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的“元实力”到底是什么？｜文化纵横（上）

李怀印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

【导读】近期，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不断，各种观点背后，数据、意见、立场交织，问题似乎扑朔迷离。那么，未来中国的发展潜力究竟如何？

本文深入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力迅速提升的终极动力何在。不同于既往研究侧重于市场、产权和微观激励机制等具体而直接的经济因素，李怀印教授转而从历史和社会人文的视角，聚焦于国家规模、族群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以及国家定位等较为间接但更为根本的因素，认为这五个因素汇聚于一起，形成了超乎各种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影响力之上的“元实力”，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国家竞争优势。相对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可变性和短暂性，它具有持久、稳定的特征，不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为强劲的动力，也必将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成功驱动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

作者展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当然会面临各种制约因素，诸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加大、环境污染严重、对海外能源和商品市场过分依赖、科技创新不足、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人口结构趋于老化。但只要没有意外的重大灾难（大型自然灾害或大型国际战争）发生，只要构成中国元实力的上述五个条件不变，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就不会被颠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升级势头将会继续下去。今后二三十年内，中国最有可能跨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的“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行列。而以中国经济体量之大、综合竞争优势之得天独厚，一旦产业成功升级，它对世界格局和人类生存远景的影响力，将是今人无法想象的。

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原题为《中国的“元实力”——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的“元实力”

——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00年起，中国经济总体实力的迅速上升，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现象。以中国经济总量（GDP）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间的排名而论，1990年中国仅居第11位，不仅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等西方主要工业国，也低于伊朗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到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排名第六；2002年，超过法国，排名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排名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崛起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另据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史学家弗格尔（Robert Fogel）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GDP将占全球的40%，而美国的GDP仅占14%。在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Ronald Coase）和他的合作者王宁看来，这样的估计可能太高了，但也“可能太低了”，因为中国的经济生产率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如何解读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稳步提升的地位和影响力？迄今为止，海内外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往往集中在经济层面，聚焦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显而易见的直接因素。例如，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库珀（Richard Cooper）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变革历程时，把市场机制的引入、外资的引进、外资的引进、外贸的扩大、农业就业机会的增加等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及其合作者，除了指出由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所形成的微观激励机制之外，特别强调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参与国际分工所起的驱动作用。科斯和王宁在解读中国的经济起飞时，则特别强调“市场化转型”的重要性，即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经过80年代国营企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1992年的价格改革、1994年的税制改革和1997年以后的大规模股份制改造，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市场化转型，给中国带来了经济自由和私营企业的茁壮成长。作为市场经济的推崇者，科斯热情洋溢地声称“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并且呼应《时代周刊》的说法：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

所有这些解读，当然都是正确的，却又是不充分的，甚至没有抓住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原因。说它们正确，是因为相对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和增长速度而言，80年代以来在农业、工业和其他各部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确克服了原有体制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如果我们不再是从纵向的角度寻找中国经济迅速成长的原因，而是从横向的国际比较中看中国的崛起现象，那么上述经济学家所提供的解释，一下子会显得苍白无力。先看农业领域。以家庭为主体的个体生产方式，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并非为中国所独有；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集体化之前，家庭农耕在中国也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改革初期从集体制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最多只能说一时释放了原来在集体制下被束缚的潜能。同样道理，改革以来的一系列市场化和非国有化的举措，也只能说释放了原来在企业依靠国家计划的所谓“大锅饭”和劳动者依靠企业的“铁饭碗”体制下受到限制的潜能；如果跟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同样不具说服力。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以及非国有企业在经济总量和就业人口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早已存在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市场化和私有化方面都超过了中国，却并没有出现中国这样连续几十年快速增长的过程。

那么，支撑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和国力迅速上升的终极力量到底何在？

为了回答此一问题，本文将撇开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那些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由以往的经济学视角，转换至社会人文视角，专注于那些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若干因素，从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前景，提出与以往不同的解读。

