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译经，走出洞穴

文 | 永恒少年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在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以及文化认同等各个方面突飞猛进，而自主话语体系建构却成为整个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整个木桶上的短板。

对外，在中西辩经的过程中，我们只能拾人牙慧，用西方的话语鹦鹉学舌似的批判西方，处处被动挨打，时时处于下风。对内，在巩固自身意识形态系统的过程当中，当下看似左右互搏的网络舆论斗争，不过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西方话语体系上照镜子，而舆论思想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种种割裂性极端性认知，本质是缺乏一个与时俱进的哲学体系，来看待今天的中国。建构自主话语体系，使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一座关隘，一场战役。

阻止我们打通这座关隘的，不是西方话语体系本身，西方话语体系已经随着全球化的崩溃，而失去了现实上的说服力。08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制度缺陷尽显，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更是已走到历史的反面。阻止我们打通这座关隘的，是我们从西学东渐开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翻译传统，这种学术翻译传统，让我们的思想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学究，但是却阉割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自主话语体系建构的能力。

进入洞穴，陷于洞穴

洞穴隐喻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一个隐喻，柏拉图设想：在一个漆黑的洞中，一组囚徒背对着出口，面向墙壁。他们的四肢被束缚着，只能看到对面的墙壁。在他们后上方有一堆火，有一些特定的人，扛着各种器具走过墙后的小道，而火光则把透出墙的器具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囚徒自然地认为影子是唯一真实的事物，而洞穴是全部的世界。

洞穴隐喻是整个西方哲学史当中最重要的认识论隐喻之一，也深刻折射了在这个全球化解体时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我们当下面临的思想洞穴，是近代以来西方人构造的洞穴，而其中的被困的奴隶，就是各个思想上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国家及民族的人民，而束缚的锁链就是西方借助当代哲学社科体系和媒介工具构建的话语权力，这条锁链又被第三世界自己绑在了自己身上。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自西学东渐以来的学术翻译，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必然，是一个历史阶段唯一的正确选择。面对西方的强势入侵，前辈学者们抱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信念，认真翻译、整理、学习西学学问，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是中华学者正确的选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仍然还要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之力进行系统的翻译并引为圭臬，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以我的专业哲学而言，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哲学之初，西方哲学不仅体系庞大，而且名家辈出，经典无数。第一工作当然是翻译，通过翻译彻底地理解西方哲学的高明之处。这在当时是正确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对西方哲学最成功的引入，便是引入了马列哲学体系，并且通过革命实践，最终产生了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对马列思想的引入是契机，但并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理论结合自身客观情况进行的实践与改造才是决定性因素。

在改开之后，我国又开始了大范围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翻译和引入工作。然而这次翻译和引入却与20世纪初对马列的引入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为尊，只停留在学术层面，不进行实践，或者不顾中国自身情况，试图通过用各种西方现代理论直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在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尤为严重。

即使是对马克思思想西方当代研究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也忘记了客观实践这一基本原则，试图拿产生于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西马，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等学说直接指导中国发展方向的比比皆是。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哲学翻译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对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从一流、到二流、三流，直至流行，甚至不入流，都进行了系统的翻译。以至于经常能听到某某国外专家说起“XX哲学研究在中国”的论调。这种翻译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呢？从一流哲学家到流行哲学家基本都翻译完了。几代哲学系的学生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作为专业哲学翻译家被培养起来的。

但是，被培养起来的哲学翻译家，却失去了建构哲学系统的能力，失去用哲学去认识世界的能力。建构哲学体系靠什么？不是靠搞明白，“是”和“存在”那个更贴近西方原意。靠的应当是准确捕捉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靠的是对过往哲学体系当中最为根本问题不断变化过程的把握。

当代中国大学中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理论旨趣颇为类似乾嘉学派，采用了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当然训诂、考订的是西方理论和西方政治话语，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翻译、引进、介绍、研究、总结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这种研究取向，却某种意义上阉割了我国学者在建构理论体系上的能力，让一部分中国学者，成为了依附在西方理论体系上的附属物。

