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范生”到“疫苗乞丐”： 台湾发生了什么？

特权阶层偷打疫苗，民众半夜抢打“残剂”，对副作用高的AZ疫苗“来者不拒”......台湾疫苗乱象仍在持续上演，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医疗体系相对发达且宣称进行了“超前部属”的台湾，为什么最后还是栽在“疫苗不足”这个最不应该被忽视的问题上？

台湾并非欠发达地区，其自身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高质量医疗体系。根据全球资料库（Numbeo）的统计，台湾地区的医疗保健指数排名世界第一，在医护人员、软硬设施等方面表现突出。这样的成绩很大程度得益于重视医科的社会风气。日据时代的台湾高等教育对本土精英的专业选择有所限制，导致后者集中在医学、农学等实用性领域。这种社会惯性延续到了两蒋时代，成为很多明哲保身精英在“白色恐怖”下的安身立命之本。直到现在，医生在台湾依然是最受社会尊重和向往的职业之一。

历史累积而来的医疗资源和人才构筑起台湾卓越的医疗体系，然而卓越的医疗体系却并不等价于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民主化后，高度对立的社会结构，失衡的“三权分立”制度以及泛滥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台湾当局在大灾变来临时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具体到公卫体系，如中国海峡研究院研究员林梓指出，台湾公卫体系在全面“医疗化”和“市场化”后确立了“以治疗为主，预防为辅”为导向的治理模式，这建构出了强调个人自觉，缺乏公共性考量的公卫文化，事实上违背了“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基于人类健康问题的‘公共性’内涵考量，以社会集体的、有组织的力量促进人类健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公卫原则。

公允地讲，台湾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还是做了卓有成效的应对，然而其成效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由于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民进党当局得以借用“反中”话题刺激民众的集体精神高潮，这样做不仅可以宣泄台湾社会对疫情的恐惧情绪，也可便利当局进行防疫动员，落实防疫政策。无论是歧视欲返乡的在陆台胞、陆配，还是网暴世卫组织和总干事谭德赛，各种行动的底层逻辑都是吃大陆的“人血馒头”。在一次次针对大陆的“集体狂欢”中，民进党的防疫政策有了坚实的合法性，也成就了台湾“防疫模范生”的形象。

但是当两岸封关而疫情又趋向稳定的时，民进党当局便失去了继续紧绷社会神经的理由。台湾当局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意志以长期维持高强度的防疫政策，继续维持反而会成为一种政治负担。今天人们所诟病的大内宣——“超前部属”，在一年前无疑是一种理性决策，然而随着情势的缓和，治理摆锤重回“治疗为主，预防为辅”的逻辑，“超前部属”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针对疫苗的部属也自然得过且过。

从“模范生”到“疫苗乞丐”，这背后是台湾当局薄弱的组织动员能力。尽管民进党当局时常因为“滥权”而被民众批评为“绿色独裁”，但这种对民进党掌控力的想象是以国民党为参照而产生的一种错觉。实际上，台湾任何一个政党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下都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动员。由于公部门力量的缺位，公共危机是否转变为一场全民灾变，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自觉程度。将治理任务全部交给社会并非意味着民主的进步，而是体制的不健全和思维的幼稚。

（原文首发华广网，202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