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

　　《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自序》中写道:“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即《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从世界史的视野，结合近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经验，探讨明亡教训的是黄仁宇先生。他提出了货币理论的视野，从财政国家建设的失败来探索明代国家能力持续衰弱的原因，并以此追究明亡的教训，这种看法，当然是突破了历史上既有的关于明亡的讨论。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黄先生的著作被大批介绍到国内，这其实不是偶然的，他的研究促使我们注意，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我们面临着如何打破西方资本集团垄断世界金融的艰难课题。

　　黄仁宇教授是当代明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他尤其擅长于明代税制的研究，其作品最有影响的当然是《万历十五年》，但学术性最强、用力最深的则是《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后者值得专业人士一读。

　　尽管黄仁宇的论述可以遭到许多挑战和质疑，但是，如果我们从他所倡导的“五百年大历史”的视野去反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黄仁宇教授有一点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细致的“国家预算”，因为没有准确的国家预算，那么国家实际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钱，特别是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赋贡收多少税，这就是他指出的明朝“税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明朝也就不能在准确的税收基础上，明白自己要发行多少纸钞，--既不能少发，但更不能滥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钞法的稳定，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发钞制度，从财政上说，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拥有自己的财政－税收－货币体系，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国家。

　　黄仁宇以金融视野出发，更对资本主义体制有着特殊的理解，他说“我所谓资本主义”，“其精义在于负债经营，亦即deficit financing”，而这乃是一句极其到位的话。他这里没有说明的仅仅是：所谓国家“负债经营”的制度，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首先就是战争债务体制，正是从国家发行“战争债券”为战争融资的方式中，才产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体制，从而为资本主义体制奠定了“上层建筑”。战争是现代金融－国债体制发生之最实质的动力，而如果没有国家以债务的方式来融资，近代以来，非但西方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和科技创新都会因为资金的缺乏而无法进行，而且两次世界大战亦均不可能发生。② 在这个意义上说，黄先生所谓的“债务国家”的作用，则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意义上“财政国家”的作用，因为所谓“国债”信用制度的确立，就一国而言，本是一个为民族谋万世、谋未来，而不是谋“现时”的制度。

　　黄仁宇关于“债务国家”与“负债经营”、关于从国债制度入手去确立现代国家信用制度的论断，实际上是结合了西方近代崛起的经验，但却又相当完美地解释了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道路。因为新中国所进行的一切重大项目，包括军事、科技、交通、教育等等，完全都是在资本严重匮乏的条件下投资建设的，而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开天辟地的项目，就是依靠长期的低工资、高就业、高积累、低消费的财政经济政策。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反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对这种肤浅的观点，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已经彻底批驳过了。黄先生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观点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他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说：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全在于国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资本与劳动和生产结合起来，经济要发展，没有劳动者固然不行，没有资本也不行，而没有国家把二者结合起来，引导资本不断投资于劳动，那就更是不行。故黄先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国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国家无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恶政，例如把粮税交由地方豪强，将盐税交由商人，劳役税收折银之后，税率又交由地方官员，从来不能固定，表面上国家省事，但实际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内卷化”--这些无不证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乱。

　　但是，问题在于：国家究竟怎样才能有为呢？具体说，国家怎样才能够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同时又不断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更使得二者结合起来呢？对此，中共早期的回答就是“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而黄仁宇当然没有直接赞美“共同纲领”，而只是归结为对明代历史的种种叙述，但是对此纲领，他显然是十分赞成的。不过，要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这需要一个强大的财政国家存在才行，即这样的国家一方面要向资本家不断透支信用，一方面又要向劳动者不断提供福利，方才能两头调动积极性、两面讨好。但是，即使美国罗斯福“新政”长期实行造成的教训，也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两不讨好。因为说到底，将资本和劳动结合，这无异于将狼与羊圈养在一起，本来就是很难实行的。

