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宝钢的故事——下马风波

建设宝钢的故事——下马风波

#改革开放后的技术引进

主要内容：

宝钢项目为什么会面临下马？

宝钢项目在什么时候下马？

宝钢项目下马如何处理？

宝钢项目何时恢复建设？

处理宝钢下马风波有什么借鉴意义？

背景：宝钢项目决策时间线：

1978年3月9日，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等5个单位联名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在上海建设年产60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3月11日，国务院批示同意。

宝钢项目是国家层面的重点建设工程，宝钢项目的决策是中央制定和实施的，包括了多个重要部门。

缺乏共识，就无法顺利实施这种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工业项目。

1978年10月31日,宝钢正式立项。

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之日，宝钢正式动工兴建。

宝钢项目为什么会面临下马风险？——国民经济调整

由于1978年上的项目太多，基建投资规模超过了财政的负担能力，超过了外汇储备，超过了物资供应能力。

这意味着继续进行新项目的建设缺少资金来源，缺少外汇引进技术设备，也缺少建设需要的物资。

投资规模太大，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

这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原因，这种情况当时被称之为“洋跃进”。

据统计,1978 年我国签订的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合同金额共78 亿美元, 涉及项目50 多个, 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额的合同是在当年12 月20 日到年底的短短10 天里抢签的。

在这78 亿美元中, 有64亿美元用以引进成套设备, 主要是冶金、化工、能源等项目, 其中较大的项目有22 个。

钢铁、化工的项目引进，只签约了一部分，如果全签完还需追加5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

1979年，国民经济被迫进行调整。

鉴于当时经济建设出现的过热倾向，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建设进行调整。

经济调整的核心是：压缩基建规模。

作为“七八计划”中投资规模最大、使用外汇最多的项目，宝钢首当其冲。

20世纪70年代，国家每年对钢铁工业的投资规模在30~40亿元之间，宝钢300亿的投资规模严重挤压了其它钢铁企业在1980-1990年这十年时间内的投资空间。

陈云同志明确指出，“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快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已经开工建设的宝钢，在这股风潮中将何去何从？

陈云的调研和八点意见

宝钢建还是不建，就成了问题。

1979年3月下旬，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陈云出任主任，他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宝钢的问题。

当时，宝钢对外已签的合同由于国家缺少现汇无法批准生效。这件事在国外，尤其是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

1979年5月30日，陈云到上海，对宝钢建设问题作调查研究。

陈云回到北京，3次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讨论宝钢问题。在6月16日最后一次会议上，陈云做了重要讲话。

陈云讲了八条重要意见，主要是：

1、干到底。先这样定下来，举棋不定不好。

2、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

3、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

4、要提前练兵。宝钢这样的厂子，技术先进，各方面要求都很高，一定要抓好提前练兵。

5、宝钢的负责人是谁？报告中说建委抓总，我同意。负责人第一是谷牧，第二是韩光，还有冶金部的叶志强，上海的陈锦华。

6、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是为了取得经验。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要做出榜样来。

7、冶金部有带动其他各部的责任。冶金部应该有这样的全局观点。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

8、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有益的意见。对不同意见，也要认真听取，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

概况起来就是：宝钢不仅要建而且要建好！

陈云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宝钢建设提出的八点意见，对宝钢的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陈云提出宝钢建设“干到底”，为避免宝钢“胎死腹中”起了重大作用。

虽然之后争论仍很激烈，但是由于“干到底”的意见是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中央最后下决心“续建”宝钢奠定了决策基础。

不久以后，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邓小平的光辉预言给了困难中的宝钢建设者以极大的信心。

因此在1980年3月和4月，宝钢分别与日本三菱重工和德国西马克签订了购买热连轧机和冷连轧机的合同。

1979年的争议只是宝钢项目渡过的第一关，后面仍然困难重重！

宝钢下马——风波再起

1980年，经过一年的调整国民经济仍未好转，财政和物资供应依旧紧张。

宝钢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宝钢下马的呼声再次响起。

国务院多次讨论了宝钢项目的建设问题，最终将宝钢项目分为两期建设，并推迟了投产时间。

1980年9月4日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就宝钢建设问题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共提了60条意见。

