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冶萍和鞍钢的命运为何截然不同？

汉冶萍是近代中国创建的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都是由中国资本建立的最大的钢铁企业。

鞍钢是新中国最早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在90年代宝钢投产前一直都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冶萍和鞍钢是中国不同时期最大的钢铁企业，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汉冶萍最终消亡了，而鞍钢发展成为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这是他们的不同之处。

汉阳铁厂在建成之后的三十多年中，钢铁产量从未达到过设计产能，更不用提盈利情况。

汉冶萍只在一战时期由于超高的钢铁价格短期内实现了盈利，在战争结束钢铁价格回落之后很快又陷入亏损状态。

正是由于无法实现盈利，汉阳铁厂的高炉才会被迫熄火停炉。

鞍钢是苏联援建的，苏联给鞍钢设计的产能是年产250万吨生铁，320万吨粗钢。

鞍钢的生铁产量1956超过了苏联250万吨的设计指标，粗钢产量1958年超过苏联320万吨的设计指标。

鞍钢不仅钢铁产量很快超过苏联的设计指标，盈利能力更是同样出众，为国家财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根据鞍钢前总经理刘玠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到90年代，国家只给鞍钢投资了52.8亿的资本金，但是鞍钢给国家上交了700多亿！

鞍钢不仅每年生产几百万吨的钢铁，而且每年都给国家上交几十亿的利税。

为什么汉冶萍失败了，而鞍钢的发展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何二者的命运如此天壤之别？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家钢铁企业命运的不同？

决策主体不同：个人意志VS集体共识

建设汉阳铁厂几乎是张之洞一个人的决策和意愿，在清政府内部得到的支持很少。

建设鞍钢是党中央、国务院、国家计委的集体决策，冶金工业部负责执行：鞍钢的建设是新中国领导层的集体共识，是全体人民的共识。

决策主体的不同使得汉冶萍和鞍钢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得到的支持天壤之别。

汉阳铁厂最初是官办企业，资金来源是政府拨款，而财政拮据的清政府无力支持这样的大型企业，绝大部分资金最终靠张之洞设法自筹。

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最初目的是为修建卢汉铁路提供钢轨，因此户部用于修建卢汉铁路的拨款可以被用于建设汉阳铁厂，这是汉阳铁厂最大一笔资金户部200万两拨款的来源。

但是李鸿章不愿意看到张之洞的势力因修建卢汉铁路而过于膨胀，力主修建营口至珲春铁路，与卢汉铁路争抢资金，断绝了汉阳铁厂获得后续户部拨款的来源。

汉阳铁厂需要的560万两资金是张之洞东拼西凑挪用其它项目资金筹集来的。

汉阳铁厂的主要产品是钢轨，但是投产后汉阳铁厂的钢轨却销售不畅，这与李鸿章的反对态度直接相关。张之洞本想将钢轨卖给正在准备修建的营口-珲春铁路(即关东路)，但李鸿章却提出:“东路须急办，应购西洋钢轨”，张之洞虽于1890年5月18日反复强调购买汉轨的好处，“合计全路较洋轨可省银数十万”，但李鸿章却始终不为所动。

缺少支持是汉冶萍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缺少支持的根源在于清政府内部不同团体利益不一致，未能形成共识，因此更谈不上对基层的组织和动员了。

建设鞍钢是国家领导人的集体决策，不仅代表了领导层的共识，更是通过内部宣传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在全国形成这样的集体共识，对建设鞍钢具有巨大的帮助。

鞍钢是“156项工程”中第一批签订的50个项目其中之一，是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时和斯大林达成的，中苏两国政府在1950年就签订了《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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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面临最大的三个挑战是：

钱从哪里来？

技术和设备从哪里来？

人从哪里来？

对于鞍钢，这三个挑战都不是问题：

钱从哪里来——政府筹集的。1949-1952年鞍钢的基本建设投资达到了2.32亿元，全部都是政府拨款，此后建设的投资也全部来自于国家财政。

技术和设备从哪里来——初期设备修复需要的零件主要依靠群众献交，直白一点说，就是从破烂堆里淘出能用的零件。当时我们没有设备制造能力，用这种方式恢复生产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后期则主要是靠苏联提供和国内企业制造。