具体而言，下文将集中讨论这样五个因素，即国家规模、族群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以及国家定位。全文的主体将由五个部分构成，分别讨论这五个因素。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在这五个方面享有巨大优势。第一，中国的巨大规模，尤其是占世界最大份额的人口和市场规模，推动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发展升级；第二，中国人口虽然规模庞大，却在族群和文化上高度同质，为商品和信息交流、社会整合和秩序稳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三，中国社会对教育和智力开发的高度重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享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为各行各业生产率的提高打下了坚实基础；第四，中国社会主体的非宗教性质和价值取向的世俗主义，为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第五，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引领作用。

上述五个因素，如果单个地看，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也并非为中国所独有。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五个因素同时存在，汇聚在一起，产生了某种乘法效应，远远大于单个因素简单相加对一国经济所起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的五位一体，共同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国家竞争优势。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五个因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所蕴育的产物，都是内在的和具有传承性的。相对于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显性的制度及其对经济的直接作用，上述五个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成长所起的作用大都是隐性的、间接的；相对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可变性和短暂性，它们具有持久、稳定的特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比起不断变化和调整的经济制度，也更为持久和更为根本。为方便讨论起见，我们不妨把这五个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相连的隐形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终极驱动作用，界定为一种超乎各种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影响力之上的“元实力”（meta-power）（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界定，见本文第六部分）。

▍大国的优势

这里所谓的国家大小，并非仅指领土面积，甚至主要不是国土大小，而是主要指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口规模与人均产出相乘所产生的经济总量及相应的市场规模。

有关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指出交换产生分工，分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分工的程度本身又受制于市场的规模；换言之，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越高。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规模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渐受关注。研究者多认为人口规模与经济成长成正比关系；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生产专业化水平越高，经济增长也越快。

迄今为止，对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勒西纳（Alberto Alesina）及其合作者。他们总结了规模（就人口和生产总值而言）所带来的诸多益处：一是公共产品生产和维持的人均成本较低，纳税人口越多，人均负担越轻；二是大国不易遭受外来侵略，国家越大，安全越有保障；三是大国可以协调、减缓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加强跨地区整合；四是大国的部分地区一旦受灾，可获全国支援；五是大国内部的贫富地区之间，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手段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六是市场规模最重要，虽然在国际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市场本身并不完全受国境的限制，但国与国之间的各种障碍依然存在，总体而言，市场规模越大，各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通障碍越少，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公共产品方面的低人均成本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以国防为例，2016年中国的军费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9%，无论跟周边国家或地区，还是联合国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相比，几乎是最低的（美国为3.3%，俄国为5.3%，法国为2.3%，英国为1.9%，印度为2.5%，韩国为2.7%，越南为2.4%；日本例外，受其“和平宪法”限制，仅为1%）。同样，中国人均国防开支仅为153美元，与联合国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相比也是最低的（美国为1886美元，俄国为481美元，法国为858美元，英国为731美元）。再以现役军人占总人口比率为例，中国为1.6‰，也低于周边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低（美国为4.2‰，俄国为7.1‰，法国为3.0‰，英国为2.4‰）。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可以把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用于民用生产和建设方面。值得强调的是，虽然相对于经济总量或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国防开支远低于绝大多数国家，但巨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意味着中国国防开支的绝对额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2016年达到2151亿美元，仅次于美国（6111亿美元），从而确保中国的国防拥有足够的军事科技和装备实力，保障国土安全。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地区和平反过来又有助于经济建设。事实上，中国自从1979年对越战争之后，已经近四十年没有介入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战争。这样和平安宁的局面，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仅见的，同时也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国的经济增长，受益于本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庞大的国内市场使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内部系统的、细密的分工成为可能；借助业已形成的高度发达的运输和通讯网络，在几无贸易障碍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和交换，从而有效降低了成本，形成了在全球各经济体中少见的高度竞争环境。以制造业为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40个大类工业行业，200多个中类行业和500多个小类行业。各行业经过几十年的竞争、组合，在全国各地形成了数以千计大小不等、技术含量各异的产业或贸易集群，所覆盖的行业，既有传统的服装、鞋业、玩具、小家电和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电子、机械、通信、能源和交通运输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集群往往汇聚了数百乃至成千上万家企业，从事同行业内部不同产品或不同部件的生产，从而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形成细密的行业分工和完整的供应链，有效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当然，大量的集群乃有待内部各企业合理的分类组合和有效链接，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也有待提升，从低端代加工模式走向原创性技术、设计与加工、贸易相结合，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诸多产业，各自凭借其高效率和低成本优势，不断扩大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在全球制造业各部门形成以中国产品价格为参照系的所谓“中国价格”。

