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郭松民：”流氓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看法质疑

       对郭松民 | 论流氓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这篇文章不敢恭维：至少是犯了哲学逻辑的错误：拿自己的定义肯定并否定同一事物。先是自己定义了“流氓无产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流氓”，与古意不同。是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施展下流手段以谋取生存的那部分人，他们欺软怕硬，轻视生命，没有道德感、责任感，也没有理想。流氓无产者不同于现代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他们不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流氓无产者主要来自于遭遇天灾、战争、巨大的社会变革等而被剥夺或破产的原中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前期，大都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包括失业之后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工人等。流氓无产者通常靠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

     郭松民同时又把《亮剑》中的李云龙定义为“流氓无产者”。而不问李云龙与其说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流氓’，与古意不同。是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施展下流手段以谋取生存的那部分人，他们欺软怕硬，轻视生命，没有道德感、责任感，也没有理想。流氓无产者不同于现代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他们不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流氓无产者主要来自于遭遇天灾、战争、巨大的社会变革等而被剥夺或破产的原中产阶级。”是不是一回事。中国历史形成的“农耕文明”所产生的流民主要是来自失去土地的农民，而不是少数的“被剥夺或破产的原中产阶级”。即使如郭松民所言的“在二十世纪前期，大都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包括失业之后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工人等。流氓无产者通常靠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也不代表中国在五四运动前后已经形成的产业“无产阶级”群体——比如“上青天”三地出现的大规模纺织工人和铁路工人。而正是这样的一批由小农经济转变成为当代的革命觉悟者被陈独秀、李大钊和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开启民智”转而逐步走上了中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说，郭松民给早期无产阶级群体带上的“流氓”帽子即不符合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的演化进程，也是没有理论上的道理的。

     当然我们不否认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的演化进程中思想上残留的“小农意识”的确存在，尤其是对“家国意识”还处于朦味状态。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先行者看到到了“推翻一个旧世界”所要做的事情。这也就是李大钊到长兴店的历史抱负和责任。“上青天”三地出现的大规模纺织工人和铁路工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像郭松民所说的那样：“流氓无产者主要来自于遭遇天灾、战争、巨大的社会变革等而被剥夺或破产的原中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前期，大都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包括失业之后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工人等。流氓无产者通常靠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这些产业工人正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理论所指出的罪恶那样，遭受残酷的剥削。

      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的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与地主和土地失去了关联，转而成为资本家的牟利工具。正是因为这些农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进而”不由自主“地接触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是说过”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与各式各样犯罪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要素来看，在资本主义大生产阶段，流氓无产者并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所以郭松民的论述是本末倒置。也就是说，无论从宏观视角还是从微观世界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中社会劳动的主体从来就不是以“苟且之事”为生的流氓为主体。资本家很清楚：把窃贼和酗酒者招进工厂只会给自己招来麻烦。

      再说郭松民对“李云龙”的“身份捆绑”。不错，李云龙和很多参加革命的农民一样带有某种“小侬的狡黠”。这在中国土地革命前后中的革命者身上不难看到。但是有一点要指出：李云龙作为军事主官不得不考虑部队的物质条件首先要靠“缴获”来解决，所以在部队后勤补给匮乏的年代“打点小主意”也是普遍的一种常态。一直到今天还活着的老战士回忆也证明“缴获一挺机枪有多难”。许多离休老战士至今还保留的节减习惯都是在部队养成的。

       所以，郭松民对《亮剑》的非议大概是自身对历史的真相缺乏了解。一位二野部队的老战士在攻打天津外围时的吃饭有个有意思的描述：“喝粥要先盛半碗，要不然再盛粥，桶里就没有了。因为打仗的建制乱了，后面的炊事班掌握不了要送多少人的饭。再说部队走得很快，粮食也不一定及时送上来”。这个例子如果用在李云龙身上，大概应该是：“大家吃快点，要不然没饭了。”如果这这般场景，郭松民大概得给李云龙扣上本位主义的帽子。

        书生就是书生，带兵打仗的事他搞不懂。再一个从中共党史来讲，不仅是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包括所有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样都会有些毛病。这也是毛泽东在延安办教育、抗大后再遍及各地根据地的缘故。从哲学意义上讲，郭松民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悖论。

       为什么中国革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就是因为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千百万农民加入，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就是”土地革命“！也正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土地革命“使千千万万的农民走上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中国革命成功的最大经验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