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几点建议

文/塞万

1、掌握儿童，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中国近年出品的动画电影适合推介到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如白蛇传系列、哪吒系列、西游记系列、新封神榜系列、大鱼海棠、中国奇谭等等，并可以借此机会推出IP周边衍生品，还有线下活动，比如汉服走进东南亚活动，中国风二次元。接着就是中国经典老动画片走进东南亚，比如天书奇谭、西游记（白龙马蹄儿朝西）、阿凡提的故事、九色鹿、神笔马良、三个和尚、山水情等等。但也要看到，我们的动画电影和动画片往往借助的是中国古代文化IP，反映中国现当代内容的动画电影和动画片少，佳作也少。

动画片在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的，画面和故事很吸引人，很容易被大众接受，特别是少年儿童。通过动画片的吸引，受众很自然地就会对中国心生向往。

笔者还记得小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电视上播放的是美国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变形金刚，以及美国的译制片和电视连续剧，还有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后来电影院里还上映宫崎骏的动画），以及日本的译制片和电视连续剧。那个时候一到晚饭时间，每一户有电视的家庭传出来的声音毫无例外不是美国的，就是日本的动画片主题曲，“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响成一片。

笔者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外国音乐一小时”节目，节目首播的时候，在最开始还播放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关于祝贺“外国音乐一小时”节目开播的讲话。

随着我们这一代人年龄的增长，根据我们成长的不同阶段，先是从动画片开始，然后就是介绍美国开国元勋的言论事迹，接着就是宣讲美国的治国理念、价值观，后来就是在媒体上、在课堂上传颂美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美国的宗教等等，很显然欧美在对我们青少年的人生不同阶段进行有针对性、适应三观发展阶段的内容投喂。

在影响儿童的同时，更要影响学校的老师，通过灵魂的塑造者——教师去影响学生和学生的家庭，进而影响社会，其效果更加地直接、明显、广泛、深入。（敌对势力在中国香港、台湾、新疆、西藏就是这么做的。）

可以明显看出来，欧美是有专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进行和平演变。其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颠覆中国的国家制度、颠覆社会主义，而是要收割灵魂，把我们全部变成他们的上帝的子民，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关于这个问题限于篇幅和主题，在此不展开论述了。）

2、文化传播是斗争，是战斗，而且是长期的思想争夺战

2.1 在对外文化传播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或者说对手），是斗争的首要问题。无需赘言，欧美敌对势力（垄断资产阶级和基督教信仰狂热传播者）是我们的首要敌人。

如何去审视我们的对手呢？切记不要像他们妖魔化我们一样去妖魔化我们的敌人。那样只会让我们判断失误。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敌人、对手也是一群信仰坚定、不忘初心、勇于冒险、勇于奉献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有财力支持，有理论武装，有高超的技术手段。他们讲好了美国故事，讲好了西方故事。他们不是我们的影视剧里的国民党特务、欧美特务那种流里流气的油腻形象、二流子形象。他们形象气质都很不错，很多是学霸高材生，绝非垃圾、人渣、乌合之众。人家也是有四个自信的，而且人家的四个自信比我们要自信得多。

面对这样强大、手段灵活的对手，不得不说我们的战斗很多时候还是游击战、各自为战、条件反射式的被动应战。大量的海外华人团体、华文媒体是靠着聪明、坚韧、自掏腰包，靠着家国情怀和我们文化的底蕴、韧性在坚持着。其他文明和文化体，面对欧美文化的强势冲击，早就望风而降了，毫无招架之力。

官方的阵地战（如孔子学院）自然有其价值和作用，必须要坚持，不能放弃。但我们的阵地战始终呆板、被动，束缚太多。

面对对手的进攻，我们缺少战略谋划，缺少顶层设计，缺少通盘考虑，缺少阵地战与游击战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照应。国家对于广大的海外华人团体和华文媒体，在资金上、在战略指导和业务指导上支持不足。

