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甸遇到只教“选举”的西方NGO，我问他们：那治理呢？

    宋明理学作为内圣之学在人的内在精神探究深化上是有宝贵财富的，而史学精神的“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智以藏往，神以知来”侧重于培育人的智慧和德性，也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另一方面吸取了唯物史观的毛泽东思想，它的对社会宏观而又精密的分析；体现了理一分殊”的思想的”群众路线“（它以一摄万，把握住了大千世界，正所谓《易大传》说的“通天下之志，冒天下之道）；对于发展生产力及建立合适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视；还有一分为二之刚的原则性与阴阳互补之柔的灵活性相济相辅的斗争的哲学，所有这些则在外王上卓有建树。我们应以时代的新特点、新要求，以道（辩证法）为整体框架，围绕仁（觉悟，解放）的核心精神将其统合起起来，重塑内圣外王之道，把改造外部客观世界与完善内部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内，深入人心情感的需求，伦理道德的需求，外，建德治法治相济的新礼新法新制度。建立稳定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凝聚人心，凝聚政治共同体，以应对时代的挑战。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儒学的新形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道”的新形式。它的核心精神”觉悟“与”解放“就是对儒学核心”仁“的继承与发展。儒学的人性观是天理人欲之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是自然性之质与社会性之文的辩证统一。建立在儒学人性观的实践主要是政治伦理的实践，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在注重社会伦理实践的基础上又扩展到生产力发展领域。建立在儒学人性观及仁的精神上的制度是“大人”与“小人”之分基础上的礼乐之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为基础的德治与法治相济。儒学的社会基础是血缘宗法制社会，故以孝为纽带，并激发仁而扩展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是超血缘的人民共同体，故以对共同理想的信仰为纽带，并激发觉悟而扩展之。无论是以孝激发仁，还是以共同的理想信仰激发觉悟，都是以合宜的手段打通隔膜，促成共同体的相亲相爱，增强凝聚力。这是社会伦理的基础。                                               因此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条中国精神自然生长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