说白了，只有著作翻译没有体系建构，就让整个学界成为一个没有自我的奴隶，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将学术翻译作为整个研究体系中的唯一目的，就是一个主体性逐渐丧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思想界就从独立自足的主体，变成了外围依附的东西。

我们原本的目的是通过翻译，进而学习西方人的思路，从而建构自己的体系。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暂时的目的变成了永久的目的。我们学会了翻译，但是却失去了对一个体系是否优秀的评价，失去了我们要搞哲学的目的。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西方人是否重视这个思想家。没有了评价标准失去了的目的，真思想就没法被发掘出来。

没有真的思想之光，我们就会被洞穴中假哲学的影子所迷惑。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们就失去了对西方形形色色理论判断的标准，只能将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最终像一个傀儡一样，随着洞穴墙壁上的影子起舞。

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西方人利用社会科学领域的先发优势搞乱后发国家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西方人向苏联兜售的“休克疗法”，向全世界贩卖的“素质教育”等等。在我国，影响最为重大的应该就是推进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和NGO进入我国。

三十年前，西方某基金会在国内短时间内集中资助了一大批的项目，这些项目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众多众多领域全方位引介西方某些哲学大家的理论，推动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进入我国。

在其后，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与新闻机构商业化改革合流，共同推动了我国公知现象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发展。十余年前，西方又推动某些哲学大家的理论，将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包装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新形态，通过引进介绍到我国，进一步宣扬在我国推动NGO组织管理社会的好处。

从理论上来说，NGO组织发动社会大众管理社会，具有便宜性和地方性的特点，被吹捧成为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方，各种研究成果也很快席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导向。但2010年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各个NGO在颜色革命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让我们很快就惊醒过来。当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美国这套以NGO为抓手的颜色革命理论很快就被揭露了出来。

把中介和手段，当成了目的，最终迷失了自我，这是一种文明衰退的表现。这就和清之前中国思想家辈出，而有清一代却以学问为先一样。说一句诛心的话，中国今天的社科研究领域，是具有相当依附性、殖民性的。方方和有毒教材的根子，是在我们自己的治学方式出了问题。

走出洞穴：奴隶的道德与思想的枷锁

柏拉图继续着他的故事：如果这群被束缚的奴隶中有一个碰巧获释，转过头来看到了火光与物体，他最初会感到眩晕（就像才从电影院走出来一样），但是没有关系，他会慢慢适应。此时他看到有路可走，便会逐渐走出洞穴，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世界，此时，他会意识到以前所生活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洞穴，而以前所认为的真实事物也只不过是影像而已。

这个时候，他有两种选择，可以选择返回洞穴，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真实世界。最终不论出于何种原因，结果就是他选择了返回洞穴，并试图劝说他的同伴，也使他们走出洞穴，但他的同伴根本没有任何经验，故而认为他在胡言乱语，根本不会相信，并且会绑架他，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杀死他。

如果，洞穴隐喻只有前半部分，那么柏拉图不过是一个有着恶劣趣味的思想家罢了，洞穴隐喻也不过是一个蹩脚的比喻罢了。但是，正因为有了隐喻的后半段血淋淋的真实，才显得极其的高明。

现在，我们中不乏有人走出了西方话语构建的洞穴，但是他们的双眼还不能适应太阳，他们的大脑是眩晕的，在眩晕中会有各种应激反应，比如，走出洞穴后虽然看清了西方通过话语权建构的洞穴，但又不认为我们有能同西方一样创造“洞穴”的理论创造能力，然后因为自身文明程度不足以创造洞穴而自惭形秽，只能通过”野蛮人“的方式去打碎西方话语权，更有甚者因恐惧而更加臣服在西方的话语权力体系之下。