　　黄教授另外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明代的税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税收得太少，国税太低，国家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结果国家没有钱；因为国家没有钱，又不愿意通过加强或者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而是通过滥发货币，以通货膨胀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结果长此以往，造成了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黄教授说明朝的税收太低，明朝的低税制太理想化，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他不但对于官逼民反、苛捐杂税有着切肤之痛，故从明代开国就坚持要少收税，这成为明代的祖制，而且，朱元璋对于商人和商人资本的逐利本性，对于这种本性的难以扭转，更有着超乎当今经济学家的直觉，比如他特别注意到，明初的大商人主宰的“牙行”和“钱庄”对于市场的垄断，迫使一般商人亦不得不接受其垄断价格，并从他们那里高息借贷，于是豪商垄断，非但生产凋敝，连商业和市场也一并凋敝。因此，牙行和垄断商人作为破坏市场或“反市场”的力量，是明开国后全力打击的一个重点。这些重视生产、打击兼并、打击市场垄断和金融垄断的政策，无疑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基础。只不过，随着边关问题的日益严峻，灾荒的频仍，总起来说，明朝的税收是节节上升的，对于垄断商人，也是不断放任的，因此，如果说明代经济的崩溃是由于税收得太少，税制不合理，转而通过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造成经济崩溃，--这起码是简单化了。

　　还有，我们也可以说，黄仁宇先生拿明朝与当时欧洲那些穷兵黩武的民族国家相比较，认为明朝没有把提高工商业者、资本家的地位放在第一位去考虑，所以明朝作为现代国家来说就是不合格的，在我看来，他的这个观点起码更是太简单化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1500年代的欧洲有200个互相杀伐不止的国家，那里的人民要保命，要免于种族灭绝，就不得不寻找保护，寻找保护就不能不交保护费，而这个保护费，其实也就是欧洲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欧洲税收主要用于战争的目的，一年灭一国，十年灭一族，战争在欧洲是经常性的，所以欧洲自然税多而重。中国固然也重视税收（主要是土地税），但税收主要用于社会目的，特别是救灾的目的，尽管中国是个灾害频仍的国家，但灾害并不是每年每月每时都发生，所以中国税少而轻，这也就可以理解。还有--为了应付战争和扩大战争的需要，欧洲的国王不仅仅是要收税，而且还要向大商人借钱，所以欧洲国王和大商人逐渐形成了债务人和债主的关系，最终银行家会爬在国王和国家的头上，成为一个跨国的金融集团，这毫不奇怪；而中国的皇帝很少跟商人借钱，所以他也没有培养一个大商人阶级并让其作自己债主的必要。总起来说，1500年以来欧洲是以战争谋发展，而中国是以和平谋发展，发展道路完全不同，所谓“税收”、所谓“通货膨胀”，这些术语的意义、运用也完全不一样，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以一个模式来批评另外一个模式。

　　最终我们还可以批评说：黄仁宇先生的“税收太少”的观点，也不能比较好地解释明朝瓦解的原因，这是因为：第一，明代的税收政策在张居正之后得到了剧烈的强化，而且我们知道，明代--尤其是后期，国家其实并不缺钱，一个例子就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在国库里发现了大量的高纯度白银--纹银，以至于李岩不禁要感叹：崇祯皇帝留着这么多钱而不愿意拿出来救灾，这实在是太想不开。我们还知道，李岩之所以造反，就是因为当灾荒发生时，他要拿出自己的钱救灾，反而被地方官诬为蛊惑人心的“邀名”，结果被抓了起来，山大王红娘子把他抢出来，他才不得不造反。这个例子说明：明朝中后期以来不是税收不力，而是没有把税收用在包括救灾在内的社会服务、社会救助方面，即明国家将一切委之于市场和社会，国家除了收税之外几乎毫无作为。国家不是税收不利而是在社会事业方面严重缺位，说穿了它是救灾不利。如果非要拿今天来比附说明朝的税收制度不合理，不能现代化，也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它没有我们今天的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明国家不是税太轻，而是收了大量的银子税而没用在正经地方，从而国家信用的破产助长了国家能力的崩溃。这个就是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揭示的：明朝国家信用破产的证据是，掠夺的是官家，而救灾赈济的倒是李自成这样的强盗。郭沫若指出，崇祯九年，武生李琎上书建议富家助赈、富家助饷，结果差一点掉了脑袋，而李岩带头放自家粮救灾，人却进了班房--这两个例子正说明了历史的讽刺：“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结果人心自然颠倒，国家竟然能够在灾害面前也保持“无为”，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家能力”。由此可见郭沫若的眼光比黄仁宇锐利，如果像黄仁宇那样，一方面说明朝税收不力，一方面却赞美张居正的横征暴敛为“税收合理化”，岂不是自相矛盾？

　　黄先生认为明代经济是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的观点，恐怕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不能解释明代全国各地都穿棉袄这种简单的事实，更不能解释1640年代，为什么偏偏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富裕的受到粮食危机的打击最沉重这个根本问题，这里的回答只能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恰恰是因为这些地区过于依赖外贸造成的生产的市场化、专业化--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市场化，粮食供应的跨区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