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研究毛泽东，切不可辜负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说不出话来，连阴阳辨证是哪国的都不知道，还有25人点赞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拥有对一个伟大理想的坚定信仰，从而激发出一种深沉浓烈的爱，一种热情，以与人民水乳交融；并激发出行动的力量，以投入改造世界的实践。这种信仰激发出觉悟，塑造出新的德性。这种新型的德性就叫战士的德性，以与旧的退化了的士大夫德性—文人德性相对。
    文人德性以理学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它追求一个静谧，缺失热力的“理”的世界，因而错把 情感淡漠、麻木不仁当作理性。它躲避在象牙塔之中，毫无生气。面对逆境，它抱持的是消极无为顺应的哲学，而不是积极能动的去创造条件，挽狂澜于既倒。它把折中主义当最高境界，自以为高明，实则游移投机，屡失先机，一事无成。已经没落的士大夫阶层文过于质，言过于行，保守无为而不能积极进取开创新局面。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的四平八稳、华而不实、不敏于事的文士德性已使它失去充当民族中坚的资格。
      国共之争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这两种德性之争，是战士德性与文士德性之争。瞿秋白《多余的话》正表现了这两类德性之争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虽然，国民党作为一个特定的政党也许已经无关大局，但它象征着这样一种文人德性，一种精神气质，与共产党所代表的另一种精神仍然处在拉锯战中，某种意义上，这种对立是我们每个人人性内部两种对立倾向的外化形式。一种仍以纯自然性的“仁”为主，带有直接性的特点，它不能感知一个更为遥远广大的世界，因而它的激情也是有限的，不能采取决绝的行动，它同时很大程度局限在血缘性的社会关系上，表现为私人情感，哥们义气，小集团利益。另一种则要超越这种纯自然性，要迈向更为形而上的境界，它要升华为一种更为普遍，甚至感知到更为抽象性事物的爱，它要形成超越血缘的广泛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同志爱，阶级情，因而它的行动范围也更广泛，更有力。这在社会层面，是老的，却为人们更习惯的私人主义与新的人们尚不适应的集体主义的对立。在情感上表现为内向、慵懒、淡漠、陷于狭小世俗空间的不无自怨自怜，与外向，积极进取、热情、超脱高远，悲壮激越的对立。实际上， 对于胡适的批判，正是为了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相应的理学的思维方式，也是为了自我批判，以塑造中华民族的新德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涉及了新型德性的塑造问题。《讲话》不仅是文艺理论的探讨，也是对中国新的伦理秩序和新的伦理关系的探讨。在新的民主社会也即大众化的社会中，传统的“士”阶层将如何自我改造，自我转型，如何塑造新的德性？“士”与人民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关系？“士”不能简单的与“知识分子”划等号，“士”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还要掌握伦理知识（德性塑造的知识），从而具备行动的能力，实践的能力。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走“群众路线”“与人民大众达成一片”，从高高在上中走下来，从而具有现实感，“通天下之志”，培养实践的能力。新型的“士”与“人民大众”将是双向教育，双向学习的关系，以提升政治共同体的整体觉悟，促成政治共同体心心相映、紧密团结。
    传统士大夫的德性是儒学所塑造的。儒学的核心在“仁”，仁是使儒学富有生气的关键所在。而传统的“仁”的激发要以孝为根基。植根于孝这种纯自然性、血缘性的情感，这就使得仁的热度、力度都显不够，难以应对一个天地更广阔，变革更激烈的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对一个超越了血缘关系，绝对至善至美，具有能动性的共同体的坚定信仰，激发出一种觉悟的力量，这是对仁的精神的推进的和扩展。另一方面，理学家们的 正心诚意是主要是建立在静思默想，神秘玄想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现实的改造世界的行动之上，建立在由这行动而产生的生命的实践上，因此它是无力的。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做到了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