那么，与眩晕症相比，返回洞穴后，劝说同伴们离开洞穴，我们会遭遇什么呢？我们会遭遇一个又一个的思想枷锁，只有砸碎这些枷锁，思想才能得以解放。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思想枷锁，尤其是那些西方人塑造的思想枷锁，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悄然松动，甚至脱落。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自己塑造一些更为牢固的枷锁，让我们继续跪着。

这些思想枷锁，影响着每一个中国的思想者。如尼采所言，奴隶们遵循着一种奴隶的道德，奴隶道德的核心是服从和自我否定，通过服从以避免主人的惩罚，通过自我否定来消弭自身的主体性，吞噬了自身的创造性。

尼采认为，奴隶们放弃了自己生命的激情，用虚假的道德来约束自己、安慰自己，把人生寄托在自我设计的枷锁当中。诚然，尼采的哲学是需要检讨的，奴隶不是天生的，奴隶的道德不是先天的，而是被建构的。以黑格尔的观点而论，主人和奴隶之间存在着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征服者主人用暴力将奴隶转化成为物，凡是不愿意沦为物的存在，都会死亡。所以，奴隶道德的核心是在主人的暴力之下，通过各种委曲求全，求得生存。

奴隶用虚假顺从作为自己安全的保障，认为只要我们不去挑战主人的权威，按照主人的命令行事，安心做主人的附属品，放弃自我，我们就是安全的。谁胆敢砸碎思想的枷锁，其他被打杀怕了的奴隶们，必然失去心理上的安全感，为了这种莫名的安全感，然后对已经站起了奴隶群起而攻之。

就如在现实当中，就有人问我：“停止翻译，我们不就是‘闭关锁国了’了吗？‘闭关锁国’之后，不就会落后挨打了吗？“

我会回答：因为“闭关锁国”，所以导致“落后挨打”，这就是一个思想枷锁，而不是事实。须知，今天舆论场中的“闭关锁国”概念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情况。“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基于特定政治需求，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恐吓，从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封闭，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也不是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全貌。

从大的历史角度来看，古代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一个文明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宋代达到封建社会的高峰以后，一只脚踩在近代社会门槛，却始终在门外徘徊，没有发展到近代社会。而西方，主要是英国，在种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成功跨过门槛，首先催生出工业革命，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1978年以后，基于改开的时代背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我国史学界在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时，主张用“闭关锁国”概括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由此，“闭关锁国”一词在我国学术界和社会上流行起来，成为概括明清时期外交政策和社会状况的主流认识，并作为概念固定下来。而这个思想枷锁，也恰恰是为了适应那个时代，而有意无意构造的。

闭关锁国不是历史事实，也与落后挨打没有必然联系。今天，西方那个曾经的主人，已经孱弱到没有力气用鞭子和大棒殴打我们了，唯一阻碍我们自由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停止翻译，不再只看洞中扭曲的影子，停止随着西方的乐曲起舞，转头看向洞口，开始去看真实的阳光，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立刻起身走到洞穴的外面，我们身体是麻痹的，筋肉是萎缩的，眼睛是不适应太阳光的。

但这是可喜的第一步，只有破除一系列思想枷锁，才能真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使中国在话语体系，文化认同等各个方面突飞猛进。这需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中国的思想界，不要再以翻译者和依附者自居，而是静下心来开始真正的理论建构。

阳光之下：洞穴之外的世界何以可能

洞穴的故事并没有继续，柏拉图没有告诉我们，奴隶们最终是否走出了山洞，对此他是悲观的。就如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最终被雅典人判处了死刑。当然，我也是山洞中的奴隶之一，并不知道山洞外面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唯有些许谦卑的建议，在这里与大家共同分享。

第一是要不要辩经的问题。当西方失去了手中的胡萝卜和大棒，失去胳膊上的肱二头肌，只剩一张巧嘴的时候，拥有话语体系主导权的优势，就被西方发挥地淋漓尽致。我们在理论和舆论两条战线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很多朋友都急于去辩经，用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去反驳西方人。

