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转知乎-正义的骑士
蒙元给中国带来的,是自公元755年大唐安史之乱以来,中国第一次全面统一。而且兼具唐代的开放,自信与宋代市民社会的前现代特征。除了儒学,喇嘛文化、伊斯兰、基督教文化与佛文化并兴,丰富多彩。还带来中国历史上最轻的赋税,最宽松的文化创作环境。
明太祖虽搞文化专制,思想控制,但对于元朝,他还是承认:“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一,蒙元统一中国,恰恰不是靠成吉思汗式的毁灭杀伐,蒙古人在汉人的抵抗下,方式方法做了重大调整:蒙古人的滥杀政策,在四川一脚踢到铁板上,钓鱼城之战蒙哥大汗以及一大批蒙古贵族、将领丧命城下,三个月强攻不克,顿兵挫锐,蒙军不得不带着失败的耻辱撤兵北返。
对待汉人的政策,蒙古高层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以忽必烈为首的亲汉派最终占了上风,并且在几乎全是汉族士人组成的高级参谋班子辅佐下,击败了汗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大多数蒙古贵族,以及四大汗国中的三个汗国所支持的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是拖雷的儿子,奉行草原本位主义,阿里不哥周边,是一大批最正统的蒙古杀掠集团的头头脑脑,它们视忽必烈是蒙古人里的异端,是“勾结汉人”的家伙。
然而,正是凭借联合汉人,忽必烈轻易击败了阿里不哥集团。从此,忽必烈看到了汉文化的力量,更何况,阿里不哥虽被他击败,但西北仍有一个强劲的对手:窝阔台系的海都。他统治强大的窝阔台汗国,又联合了钦察、察合台汗国,他们声称忽必烈背叛了蒙古本族的游牧本性,时刻想把忽必烈赶下汗位。
所以,忽必烈在对南宋的战争中,经不起持久与消耗,采取了一种愿意同汉人互惠互利的战略方针,蒙古上层集团第一次改变了态度。忽必烈要求南征的主帅伯颜,效仿当年以宽和仁厚著称于史的北宋名将曹彬。整个灭宋之战,除了常州等极个别城市还存在蒙古式传统做风之外(三光),其他的都是以中国式儒家政权的作风收服了整个南方。特别是南宋首都临安是在几乎秋毫不犯的情况下和平占领的。
也就是说,除了蒙古早期屠过四川,建立 元朝后的蒙古,在统一其他广阔的南方地区时,其残酷程度,不仅远低于明、清,甚至低于以仁厚著称的北宋对南方的统一!
虽说曹彬下江南,被历代汉人士绅做为仁义之师的典范、标杆和称颂,实际上远不完美, 曹彬率军进入金陵时,入城之兵一样有不少杀戮之事,比如火烧升元阁的惨剧,一次就烧死避难的南唐士大夫、豪民富商以及他们的妇女眷属数千人。曹彬还在酒后,一怒杀了一批怀念故国的南唐的伎乐。
直到仁宗时,欧阳修还曾提到,金陵“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
以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相对于曹彬在金陵,元兵入临安才是真正的秋毫无犯。
至于说到民族等级的压迫,元朝对蒙古本族人,倒真未见得多好。蒙古人要负担沉重的兵役、站役,蒙古军人每逢出征,要自行筹备盔甲、刀箭、马匹。为此不得不将自己儿女贱卖给当地汉人居民。
(见《元史》:“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橐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鬻田产,甚则卖妻子。戍者未归,代者当发,前后相仍,困苦日甚”)
元代汉人可以大量将蒙古老百姓贱买为奴,拉到沿海卖掉赚钱。延佑四年(1317)元廷在诏书中曾提到“蒙古诸部贫乏,往往鬻子女于市民为婢仆”,并多次重申“禁止回、汉人商人典买蒙古人为奴”(《元史》卷26《仁宗本纪》二)但这种重申根本没用,强调蒙古人等级优越,现实呢,蒙人却大批被汉人弄成奴隶,趋势还愈演愈烈,元英宗时,官府不得不开设“宗仁卫”来从汉人、回人手里收养赎回的蒙古子女,结果开办不到一年,就收养超过一万户之多!需要去汉、回手里赎的又有多少?自忽必烈开始,因为对汉人轻税,元政府经费一直很紧张,到中叶早就入不敷了,最后只好停办,干脆一拍屁股不管了!