人从哪里来——党和政府派来的。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共产党最不缺的就是人，而且这些人都是经过战争的考验和锻炼的人才，能够快速走上管理岗位。鞍钢大规模建设时期从全国各地调集的“五百罗汉”更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

正式由于利益一致、存在普遍的共识，新中国建设鞍钢需要的资金、设备和人才都能够迅速的从全国调集，得到优先供应和保障，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建设并投入生产。

鞍钢的成功发展离不开这种普遍支持。

国家财政基础不同

钢铁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建设一家钢铁企业需要巨额的投资。

汉冶萍的几个主要项目的投资规模：

1、官办时期建设汉阳铁厂，从1890年至1896年耗费的资金就高达560万两。

2、萍乡煤矿矿山工程、轮驳购置共耗银676.8万两，加上购地买山、修建铁路、地质勘探等费用，萍矿基建工程共耗银740余万两。

3、汉阳铁厂的改扩建工程，：新建容积30吨的碱性马丁炼钢炉7座，日产量250吨的新高炉两座等，整个工程共耗资300余万两。

4、大冶铁厂建设两座日产生铁450吨的美国固定式高炉，耗资689.5万两。

仅这四项主要工程，汉冶萍公司的投资就超过了2200万两，还没有计算大量附属设施的投资。

建设汉冶萍需要的资金，除了早期张之洞筹集的560万两政府资金（改商办后需要偿还政府投资），改为商办后主要依靠从社会筹集资金，最大部分的资金是成立汉冶萍公司招股获得1000万元资金，其余资金都是借贷来的，特别是从日本借了大量的贷款。

而清末向外国的借款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商业借款，需要让渡大量的权利，甚至是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这与今天的商业借款性质完全不同。特别是汉冶萍向日本借款都附带有苛刻条件，日本正是利用这些借款，一步一步向汉冶萍公司渗透并控制了汉冶萍公司。

鞍钢是“156工程”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

“156工程”中鞍钢的计划投资额是22.8亿元，占“156工程”计划投资总额的11.3%。

鞍钢一家企业的实际投资规模，超过了除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之外的其它各个行业的行业投资总额。

鞍钢的建设规模和需要的投资是远远超过汉冶萍的，那么建设鞍钢需要的资金是如何解决的？

如此巨额的投资全部都是国家财政拨付的，鞍钢的管理者们从来没有为投资操心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按时完成项目建设、按时投产，争取早日为国家提供建设急需的钢材。

156项工程的投资总额高达200亿元，根据一些资料的说法按当时的比价可换成约7亿两黄金。这笔资金主要是国内筹集的，苏联对我们的借款是3亿美元左右。

新中国当时刚刚成立不久，是如何筹集到这样一笔巨款的？

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建设中发挥出的第一个作用——筹集资金！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塑了政府的财政体系，能够最大限度的筹集国内的资金用于工业建设。

对比汉冶萍，到萍乡煤矿建成为止，整个汉冶萍的投资应该在2000万两白银左右。当时的清政府是完全有能力筹集这笔资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4000万两白银，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汉冶萍需要的投资。

当时的清政府完全有能力筹集汉冶萍几千万两白银的投资，但是却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筹集这笔资金建设国内唯一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导致汉冶萍逐步落入日本人的手中。

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重塑了国内经济，重塑了国内经济利益的分配，并最终重建了财政体系。

新政府有能力筹集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工业建设。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军事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国内的军事胜利，而且通过抗美援朝取得了对外战争的胜利。

军事胜利是新中国独立自主的保证！

基层组织的不同

汉阳铁厂最初是一家官办企业，官办企业的弊端十分严重。

汉阳铁厂有一套衙门式的管理机构，上上下下一派衙门作风，冗员充斥，互相推诿。这些人对管理近代化工厂一窍不通，但营私舞弊却是行家里手。有人统计，铁厂官办时期所耗560余万两银中，真正用到实处的不过200余万两，“其余皆系浮费之款，于公司毫无利益”。此言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也反映了铁厂管理上的混乱。

在转为商办以后，企业经营效率有所提高，但是贪污浪费和监守自盗仍然十分严重。管理人员不关心企业的盈利情况，却索要高额的报酬。总之汉冶萍公司就如一块肥肉，内部的人总是找机会咬上一口，而完全不顾企业的经营情况，更不在意企业的发展前景。

