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不平凡之路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到访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他当时表示,希望恢复古丝绸之路东西方人士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的盛况。
今年夏天,为准备迎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十周年,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来看一看发展中的东欧。
这只能是最宽泛意义上的“沿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明,至少将人从地面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如果张骞和马可·波罗看到波音777,不知他们会不会认为这是上天派下来的“大铁鸟”?
当原始遇到现代:太平洋孤岛居民第一次看到军机,尊其为神的“大铁鸟”
我去程需在卡塔尔首都的多哈机场转机。读过我上次侧记的网友或许还记得,我从日内瓦返回时途径同处波斯湾地区的阿联酋迪拜。在俄罗斯与西方互相禁飞、伊朗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单是从地理层面来看,波斯湾似乎确实是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合适中转地点。自伊斯兰教的诞生,历代穆斯林政权和商人就一直充当着东方与欧洲的贸易“中间人”,也借机将伊斯兰教传到东非、东南亚、印度沿海地区等地。
阿联酋和卡塔尔另一个共同点是,两国都先靠大规模能源出口暴发致富,随后用赚取的资本疯狂投资金融、旅游业、地产等行业,以获取可长期持续的收入来源。这些产业都需要大量外籍人士的往来,因此两国都通过“砸钱”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卡塔尔航空和阿联酋航空。
不过,在伊朗和阿塞拜疆中间的阿塞拜疆,其实也具有类似的地理和资本优势,在某些方面的优势或许还更大。我此前飞往瑞士南方中心时,就曾直接飞越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上空,但中转机场却是荷兰,等于我多飞了几千公里的“冤枉路”。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僵持不下,这或许应是阿塞拜疆政府考虑的未来国家发展方向,建立空中的“中间走廊”,配套此时各方因俄乌冲突影响而正在推动构建的“一带一路”新路线。
以上海飞雅典为例,途径巴库(紫圈)和途径多哈或迪拜(红圈)路线差异
不过,说到“中间走廊”,在我出行前的调查过程中,令我惊讶的是,“一带一路”上的中欧班列在2022年间发货量不降反增。虽然中欧陆上贸易整体还是有所下滑,但降幅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既然即便在当前极为不利的局势下,现有贸易走廊依然稳定,那还真的需要另建设“中间走廊”吗?“中间走廊”路线更为狭窄,途径的国界更多,且还需经历至少一次转航运再转回陆运的过程,物流方面更为繁杂,很可能意味着更高的运输成本。虽然多一个选择总是有好处的,但我不太确定到底“值不值”,再说海运总是个选择。
言归正传,这次中转时间更长,我因此得以离开机场,探索卡塔尔多哈市。
卡塔尔显然学了西方的一个“坏毛病”:不到饭点没餐馆。因此,初来乍到的我,只得漫无目的兜了一圈,期间看到了一个清真寺,出于尊重当地文化考虑,向正在里面祈祷的保安大哥征求许可拍摄室内。
多哈老城一个清真寺
得知我找不到吃的后,保安大哥不仅让我拍照,还帮我经过弯弯绕绕的小巷和集市找到了为数不多开张的餐厅,期间还带我看了一下市中心的景点,并请我喝了当地非常美味的奶茶。我本想至少给他奶茶钱,但是他拒绝接收,表示他这是穆斯林的待客之道。当时,我内心感到非常温暖,还不只是因为热奶茶和早上35度的气温。
我得知,他来自巴基斯坦,因工作机会更多而移居卡塔尔。对于西方炒作的卡塔尔人权问题,尤其是南亚移民劳工问题,他表示,作为一名南亚移民,自己并没有注意到任何问题,不过他也没有试图猜测西方为何进行相关炒作,因为自己不太关注国际新闻。
在这期间,我注意到,卡塔尔的文化保护工作做的非常好,不论是集市还是路边,围墙都用当地古法工艺砌筑而成,屋顶用一种草席铺垫,还有似乎专门留了小鸟可歇脚的位置,街边也随处摆放当地的古式软沙发。老城显然也不是专门为了游客建造的,许多当地居民继续在此开展各式各样的正常工作、居住、生活。
多哈老城屋檐下的鸽子
文明互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除了欣赏不同的文化,我觉得其他国家也可以考虑借鉴卡塔尔的文化保护措施,包括中国,让古城显得更“鲜活自然”、融入生活百态。
