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年，汪晖的一篇思考意味深长｜文化纵横（下）

二、人民战争转向国际主义联盟战争的政治意义

▍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与以往国内的人民战争有所区别，它的两个最主要的特点是：第一，这是一场境外战争；第二，这是一场核威慑之下的热战，即所谓全球冷战条件下的热战。境外作战是否具有“革命”的性质，还是只具有民族的性质？在核威慑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原则还有意义吗？或者说，朝鲜战争与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对人民战争做出理论解释。首先，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根本地转化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边区政府、政党、农会和工会等等）的产生或转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主要由一些被马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跟工农的关系深厚。

[注：党史专家杨奎松在《以论带史的尴尬》（《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2月29日）一文中蓄意将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扩大成从1921至江西时期，并“说这一时期的中共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所构成，不是无知，就是瞎说。”关于中共创建初期的党员构成，参看马林：《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1页。此外，孙应帅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一文中提供的中共创建初期党员数据如下：一大53人，二大195人，三大420人。中国共产党重视工人身份，但1922年二大的工人比例只有10.7%，1923年三大的工人比例也只有37.9%。至于其后工农比例特别是工人比例的提高，则恰恰是国共合作条件下的国民革命推动工农运动的结果。]

1925、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

[注：杨奎松在前引文中质疑我只提毛泽东担任所长时期的农讲所，并指出在我所突出的1925/1926年之前和之后，国共均有工农运动。这里简述我的理由：农讲所开办了六届，这里仅提及毛泽东担任所长的时期，是因为只有毛泽东与此后的人民战争有直接联系。在1925年之前，国民党有过工人运动，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也有声有色。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更是党史课本中的重要内容。这里提及1925、1926年而不及其他，是因为这两年的工农运动最具声势，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相对稳定（发生过问题但不足以破裂）。1925年，著名的五卅运动爆发，广东全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5月份在广州召开；1926年，《中国农民》出刊，4月份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也正是在1925年冬季，湖南有组织之农民运动才开始，至1926年11月份各县农民协会会员总计已有1367727人。（参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57-262页）当然，1927年的运动声势也很旺，但此时国共之间的政治危机已经无法弥合，两者间的彻底破裂正在此年。]

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主要政治创新集中于两点，其一是摆脱旧军阀、建立党军；其二是与共产党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用群众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最初阶段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国民党的创新。但在1927年之后，国民党逐步放弃了社会运动，伴随其党国一体，军队的政治性也随之大幅衰落。从共产党方面说，离开北伐战争失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战争，政党的转型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在成员构成上，还是在社会基础方面，也无论在工作形式上，还是在革命政治的内涵上，1921年诞生的、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的政党与江西苏区时期的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大革命失败后，由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

[注：杨奎松在前引文章中论证王明没有主导过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是没有根据的。作为米夫的高足，王明一直鼓吹城市中心和工人武装暴动，这在他为《武装暴动》写的序言（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武装群众工作中，必须对于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加以最大的注意，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看成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简单响应或补充。谁不懂得只有工业城市是暴动的组织中心，谁不懂只有无产阶级是暴动的领导力量，谁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动策略丝毫也不懂。”（参看余子道等编选：《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立三路线失败以后，中共领导人中很少再有人提议倾苏区之力以攻打中心城市了，但王明从未放弃过城市中的工人斗争，即使在立三路线被抛弃以后，他的主张仍然很激进（他指责李立三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事实上，直到1931年5月，王明还要求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以掀起各种工人斗争，并一直视其为与苏区政权建设并重的要务。（参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73、289-290页）因此，说王明没有主导过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是不确的。]

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我将这一政党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

其次，人民战争也创造了战争的独特形式。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基本方式。井冈山斗争的中心问题由此变成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党在民众工作中展开的文化运动，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也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上述在战争中展开的政治进程赋予人民战争以与其他战争形式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命题就包含了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一个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