2.2 本来走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支持，走上层路线跟精英层做朋友做好高层统战工作，两条腿搞统战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也包括当年我们输出左翼意识形态、左翼革命）。但这几十年，我们在对外文化传播领域（包括外交领域）忽视了群众路线（其实就是放弃），片面倚靠上层路线，很多工作流于形式，不扎实、不深入，脱离所在地人民群众太远、太久。（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近些年这些情况有所改观，开始接地气了。）

而欧美敌对势力却把左翼的理论、价值观、论述和斗争方法学去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话术和手段。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群众动员的口号就是平等和人权，同时伴随传教活动。

他们的NGO组织在东南亚（包括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方式主要包括对平民社区和个人的金钱资助、医疗和药品援助、语言教学、传教活动、全媒体矩阵式资讯传播；针对上层则主要以资助其子女留学欧美、吸引他们长期定居欧美、商业合作（利益捆绑）等方式对上层精英进行价值观培养、情感培养。

他们会时不时地制造一些话题和典型案例，比如通过提供净水设备，培训管理人员，改善了柬埔寨某贫困地区人民的用水状况；比如金边某赤贫家庭长期生活在垃圾场，靠翻检垃圾堆里的残羹剩饭为生，一家美国NGO发现这家庭的女儿具有某项天赋，于是一直资助她，让她读了美国名校，毕业后这个女孩子说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建设柬埔寨，回馈社会，去帮助更多的穷人。这些故事都会用英文和柬文发布在各个媒体上。

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的海外华人团体是一直在做的，而且可以做得更好。这方面需要国家力量在背后指导和支持。深入民间，深入群众，让民心相交，这项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海外华人团体来做。

2.3 前面说过，在现实中我们所面对的对手也是人，而且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当素质的人，并非乌合之众。既然大家都是人，而且是有素质的人，那么正直、善良，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天性、价值观，同情心、同理心，这些人类共通的心理基础，我们一样都具备。有了这个共同的人性基础，我们也可以影响他们、转化他们。我们完全可以以民间身份跟他们交朋友，对他们进行反向的和平演变。

3、中国文化的复合性和生命力

中华美食多种多样，除了八大菜系，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还有自己的地方菜、特色菜。中华美食是酸甜苦辣咸百味调和的复合口味。与中华美食一样，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华文化）也是复合性的、复调式的、多声部的。概言之，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推儒家、单推孔子是完全不能概括中国文化的。儒家和孔子也只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组成部分之一，而非唯一。说儒家和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最典型代表，对中国人影响最大，一家独大，我觉得这个判断都是可以争论的。（在西北、东北、西藏、西南等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儒家和孔子是非主流，甚至不入流。这些地区是有程度不一的汉化，但绝不能简单地说是儒家化。能从整体上概括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文化的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化或社会主义现代化。）

举例来说，在海外特别受欢迎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里面塑造的人物诸葛亮，他既是一个忠君爱国，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儒家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神机妙算，用兵如神的兵家人物，他在治理蜀国的时候又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的法家，他还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古今的阴阳家，他的外形又是摇着羽毛扇，头戴通天冠，身穿鹤氅裘，每每坐着两轮车出场的道家仙人的样子，他还是发明了木牛流马的科学家、发明家。而围绕诸葛亮所演绎出来的这些并不是作者罗贯中的凭空捏造，而是以公认的史书《三国志》为依据的。

再以墨家为例，墨家留下的典籍极少，这一学派长期湮没不为人所关注。但墨家精神其实一直活在中国民间、特别是农民群体中。比如墨家宣扬的人与人之间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敬鬼神（明鬼），掌握天时等自然规律（天志）等等，这些都在中国民间的农民群体中传承着。（中国近代的农民革命乃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有墨家精神内涵。这又涉及到诸子百家思想的阶级性问题。）