当然,最近令卡塔尔出名的不是名胜古迹,而是2022年世界杯。告别保安大哥不久后,我碰到一个似乎快要失业的印度的士司机,在他极力恳求下,我同意让他带我坐车全城兜一圈。他表示,世界杯后,当地旅游业遭到了必然的萎缩。不过,卡塔尔为迎接世界各地球迷而建设的景点和设施都依然光鲜十足,在此不一一详述。
多哈的国立博物馆内,陈列了此地古老的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苏美尔和古印度文明诞生之初,卡塔尔沿岸地带就成了往返两地商人的一个重要落脚点。这一贸易站此后被荒废和重新启用了多次——毕竟如果无利可图,很少有人会常住沙漠。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卡塔尔在其中也扮演了一定的作用,博物馆中陈列了卡塔尔海域内捞出的古代中国瓷器、中东香料和欧洲皮毛。
同时,卡塔尔也沦为中东以及后来的欧洲帝国争夺的一个据点,其人口构成也经历了多次变化,直到卡塔尔的王室家族在19世纪巧妙地利用奥斯曼帝国与大英帝国的争端谋得自治。
现在,卡塔尔的国策显然是希望恢复其古老的贸易与人文交流中间站的作用,单从人口结构就看得出来这一点:卡塔尔大约90%的常居人口都不是本地人,大多来自南亚地区,我这次接触的两位当地居民也确实符合这一情况。
当地的地铁比较奇特,分“三等人”:VIP贵宾车厢、“普通车厢”(实际上应该就是针对独自出行的男性的车厢)和“家庭车厢”(女性和家庭)。我第一次先是上了“家庭车厢”,意识到“不对劲”后自觉加入了其他“单身狗”,不过我感觉如果自己执意要坐在“错误的”车厢,也不会有人来“驱赶”我,即便是坐到VIP贵宾车厢估计也应该没事儿。不过,三个车厢除了乘坐群体差异,以及“普通车厢”因此人略多一点(但也不至于座无虚席),其他并无任何差异。
据我后来了解,卡塔尔的地铁与迪拜的地铁基本一样,都分“三等人”。卡塔尔的世界杯球场等设施是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设的,但卡塔尔与迪拜的地铁都是日本“近畿车辆”生产设计的。在“近畿车辆”刚设计出迪拜地铁时,“三等人”制被认为是针对中东文化的独特创新。暂且不论文化本身优劣,对于志在包容全球各地文化的“一带一路”来说,未来可能需要更多借鉴日本企业积极融入当地文化元素的做法。
“单身狗”车厢
抵达希腊后,我立刻有个与卡塔尔地铁进行比较的对象了。不得不说的是,希腊的地铁比卡塔尔的地铁技术上落后几十年,希腊的车厢沿途不时左右前后摇摆哐当晃动,一进隧道手机就没有信号,但价格却是卡塔尔的五倍多。不过,希腊车厢内有弹手风琴卖艺的一对少年,倒是增添了卡塔尔地铁尚缺的人情味,可惜他们似乎只会弹“啊!姑娘再见”。我离开时乘坐的地铁上也见到了他们的同行,大家似乎都特别钟爱“啊!姑娘再见”,尽管我没看到他们什么时候有过盈利。
希腊的街道相对比较狭小,连居民楼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厚重历史感,虽然大多都是二十年前修建的——可能是看到这些楼,我完全可以脑补出柏拉图在同一街道上散步,拜占庭子民在露台闲聊的场景吧。街上的车辆普遍是耗油量较低的进口小型车辆,路人手机不时传出小米和Vivo的铃声。这固然是“一带一路”的成功,但似乎也是希腊经济危机余波的体现,因为在西方国家的行列中,希腊的消费水平明显是我见过最低的。
希腊街上普遍是小车
希腊人是怎么看的中国人?大部分我见过的希腊专家都感激与中国的友谊,并希望深化合作。不过,也有个当地司机认为中国人“过于刻苦耐劳”,“内卷”得“像机器人一样打工”。他此言倒不是恶意针对中国,因为对于希腊自身,他也希望走“刻苦耐劳”的“相反方向”,认为希腊的工会应更加强大,这样人们才能“过上更怡然的生活”,表示不太担心是否可能因此出现失业。除了中国人,他还批评了希腊所有政党、当地难民、德国、土耳其、美国、俄罗斯等,活脱脱的一个“老愤青”。
在希腊旅游街区的一个礼品店中,我与店主聊到了当时即将开展的大选,店主也表示对政治的热情度较低,一方面反对右翼政党,另一方面认为左翼政党“根本不存在”。当我提到希腊第二大党派“激左盟”(2015年曾一度尝试通过公投拒绝还债条约)为一个“存在的左翼党派”,店主与店员都齐声哈哈大笑,店主描述“激左盟”为“没用的废物”。
希腊市中心
希腊这个民主制度的发源地,似乎对当前的选择都不太满意。2023年6月的大选中,投票率仅为53.7%,创希腊走向民主化以来的新低。
值得一提的是,希腊虽然温度不高,但是光照的强度还是很大的。我在烈日暴晒下排队登上了雅典卫城后,基本上已被“晒傻了”,实际上我对排队过程的记忆比游览过程的记忆还要清晰一些。其他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游客则在抱怨这长达一小时的队伍为“世界之最”,我当时在想,他们显然应该来一次幅员辽阔的大中国。
下山后,我在附近餐厅喝到当地产的冰镇樱桃汽,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美味的饮料,随即下单买了一箱原装进口的汽水快递到家。显然,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双方人文交流全面复苏,必将有更多类似的加深文化与贸易互动的机会。