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之后就会发现，辩经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辩”，而如果我们默认在西方给定的命题范围和经文范围内去“辩”，就等于承认了问题的前提，承认了西方的“经”才是“经“，变相的承认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权威，从而站在西方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命题的最终的解释权都在西方人手中。每一次辩论，每一次进攻都是对西方话语体系庞大要塞的巩固，哪怕我们发现了些许可以攻击的漏洞，也因为在西方经典的绝对主场，要么被西方人迅速弥补，要么被西方人忽略不计。辩经就像玩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当中，西方人可以随时抹除或者制定规则。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西方人的梦中，战胜西方。

所以，我们不能再囿于西方话语体系内，如果要辩，就要在根本上跳出并拆除西方话语体系这个洞穴，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而打破洞穴中的幻景，必然要以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取得的真实反馈和经验为武器。

所以，对于任何具体的问题，我都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话语体系，我的建议是尝试建立新的范式，就像科学历史中的那样，用哥白尼体系代替托勒密体系，用爱因斯坦的体系代替牛顿的体系，通过范式的变迁，而不是具体问题的辩论，来争夺对世界的定义权。

第二，要停止以翻译和依附为根的哲学社科研究体系，纠正哲学和社会科学翻译所培养起来的，那种只讨论学问，而不在乎思想的，只在乎西方人的好恶，而不在乎时代发展的闭门造车错误学风，强迫思想界用自己的眼睛来看洞穴外面的世界。

停止依附不是目的，而是建构新体系的手段。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呼啸而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正在极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必将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极大的丰富人类的知识，而由于人类目前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领域的研究方式，基于相关性和偶然性的科学可能会成为开启未来时代大门的钥匙。

所以，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西方的哲学社科学者在干什么，而是应该将眼睛紧紧盯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紧紧凝视着洞穴的出口的亮光，尝试回答人类实践所遇到的新问题。

回想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难道不是一批具有多学科背景的思想家开启的吗？在西方哲学史上，不少哲学家都是有过专门科学、神学和法学等专业的经历，真正纯粹哲学系本科的哲学家反而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要停止翻译和依附体系，但是不要闭门造车，要跳出专业学者的圈子，通过学习全新的知识，尝试把握时代的主题。

第三，虽然眼睛尚不能直视阳光，但是不妨碍我们倾听。西方世界日趋混乱，而中国社会的思想正在蓬勃发展，民间、网络上各种声音层出不穷。这种声音随着互联网和智能媒体已经如同海啸一般，隆隆作响，连绵不绝，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却充耳不闻，委身于象牙塔内，全心全意的搞学术。

在这个时候，各种”民哲“和”网哲“成为舆论场上的大V。我们很多体制内的研究者看不起”民哲“和”网哲“，诚然，这些人的不少观点都荒诞不经，缺乏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但是，大量的”民哲“和”网哲“的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恰恰说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新的声音，这些问题恰恰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而且有人愿意积极的深入的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不是”民哲“和”网哲”的结论有重大的时代价值，而是他们尝试回答的问题很可能有重大的时代价值。我们不要沉迷于形形色色的专业主义，这些只是旧时代的光影。我们需要的是主动介入到时代当中，回答时代所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须知在中国佛教史上，真正让佛教在中国长久延续发展的不是那些学富五车的高僧，而是目不识丁的惠能。惠能的成功，在于他原创性的取向，使惠能有可能更切近当时的社会现实，引领了时代的发展。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走出洞穴，迎接我们的可能不是太阳，而是黑夜，可能不是春风，而是苦雨。在思想自觉的大路上，在灵魂自由的大路上，必须由思想者的头颅组成一组组路标，来标记路的方向。在这里引用一段鲁迅（YYDS）的话，借以自勉，也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界所有期盼着中国能出现比肩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大师的青年人共勉——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今天中国的社会实践已经走到了一个人类未曾涉及过的广阔空间，需要年轻的人们携手一起，有勇气走出洞穴，点燃火炬，照亮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