再比如，近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传播者最喜欢拿儒家文化中的礼制和忠君思想来攻击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说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一直以来就是奴性、守旧、专制的，说我们的文化从来都是蒙昧的，排斥文明、科学、个人权利的，说我们在文化上天生地就落后于西方……诸如此类，百多年来喋喋不休。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思路，只是在儒家的故纸堆里翻找论据去反驳他们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鲁迅说过：“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所说的这些人就绝非孔子门徒、儒家子弟、士大夫精神这些个词所能概括得了的。

我们目前的对外文化传播在提到中国古代优秀人物的时候，往往宣传的是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的，却不知道这些其实对于中国古代的优秀人物来说只是末技，业余时间用来消遣娱乐而已，人家的主业可是治国安邦、治国理政，人家要么是在国家财政金融上有大才干，要么是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有大成效，要么是在法律刑名上有大手段，要么是在天文算数、科技创新上有大成就。而我们现在的文化传播特别窄化，对中国形象的塑造特别单一、表面化。反过来更加强化了，中国人不擅长科学技术，中国人感性多于理性，逻辑思维差，没有科学精神，中国人就喜欢玩弄诗词歌赋，钻进个人的精神世界去逃避现实等等这些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我们对科举制的妖魔化，当代对于考试制度的妖魔化，再加上西方的推波助澜，又塑造了中国人只会死读书，只会应付考试，没有想象力，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刻板印象。

西方现在的话术就是对我们两头堵。你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科学精神和发明创造，他们就说古代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理论，只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没有形而上的抽象思维和逻辑归纳能力。中国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追求事物背后真理的执着，这执着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对神的信仰，来自对神说的话的追索和证明。你说中国人有创造力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就说你们只有奴才，没有天才，即便有天才也被打压扼杀掉了，你们只会应试，不会打破规矩，你们的精神生活是逃避现实的，猥琐求生的，拜服于权威脚下的。

所以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时，我们一定不要自我窄化，自我设限，千万不要带着教条、僵化的思维看待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其实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人本就是复杂、多面相的。今人如此，古人也是如此。

中国人是被诸子百家思想养育大的，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但中国人也从来就不缺少科学精神、抗争精神、创新精神。多元一体，文明型的天下国家才是中国。

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与其讲古，不如多说说中国现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我们的古代牛，我们的现当代更牛，接下来中国人民还要和世界人民一起牛，创造我们牛上加牛的未来。这才是最吸引全球当代人的内容。

最终要让大家形成一个共识：社会主义救世界，资本主义没有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普世价值。这才是最犀利的文化传播。

4、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对外文化传播

目前的国际局势和趋势，新冷战、中国与欧美脱钩似乎已不可避免。东西方两大阵营、欧美与第三世界国家两大阵营又隐然浮现。集团竞争、集团对抗即将开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对外文化传播首先就是要争取目标国的民心，对当地群众进行思想感动。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是希望与其他国家人民一同发展的，中国人民是愿意共享发展成果的，中国人民不是其他国家人民的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中国人为什么热爱大一统、追求大一统？因为大一统意味着和平，意味着大家成为一家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坐下来商量，尽可能地减少内部纷争，降低所有的交易成本，通过协商平衡各方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世界的人成为一家人，有事情大家坐下来商量，通过协商协调各方利益，照顾各方利益。允执厥中，以和为贵。不搞赢者通吃，更不能搞种族奴役、种族灭绝。

中国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和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成为了一家人。这依靠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改变。（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国家掌握的资源比较充足，积累的财富比较充足，当出现气候灾害、自然灾害的时候，可以使用国家力量调配足够的资源救济受灾地区的民众，而不致于让他们四出劫掠或四方流浪，形成不稳定因素或分离势力。所谓意识形态的改变，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范围扩大，北方、西南、东南的各少数民族都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了。大家成为一家人。这也正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华夏与东南亚地区也有两千多年的有文字记载的交流史。中华文化对东南亚地区也有着两千多年的影响。东南亚是龙（中华文明）蛇（印度文明）相会的地方。相信华夏与东南亚终将也会成为一家人（包括东北亚的日韩）。

