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采访侧记：为何南方中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之间差距如此之大？

【本文原标题为“日内瓦采访南方中心侧记”，风闻社区有修改】

听说过“南方中心”吗？乍一听，名字好像挺有分量的，挺“官方的”。不过，这个组织的知名度与其霸气的名称显然有一定差距：南方中心的油管频道，平均观看量仅为100人左右，甚至有多个无人观看的视频。记者本人几年前曾尝试做过B站up主，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至少达到了南方中心的传播水平。。

不过，南方中心的实际影响力可远比它的知名度大得多：南方中心源自不结盟运动的倡议，基本宗旨是加强南方各国的团结与合作，推动形成共同立场，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解决外交和政策难题。为了方便沟通协调，南方中心1995年成立时，将总部定于各国使团集中的瑞士日内瓦。南方中心同时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大会（UNGA）、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17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南方中心现任董事长是南非前总统姆贝基，董事包括中国前驻欧盟大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总共有9位董事。而其历任董事长包括坦桑尼亚第1人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和第3人总统本杰明·姆卡帕（Benjamin Mkapa），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前秘书长加马尼·科里亚（Gamani Corea），以及第6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

历任南方中心董事长

有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参与或背书，为什么南方中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之间差距如此之大？这或许与南方中心的工作模式密切相关。据南方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南方中心可以被理解为南方国家的“工会”，其主要工作是协调南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推动各国在国际谈判中采取统一立场，最大化集体利益。这些背后的外交努力，大多不会出现在新闻版面上。

 同时，南方中心还会获得政策研究报告项目。南方中心执行主任卡洛斯·科雷亚（Carlos Correa）介绍，其研究刊物平均阅读量上万，甚至有达数十万阅读量的报告，但大多数读者均为官方机构、专家学者及非政府组织。

或许，当前的世界秩序就是依靠这些默默无闻的专业人士的坚定意志撑起的。

除了给他们点赞，我们还希望通过实际行动，争取改变这一局面。在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同时，通过报道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合作，相互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因此，今年4月底，借南方中心年度董事会机遇，我只身前往日内瓦，去了解、采访、报道这一组织的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国人更加熟悉南方中心，也让世界有机会了解中国在全球南方发展中的贡献。因此诞生了这一专题的系列采访。

 抵达南方中心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空荡荡的走廊与办公室。据了解，该中心有约20名长期工作人员（不含长 期不在日内瓦的董事等人），但大多选择居家办公。

南方中心的走廊

南方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南方中心会费本着自愿缴纳原则，而成员国普遍并不富裕，加之研究项目的获取情况并不稳定，因此南方中心在忙着完成自己主要工作之际，一般没有多余资源来发展多余业务，更无法自己拓展知名度。

我当时在想，南方中心占用的办公室面积远超日常实际需求，在此举办的董事会议用的也是业主方提供的公共会议室，是否可以节省一笔开支？当然，对于这样的国际机构来说，有个体面办公场所还是有必要的，不能因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就自动比发达国家组织“低人一等”。

董事会当天，在吴海龙大使的帮助下，姆贝基临时确定接受采访，他就非洲复兴、曼德拉、苏丹局势、俄乌冲突等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由于采访是临时确认，因此姆贝基事先并不知道我的提问提纲，且苏丹局势也是临时添加的话题，但姆贝基的回答依然全面、从容。同等级别的国际领导人，估计找不到几次“彻底脱稿”的采访吧。

随后，我采访了南方中心主任科雷亚。在采访中，他介绍了南方中心的工作概况，强调改革国际金融架构的重要性，反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他表示南方中心没有自身立场，会彻底代表成员国的想法，议题也是由成员国制定，而非由中心“指定”。采访结束后，他还表示同意中国提出的三大倡议和国际立场，并期待与观察者网未来展开合作。

我接下来采访了南方中心董事、前巴西参议员克里斯托万·布阿尔克（Cristovam Buarque）。他是巴西著名的教育专家，因此采访涉及教育对发展的意义、中巴合作、巴西总统卢拉的外交、以及巴西的发展前景。采访期间，我充分感受到了浓烈的“耐心和蔼的老师”气质，这从我们发的视频也可看出。采访结束后，他还特别问了我，自己是否发音很难听懂。我让他放心，告诉他，他的发音要优于我曾采访过的不少人。

南方中心董事会会议与会人员准备合照

在采访南方中心南南合作和发展筹资问题高级顾问李月芬时，她表示见到年轻人就感到特别愉快，期待未来的合作与沟通。采访涉及了南南合作、主权债务、“债务陷阱”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学者专家就是不一样：她能就一个简单的问题拓展讲解10分钟其前因后果。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在闲聊而非正式采访的话，她的回答可能远不止于此。

科雷亚、布阿尔克和李月芬都多次表达出对美国的不满，科雷亚在我们采访后的讨论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立场。看来，适度攻击美国的做法，是中国有力的外交“大棒”。

采访番外

瑞士早在16世纪就停止大部对外战争，拿破仑战争之后获得各方认可为永久中立国。虽然今天的瑞士是包容的象征——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和平共处一国，但日内瓦直到100年前都是一个高度排斥天主教徒的城市，尽管天主教徒占该市半数人口，他们在19世纪中叶前却一直未能享有平等权益。日内瓦一度以“新教的罗马”著称，长期与天主教“势不两立”。

