这样有眼光、已经赚到钱的导演就会找上门来，给他投资。
有了前辈的背书之后。
年轻的贾樟柯能凭着这样一个光环，继续打开更多电影节，获得更多国家发行、引进的机会。
《三峡好人》在国内只有30万很凄惨吗？
人家在海外可是收获了4000万啊，所以还是有得赚的，还是能让文艺片循环再生产的。
一部国产片，在国内居然卖不过国外。
别说什么“外国人就爱看中国某某面”的阴谋论。
看电影，也是得花钱花时间的，一部没有内涵，纯纯为了夸大非洲或者南美阴暗面的电影，换作你愿意在周末自掏腰包去看么？
哪国的观众都不是那么闲，专门以黑别的国家为乐。
不如老老实实想想。
国内有如此的影迷基数，哪怕看文艺片的人少，也不至于比国外少太多。
而我们，为什么就没有属于文艺片发行的成熟体系？
而诡异的是。
位于其中的创作者和制片人，不是齐心协力地向上争取——比如更多的艺术院线、独立电影奖、更多地引进国外的文艺片，培养影迷的信心。
而是反过来，向下碾压。
责怪观众看不懂、打差评。
责怪平台出分有猫腻，影响电影的票房。
而国内的影迷，则逆反道德绑架，反过来怪文艺片装、不会讲故事、讨好国外评委。
错位导致互掐。
但双方都是对着虚假的假想敌，发泄自己的愤恨，丝毫没有击打到实际的痛处。
文艺片已经很难了。
今天在大众舆论中，它几乎等同于难看和烂片的代名词了。
在这种底层倾轧，上层隐身的局面里，无论怎么吵，都不可能得到一个有建设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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