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理念、青年参政与香港管治革新

经历“占中”与“政改”[1]的双重失败后，香港管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并未如中央预期的那样转向“经济民生”，而是继续沿着政治对抗路线升级行动，逐步形成了一种从理念、组织到行动的“本土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最极端形式是直接的“港独”诉求，其次是主张2047“本土自决”的准“港独”诉求，再次是不与“港独”直接关联的、广泛的“本土价值观”[2]的确立。

本土分离主义直接威胁“一国两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必须对其加以透彻的精神分析与对策设计，有效遏制其激进化、暴力化、民粹化的恶性蔓延态势。回归二十年，香港社会仍然未能发展出一种基于“一国两制”的身份认同及政治归属感[3]。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简称七一讲话)，澄清了长期以来关于“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诸多误解和偏见，对于重建中央主导的基本法法理学及形成对香港自治与法治的有效监督体系，保障“一国两制”在港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过去五年对港工作基本方略与成效，将“全面管治权”作为新法理，将“发展主义”作为新动力，将“有序民主”作为长期承诺，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融合架构，将高度自治作为优先治理机制，将国家“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作为定位与拉动香港转型发展的战略契机。由此，“一国两制”之香港实践开始进入依法治港与有序融合的新时代。

本文拟对香港公民党、民主党进行话语分析，呈现香港反对派精英的政治理念流变及其负面影响，同时考察青年本土派思潮兴起的历史与制度渊源，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对策。

一、香港反对派的精英理念与本土化

本土分离主义以“非法‘占中’”催生的“伞后组织”及青年学生为主，但其精神养成与塑造来自于香港反对派的精英话语，二者可谓源流关系。因此，研判香港本土分离主义的精神症候，必须注重源头认知和清理。在反对派的精英政治话语中，公民党与民主党代表了香港相当广泛的反对派精英理念，对青年本土派的激进理念与行动有着巨大的影响。

1. 公民党《十年宣言》：积极本土化的政治决断

2016年公民党发表《十年宣言》。对于这个宣言，我们不能以准“港独”或变相“港独”简单判定。尽管公民党在宣言中多处表达了对中央和香港现行体制的不信任乃至于绝望，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是熟练于谈判妥协的法律人，是可予对话的香港中产阶级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代表。我们要注意公民党的本土主义与“学苑”、本土激进派之类的区分，在戒备其“港独”转向的同时，不放弃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框架的政治沟通与合作的真诚努力。

（1）殖民史观作为底色

公民党这一宣言的最大特色是提供了一种贯穿香港近现代史的本土主义史观。其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种“香港人优先”的狭隘本土意识，有其相当程度的偏颇性。这一本土史观需要处理的两大议题是作为殖民者的英国和作为主权母国的中国。

对英国殖民史及其角色问题，公民党宣言的处理方式是以本土史观吸收殖民史观，亦即一方面以轻描淡写的殖民史批判表达一种相对温情的臣民意识，仅仅以“处处压制港人的自主政治诉求”一句带过；另一方面则正面表达对英国殖民统治带来的法治、自由、公平乃至于“三权分立”的香港现代性的由衷感激。

由此，殖民宗主国的专制与压迫色彩被消解，其作为香港人的母邦与友邦的玫瑰色被涂厚，“去殖民化”议题在公民党那里被取消了问题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在这一关于殖民史的叙事中，尽管部分触及了港英管治的正面成果及其对香港现代化的制度性支撑，却存在一定程度的观念与事实的错谬：

一是，殖民政府从未在香港建立过“三权分立”的完整格局，公民党将香港代议民主政制的建构之功归于殖民者，是违背事实的显著错误。

二是，香港的现代崛起与发展，尤其是作为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固然有港英政府的管治改良及本港人勤勉奋斗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中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以及同期的冷战格局下大陆整体封闭带来的绝佳地缘经济机遇。而公民党人的记忆恰巧停留在了英国人撤退时段的黄金时代里，而未能周全分析和理解其来龙去脉和主客观条件。

三是，就完备的政治理性而言，公民党以香港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塑造者的角色长期进行的对殖民史观的维护甚至强化，对如今的央港对立、管治失效乃至于青年人“家国无依”的漂泊惨状，不得不负上严肃的道德责任。

（2）“文化中国”僭越“政治中国”

对中国史观的处理，公民党采取的是认同“文化中国”、抵制“政治中国”的套路。公民党承认香港是现代中国的一颗明珠，是绝对优等生，是繁体字和广东话的纯种，是会通中西古今的“选民”，是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并兼容其他多元文化要素的文明高地。这种过度美化香港本土价值、刻意贬低内地政治文化发展的文化本土主义，很容易导向一种激进的政治本土主义。其独特效果在于，尽管公民党在建党之初强调与中央沟通的立场，但其视角与出发点并非“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地位，而是文明优越论意义上的“先进/落后”甚至“文明/野蛮”的二分法。

