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设计师还有前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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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搞建筑设计还有前途吗？这是建筑设计行业今年的新问。

前有清华、同济、东南等高校相关专业招生不满，一些专业被调为二级学科，近有深圳建筑设计师讨薪跳楼身亡，而圈中许多朋友的转型，早就不是新鲜事。

眼见房地产陷入低谷，地方政府去债务，各大城市消费与经济活力不足，叠加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开始抢夺饭碗……这些，都直指建筑设计领域的大衰退，减员、降薪、失业愈演愈烈。

还要问这个问题，不是伤口上撒盐吗？

我采访了几位建筑设计师朋友，来听听他们的答案。

穆威：不是建筑师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穆威是一位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建筑设计师，先后在西班牙和挪威从事建筑实践，是法国、英国、挪威、西班牙等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建筑作品获奖无数，却很少出现在建筑圈的各种活动。

他说，自己做的不是建筑，而是“自然+社会教育”。而他的困惑，正始于教育。

那还是2003年左右，房地产、建筑设计的黄金时代刚刚萌芽，柯布西耶等四大师还是建筑学教育的主旋律。那年他大五，像大多数与社会脱节的大学生一样，感到迷茫。

他来到中国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开办的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实习。开始，每天的事情不过是钉钉子、搬木头之类。正是在这些基础劳作和集体协作中，他渐渐感悟到建筑底层的物质性——建筑是由石、砖、木材、玻璃等基本物质构成。而建筑学，其实在精英化教育范式中逐渐被虚化了。

精英式教育，叠加工业化、房地产化浪潮，许多建筑师油然而生一种“救世主心态”，动辄“革命性创新”“作品”；另一种现象，是建筑与建筑师网红化，各种获奖作品背后，却是漏水、铝板生锈等各种“小疏漏”，给使用者持续带来的生活困扰。

建筑师们一面大谈公共性、社会理想，一面又被甲方“狂虐”，心态日益纠结。后来，盛于房地产，亦衰于房地产，直至近年的房地产困局，潮水褪去，各大建筑设计院、事务所隐入尘烟。

中国教育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容易“造神”，缺少批判性思考。譬如国人奉若神明的“四大师”，后来，在留学期间，穆威接收到国外教育对他们的客观批判，“在西班牙，很多咖啡馆、餐厅都开在老房子里，建筑与生活的传承性一如既往。与此不同，荷兰出了许多‘很猛的’现代主义大师，大谈创新、动辄‘革命’，却不断制造着建筑与自然、与传承的割裂”。

“很多大师晚景凄凉。比如柯布西耶，因为不善经营，一生不断破产，晚年与世隔绝，栖居在朋友提供的9㎡的小木屋里。他们都在时代中获得机会，但都被顽固派打压，不断战斗，这很伟大，了不起，但本质上，都只是满足了工业时代——大家都是时代的产物”。

“曾经有一张调侃建筑学的网图：人类最好的建筑，在500年前、200年前是双坡顶，只有现在是‘小盒子’，但100年、200年后，又将是双坡顶。现在被奉若神明的安藤忠雄们，最后都只是历史的一瞬吧”。

认识到建筑并不需要不朽，“有一天也会跟我们一样随风而逝”，穆威释怀了。

回国后，他没有热衷于商业性建筑、地产，而是把精力集中到研究装配式小房子，带孩子去自然中造房子。在江汉平原上，几个平常村庄边缘的小树林中，他带着孩子们亲手搭建了一个个伴着萤火虫和蛙鸣入眠的自然营地。

“每个人都有回归自然的方式”，“每个孩子都是造物主”……他把它们命名为“个个世界”。

不是只有城市化的建筑才叫建筑。建筑的意义，最终都要与个人发生关系、进行情感链接。尤其疫情期间，人们更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开始深入了平常的美好，开始关注自然的生活方式，穆威的营地逐渐崭露头角，现在已经发展到5个。

出乎意料，疫情后的今年，营地、民宿等现代文旅“消费升级”内容逐渐被传统旅游“消费降级”替代，他的营地也受到影响。与许多运营者的恐慌不同，穆威很坦然，“建筑学的底层还是经济学。不是建筑师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我尽力而为就行”。

他打算走开源设计之路，从建筑设计转向生活设计。“传统设计，都是设计师来做、消费者来买，并没有给到用户参与的权利。接下来，我要和我们的用户一起设计，让他们来投票、生产。大到一件家具，小到一个笔筒，都是生活的设计”。

对迎面而来的AI时代，他更加坦然。“建筑设计只是一项工具。机器能快速帮你实现，但它并不知道你要什么……以后，设计师的技能不在于会做什么，而在于提问的能力，并且知道该用什么工具组合去解决问题”，这也是“个个世界”亲子教育的理念所在。