其次，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带来了中国本土产业的规模优势和与同行业国际巨头抗衡的实力，这在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所谓“新经济”中尤为明显。近一二十年来，该领域一批超大型企业迅速崛起，在搜索引擎和社交应用方面与国外同行一争高下，甚至在网络交易总量上超过全球同行业所有竞争者，并且在无现金支付方面独步天下。如此傲人的成绩，不仅借助产业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相对于传统产业的技术优势，更离不开——甚至主要是依靠——国内庞大用户群体的支撑。当然，人口和市场规模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企业的竞争实力，同样重要的还有企业管理者的竞争和扩张策略，以及国家对经济主权的维护；离开了政府对海外同业竞争者设立的市场进入管制措施，这些企业的成长会遭到巨大的阻力。但是，一个庞大的人口和用户群体，是它们发展成为IT巨头所必不可缺的条件。这一点，只要看看世界上众多国家在搜索引擎、网上购物、网络支付、即时通信和社交媒体由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等美国IT巨头所支配的现实，便可见一斑；这些国家自身有限的市场和用户规模，使之无法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本土企业，新经济所产生的巨额利润也大多流向海外。

第三，经济规模的扩张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提升，使国家有能力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研发，从而提高中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以2016年为例，全国财政收入达31160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57316亿美元，远远高于其他各国（日本为16960亿美元，德国为15070亿美元，法国为12880亿美元，英国为9963亿美元，俄国为1865亿美元，印度为4765亿美元）。正是依托迅速扩增的财力和融资能力，2000年后的中国展开了一系列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建设项目。以高速铁路为例，从2004年启动，到2016年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营业里程达22980公里，带动了沿线各地的市场繁荣。规划中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数百个城市，加速全国经济和社会整合，所产生的效益无法估量。高速公路建设从1988年起步，2000年后加速扩张，到2016年达13.1万公里，同样构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系统。雄厚的财力还支撑了中国在航空、航天、交通、核能、电子、通信、国防等各个领域展开一系列世界级的建设项目，从中涌现出一批史无前例、技术复杂的超级工程。这些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中国这样的财政投入和市场规模支撑下，才成为可能。