第三，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

[注：杨奎松在前引文章中批评说：“大家熟悉的‘边区政府’这一概念是用来指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和晋察冀的，没有谁会拿它来指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色政权。不错，作者关于‘边区’的概念是读《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得来的，毛泽东在此文中确实使用了‘边区’这一概念。但作者未免太过粗心，他没有注意到，无论在此文中，还是在《毛选》其他文章中，毛泽东都不曾把‘边区’和‘政府’合在一起用过，只是在抗战期间的文章中才频频用到‘边区政府’一词。换句话来说，毛泽东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写的文章中固然使用了‘边区’两个字，但此‘边区’非彼‘边区’。”这里略做辨析：首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并未使用“边区”一词。其次，我使用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的概念是从历史脉络中做出的有根据的概括，并不限于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48页）这里所谓“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不就是边区吗？这个边区的红色政权不就是边区政权吗？毛泽东还用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的说法，而“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同上，第49页）第三，毛泽东所说的“红色政权”就是指这些夹杂在白色政权统治地区之间的小块的红色边界地区。在论述“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时，他提及了“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在稍后的段落中，又提及了红军、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发展，其使命是在“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同上，第52页）这里所谓“边界”与“边区”并没有文义上的区别，因为“边区”就是“边界区域”的简称，从而“边界政权”也就是边区政权。难道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边界政权、边区政权等概念的历史根据吗？在写于1928年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不但提到了“割据地区”、“红色政权区域”、“边界”等语词，还规定了这些地区的地方工作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等方面。他还提及：“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同上，第58，62页）这里的“边界政府”，以及各县政府，不可以放在“边区政府”的范畴内加以论述吗？]

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从而也要借鉴中外历史上的国家经验，但这一政权形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持续的政治和战争动员中，它是获得自觉的阶级的政治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及其政权得到巨大的发展，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成为了胜利的保障。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游击战争转化为大规模的运动战，伴随着夺取中心城市，运动战与阵地战取代游击战成为了战争的主导形式。

第四，在人民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政府处理的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日常生活的组织问题。这就产生了政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问题，其主要内涵是：一，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二，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用尽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良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因此，人民战争不仅是采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有效消灭敌人的方式，而且也要处理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校、集市贸易甚至货币金融等等构成了人民生活内容的主要问题。军事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

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它是政党的政策，也是重构政党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结构。在广阔的、尚未工业化的乡村，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在运动中获得了政治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及其群众路线创造了阶级的自我表达，从而也创造了政治性的阶级。先前的政党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民战争而自我重构了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相对于政党、政党政治、苏维埃政府等源自十九世纪欧洲和二十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中更具原创性的发明。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人民战争，就不能理解中国的革命的独特性，就无法理解这场革命中的“党的建设”与此前的政党政治的深刻区别，就不能理解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在二十世纪中国产生的独特政治范畴的历史内涵。

▍国防战争与国际主义战争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中，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但已不同于传统的人民战争。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红军时期的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序列中进行观察，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场战争的若干特点。

首先，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境外战争，与红军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相比，后者的战争主体是白色区域当中的红色政权或抗日的敌后根据地，而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前提的。战争形态由此发生了从传统的人民战争转向了以国防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形式。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不是在境外建立根据地，或者通过人民战争创造出新的政治性阶级，而是以保卫新中国为目标的。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建立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过去是革命军队，是参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的播种机、宣传队，是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的暴力机器，但现在则是以保家卫国为首要责任的正规部队。

其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队和国防建设与工业化过程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关系。正是在高涨的战争动员中，新中国的第一个以城市工业化为中心的五年计划顺利进行。保家卫国的口号激励了全社会的政治热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这是战后恢复的主要动力；在战争中，通过结盟关系，中国获得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朝鲜战争也是加速中国成为核国家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国防的要求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政治底线，即不允许美军威胁中国，不允许朝鲜被击溃，从而中朝军队不能从“三八线”退却。1952年10月，在谈判进程中，美军宣布休会，六天后发起了上甘岭战役。这场攻防战对双方而言都是政治性的：新任美军总司令克拉克要为美国民主党助选，而中国军队的阵地战是以不能从“三八线”退却这一政治原则为底线的。由于在境外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形态不得不是依托祖国后方、以运动进攻与运动防御为中心的战争。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并尽力得到朝鲜民众的支持，偶尔也采用骚扰和游击战术，但战争的基本形式是运动战加阵地战。

即便存在上述差别，抗美援朝战争仍然继承了人民战争的若干特点。

首先，尽管战争在境外展开，但它是以中国战争史上少见的全国性动员为前提的。在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次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战争，一次是抗日战争，即在国民党主导正面战场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以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契机，促成了全面的抗战动员。第二次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经过漫长的革命与战争，中国实现了除台湾地区外的全国性统一，从而为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经济动员、文化动员和军事动员奠定了前提。从1950年到1953年前后，毛泽东的顾虑和最后的决心，都与这场战争能否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支持有关。

其次，在境外战争的条件下，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很难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那种军队与根据地人民的鱼水关系，但志愿军入朝后试图在跨国条件下重建这一关系。1950年10月8日，在由毛泽东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特别提及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障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基础。”这一命令一方面显示出中共对于境外作战的特殊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表明志愿军将在境外环境中灵活运用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的经验。