作为一名“精罗”同情者,令我感到失望的是,当地的拜占庭遗址和博物馆则基本无人问津。希腊当地人对于拜占庭的态度比较矛盾,但与我此前想象的一样,他们确实认为拜占庭历史一定程度上是古希腊历史的“反义词”,两者如何共存还需希腊社会持续探索。
在国际关系上,一个常识是“希腊与土耳其不对付”。这一点,似乎连傻子都知道:经过希腊大选拉票活动时,我碰到一名喝醉酒的德国旅客,他为挑衅希腊警方高呼“埃尔多安万岁”,被警方带离人群聚集地带。
德国醉汉挑衅希腊警方
令我震惊的是,我问过的所有希腊人都对土耳其持负面态度,居然没有一人哪怕对土耳其持中性态度。我虽然知道这一整体现象,但是资深学者与的士司机高度一致的态度还是有点令人吃惊。
在希腊期间,我参加了“仲夏端午中希文化交流节”活动,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开放日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活力机遇”主题招待会,和“‘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和中希关系高端论坛”。在“‘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和中希关系高端论坛”,我就古希腊哲学、拜占庭历史以及希土关系采访了希腊海军学院哲学教授、人文与政治科学系主任埃利亚斯·坦佩利斯(Elias Tempelis),并就国际关系与“一带一路”等问题采访了拉斯卡瑞德斯基金会执行主席康斯坦丁诺斯·马扎拉基斯(Konstantinos Mazarakis)。
我旅程的下一站将我从一个“欧洲门户”带到另一个“欧洲门户”,波兰。虽然波兰与中国关系显然不如希腊,但是在波兰,我反而可以使用银联信用卡,而希腊大多地方不接受银联。这显然是中希应努力改变的局面,不过这可能源于波兰使用本国货币,而希腊使用欧元,因此无法自行决定。
此外,在我印象中,波兰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贫穷“东欧国家”,这种刻板印象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外网嘲讽波兰贫困的梗的影响。令我与多名同行中方人士惊讶的是,波兰首都华沙街道宽敞整洁,市区楼房要么是崭新的现代化大楼,要么是干净的传统风格建筑。市民开的车辆明显比希腊车辆更大、更新。唯一的缺点是,波兰尽管更凉快但是好像更干燥,我几乎每刻种都必须喝水。
可能因上千年的历史纠纷和接触,波兰许多文化方面与德国非常相似,从楼房设计、城市布局,到盘中的香肠、猪手、猪排和酸菜,再到传统服装。既然我本身既听不懂德语也听不懂波兰语,我完全可以假设自己就在进行较为廉价的德国之行,只不过这里的街上相对少有难民、流浪汉和涂鸦。
我当时还在想,这应该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过去应该有过波兰民族主义也曾义正言辞地要求波兰人放弃“日耳曼人的习俗”,当“真正的波兰人”。与我同行的中方人士吐槽,波兰人最后没有理会这样的潜在声音,估计因为波兰不然就“没有房子和菜品了”。
华沙老城
我还亲自体验了波兰丰富的夜生活。在老城区,除了各式各样售卖小吃、礼品、工艺品和冰淇淋的小店,还有五花八门的主题酒吧。抵达华沙的第一晚,在等待其他中方人员、漫无目的地探索华沙老城区时,我听到了一个爱尔兰酒吧里传来的响亮音乐声。酒吧里有个现场摇滚乐队,将近一半的顾客在跟着音乐跳舞,而在座的人也都没有在看手机,而是在专心喝彩。屋内充斥着一种我在其他任何酒吧都未曾体验过的热情氛围,以至于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几乎成了这一酒吧的常客。
在6月26日的“‘一带一路’为中波关系注入新动力”智库媒体对话会上,波兰媒体协会主席特拉齐克(Marek Tracyzk)分享了自己数年前首次访华的感受,表示自己虽然在出行前做了很多功课,但到达中国后仍深受震撼。他看到的中国发展成就与媒体报道有相当的差异,认为这证明媒体有义务通过正确报道纠偏以及增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从而督促政治家做出明智的决定。
他说的话,不禁让我想起了卡塔尔的保安大哥:后者的“穆斯林待客之道”,显然是许多媒体所不会宣传的。同时,波兰首都的现代化程度,也出乎了我的意料。亲身体验,是全面和真实的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
后来,他还邀请中方人员参加一场特殊的肖邦音乐会。我第一次听到这一行程计划时,还奢望可以踏入宏伟大型剧场,不过最后在肖邦故居里的音乐会,让出席者得到更亲切、私密的体验,推动更具有互动性的中波文化交流。
说到文化交流,必须提到本次东欧之行的中方主要“文化出口”,湖北武当武术表演。此行期间,我有幸观摩了该团队在希腊“仲夏端午中希文化交流节”活动、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开放日和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中国文化日”招待会上的演出。