鞍钢是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是彻底的国有企业，但是新中国的国有钢铁企业却发展得十分成功！

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重塑了国家的基层组织，并彻底了改变了全体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新中国，所有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发展与个人息息相关。

土地改革、企业国有化等制度保证了所有人的权利，工人和农民的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爆发除了惊人的潜力，极大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速度。

东北解放中国共产党接收的鞍钢基本是一片废墟，要在这种条件下恢复鞍钢的生产难度极大。但是共产党发动了鞍钢的工人献交器材（也就是旧零件），在苏联援助之前恢复了鞍钢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以孟泰为代表的先进工人代表。

中国共产党重塑了社会的基础组织，有能力发动最广大人民，完成了一项项不可能的任务。

鞍钢500罗汉的故事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在新中国历史上，鞍钢“五百罗汉”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

所谓“五百罗汉”，指500多名在1948年至1954年间调入鞍钢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鞍钢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那么人才从哪里来？鞍山钢铁公司成立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就开始向鞍钢大规模调派干部。据统计，从1948年至1951年底，调入鞍钢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共191名，这些人不少是东北籍干部。

如果说鞍钢“五百罗汉”形成的起始点是1948年，那么，1951年就是一个转折点。1951年底，鞍钢即将转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仅靠鞍钢近200名领导干部，应对鞍钢生产和基建的组织领导工作，已显得捉襟见肘。于是，鞍钢经理李大璋给毛主席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国家向鞍钢调派干部。毛主席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

就这样，党中央开始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派往鞍钢。抽调工作从1951年底一直持续到1954年8月才结束，被抽调的干部主要来自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5省。

在鞍钢，“五百罗汉”有力地领导着鞍钢生产建设工作，而鞍钢“三大工程”的建设，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

为什么集体的共识很重要？

没有国家领导人和全民的共识，那么在鞍钢大规模建设期间就不可能从全国范围内抽调大批干部支援鞍钢进行建设，鞍钢的发展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

对比汉冶萍的发展，正是由于缺少批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影响了汉冶萍的盈利能力的提高。

汉冶萍公司培育了中国第一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但是数量太少，对公司的发展帮助有限。而这少量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在汉冶萍失败后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流落到各地。

从培养人才的规模和数量上，鞍钢远远超过汉冶萍。

汉冶萍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仅培养了些许掌握现代钢铁工业技术的人才，但是鞍钢却是成体系、成规模的培养钢铁工业技术人才。例如宝钢建设的副总指挥马成德、冶金部总工程师周传典、武钢的总工程师张寿荣等都是从鞍钢出来的。

为什么鞍钢的发展能获得成功而汉冶萍最后失败了？

在导致汉冶萍失败的诸多原因中，技术落后甚至都不是主要原因。

国内秩序不稳定、资本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缺乏配套产业链、外国企业倾销、企业制度不成熟、缺少金融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都要远远超过技术和设备因素。

在旧中国，有太多外部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而这些因素都不是企业能够掌控的。

例如最大的外部因素——国防安全，日本的入侵导致汉阳铁厂被完全拆毁。此外，关税主权、基础设施水平、国内商业环境和治安环境等也是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因素。

鞍钢为什么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重塑了政府的财政体系，新政府有能力筹集建设需要的资金。

中国共产党重塑了基层组织，各级党委有能力发动和组织最广大的人民进行建设。

中国共产党重塑了全体人民的精神面貌，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并激发起了全体人民最大的建设热情。

中国共产党重塑了国内秩序，消灭土匪、治理水患、统一国内市场。

中国共产党重塑了国际环境，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当然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这么做，根源在于军事胜利。这是新中国和旧中国差别的根源。

是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保障了鞍钢的成功!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工业开端的重要代表，是中国发展近代工业的重要尝试。我们技术落后需要付出巨大的学习成本，但是旧中国恶劣的环境使得我们连交学费的机会都没有。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

抗美援朝胜利后国防安全得到保障；

消灭土匪使得国内治安情况得到保障；

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和税收体系的建立使得财政得到保障；

教育体系和科研机构的建立使得人才培养得到保障；

我们这时才有条件、有精力专心去解决技术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解决工业化的技术问题不仅范围广，而且速度快，而且能够长期坚持目标不变。

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获得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