做文化传播这项事业要有战略定力，要有百年眼光，要做好百年马拉松的思想准备、物资准备和人才准备。

明代中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就是带着“用夷变夏”的目的来的，就是为了改造我们的文化，改变我们的信仰来的。他们一代一代前赴后继，走遍全球，用数百年的努力向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群传播他们所谓的福音。

我们不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不接受他们的世界观，但他们这种坚毅、奉献、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

5、世俗化是我们的最好武器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强势崛起，中国的文化也在蓬勃复兴。目前欧美对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已经没有什么手段和实力进行遏制和绞杀，他们针对我们的文化所做的打压、矮化也越来越没有市场。

目前欧美针对我们的舆论战操作，一个是挑动我们的官民对立（实则为挑动党群对立），再一个则是一直以来的政治话术攻击，什么不民主、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权力制衡三权分立诸如此类。等到将来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也取得成效的时候，欧美价值观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是最后一道屏障就是宗教信仰了。所以欧美的意识形态宣传必然伴随传教活动。

破了他们心中的神，动摇了他们对神的信仰，传统的欧美价值观就会轰然倒塌。（要用世俗化的办法去刨他们的根。在这一点上绝不能心慈手软，傻白甜。对付国内的宗教分离势力、极端主义分子也是这个办法。）

打败神最好的办法就是人性。就是马克思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先让中国美食走遍全世界，中国服饰走遍全世界，谁能拒绝锦衣玉食呢？（在抖音上可以看到中国美食在欧美越来越受欢迎。汉服也越来越受欢迎。）

6、对外文化传播应淡化国家色彩、民族色彩，强调身份认同

当今世界随着网络的普及，新媒体的蓬勃兴起，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平民化，成为人手一部的标配日用品，整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即时在场化。某地的发生的一个事件、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可以在几个小时到几十个小时之内被全球数以亿计的人知道、看到。在这种去中心化、信息权威被颠覆的时代，国家叙事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而身份叙事越来越受到认同和追随。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韩国、日本的文化输出比中国要强大许多。依据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级理论。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对异质文化者的吸引基本上还处在形而下的满足口腹、耳目之欲的低层次输出阶段，即通过展现一种来自东方的异域文化（服饰和饮食，还有最常见的舞狮、龙舟）来满足异质文化者的猎奇心理。而日韩则已进入形而上的审美重塑和身份价值观输出阶段。典型的表现就是韩流（韩国天团、韩国流行歌曲、韩式审美）和日本二次元（日式审美）在全球青年人中引领的风潮。当然日风韩流首先刺激的也是人的耳目视听，但后续引起却是接受者的审美改变，对亚洲人的认知改变，以及对这样一种年轻人身份的认同、自觉地靠拢。而且这种改变是适应现代性生活的，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自然生发和延展，而不是复古的，不是与现实脱节的。

而日风韩流在对外传播中并没有刻意宣传这是韩国特色、日本特色，而是主打年轻人的身份认同牌，宣扬的是年轻、时尚、活力、酷。这种身份认同（或者说身份政治）是跨越国家、民族、种族的，几乎没有文化隔阂。