“多提问，多去感知实际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的答案”，穆威说。

王求安：中国农民，还从来没被设计服务过

王求安大概是近年最火的“野生”建筑师，他带领团队下乡给各地农民设计房子，深受农民、地方政府的喜爱。

他只是老家岳阳师专美术系毕业的一个中专生，17岁毕业走向社会工作，19岁跑到北京学室内设计，后来开了家做展陈空间设计的公司，22岁在北京买车买房，实现草根逆袭。27岁时，眼看那些花几百万、上千万做好的展场，不过十天就全数拆除，感到价值虚无，后来报了个建筑学自考班，成了个半路出家的“野路子”建筑设计师……

前不久，这个“野路子”前往清华大学建筑系给师生们讲课，讲述《完全以村民为主体的乡建实践》。

面对行业和孩子们的迷茫，王求安却说，“现在正是建筑师的美好时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做城市房地产，照样大有可为！

他认为，建筑设计方往往只跟决策者交流，但不跟使用者沟通，比如城市房地产。但在乡村，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的宅基地、房前屋后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学会倾听、对话、引导农民，才是一切乡村建设的基础。

中国的县、乡、村，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经过规划，各种类型建筑混搭，破破烂烂，特别凌乱。如果只是搞一些“穿衣戴帽”的形象工程，农民们肯定会反感，因为它们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帮助。

“当他们还在为自己的未来生活而担忧时，你跟他讲建筑学的神性、玩建筑学那一套乡愁，村民一定会反感……乡村建设，最重要的关键词其实是，公平”，王求安说。

2020年，老家湖南平江县请他回去建设一个村庄搬迁安置项目。政府免费为村民建新居，农民本该高兴才是，到现场一看，这个项目却陷于停滞。原因是村民集体反对。

农民为何反对？城市建筑师们会找到各种理由。但王求安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不够公平！

原来，原有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建筑方案下，农民们都想要更靠近中心广场或临街的房子，因为将来可以做点生意谋生。但这些“地理位置优越”的房子，终归是少数——设计源头的不公平，才是根本。

你能说是因为农民素质低吗？在关乎自己生存的问题上，谁都不应该去简单指责。

王求安很快从当地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斛桶上找到解决方案，将原来四方布局，改造成三个圆环形的桶状布局——街道呈圆环形设计，这样，家家户户就都可以临街了。随后的村民大会上，村民们爽快地赞成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一眼看去有些古怪，许多建筑师看了都笑，却能顺利解决农民和当地社会问题，无疑是一个好作品。

在陕西留坝县，王求安又做了200个“作品”。2021年，留坝县政府推行“四个一百”建设，其中包含“新发展精品民宿100家、提升农家乐100家”。但要农民配合政府，统一掏几十上百万改造自家房子，谈何容易？

王求安的工作秘诀是“重新组织、动员群众”，其中一个关键是召开村民大会。

但要让农民坐下来开一个小时会，何其难！最开始很多会议，往往开不了两分钟，村民就自顾自聊起天来，五分钟后就吵起来，八分钟后就走得七七八八，十分钟后，现场可能就剩他和几条土狗了。

他有办法。首先是带农民出去看，看最适合自己家的改造效果。回来后，挨个与他们沟通。然后才是村民大会，大部分同意后，开始挨家挨户地建沟通微信群，为他们出差异化、个性化的设计方案。

此后工作，大多是设计师们避之不及的家长里短。譬如一户人家，儿子想做欧式，父亲想做中式，争执不下；父亲想大改，儿子不愿意，因为搞下来七八十万，将来还需“父债子偿”；有一户养娃娃鱼的人家，好不容易全家达成共识，认同了“娃娃鱼”建筑方案，但乡村没有钢结构建筑经验的施工队，找人一报价，要400万，最后还得王求安帮忙从外面找队伍，压缩到200万……

“我们把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了前期关于‘人’的研究上。解决了问题，得到了关注，所以才能获得从上到下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剩下的工作推进才能顺畅”，他说。

反过来，农民也在不断给予他惊喜。上述养娃娃鱼的人家，房子改造完成后十分自豪，主人说，这样的房子，全中国只有他家这一栋，民宿建成后，一晚可以卖到600～1200元一间。很多农民，原本只打算花20万改改，看到方案后，主动增加预算（平均100万）。

后来，很多农民偷偷告诉他，以前怎么看自己的房子都觉得别扭，“千篇一律的难看，住着也不舒服”，但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照别人的样子，花几十万建一栋，过不了几年还是一样别扭。