而汉人本身,却享受极低的赋税,更没有什么兵役负担。这从我国各地方保存下的方志记载上,都证明这一点,比如浙江宁波、杭州等发达地区,一亩田的年税额,竟然只有三升!而苏州、常州、松江、无锡等苏南地区,就更是轻傜薄赋,竟然成了后世明代士绅最羡慕,最向往的时代。
这恐怕是当时整个蒙古世界里,只有中国地区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可作比较的的是统治伊朗的伊儿汗国,对当地人的剥削竟达到收获量的三分之二,相当于中国暴秦时代的“太半之赋”。
而且,蒙古、色目人在中国南方居住的极少,对汉人根本谈不上构成什么压迫。比如南京(当时叫集庆府),元代有22万户居民,而蒙、色人仅仅14户!在元代新兴的江南大城市松江(今上海松江),因出现一名色目女性,竟引发满街士民聚众争相围睹一看稀奇的事。
其次是文化认同,元朝行中国之礼乐,定都于中国北京,兴中国文教。实际上将社会主动纳入了华夏文明的轨道上。
一般的我们都知道元朝是唐季以来对科举限制最多,甚至长时间不开科举的朝代。但这不等于蒙古人不尊重文教,不重视读书人。蒙古统治者在自身适应儒化的同时(从皇帝到贵族,大量蒙古人拜汉人名士为师),对汉人儒户、士人的徭役全部免掉,并且严禁县乡胥吏打扰他们。又复兴学校,在南方各地到处兴建学府。官办的州学县学,以及鼓励和支持私人办学。许许多多的学者,被礼聘到新建的气派官学里,做学官、教谕。即使不愿与元政府合作的士人,也可以选择私人的书院去做山长,自由的讲学,在学子们面前,抒发自己的胸襟。要知道,元朝建了2万多座州县官学,还有私人捐资建立的400多所书院,足够容下所有怀才不遇,胸中不满的士人。
季羡林曾赞叹,元代在中国古代文化教育领域有特殊贡献,在死板的四书五经的学习科目之外,发展了天文、历算等科技教育,创立了诸路阴阳学、社学,官学、书院之多,甚至超过了两宋的时代。
元代对学术、文学创作、言论、戏曲小说的宽松、开放政策,是后来明清罕见的,也许只有北洋时代尚可一比。儒士们免去了政治、经济上种种后顾之忧,不论是不是遗民,皆受到官府的尊敬,优待,又不搞思想禁锢,使华夏文明重获生机,又无旧宋党争伐异之顽疾。
这就彻底打动了一批人,汉族士人最终在道统上完全认可了元朝。
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宋朝遗民舒岳祥。
在元朝灭宋时,他从心里是抗拒、仇恨、恐惧新王朝的,宋之亡,他倍感失落,痛苦,耻辱。但随着元政府开始推行的一系列宽和、积极的政策,舒岳祥的心灵坚冰也开始被渐渐触动和融化着:
一座座华丽的学宫拔地而起,当周边的百姓、邻居都在新的秩序中免除了过去的劳役、重税,从城市到农村,一派百业复兴的面貌,到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的氛围。
“时事传来日日新,信疑相半向谁询?”----在周边环境的日新月异,和民众的变化之中,舒岳祥也开始徘徊和纠结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社会在向前了,所有的一切,都蓬勃自由的繁荣起来了,似乎再不跟上就要落伍了。舒岳祥也切身感觉与生活在宋代没什么不同,甚至读书环境更好,兴学倡儒,自由自在,又没有经济负担。原本的消极厌世,对前朝感情难于割舍,转而希望摆脱困境,有所作为,对未来充满新的期望,
“百年犹有四十在,须见升平作幸民!”