最后，巨大的市场规模和盈利能力，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数百年来，西方国家凭借其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建构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商业和金融体系，并不断强化和再生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和政治秩序。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将卷入此一体系的世界各国，形象地划分为三个类型，即居于“核心”地位的西欧、北美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位于“边陲”地带的众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低收入国家，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半边陲”地带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少中等收入国家，利用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曾经以进口替代为导向，后又借助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机会，展开了初级水平的工业化。然而，这些国家的本土企业，一旦跟国际体系接轨，均无法跟西方跨国公司抗衡，最终多被后者兼并，或者在技术上受其直接或间接控制，始终处于受“核心”国家主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低端，生产的附加值较低，且其利润的相当部分被跨国公司瓜分并转移到海外，由此形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国内制造业始终无法向高端发展，经济结构处于依附地位，国民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迄今为止，能够成功完成经济升级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寥寥无几，只有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本国制造和服务业从依附性的低端产业，向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高端产业升级，从而在全球范围占据各门类关键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链的最高端，由此控制整个链条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中国众多规模不等和所有制各异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与其他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相似的命运，其中大多数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技术上处于依附地位，所产生的利润也在不同程度上转移给西方跨国公司。然而，中国不同于绝大多数中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在于，经过近几十年的竞争和扩张，在制造业的各个行业已经产生了一批新兴企业，其庞大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加上政府产业政策的强力扶持，使它们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加入高端产品的研发及量产行列。可以想见，未来几十年，消费市场的不断升级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尤其是资金投入和科技研发力度的加大，将会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具有领先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企业。中国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更有可能紧随东亚“四小龙”之后，从“半边陲”地带脱逸，挤入高收入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需要强调的是，大国优势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人口增长较快，结构相对年轻，为各行各业大量需要的劳动力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就业机会不充分、人均收入很低的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也是一种负担。维持庞大人口的生计与工业化起步时期所需的资本积累之间产生矛盾，结果是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改革初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既追求民众生活水准的快速提升，又要保障工业化全面起步所需资源，唯一选择是急剧降低人口增速。经过四十年的经济快速成长，中国人口的收入结构已经大为改善，其巨大的消费能力成为经济成长最强大的动力。但是，长期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问题；通常在发达国家才会面临的生育率过低、人口结构老化问题，已经过早地降临到今天的中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应该是今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主要路径。

▍族群的多样与同质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按照一度流行的“增长极限”论的说法，经济体的规模越大，所受到的资源制约越严重，相对于规模的收益越低，维持增长的难度也越高，即所谓的“规模衰降”（scale entropy）。大国的工业化一旦全面起步，因其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效应，对资源和环境所产生的压力尤为明显，这在近二三十年来的中国和印度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上已经得到确证。再就国民的总体生活水平而言，人口众多（尤其是人口密度高）的社会，由于人均自然资源较少，生活质量尤其是消费水准的提升也受到限制。即使已经成功迈入工业化社会的行列，高收入往往伴随着高物价，这在东亚地区尤其明显；其居住空间和总体生活质量，跟北美那些地大物博但人口密度低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理论上，除非其人口密度降低到与北美国家相近的水平，否则差距将永远存在。

最为严重的是，大国往往存在人口庞杂的问题。国家规模越大，境内人口的种群往往更为多样化，要在不同地区、不同种群的社会群体中间就公共产品的生产和财富再分配进行协调的难度越高。一般而言，种群、宗教和语言的异质性越高，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越大，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难度和代价也相应增加。族群碎化，也不利于教育；美国各地为了减少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在城市和学区划界时，不得不把族群和收入的均质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族群分裂和隔离，还会导致不同族群背景的群体地位固化，向上流动面临较大阻力。族群碎化越严重的地方，其基础设施的质量、民众的识字率也越低，同时婴儿死亡率也越高。

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和紧张，更有碍经济成长。大体上，欧洲和东北亚地区的人口同质性最高，国家更富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境内族群最为多样，经济上也最落后。当然，人口异质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因素之一，并非唯一决定因素。不过总体而言，族群复杂程度以及因为族群、宗教、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中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不同族群、教徒之间永无休止的紧张对立、流血冲突乃至大规模杀戮，便不言自明。

中国拥有56个民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占全国总面积的64%。尽管如此，中国事实上是人口构成同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汉族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91.51%。在有数据统计的全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口的“族群碎化指数”（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dex）低至0.154，居第138位。更为重要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以汉人为主体的26个省和直辖市的人口同质度更高，其中华东的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和江西，以及华北的山西和陕西，汉族人口占其人口总数的99%以上，紧随其后的广东、福建和河南，也都在98%以上。有研究显示，中国沿海各省的族群碎化指数仅为0.05，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仅次于朝鲜（0.002）、韩国（0.004）和日本（0.012）。而上述26个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3.2%。