 不过，在19世纪，随着西方世界的宗教狂热逐渐褪去，工业化推动许多新教地区的迅速发展，以及法国大革命传播的思想被人们日渐接纳，许多曾经忙着歧视天主教徒的人转而试图推动人类的普遍进步，甚至包括给天主教徒平等权益。诸如马克思主义的近代思想，以及早期的非政府机构，如瑞士著名的红十字协会，都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说到红十字协会，我还在日内瓦期间参观了他们的博物馆。它位于地下，整个馆采取了较为昏暗的色调，估计是为了体现战争和死亡的残酷。如果当天外面不是适合踏青的大好晴天的话，我相信自己或许愿意在“死亡的阴间”多待一会儿。

 波黑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纪念横幅

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殖民主义味道浓厚的国际主义，没有海岸线的日内瓦选择了利用瑞士独特的中立身份，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以及鼓励各族人们也实现自己最近才落实的包容。除了南方中心，许多国际机构都将总部设于此地，我借机参观了几个。

 第一站是前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物理学实验室（包括著名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也是万维网的发源地，目前有23个成员国。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恐怕将成为中国与西方为数不多的合作亮点机会了。

第二站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总部，负责制定全世界工商业的国际标准。对于逐步成为技术和标准输出国的中国来说，ISO或将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合作伙伴。他们只占据一个不起眼的办公楼中的一层楼，但即便如此也基本上空无一人，大多人已转为居家办公为主的模式。这可以说是我在瑞士唯一看到的“新冠曾经存在过”的实证，因为95%的路人都已放弃了口罩。

我比较期待的是参观世界经济论坛（WEF）总部。WEF每年举办的达沃斯论坛聚集全球工商、政治、学术、媒体等领域的领袖人物，讨论世界所面临最紧迫问题，受各国精英的广泛关注，不过也因此吸引了环保主义、反全球化、反精英、阴谋论等人士的抗议与攻击。其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因被部分人认为在推进“不民主的”全球精英议程，而尤其遭到美国右翼人士的嫉恨。

“搞国际阴谋的老窝” 

WEF戒备较为森严，无法入内，在与门卫攀谈的时候，得知WEF各路“敌人”的抗议活动都是在达沃斯等地，从未有人试图在WEF总部周围挑事。此外，门卫还透露自己就住在周围的富人区（公寓租金平均每月3900瑞士法郎，约3万人民币，是日内瓦均价的近一倍）。显然，WEF给的工作待遇不错。

返程的的士，让我更直观地了解到了瑞士社会。司机是位非常热情的突尼斯裔法国人，他除了会说法语和阿拉伯语、还会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语言，甚至因多次搭载华人客人而从乘客学会了“你好”、“亲亲”等词汇；日内瓦连司机都能充当大部分国家的外交官了。

我们的聊天主题很快转至俄乌冲突。他对瑞士民众亲乌克兰的主流观点嗤之以鼻，表示自己支持俄罗斯，不过并不是因为俄罗斯做了什么天大的好事，而是因为非常反感乌克兰背后的美国。他认为俄乌冲突起因源于北约多次无视俄罗斯利益的东扩，认为劣迹累累的美国指控俄罗斯“侵略”极其可笑，表示美国在全球各地发动战争，双手沾满了鲜血。我邀请他未来可以考虑在中国媒体发表自己的这些看法，同时也第一次直观见识到了“反美”叙事的威力。

显然，瑞士的包容特质是有自生力的：瑞士人包容外国移民，而当瑞士人自己开始质疑曾经的“中立冲突协调处”定位时，却是这些“新瑞士人”站起来拥护瑞士的“光荣传统”。

短短几天内，我每一天步数都达到了朋友圈的榜首。这是我此前和之后（目前）都再未斩获的“荣耀”。

在日内瓦期间的闲暇时光，我还经常穿梭于日内瓦市区的大街小巷与博物馆。对日内瓦这种绿化做的较好的城市，春季显然是个踏青的好时机。可惜我的轻微花粉过敏一直从中作梗，给我的体验打折扣。

虽然我来的时候带了法语手册，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个需求，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用英语沟通，其他情况用手比划也能大致沟通，虽然偶尔遇到过连谷歌翻译也看不懂的人。

法兰西民族与人们的刻板印象一样，酷爱长棍面包和咖啡，喜欢“亲亲”，特别是“烟不离手”；当地女人的抽烟率貌似比男人的抽烟率还要高，充分体现法兰西人是全球性别解放与平权的先行者。

看到同期国内的人山人海，我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的博物馆和公园基本无人——且大多没有门票——市中心也并不特别喧阗。

最令我惊讶的是，我这几天从未见到任何一家餐馆饭点座无虚席。我不止一次是餐馆唯一的食客，还曾未经预约、临时起意进入一家获米其林推荐的高档餐厅。

或因人非常少，当地博物馆在下午5点就全部准时关门；对游客来说，令人抓狂的是，非快餐性餐馆都至少要等到晚上6点才开门，意味着外出必须“流浪”一小时。我还曾尝试与一家餐馆老板“讲道理”，但他表示厨师未到，无法开张，拒绝我“提前点菜”甚至“提前坐一下”的请求。

回国的旅程中，我途径迪拜机场，里面的旅客显然来自世界各地，大多数女性都未佩戴头巾，甚至还有不少同性伴侣。这也倒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但是显然与卡塔尔世界杯期间部分西方媒体对中东地区的炒作不符。虽然中东距离“女人更爱抽烟”程度的“性别解放”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已经朝着国际化方向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回顾这次旅程，我想到，全球多地其实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虽然当下充斥着各种负面的新闻，但是我们有时也该停下来，肯定人类已取得的巨大进步，相信明天将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