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章已被删除

不论培根还是马克思，都是从技术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角度谈论“三大发明”。这才是哲学话题，是他们作为哲学家关注的角度。他们并未说技术来源与中国。哲学界对历史问题怎么可能形成共识呢？ 这个得历史学界说了算吧。
李约瑟也不是史学科班出身，当然，我不是说非科班出身就一定不行，也有人跨学科取得成就的。可他确实不行，研究中国历史最后一辈子连中文都掌握不了，说明他即缺乏第一手的资料，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精神。事实上，不论他的研究成果还是学术地位，根本不被学术界所接受。这是他本人晚年自己抱怨的。
具体怎么论证“四大发明”，其实有相关的文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如活字印刷术，这个技术一直到清末在中国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问题很容易反证，你可以去搜索雕版印刷术，相关文献不少，直到清末，用的都是这个。试问，如果活字印刷术早就存在，又何必使用效率低得多的雕版印刷术呢？活字印刷必须使用金属材质，否则实际使用问题极多。而使用金属则必须解决墨的附着性问题，中国传统使用的水墨不行。所以看上去从雕版到活字，概念上的创新很顺理成章，实际上要克服不少技术困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活字印刷从来没有独立发展到实用阶段，又怎么可能实现对外技术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