在这三次活动中,武当的武术表演都是活动的重点,我也因此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三场表演内容大致相同,不过希腊的两场还包括希腊武术学院的当地学员表演。
“仲夏端午中希文化交流节”活动的场地是个宴会厅,表演台只高出地板几厘米,因此对于位置靠后的嘉宾来说,全场表演只能看到台上人员的上半身,“一指禅功”表演期间更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开放日武术表演场地是在使馆游泳池旁的草坪上,自然就没有“一指禅功”,而柔软且湿润的地面似乎轻微影响了部分动作的连贯性,不过特殊“圆形剧场”式地形确保靠后的嘉宾也能看到表演。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中国文化日”招待会演出,就可以看出硬件的作用了。波兰不仅是第二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也有中国在全球第二大的驻外使馆。使馆后院有个大气磅礴的正规表演台,高1米多,避免了希腊两场演出的一切问题,表演更为“上镜”。
武当负责人员后来表示,考虑到场地面积限制,他们从希腊的两场表演中删去了部分节目。我觉得他们可以考虑更多因素,尤其是上镜性因素,比如表演台的高度、表演与背景结合(驻希腊使馆的草地背景上镜性实在不佳)等等,可以准备一套针对场地条件很好的表演(现有即可),以及一套针对场地条件比较一般的表演(可以考虑诙谐、温馨元素)。
希腊的场地倒是更适合当地学员的表演,因为能更好凸显“温馨”性,更为“放松”的场地也贴合动作难度和幅度较低的表演,相信学员心理压力也更低。
我此前也好奇,武当武术似乎并不是中国国内最出名的传统文化元素,我与许多出席的中方人员也从未在国内观看过,为什么成了这些演出的中心?据一名中方知情人士,这部分考虑到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有限,而武术则因《功夫熊猫》和成龙为西方人士熟知。显然,中国要想让世界更好的认识自己,仍然任重道远啊。
我还在想,未来相关文化出口不应只面向出席类似官方/半官方活动的一两百名外国人士,他们既然愿意出席相关活动,显然已经是因经济、政治等原因对华持友好态度,也应该算是当地的“中国通”,因此类似活动的边际效应可能比较低。如果能让本身对中国不了解且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体验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能在民主制的西方产生更显著的积极效益。
回国的前一天,部分中方人士租车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说句老实话,单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而言,奥斯维辛较为一般:里面缺乏对景点的标识,因为景区强制要求游客必须跟上一个按语言分的参观讲解团(因此,如若脱离队伍自行游览,基本只能是“一头雾水”);然而,大多讲解团间隔约一小时,且不提供中文讲解。我觉得游客独自游览奥斯维辛或许能被纳粹德国的残酷暴行震撼到,但是景区的安排导致所有游客必须沉浸在叽叽喳喳的人群和滔滔不绝的导游之中,对集中营警示未来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往返的高速公路上,我们还几次经过了西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车辆。据当地人士介绍,西方计划“连车带货”全都赠予乌克兰。
作为北约东部的前线国家,我本以为会看到更多俄乌冲突的迹象,不过期间只看到为乌克兰难民募捐的志愿者,一些乌克兰国旗,以及一张称“如果将高通胀归咎于波兰央行,那你已被俄罗斯的宣传‘洗脑’了”的政府海报。除了募捐者,我没有看到明显就是乌克兰难民的人。波兰人士称,乌克兰难民虽然对当地财政带来了一定压力,但是他们总体还是较好地融入了波兰经济社会。
波兰甩锅俄罗斯的海报
回顾全文,可能有读者会质疑,这篇侧记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浪费”在根本不是此行目的地的卡塔尔身上。我想,这或许不是巧合,因为希腊和波兰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记忆——樱桃汽水和酒吧——也都是偏离目的地时凑巧得来的。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些中方人员则反应,严格的日程要求导致自己实际上很难真正了解当地风土民情或实现深入的文化交流。
而我在卡塔尔虽然只有短短几小时,但是因期间没有任何任务或目的,甚至事先根本不知道在此地能干什么,才能有机会获得意想不到、别有风采的特殊体验和感悟吧。套用一句西方的老套俗话来说,“一带一路”的意义可能不是目的地,而是在不平凡之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