如此高度同质的族群构成，给经济成长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里不存在困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因族群、宗教和文化不同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动荡。在种族关系紧张的社会里司空见惯的针对不同种群的“仇恨犯罪”，在中国内地几乎不见踪影。因此，中国内地的社会治理成本，远低于其他多族群国家。其次，族群、语言和文化的同一，也极大地促进了全社会的横向整合。在内地各省，任何一个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能够用普通话进行沟通的个人，几乎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在全国各地旅行、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或者寻找工作，乃至定居下来并最终融入当地社会；而这些对于诸多语言或宗教互异、社会隔阂严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是难以做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第三，人口的同质还有助于社会的向上流动。相较于高度异质化社会里常见的族群歧视和偏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与生俱来的社会等级和根深蒂固的阶级鸿沟，中国内地汉人社会长久以来所展示的高度同化力和人口的高度同质，使这种因族群、出身和信仰不同所形成的身份差异和固化，失去了制度性基础。任何人通过后天努力，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挤入社会上层。这种向上的动力和对个人事业成功的追求，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第四，在内地各省以汉人和汉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其他的少数族群很难单独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得不接受和使用汉语普通话，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融入主流人群。换言之，内地社会的同化力极强，从而反过来消弭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对日常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族群和文化的同一，不仅在技术层面有助于知识传播和信息交流，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也更容易形成共识，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助于全民族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

概而言之，中国虽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却避免了其他大国所面临的严重的族群碎化和社会分裂问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构成高度同质的区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既源自千百年来以汉人和华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在不断吸收其他族群和文化过程中所展示的巨大同化力和生命力，又得益于1949年以后全民义务教育的逐步普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进步、各地人口的加速流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地区之间空前程度的整合。所有这些，均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成长，提供了前述各项有利条件。

人口同质对经济成长的助益已如上述，不过仍有两点须予澄清。其一，高度同质的人口虽然容易形成共识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力，但也为权力的高度集中、无限扩张和全面渗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共识的形成和社会动员的方向如果能够被正确引导，将会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否则可能适得其反，对社会和人类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德国和日本是两个高度同质的社会，但它们所展示的强大动员力，曾经在20世纪上半期给本国和其他各国带来巨大灾难。中国历史上和1949年以后的社会动员，也动辄席卷千百万乃至数亿人口，既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化，有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震荡和毁坏。只有在排除了破坏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之后，族群同质才会成为经济成长的助力。其二，如前所述，族群同质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它仅仅提供了有利条件，却非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同质之外，还要看族群本身的特性，尤其是其宗教文化和价值观。这便是下面将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世俗化的价值体系

植根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如何影响一个民族的现代经济成长，这一问题自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1904—1905年完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尤其是在该书1930年译成英文后，一直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学者争论不休的议题。各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各自的经济发展，有种种解释。以俄罗斯为例。有人认为，尽管经历了长达七十多年的无神论教育，俄罗斯民众的信仰在东正教的影响下依然具有强烈的命定主义倾向；不重物质利益、讲运气和冲动、做事粗枝大叶、消极懒惰等习气流行民间。拉丁美洲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地区。1985年，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对外援助机构（USAID）负责拉美五国援助项目的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著书《不发达是一种心态》，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模式源自西班牙，受天主教影响，具有“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企业家精神，且（至少在精英阶层）反勤劳工作”等特征（Harrison， 1985：165）。所有这些，据称皆跟美国文化中的重自由、正义、工作、教育、讲节俭、追求杰出、重家庭和社区形成对比，尽管这些美国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也每况愈下。两度出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并且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阿里亚斯（Oscar Arias），对拉丁美洲文化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认为拉美各国文化有四大特性：一是安于现状，讲究特权，反对变革创新，缺乏企业家精神；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有法不遵；三是民主徒有其表，威权统治盛行；四是崇尚武力，轻视民生。所有这些，皆构成了“拉丁美洲发展的真实障碍”。