国家计委、冶金部的代表们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承受来自各方的批评。

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李非平、周传典等，认真回答了代表们的质询。

1980年10月, 国家为了压缩基建规模, 在全国省(市) 长会议上, 提出了宝钢工程是否停、缓建和下马的问题。

1980年12月23日晚，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宝钢问题。万里、姚依林、谷牧、国家计委、建委的领导同志，冶金部的几位部长，上海市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决定：宝钢一期工程（是指已经动工兴建的一号高炉系统，以及转炉、初轧、无缝钢管机组）组织专家论证，二期工程（是指二号高炉系统，冷、热连轧机和连铸机）停建。

宝钢项目“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退货”。

中央要求宝钢要“调整、退够、下好”。

挽救宝钢项目的努力——缓中求生

国务院讨论宝钢下马是基于当时的经济形势，并非不支持建设这样先进的工业项目。

在国家主要领导中，支持宝钢项目的仍占大多数。

因此在讨论宝钢的下马问题时，并不是简单的关停，而是为以后的恢复建设留了很大的口子。

宝钢项目建设指挥部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陈锦华和马成德都不计个人得失，从对国家整体利益和钢铁工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向中央力谏保留宝钢项目。

与此同时，宝钢项目建设指挥部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在“停缓”期间采取了合适的设备保管方式，最终耽误项目的建设进度。

1980年12月2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讨论宝钢项目。这次会议决定，宝钢要“调整、退够、下好”。

参加会议的陈锦华据理力争，举出种种依据说明：

宝钢已经建设到了这个程度，如果仓促下马，损失太大。

从国外进口的材料设备，到货后照样要付款、贷款要付利息、职工照样要发工资，哪一样都省不了。

如果接着搞下去只要增加几千万元，宝钢就能缓中求活。

12月30日，陈锦华写下了他人生中最沉重的一封信，他以个人名义致信国务院主要领导，“这些已到现场的材料、设备，只需开支人工费用和少量国内的建筑材料就足够继续施工。否则我总担心这样多的材料设备长期存放损害严重，后果实难预料，那时将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让工程在缓中求活，这对于稳定队伍情绪、对于今后的建设，以至对国内外的影响都是有利的。”

马成德：用10亿救活100亿。

以下是马成德同志的回忆：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国家计委的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了宝钢论证会的情况，国务院领导同志讲了话。冶金部是部长唐克和我一起去参加的，在路上唐克嘱咐我讲话慎重些。会议在听取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后，我沉不住气，站起来发言，约有10多分钟。我发言的中心意思有两点：(1）表明宝钢指挥部坚决拥护调整方针的态度，提出为实现此方针所采取的措施，说明第三种方案损失最小。(2）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只需要25亿元。这时，国务院领导同志问了我一句：“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少花10个亿，100多亿就付之东流了。”我肯定地回答：“是这个意思。”最后，我讲如果搞得好，还可以节约2个亿。这时，国家计委一位同志说：“老马，你可不要拍胸脯，我们建国以来没有一个建设项目不追加投资的，你宝钢不是无底洞就不错了。”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作最后结论，但使我感到国务院领导对宝钢下马不下马举棋不定，是非常慎重的。这就更使我坚信，我们的调整方案，即第三种方案是可行的，将会得到支持。

动维护

当时，冶金部负责宝钢建设的是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李非平，常驻宝钢的副部长是马成德，上海市负责宝钢项目的是陈锦华，他们负责做好停缓建的有关工作，既要保持队伍稳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又要维护设备安全，保证设备的性能，任务十分艰巨。

宝钢建设指挥部创造性地提出对不同设备分别采取“静维护”和“动维护”的措施，将上级下拨的用于建造仓库、存放已到厂进口设备的资金，用于建造有关厂房，把设备直接安装到位，不定期地通电运转一下，以保持设备的性能，这就是“动维护”。

因此，即使在停缓建时期，也做到了人心不散、队伍不乱、维护不松、物资不丢，为后来续建时能有条不紊地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宝钢项目建设指挥部安排、部署做好设备保护工作。

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实际上1981年国内投资完成将近4个亿，比抢建的1980年还要多。

在宝钢停缓建阶段，施工进度没有受影响。

宝钢项目恢复建设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宝钢一期工程的建设很快就恢复了，二期工程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也提前开始建设。