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农民房”大概就是最低档建筑的代名词。但农民并非不想追求美好和改变，只是，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被设计服务过！

而忽视中国几亿农民的，何止建筑师。王求安举了几个例子。

在给农民设计房子的过程中，他顺手做了下LOGO。农民们却把它们当作“家徽”，十分惊喜。“农民不是不懂、不愿追求，只是压根没人理过他们”“城市广告设计师的电脑里，谁没有存着几百、上千个LOGO过程稿？1000块一个，农民都愿意”。

“以前，农民根本没有软装的概念，也不知道去哪买。而现在的设计师设计一把椅子，一定要卖4800，否则觉得自己没逼格。但你如果卖480，就可能卖几万把。包括中国的家具厂商们，因为城市消费和外贸不行，宁愿堆在仓库、码头，也不把它们卖到农村。”

为天南海北的农民设计了大量房子后，王求安打算主动认领一个社会命题——为各地乡村设计现代民居样板：外在符合当地地理、文化特征，内在空间模块化，根据地方气候、材料，设置一个模块化组合方案，让当地农民自己就能建一栋30年不落伍的好房子。

“无需怀念城市房地产时代。现在，城市普遍缺乏消费升级的欲望和能力，反而乡村具备。走向乡村，去‘野生’，沉下心做，现在就是建筑师的美好时代”，王求安说。

孔祥伟：找到故乡就是胜利

早于王求安多年，孔祥伟就走向了乡村。

2001年，他就成立了一家建筑设计公司，是圈中的“老资历”。他们主要做城市公共景观、旅游规划设计、地产景观与建筑设计，项目遍布全国各地。他的日常，就是在各个城市间飞来飞去。

但是，“无论做城市景观，还是社区，你的生命状态很难跟场地产生深度关联”，他最喜欢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一句话，“找到故乡便是胜利”。他一直在找寻精神上的故乡。

转折来自2015年。这一年，乡村、文旅开始进入公众，很多人开始对乡村产生向往，孔祥伟感觉时机到了。他认为，未来生活有两个方向：进城大趋势，每一位农民都有权利去享受城市，实现美好的生活；反过来，城市居民，对乡村的自然环境充满渴望。

在山东日照，一位合作多年的企业家朋友，发现了一个空心村，邀约他共同改造。这个村子，离孔祥伟的故乡小村不远，空心多年，破破烂烂，但跟他小时候的乡村感觉很像。这就是他的“原乡”！孔祥伟给它取了个“凤凰措”的名字，然后带着一帮设计师住进这个荒村。

他说，像凤凰措一样，中国任何一个村庄，都是在历史的演变中缓慢累积的，把建筑交给时间，他和合作伙伴，也希望凤凰措能够在时间中慢慢生长。直到今天，村子的改造，仍在继续。

但在彼时，干乡建还面临着巨大争议。是保护还是创新？乡村改造的方向应该在何方？过程中，就有一位地方领导前去视察，指示村子要做乡村博物馆，给城市人参观，“不要动”。

孔祥伟则坚信，建筑的意义，终究还是要与自然、与人连接。不论村民，还是城市游客，都希望乡村具有适合现代人的人居空间，而非用来“参观”、继续割裂。在不破坏乡村风貌的基础上，他提出大胆创新的设计理念，将现代空间融入乡村，并采用大量乡土材料建设。

建筑方案还好办，漫长的说服过程更加艰难。他说，做乡建，其实综合的是商业业态、村民认知教育、村集体、地方政府的关系，一个建筑设计师，可能需要承担规划师、游说家、传播者的综合角色，比城市建筑设计难得多。

从经济角度看，乡建设计比城市成本大得多，建筑设计师们要承担大量非设计师的工作（不去承担就推不下去），收益又偏低，如果只考虑赚钱，乡村建筑、设计就是一个伪命题。

他的工作，更是社会层面的，用建筑设计的方式，解决县乡基层社会问题，是“建筑社会学”范畴。这些工作，传统的设计院、大型事务所肯定做不来。但一二十人的工作室，却游刃有余，做得很舒服。

做乡村建筑设计日久，孔祥伟就越认同库哈斯的主张——“世界的未来在乡村”：城市所有的资源都是乡村输送的，未来施展的空间也在乡村；未来，建筑如何跟自然对话是一个核心命题，建筑师都应该要有这样一种能力。

对他自己来说，虽然生意越做越小，但个人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最喜欢的状态，就是拿一个小马扎，找个树荫下，吹着风，在场地中，去指导工人施工。当他心中理想的图景在乡村慢慢施展开来，他终于体会到古人讲述的“诗性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并不高大上，却与自然、与人发生着最真实的连接。

