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有后话：主席给章士钊送鸡

《觉醒年代》守旧派章士钊

　　在《觉醒年代》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戏份不多，但是跟剧中的主角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都是知交。他还资助过年轻时的教员和总理。他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还开除过教育部官员的鲁迅，被鲁迅写文章骂得狗血淋头，并且告上了法庭。结果鲁迅胜诉，总长免职。后来鲁迅还写下了著名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痛骂他是“落水狗”。

　　这个人就是章士钊。因为跟鲁迅的过节，章士钊背过不少黑锅。有一次，章士钊给主席写信，信到了主席的秘书哪里，秘书读过一点鲁迅，认为章士钊是个反动派，没资格给主席写信，就把他的信扣压下来了。章士钊告到田家英哪里，田一听，说：“好家伙，章士钊的信你怎么能压呢？”田家英开会严肃地批评了当事人，说章士钊不是像你一个小人物，他是主席的一个长辈、长者。

　　就连章士钊的女儿对他也有误解。１９６２年，章含之帮主席学英文，主席有几次问到她，你对父亲怎么看，章含之回答：“他嘛，他是旧官僚。我是共产党员，我跟他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阶级，跟他划清界线。”主席不同意，说：“你参加共产党，挖了你父亲的墙角，我们很欢迎。不过你也不能没有任何根据地就跟他划清界线。你要跟他划清界线，你就得先知道他的历史，这样你才去跟他划什么界线去，你知道不知道，他一生做了多少事情？”章含之当时就傻了，说：“他做了什么，他不是给段祺瑞当教育部长，然后又跟鲁迅吵架吗？”主席说：“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主席特别赞赏他在清末担任《苏报》主笔，与章太炎等人宣传反清，被查封后又和陈独秀等人联合创办了《国民日报》，１９０４年他和蔡元培、蔡锷等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名为“爱国协会”，准备刺杀满清官僚。可惜第一次刺杀就惨遭失败，章士钊入狱，四十余天后才在蔡锷和黄兴等的奔走营救下被释放。

　　章士钊在文化上属于守旧派。我们在《觉醒年代》中第一次看到章士钊，是他与陈独秀因为反袁流亡日本，那时他们一同办《甲寅》杂志，并与李大钊相会。后来章士钊回国办了《甲寅日刊》，李大钊是主笔之一。他受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过伦理学和逻辑学，还推荐李大钊和杨昌济到北大任教。在新文化派与复古派的论战中，章士钊站出来反对钱玄同取消汉字的主张。但是信仰的不同，并不妨碍他们的私交。在工读互助社受到诬陷时，李大钊请章士钊写信给易群先的父亲、国会议员易夔龙，说服易夔龙撤回了弹劾蔡元培的议案。章士钊再出现时，已是南方政府的秘书长和南北议和代表，邀请刚出狱离开北大的陈独秀去筹建西南大学。１９２０年，教员为开展建党以及援助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筹款，百般无奈之下找到章士钊，章士钊自己也没什么钱，却立即找朋友募集了数万大洋。这些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有许多在这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成为骨干的。剧中有浓墨重彩的呈现。其中有一个镜头是章士钊给了教员一笔款项，就是用来支持留法勤工俭学的。教员惊喜地说：“二万银圆，这么多呀，章先生太谢您了。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等革命成功了，我们一定还上。”（解放后主席用自己的稿费还了这笔钱）。

　　１９２２年，周恩来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士钊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士钊也照办无误。１９２７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逮捕，章士钊直接出面找到奉军总参议杨宇霆，请他转告“雨帅”：“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章士钊四处奔走营救，在失败后筹集费用办理李大钊的后事，抚慰李大钊的夫人和子女。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发放传单被囚数月，经章士钊及全国民众呼吁后释放，在上海，章士钊与陈独秀见面。他表示：“我章士钊愿意做陈独秀终身的免费辩护律师“。陈独秀反问道：”什么意思，你这意思就是我还得进去呗“。章士钊连忙道歉：”失言失言。”拍着缸盖说：“呸呸呸”。陈独秀说：“你不用呸，说不定你一语成谶，没准我以后真的会多次进出那个监狱研究室”。１９３２年，陈独秀作为托派总书记又被捕，身为著名大律师的章士钊自动为陈独秀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独秀无罪。

　　１９６６年章士钊被打成反动权威，家被抄了，章士钊给主席写信，第二天主席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而且主席同时还告诉总理，看看还有哪些人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赶紧保护起来。总理马上查明，章士钊家是聂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聂元梓听了总理的指示，赶紧叫人把抄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还了回去。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通过这件事情，主席不仅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把其他应急须保护的人也都保护了。

　　主席为什么跟章士钊有这么深的交情？其渊源落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前后。那时主席还只是个热血青年，章士钊初次读到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负、气势和论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辩无比所震惊，说过“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还亲自接见了主席和蔡和森——这是总理说的。章士钊是个民主派，是坚决反对封建帝制的，他这话不是说主席要做皇帝，不过是个借喻而已，用以赞叹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国的革命，要在主席手里出个非凡的新气象。后来，章士钊给主席好几万块钱，主席把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部分用于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主席赞扬章士钊真心为民主是很坚决的。由于两个人有这层关系，他们就一直有来往。章士钊给主席写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秘书把他的信扣压下来，自然是“惹下大祸”了。

　　说到他们两人的交情，有件关于主席给章士钊送鸡的事就不得不说。那是１９５５年的一天，晚饭后主席让警卫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那时候鸡很紧俏，天黑了，商店已关门、摊贩也收摊，警卫只好去找人帮忙才买到鸡，等把鸡送到章士钊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钊收到鸡，连声称谢。这事很稀奇，大家传来传去，却都不知道个中缘故。后来秘书问康生，康生叫他去翻翻《三国志》，看曹操和乔玄的故事。原来，曹操二十多岁时尚不得志，默默无闻，一次去拜见乔玄，乔玄却很赏识他，说：“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在乔玄眼里，曹操是“命世之才”。从此，曹操引乔玄为知己，与他成了忘年交。乔玄临死时请曹操照顾自己的家庭，还要求曹操以后路过他家乡的时候，要拿一只鸡来坟前祭奠他，否则“车过三步”就会肚子痛的。曹操果然照办。主席初识章士钊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钊的欣赏，大概是有曹操遇乔玄的感怀吧。他给章士钊送鸡，似乎是在表明他们之间有类似曹操与乔玄之间那样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负。

　　章士钊心系两岸和平统一，先后三次奉命到香港，与台湾方面联系。１９７３年，章士钊受主席嘱托，不顾自己高龄，第四次赴香港，为恢复与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病故在香港，享年９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