相形之下，文化论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受儒家说教影响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经济成长中的作用，多予肯定。当然，文化价值与经济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一定代表因果关系。到底是文化影响经济，还是相反，要视各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而定。

相较于世界其他各地，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最为独特的地方，的确在于这些社会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这里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从不存在组织严密、渗透全社会的强大宗教势力。尽管百姓也有来世的观念，有敬拜祖先或各种神灵的做法，但总体而言，宗教在绝大多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很少直接支配个人的行为选择和社会交往。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现象跟儒家在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长期起主导作用有关。儒家不同于任何宗教，其说教只专注于人文社会，不涉及来世或超自然领域。西汉以后历朝独尊儒术的政策，也使任何外来或内生的宗教无法上升为在全社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精神信仰。再加上1949年以后国家的无神论教育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封建迷信”的批判，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为彻底的世俗化社会之一。2015年4月盖洛普（Gallup International）所做的一项全球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宗教信仰程度最低的国家（地区），有61%的人确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远高于紧随其后的香港地区（无神论者占34%）、日本（31%）、捷克（30%）和西班牙（20%）；而在非洲和中东，信教人口高达86%和82%。2010—2014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中国在世界上最不信教的国家中高居榜首，仅有2.6%的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很重要。

社会的彻底世俗化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普通民众中间盛行的强烈入世精神，即对周边事物和人生目标持实际的态度，讲切实的功用和利益，对追求今世的名誉和物质上的成功具有强烈的动机，而对精神信仰的执着、对来世的向往或超越尘世的追求则相对淡薄。当然，并非所有汉族人口历来都具有同样的态度。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或者由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制度条件不同，不同地域的民众在不同时期的态度也有相应的变化。但总体上，中国人的世俗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普遍的功利、实用态度和谋利动机始终是强烈的。这种充斥于普通民众中间的谋利动机，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有着久远的渊源。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中，即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说。强烈的世俗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改革开放之后，一旦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为地方集体或者个人提供过去在铁板一块的计划体制下所不曾有过的谋利、创收机会，便会形成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景象，以及城市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抛弃“铁饭碗”而纷纷“下海”经商的热潮。各行业的国营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纷纷改制，朝私有化和公司化的方向转变。难怪在有关自由市场经济的历年全球调查中，中国民众对市场经济的认可度始终位居各国的前列，个别年份甚至高居榜首（如在2005年的调查中，中国74%的受访民众认可这一观点，即“自由市场经济是今后世界上最佳的制度”；相比之下，美国为71%，俄国为43%，法国为36%）。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最适合中国人特性的经济体制。

中国人的强烈入世精神，直接形塑了个人经济行为，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就生产活动而言，中国人把“勤劳”视为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和经济价值观，即通过劳动投入的最大化，产生所期望的收益。这种价值观的形成，跟中国人在历史上较早进入农耕文明密切相关。不同于游牧民族之主要依靠放牧和迁徙（逐草而居）的方式等生产所需物质资料，或者中世纪欧洲农业社会之主要以“休耕”（二圃或三圃制）的粗放形式生产农作物，其单位耕地面积所需劳动投入相对较少，华夏民族自先秦时代起，在其核心文明地带，即已形成以稻米种植和桑蚕养殖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生活方式，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至少从明代开始，在人口密集、自然条件稳定的地区，即已流行一年两熟乃至三熟的耕作方式。而这两种经济活动，均需要精心、繁复的日常管理和大量的劳力投入。农耕之外，每个普通家庭的成员，包括妇女和儿童还需要利用闲暇时间从事纺织或其他“副业”，以满足穿衣之需或赚取额外收入，弥补家用。勤劳致富成为植根于每个人心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尽管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已经脱离农耕经济，但传统的勤劳观念依然支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