每个建筑师，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原乡。

李逸：建筑是一种传媒

李逸是一个90后建筑设计师，在主流建筑圈鲜有人知，但他用自己的实践，开创了一个全新领域——党建美学建筑设计。

他最早做的是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保护，此后，先后进入大型房产企业、室内和景观设计集团任设计总监，“等于从保护型、发展规划、具体设计完全做了一遍”。尽管一路很顺利，但他感受到，城市很难真正给予年轻设计师机会，同时，在追求高效、快节奏的工作中，日益有一种被程式化、被“榨干”的感觉。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沿着城市、学院派路径发展下去，永远也不可能干过上一代、上两代建筑师”，那么，年轻设计师的未来在哪里？

2018年，他在乌镇主持一个国际艺术村建设工作。一天，河南一个叫修武县的副县长来找他。他并不认识，自己要干活，不想接待，就让副县长自己订酒店，随便看看。

副县长立马拍起视频，发给县委书记。拍完，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找到李逸“摊牌”，“不行，你要跟我走。领导下了死命令，要我一定把你请到县上”。

李逸一看，对方态度诚恳，又跟电话那头的书记交流了一下。原来，县委书记找他做的是基层党建美学设计，作为“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的李逸被打动了，立马收拾行囊北上。

这位县委书记与李逸一样，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开放性知识分子，他们在欧美留学时，都去教堂参观过，从建筑形态，到具体设计，再到实用性，西方教堂都呈现出极致美学属性。回到我们，党建也是一种”信仰“，基层党群中心是党在乡村的核心阵地，为什么却是“灰头土脸”？

他们决定探索中国基层党建美学路径。首先选择了一个叫大位村的村子，李逸用两天时间就做出了设计方案。他的方案，首先是把围墙拆掉，却一下遭到许多部门的反对。

有部门认为党建就应该是严肃，不应活泼；有部门认为村委就是一个村民交材料、办公的地方，没必要搞成“网红”；有部门担心，大面积落地玻璃的设计方案，没有围墙保护，“万一有人砸玻璃咋办”？有部门开始算账，质疑超出预算的钱怎么赚回来？

幸好，县委书记顶住压力，拍板了李逸的设计方案。最后，在县、村书记的鼎力支持下，一座中国乡村前所未见的党建美学村委会，取代了原本破破烂烂、却要围成个“宝贝”似的旧村委。

今天，我们去到大位村村委，但见开放式广场上，村民们可以跳广场舞，节假日挪开花箱就能举办大型群众活动；大落地窗设计，透明化办公，塑造公开公正的行政氛围；进门就是党建书吧，除了阅读，附近小学的孩子放学后可以进来读书、做作业；更妙的是，李逸利用阶梯教室高差，设计了一个滑滑梯，村民们都乐意带孩子进来玩耍……

当乡村党建变得既美好又实用，开始散发出信仰的魅力，村民们有事没事愿意前往；一年内村里有五十多位年轻人申请入党；年轻人结婚，选择在村委会办婚礼；同时，政府将邮政、快递、ATM、商业等配套往村委靠拢，形成乡村“党建美学经济综合体”……

此后，各村根据自己的特点、需求，邀请不同设计师，设计差异化的党建美学综合体。这些党建美学建筑，既美好又实用还能转化为经济收入，改变着地方的精神风貌，受到群众、党员和基层干部的喜爱，但李逸坦言，“它们放在建筑学中不会有历史地位，但放在社会学中很有价值”。

而价值标准应该由谁定？不应该只有专家。

李逸认为，党建美学引领下，建筑不是死的，它应该自己会发声。“党建空间”应当去行政化，服务人民群众，响应年轻人的时代诉求，它们应该是有声音、有情感的，它们应当承载一个国家的新面貌，讲述国家的新故事。

除了在各地设计本地化的党建美学建筑，接下来，李逸还致力于推动开放性的党建设计：

商业需要人流，党建为什么就不需要？例如，将基层党群中心与民宿、便民超市、快递物流结合，互相借力；

市场需要传播，党建为什么不需要？例如，发力红色文创设计，不是只有毛主席头像、五角星茶杯，还可以有很多特色文创产品，通过产品去传播信仰和理念。

社会的进步，终究还得靠一个一个人，一点一点地去做。在李逸看来，每一个基层党建中心，就像一盏一盏灯逐渐点亮。这个过程，就是他心目中的“点亮工程”……

建筑设计师还有前途吗？但愿他们的故事，能让建筑设计师，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者，看到不一样的答案。

作者：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书。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