7、要尊重文化传播特有的规律

文化传播和媒体传播（包括认知战、意识形态战）触及的是人的思想、精神，是灵魂深处闹革命。而人类意识和思维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文化传播不像工程建设、科学研究那样有着明确的客观判断标准和操作规范。它不是一种机械唯物论式的反应，而是首先通过视觉、听觉的刺激对人进行情感激发，情绪调动，然后再引发后续的一系列与抽象思维有关的价值判断、身份认同等等。通过认知塑造，人产生了自我激励、自我驱动之后，会主动地去做事情。也就是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会对存在产生反作用，即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国的体制执行力强，效率高。但行政体制也有行政体制的通病、痼疾，这是一切官僚体制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缺陷，不分古今中外。因为体制运作的根本逻辑追求的是一切可控，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主观能动性意味着出现不可控因素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体制本能地不喜欢主观能动性，害怕主观能动性。所以体制人做事首要追求的是安全，无风险，能不能把事情做好反倒不重要了（因为趋利避害人性如此）。所以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一定是导向中性，去意识形态化，导向平庸，去风险。由体制来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对外文化传播工作，之所以往往让人觉得不接地气、假大空、外宣内宣不分、形式主义走过场等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任何体制的中枢系统都要经常性地用政治挂帅、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教育来鞭策整个体制，激励体制中的个体去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往往事与愿违。（掌控美国的中枢系统天天搞反华宣传就是出于这一原因。当然这并非他们反华的唯一原因。当然这也从反面说明，反华已经让美国从上到下都很疲惫、懈怠了。越缺什么越要吆喝什么。也只剩下顽固分子在声嘶力竭地叫嚷了。在现代传媒控制下，民众的民意是最容易被摆布、操弄的。所谓的民意其实只是情绪引导和宣泄。）

所以体制必然导致官僚主义，靠体制本身来刺激体制人的主观能动性则必然导致形式主义。靠体制来解决体制的本质性问题是无解的。

而文化传播和媒体传播的特性是与体制很难相融的。所以靠体制来做文化传播和媒体传播（包括认知战、意识形态战）的事情，只能要求体制人把事情不出差错地做了，这已经是最好结果了，很难要求他们把事情做好、做出彩，因为他们有心无力，更何况无心无力呢。春晚就是最典型的体制做文化传播的案例。而这个问题在体制内是无解的。

的确这两年也有体制制作火出圈的文化传播案例，比如舞蹈“只此青绿”“洛神水赋”“龙门金刚”“天公开万物”、奇妙游系列等等。但是我敢说，这些节目的主创人员是体制外的，要么就是获得了很大授权和创作空间的体制内人员。（这对体制内人员属于格外开恩。）

做文化传播和媒体传播，还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对外文化传播和媒体传播还是要倚靠海外华人华侨的民间力量，他们才是主力军、生力军。意识形态战自干五才最能打。

欧美为什么要用NGO来做这些事情，就是第一官方不方便做，第二官方机构做不好。因为体制的弊病是不分国家的。

8、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对外文化传播和媒体宣传是需要大量资金和人才支持的，属于资金密集型和脑力密集型事业，而且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但这些行动本身往往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文化传播和媒体传播的效益往往落实在其他方面，是通过其他方面的回报显现出来的，而且这种回报是百倍千倍的回报，是长期的回报。（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及其后的东欧剧变，省去了西方多少军费开支，避免了多少北约军人生命的伤亡，让垄断资产阶级零成本地获得了多少苏联的优质资源和人才。）

国家对于海外的亲中民间力量（华人华侨的和非华人华侨的，包括各个媒体机构）要给予资金支持和人才支持。

对于这些力量，第一不要时时处处要求他们政治正确，说话做事滴水不漏，无懈可击。要给予他们足够大的空间和包容去做事。

第二，在钱上不要盯得那么紧，管得那么严。民间机构做事情就是要有利可图的，要有收益，这样才可持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行的。让人家干了活，就要付费。没有经济收益的事情很难长久地做下去。（类似熊德龙这样的印尼华裔富豪可以投入许多成本地做文化传播和媒体传播这样的事情，但他的收益在其他方面得到了满足，比如他做其他生意时得到的关照和便利。）

9、（略）

10、创办一所主要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留学生的大学

在福建泉州创办一所大学，名字就叫“和平大学”。和平大学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宗旨，是一所综合性的以理工农医为主要教学和科研内容的大学。大学下设农学院、医学院、理工学院和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四个学院，主要招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亚非拉）的留学生，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培养各类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和教师。对于这些留学生原则上要求来自普通家庭，特别是工农家庭，品学兼优者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