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未婚育女性对已婚育妇女的不正当竞争，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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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的核心问题，你说的对，在目前的认知里确实是负面消极因素。三条解决的路子你说的也对，但我们执行和改造的时候，可不可以变通一下？

首先，中国女性的平等权利，已经到达了世界的最顶尖水平，无以复加。如果非要在目前的基础上继续加权，势必得从集体利益中切割，也就是从男性群体上切割。在男性青年已经大规模躺平和失业的情况下，再增加其负担，必将导致绝境式反抗。作为集体利益的安全基石发生动摇，国家稳固的政治结构，也必将动摇。韩国今年开始出现的几百起无差别预告杀人已经是最轻的动荡形式，这既是参照，也是指引；外部敌人必然不会坐视，必定添柴加火，趁火打劫。所以如你所说，以“利”和，不是长久之计。
权利既然加无可加，那就按自古以来的办法处理，削嘛，来个现代版的推恩令。说句实在话，硬茬子扎手，也只能挑软柿子捏，更何况软柿子也缺乏社会责任意识，有被捏的理由。整体削肯定不行，也不具正当性，那就得讲究削的方法。将女性内部的权利结构，想象成一高一低的阶梯，未婚育女性高，已婚育妇女低，是个下楼的趋势；那我们削一部分未婚育女性的高度，加到已婚育妇女的阶梯上，这就成了一个上楼的趋势。
你说的三个方法都有严重的副作用或阻碍：
第一完全社会抚养成本过高，且有瓦解社会关系根基和道德体系的风险，执行后就别想做其他拓展集体利益边界的事了；第二社会改造声望不够，缺少资本配合；第三完全剥夺女性权利，失大义；三策都不可取。
个人认为：第一社会抚养取只其“名”，承认生育具备部分社会意义；
第二社会改造取其“行”，首先从教育界尤其是大学开始，大学要建立附属育婴室，鼓励生育，并让大学生兼职学习养育技能。至于其后的衍生问题和社会改造，可在与美帝国分出雌雄后，再做打算，时间点最多也就在5-7年内。到时收复台湾，亚洲称雄，携势而下，自然事半功倍。
第三削权取其“义”，为母亲的奉献和牺牲正名，义之所向。
如此，“名”、“义”、“行”俱全，风险也总体可控。你认为呢？

说个题外话：昨晚我刷抖音的时候，碰巧刷到一个大V才发出不到1天的视频，点赞超过15W，评论超2W。内容主要是在分析，年轻男性躺平和年轻女性躺平的原因，出发点有所不同。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思想问题，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这是我一直在坚持的观点，看到它能得到更多人的观点认同，我很欣慰。
起风了，我只需要点亮火柴，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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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当然是“塑造”出来的。举例：
一.汉末群雄割据，曹操为何能号令天下群雄?因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携四百年汉室余威，自然具备天然的正当性；二.解放初期，还没有“男女平等”共识，只有妇女们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的诉求；伟人因国家建设的需要，顺应了妇女们的诉求，认证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共识；直至1995年，江主席将“男女平等”写入宪法，正式确立了其正当性。
所以只要共识人群多，确实可以塑造正当性。
年轻未婚育女性，把持着正当性，却阻碍了集体的存续利益；超3800万的大龄未婚育女性，新增人口跌破1000万，人口萎缩都是实证。
所以我要塑造的正当性就是：社会权利=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有其广泛的共识基础，将其与女性平权的来源挂上等号，自然具备天然的正当性。
人的认知有其历史局限性，如果人的认知不能与时俱进，那认知就会与物质环境的改变脱节，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至于从共识到律法如何变现的问题。
任何政治概念或顶层设计，在实际的传播和执行过程中，都有走样的可能，需要保留一定的模糊性。如果变现太过粗暴，那不就重走二战德国的老路吗。国家起领导作用，国企自然得带头；大型企业具备不小的经济体量，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承担部分的社会责任无可厚非；至于规模以下企业在没有强制性的情况下，是不是有“特权”，我认为不是。
首先，已婚育妇女和未婚育女性没有自然属性上的生产力差距；其次已婚育妇女会具有国家税务减免的优势；再次已婚育妇女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动机比未婚育女性要小，对企业来说“生育风险”比较小。所以，未婚育女性群体将在规模以下企业的工作岗位竞争中，再度分化：一部分在和男性的优势生产力的竞争中获胜，成为真正的杰出女性；一部分迫于生产力不足，被迫退出竞争，从而主动寻求身份转化，重新获得工作机会。所以，规模以下企业，虽拥有拒绝的权利，但从利益和成本的角度出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至于你说后果会形成"婚育妇女是累赘”的认知，这已经不是后果，而已经是目前社会认知里的现实，也正是我想扭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