1981年8月7日, 根据国务院的指标, 国家计委、建委联合发出通知: 宝钢一期改列为续建项目。

1982年5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给国务院的报告《关于宝钢当前建设中几个问题的安排意见》中提出: “高炉点火时间定在1985年9月。”

1983年2月18日，国务院第九次常务会议决定宝钢二期工程上马，明确做出“在2050mm热连轧机对外谈判中要货比三家，迫使其提供优惠条件，合作设计、合作生产”。（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史话 P380）

1984年2月，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酝酿第二期工程建设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到宝钢视察。他看了一期工程，听了工程建设指挥部对二期工程的设想的汇报，当即表示宝钢二期肯定要上，而且要提前上，上的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

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直接关怀下，宝钢二期工程的各个单项工程很快陆续开工。

宝钢二期工程提前建设。

宝钢项目从“下马”到恢复建设，中间经历的时间不到一年。

由于宝钢项目建设人员的团结一致，尽最大努力避免了决策变化对项目建设的影响，保持了近10万建设队伍的稳定，妥善保管好了进口的设备，施工进度也较少受到影响。

但是损失仍然不可避免。

最大的损失是我们不再执行与日本三菱签订的热连轧机合同，赔偿了对方3000多万美元的违约金。

因祸得福—宝钢二期成套设备制造

1983年初宝钢恢复二期建设时，建设方案发生变化，新方案取消初轧机，采取由1900mm连铸车间向2050mm热轧提供连铸坯。

中央形成共识：

以宝钢建设为契机带动国内装备制造工业的进步是一个极好的机遇，通过向国外先进制造企业学习可以扭转长期落后的局面。

大家一致认为，继续按照宝钢一期建设的路子完全引进，不仅需要花大量外汇，工程投产后永远摆脱不了对外依赖和被控制的局面，而且使国内制造又一次失去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可行的方式是技贸结合，联合设计、合作制造。

在建设途径的认识上，开始由购买设备制造权逐步转向搞合作制造，最后形成技贸结合，“联合报价、联合设计、联合制造”的三联模式。这个方案得到国务院的充分肯定。

1983年2月18日，国务院第九次常务会议决定宝钢二期工程上马，明确作出在2050mm热连轧机对外谈判中要货比三家，迫使其提供优惠条件，合作设计、合作生产，凡是能够自己制造的都应自己制造的决定。力争在前10年把这些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才能为后10年的经济振兴打下牢固的基础。

这种方式扭转了我国重大建设项目所需技术装备单纯进口的购买方式，走上了与技术引进、联合设计、合作制造相结合的道路，这将有力推动我国机械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与发展。

在谈判和执行过程中，使用部门（冶金部）、经贸部门和制造部门（机械工业部）都能从全局出发，大力协同、密切配合、互相支持，从而保证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方针的落实。

特别是在2050mm热连轧这一全国重大工程项目上，宝钢能够开明地实行“一家引进，全国受益”的方针，无疑对全国各行各业都将起到有力的示范作用。

为什么说共识很重要？

对宝钢这种投资如此大规模、建设周期长达10年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必然面临各种挑战，缺乏共识就无法闯过各种难关。

这种共识是从上到下的共识，从最高决策层（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到具体执行政策的部门（陈锦华、马成德）到普通员工（宝山征地的公社，各冶金建设公司员工）的共识。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从上到下的共识，宝钢项目才能成功建设。

工业化过程中共识的重要性！

缺乏共识，在遇到困难时必然会分裂，那么对于有难度但又有重要价值的项目必然会放弃。

宝钢就是这样的项目。

宝钢的建设能够持续，就在于从中央高层领导，到冶金部和机械工业部等具体建设单位，下至普通工人，宝山的农民都支持这些项目建设。

最能体现出共识作用的是宝钢下马时宝钢建设指挥部提出的“动维护”概念。

既执行了中央的决策，但是又尽最大的努力避免了损失。

普遍存在的共识是项目建设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

为什么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普遍存在共识？

我们不仅对工业化这样的问题存在共识，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问题也存在普遍共识。

这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艰苦奋斗总结出的经验。

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工业化的经验总结，所以全社会普遍存在这样的共识。

对比其它国家的工业化，可以看看他们是否存在这样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