再看不到他还有多少于夷夏观念的鄙视和抗拒。还有王应麟,宋亡后,他隐居宁波,不与世人相接。但因为官府的种种礼遇,负担上的优免,最终受邀,出席了官府新建立的庆元府州学的落成式,并为之撰写《重建州学记》。文中改以元世祖至元年号,采用新朝纪元,以此表示出政治认同。
有元一代士人,在种种优遇下,尽情的沉浸于“玉山雅集”、“西湖梅约”的聚会生活,以及对文学戏曲的创作中。
当然,汉人知识份子,仍然有拒绝的自由。有汉族士人就因骂了元政府是鞑子,被仇家告了官,但官府根本不想管,挡了回去。
那位坚定的宋之遗民郑思肖,一辈子大骂蒙元,骂得极其恶毒,元政府根本当空气,随他骂,不骂说不定有官做,要骂就请继续。最后郑先生太太平平活完一生,以寿终!
还有谢枋德,反元言词激烈,在元政府正百般拉拢江南士人的时候,他出来大叫“江南人才仕元可耻”。但元朝仍是以礼相待,各种利诱,被他坚决拒绝。强请到大都,他也是哭拜前宋皇太后的陵、和宋帝居住的方向,恸哭再拜。最后绝食而死。元政府始终未用刀斧,还算是尽了礼数。
这要是在清朝,嘿嘿嘿。。。。后果你会懂的。
这和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以自身为本位,将中国当成劣等民族加以凌辱、践踏,对中国从种族到文化加以鄙视,将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远远凌架于中国之上的日本侵略者,有根本区别。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认同,南宋、金末的南北文化衰败、保守枯燥的风气得以扭转,诗风文风的风貌一转为自信、自豪、华丽,创作者们认为自己处在强大的时代,只有汉唐才可一比。
二,蒙古因它早期的征服、杀戮最终遭到汉人的彻底清算。元末红巾军、明朝开国大军,作为汉人的部队,毁灭性打击了蒙古势力,并对蒙古老家进行了一次次犁庭荡穴的报复,所做所为,等于将蒙古人当年对汉人在内的各族做的事,在蒙古人身上回敬了一遍。
看看汉人对蒙古各汗庭、京城的扫灭记录:
大翰耳朵(明军一次)
哈拉和林(明军两次)
元上都(红巾军、明军各一)
元中都(红巾军一次)
元大都(明军一次)
应昌(明军一次)
北元达延汗时期威宁海汗帐被明军攻破一次
蒙古人被虐得比宋朝首都被人攻陷两次还悲催几倍
这其中以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军的捕鱼儿海歼灭战最为典型(此役打完顺手又把蒙古帝都哈拉和林给三光了),光俘虏的蒙古王公贵族、嫔妃女眷、宰相、各院官员、臣民、军人、妻女就达9万多(包括在和林俘虏的1.48万人),除了北元皇帝仅以身免,整个蒙古的上层统治集体、黄金家族,皇室女眷被一锅端。堪称蒙古的靖康之耻。北元皇帝的妻子也遭到明军的强暴,也算是替全世界的蒙古受害者狠出了一口鸟气。此役被俘的大批蒙古亲贵,后来在朱元獐制造的蓝玉案中,全部株连,尽遭屠杀。
这么几场事捣腾下来,你觉得你还能多恨蒙古人呢? 今天的俄罗斯人会特别仇恨德国人吗?为什么?还不是苏联最终以灭亡德意志第三帝国作为终篇?
所以,今天的我们,不妨以平和的心态,客观的看待蒙元带给我们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