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特朗普的中国策略，先要明白美国经济衰退的真相

罗思义当然就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一个政治学家。
罗思义只是在西方土壤里成长的经济学家，很难理解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
就经济学家来说，他提出了很重要的、与众不同的经济观点，即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经济的长期发展正相关，就是投资比例越高减低短期（按年计）GDP越低但长期GDP（按5年计）越高，是非常难得的、能够一定程度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这么快还这么可持续的极少数人。
西方经济学界有个伪共识，就是“经济学家只考虑效率问题，公平问题是政治学家考虑的问题”。所以，对罗的要求不宜过高，那超出了他的常识和认知。
西方自古以来就没有天下大同的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是文明的维度和底蕴不同。或者说，西方对于公平的认知还仅仅处于初级的自发阶段，而中国对公平的认知已经处于高级的自觉阶段。
在西方，“义”是用来修饰、掩盖“利”的，政治要为经济服务。而在中国，经济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利”是用来支持、保障“义”的。就是各自文明的路径不同而已。
古人早就认识到人是天然带有自私欲望的，所以就很现实主义地提出“义”“利”的对立统一问题，也就有了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两个典故，还特意让夫子来评论：“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
结论：老罗已经是很优秀的经济学家了，还是不要用过高的政治标准来要求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