放眼全球，中国当之无愧位居最勤劳国家的榜首（德国、美国、加拿大、印度、英国、荷兰和法国次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的带薪休假天数平均仅有16天，是全世界最少的国家之一，而加班现象在各行业尤其是IT行业则屡见不鲜。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即所谓“996”模式，盛行于各家科技公司，远远超过国外同行业工作时间。另据美国劳工统计署2012年公布的3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中国25—54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高达90%，居于首位；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67%以上，同样高居榜首（相比之下，美国为59%，印度只有28%）；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亦达72%左右，也领先于其他各国（美国为60%上下，印度为55%左右）。中国人劳动参与率如此之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支撑家庭生计、购房、升学等，但所有这些压力在其他社会也程度不等地同样存在；最大的驱动力恐怕还在民众的价值观。对绝大多数进入劳动年龄的中国人来说，无论男女，有固定工作和工资收入，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为社会所不齿。这与拉丁美洲和南亚社会尤其是其精英阶层所流行的追求享乐、轻视劳动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勤劳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节俭。勤和俭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即积累更多的财富。勤劳是在生产领域，通过生产更多，达到增值的目的；而节俭是在消费领域，通过理性消费，最大程度地保存和再生已积累的财富。中国人的节俭行为最直观的表现，是相对于国民收入的高水平储蓄率。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绝大部分年份，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始终居高不下，维持在35%到50%之间，并且在2010年前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最高达到50%以上；2010年以后有所回落，但依然在46%以上，在全世界所有中等以上国家中独占鳌头（极少数富裕小国，如新加坡、卢森堡、也门等均在50%以上，属于例外）。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高投资率。因此，外延式投资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始终是中国经济成长最重要的动力。

至于为什么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持久的高储蓄率现象，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种种解释。例如，有人认为是由于体制转轨，导致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失业救济不到位，再就业不易，人们对个人未来和家庭生计产生不安全感；或者由于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人们更多地依靠个人储蓄应对不虞之需；或者由于“一胎化”政策导致男多女少，使婚嫁更具竞争性，在物质上也提出更高要求；而子女教育费用的剧增、住房的市场化以及不断攀升的房价，驱动人们进行资金积蓄。其实，除了“一胎化”政策为中国所独有之外，其他种种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但那里并没有因此形成普遍的高储蓄率现象（与中国相比，其他大中型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要低很多。以2017年为例，拉美国家中，阿根廷为14.5%，巴西为15.6%，智利为19.7%，墨西哥为22%；非洲国家中，埃及为9.1%，南非为16.3%）。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也都有赖国内长期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例如，日本在1966—1974年为37.5%至38.1%；台湾地区在1970—1974年为32%左右，1975—1980年为33.8%，1988年达34.9%；韩国在1973—1985年则在20%—29%之间波动。此外，经济上以华人占主导地位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普遍具有高储蓄率的特征。以1980年和1994年为例，新加坡储蓄率分别为32%和38%，马来西亚分别为33%和37%，泰国分别为23%和35%，中国香港分别为34%和33%。因此，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高速经济成长时期普遍的高储蓄率现象，背后皆有一个相近的文化背景，即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入世精神和经济理性主义，使人们为了个人或家庭的长远目标，进行有意识的节省和储蓄，而不是把所有可支配收入均用于眼前的个人消费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当然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尤其是炫富现象，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暴富群体中间比比皆是。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国民均有较强的节俭观念和储蓄意识，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私人储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上述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均在国内储蓄中占主导地位，远远超出政府或企业储蓄，构成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渠道，有力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经济成长。

当然，世俗主义文化虽然有助于经济成长，但也会导致极端的追求实用、只重实效的价值取向和短视行为，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健康发展，更有碍于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形成。近几十年来企业界一种常见的现象，便是不重周期长、回报慢的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只重周期短、回报快的应用型技术研发，甚至脱离自身营业范围，跨界进入收效快、利润高的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不少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缺乏足够的规则意识和产权保护意识，试图通过避规、取巧乃至贿赂等不法手段求得生存发展空间。解决这些问题，既有赖国家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设，更有待企业家精神在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普遍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