第三，抗美援朝的国内前提是新中国的建立，而它的国际前提则是一个以人民民主国家为主体的东方体系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团结。战争不再是过去的人民战争，而是人民战争传统在跨国战争条件下的一个延伸，其中同样包含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等要素，但由于基本环境发生了变化，其含义也势必发生变化。在战争条件下，全世界人民民主国家（包括苏联）和在亚非拉地区出现的的民族解放运动，共同构成了国际的统一战线。如果考虑入朝参战对东方、对世界的意义，这场战争的深刻的政治性恰恰体现在它与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续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发生在两个阵营的对峙条件下，从而战争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家间战争的意义。如果不能解释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一政治含义，而仅仅将战争解释为民族战争或国家战争，历史解释就不是透彻的。因此，抗美援朝战争具有双重的性质，既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又是一场抗击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战争。就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人民战争的逻辑在国际领域的拓展而言，抗美援朝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

境外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性质，即是基于国际主义原则的援助战争，还是基于单纯国家利益的民族战争。那种全盘的、不加区分地否定民族战争的论调无法确定民族战争的政治内涵：就民族主义而言，存在着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区分，存在着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区分，存在着旧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新中国及其它民族的反帝反殖民族主义的区分。就中国而言，抗美援朝战争与抗美援越战争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战争，从而具有国际主义的特点。

▍核威慑条件下的第一场战争：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还是物？

朝鲜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核武器之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

为什么是“冷战”？因为出现了核武器和核威慑。在核威慑的战略平衡下，战争以冷战的形式出现。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与第一个有能力实施核打击的超级帝国主义大国，发生了军事上极其不平衡的战争。在二次大战之前，谁都不知道美国正在研制并且可能生产出核武器；但中国入朝参战，展开一场与拥有核武器的霸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怎么可能不考虑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在武器装备上极不平衡的战争是否根本改变了人民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经有过两次动用核武器的具体计划，而这两次计划又都与重新武装日本、让台湾参战的设想联系在一起。

在1945年美国使用核武器之后，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直接讨论了核武器，指出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是无法终结战争的。1946年8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提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命题。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他相信最终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所谓“原子弹是纸老虎”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决断。在核威慑条件下，如果中国不站出来跟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较量的话，所谓中国人民被欺侮的历史一去不复返的宣示，所谓东方由于十月革命，由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帝国主义霸权可以为所欲为称霸的格局一去不复返的宣示，就不过是阿Q式的豪言壮语了。如果中国不能有效抵抗美国的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整个历史含义都会被改写，甚至由于出现了东方世界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也会被改写。毛泽东的宣示具有不可后退的政治的性质。

是人决定战争的胜负还是武器决定战争的胜负，是人民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相互区别的关键命题之一。不可否认：这是毛泽东根据他对全球政治和军事格局的分析而做出的正确的军事判断，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这一人民战争逻辑对于以核威慑为杠杆的冷战逻辑的胜利。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依托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动员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强韧的战斗意志战胜对手。重视人的力量绝非否定武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战争初期要求苏联的空军支援、武器装备支援和技术支援，高度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但这一切没有改变他对战争进程及其政治性质的判断。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境外作战、人类历史上在核条件下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国防战争，这三个独特性提出一个问题，即在这三个条件之后产生的战争，到底是人民战争还是非人民战争？

毛泽东出兵朝鲜，表明他相信核武器并没有改变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这一人民战争的逻辑。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由于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从而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作战双方的能力、意志、战略和战术等主观因素，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环节。能动的主观的政治是中国革命政治的一个特征。抗美援朝将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转化为在新中国条件下的全面社会动员，就显示出了政治的能动性。通过国际结盟与跨境战争，新中国将国内革命的统一战线逻辑有效地用于国际战争了。1951年开城谈判破裂后，美军利用空军优势展开所谓“绞杀战术”，但依托新中国的全民支持和中国军队的全面动员，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形成了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后勤补给线。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人民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政治的战争，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战争。战争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战争的特点。武装斗争必须与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等政治过程相互配合，就是战争的政治性的体现。由于战争是有政治性的，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从而存在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是没有正义性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及其瓜分被压迫民族的战争是带有正义性的，这个判断就是正义战争的概念的基础。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形态不同，但都是对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称霸世界的态势抵抗。以武装的革命打退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以跨国抵抗战争的形式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保卫和平而采用的军事性的政治手段（或政治性的军事手段）之一。

抗美援朝是一场区别于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正义战争。正义战争的范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判断，即一方面以和平为目标，另一方面必须超越一般所谓和平主义，即以战争促和平。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重申《论持久战》所探索的和平与战争的辩证法，指出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并不能导致和平。正义战争的概念是与必须终止帝国主义战争逻辑的诉求密切相关的。革命战争、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永久和平，但既然是战争，和平的目标就必须与有效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相关联。正是在军事失败中，美国的军事将领才不得不对中国军队视死如归的勇气和精明高超的战术表示敬意：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二战之后，美国的全部中国认识正是由朝鲜战争的失败重新奠定的，那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学术态度必须用较为审慎的方式加以调整。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与“越战”都是双重失败，即军事失败与政治失败。“越战”的政治失败在美国是更为清晰的，但其基础也与朝鲜战争的失败有关。

战争与和平能够相互转化，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辨证关系，主要是由战争的政治性决定的。战争的政治性还体现在敌我关系的确立与转变之上。战争以敌我之间的清晰界定为前提，从而战争总是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展开的。但正因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形式，而政治范畴的敌我关系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从而即便是战场上的敌我关系也可以在其他条件下转化为非敌我关系，即敌人可以转化为非敌人，可以转化为盟友；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非敌我矛盾，转化为又斗争又团结的关系。敌我矛盾的转化不是敌我矛盾的取消，不能用矛盾转化的结果去衡量矛盾转化前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伴随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逐渐转化为又斗争又团结的次要矛盾，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这个矛盾转化中成立的。这一矛盾及其转化的逻辑同样存在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国内国际关系之中。战争既是政治的形式，也为新政治的展开开辟道路；没有对于矛盾及其转化的理解，就不能理解新政治得以展开的前提。

三、并非结论：停战体制与去政治化条件下的战争

朝鲜停战六十年后，停战体制仍在半岛延续。朝鲜处于被孤立状态，核威慑导致了半岛的有核化进程――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是从美国介入朝鲜半岛时代开始的，这一点任何时刻都不应该忘记。伴随着美国实施所谓“重返亚洲”（何曾离开过？）的政策，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紧张，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朝鲜与韩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示出激化的趋势。就矛盾和冲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难说现在比过去更为危险。

但是，在今天，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清晰区分日益含混，促进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团结的万隆会议已成历史的遗迹，能够冲击霸权体制的解放运动和反抗运动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霸权和压迫的结构，却难以发现改变这一结构的能动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政治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正义的尺度？从哪里寻找超越了冷战格局的新的国际主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促使我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经论证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命题；但伴随二十世纪的终结，这一命题似乎正在被修订：在当代条件下，战争与其说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宁说是政治失败或消失的后果。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一命题仍然正确，但由战争促发革命不再是现实。我们时代盛产的是去政治化的战争形式，它既不能体现人的决定作用，也无法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从而难以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运动中产生类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反战运动与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那种相互激荡和有力支持。这正是我们重温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所在：即便在核威慑成为现实后，抗美援朝战争和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也并没有像奥威尔设想地那样陷入冷战，而是以热战的形式展开了为争取和平而战的政治进程。

相较于早期的人民战争，技术在朝鲜战争中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战争中的意志、战争目标、指挥员的战略战术和应变能力、战斗员的士气、理念和技战术水平，仍然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负。这里所说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战场上的斗争，而且也指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和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反战运动，以及联合国内外丰富的外交斗争——正是这一广阔的政治进程将美国的战争逼进了死胡同，导致这个霸权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战线上的同时失败。

在今天重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如马岛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及箭在弦上的叙利亚战争，但战争并未催生类似于二十世纪的人民战争的抵抗运动和社会革命。今天的战争性质显然发生了改变：没有先进的武器，就不可能赢得战争；除了大国围绕各自利益而进行的霸权博弈，那种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及文化政治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深刻而宽广的政治进程不复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战争的政治性质逐渐被取消了？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是政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人民战争的逻辑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战争中的人的作用，不仅是在人与武器的对比关系中呈现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区分中展开的。说到底，战争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战争的政治性。

在军事领域，对人民战争的否定、对人的决定性因素的否定与对军事技术的崇拜共同构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论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所讨论的，去政治化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战争和军事的范畴；“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等等复杂现象正是这一过程的表征。为了改变这一格局，人们试图从二十世纪的历史遗产中吸取经验。在政治领域和理论领域，重提群众路线便是尝试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语境中，重提作为人民战争的产物的群众路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群众的诞生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重提群众路线，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一个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探寻，它不可避免地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政治未来？

上述讨论已经脱离了朝鲜战争的语境，但对于理解围绕这场战争而展开的当代辩论却是有意义的。让我重述一个命题：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范畴，是一个能够产生政治能量的过程。对于苏联的解体、东方集团的垮掉，很多人幸灾乐祸，但这一过程的另一面是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整个美国霸权无所顾忌的时代的到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许多人弃之如敝屣，但当代中国是否像1949年那样代表着一个朝向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政治进程早已不是自明的问题。现在非但没有人民战争，也没有正义战争，从而战争意味着政治的终止，而不是政治的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终结了，重新政治化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