如今，这种政治上屈就内地而文化上俯视内地的优越感日益遭到事实性的否定，其引发的是公民党精英对殖民史观和香港精神更加强烈的回溯诉求和美化冲动。公民党宣言中浸润着“香港精神”而缺乏对中国近现代史之关键主题、成就与历史正当性的理解与认同。公民党通过宣扬这种似是而非的、不完整的中国意识，实质上消解了他们遵守“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道德义务，转而为香港的本土主义乃至于“港独”提供了一种富有价值的文化营养。公民党在法律理性上不走“港独”路线，但在历史观与政治激情上难以根本拒绝激进化的诱惑。他们是合格的法律人，合格的英殖臣民，却是不合格的中国公民，也是不合格的中国香港政治家。

（3）未来主义：2047的秩序难题

十年之前，公民党从民主党中分化而出，基于回归初期的政治语境而以自身所理解的偏重于“两制”的“一国两制”理想作为政治奋斗的基本纲领。如今，公民党面对中央控局，尤其是白皮书和“八三一决定”展现出的中央官方基本法法理学之形态，其更加无所措置手足。

这源于双方对基本法理解上的根本分歧。当基本法中的“一国”不再仅仅是局限于国防/外交的、不触及自治权内部的权力形象时，当中央开始由协商政治转向法制政治而寻求将基本法中规定的中央管治权与监督权法律化和程序化时，公民党律师精英们无法从本地司法判例中寻找到熟悉的法理学与法律规范资源，无法仅仅依靠本地自治权对抗中央治港的宪制性权力建构，于是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话语和政治冲突。

“非法‘占中’”与“政改”集中体现了这样的冲突。于是，希望便由对基本法的本地化期待转向对2047新秩序的政治愿景。当然，公民党毕竟是法律党，不是街头运动党，也不是青年学生党，其2047愿景尽管也强调香港人不缺席、香港人优先和公民抗命，但并非如本土激进派那样公开拥抱暴力路线和全民制宪主张。

2.重夺话语权：民主党重述“民主回归论”

《站在历史巨人肩上》是香港民主党在回归二十年之际发表的一份长达16页的系统论述文件，对该党坚持的“民主回归论”进行重述。相比于公民党的“十年宣言”，民主党的政治立场更为温和理性。公民党追求的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本土化”，民主党遵循的是基本法秩序内的更高程度自治。在香港政治光谱由“建制/泛民”两极对立日益发展为包括中间路线、极端“港独”路线在内的更加多元谱系之下，民主党的“民主回归论”反而相对“中间化”了。

这份文件在继承“民主回归论”旧有思维的基础上，又顺应新情势而有所发展：

一是，对香港民主运动与民主党历史贡献进行总结，指明“民主回归”是最现实策略立场，符合香港最佳利益。

二是，以《中英联合声明》为香港宪制基础，以寻求国际持续关注与干预作为香港民主重要支持因素，对基本法的国内法属性认识不足。

三是，明确反对“一国一制”，不支持“港独”，将“民主回归论”重新建构为一种承认中国主权框架、同时抗衡国家整合压力与“港独”冲击的中间性质理论，作为民主党在未来政治竞争中的基本立场。

四是，确认实现无限制普选作为“民主回归论”焦点性目标及民主党奋斗进取的核心纲领。

五是，继续维持香港优先和香港利益本位的认知习惯，对政治中国及其体制保持严厉批评和积极不认同。

六是，对两地互动融合及中央“依法治港”的制度化取向持谨慎和批评立场。

在回归二十年之际，香港民主党以“民主回归论”重新凝聚本党及香港共识，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政治举措，相比于公民党的“积极本土化”以及青年本土派的“继续港独”行为要更加稳健理性，也对香港民主和香港根本利益更有责任感。香港民主党试图重夺香港民主运动话语权，将香港民主困顿命运从“港独”泥潭中解救出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也是妥协的艺术，在这一点上，香港民主党之稳健理性的政治风格在香港诸多反对派团体中是一道偏亮的风景线。

不过，只是重述“民主回归论”的旧有内涵及固守僵化的国家理解尚不足以完全重夺香港民主话语权。一是，香港政治已有极化趋势，从而陷入“中间政治”困境，或重蹈汤家骅式中间路线的某种覆辙。

二是，对香港宪制基础的国际法性质过分夸大，相对贬抑中国宪法与基本法地位，过大包容国际干预，这是对中国国家政治与基本法主权秩序的误解误判，不利于和主导香港政制发展的中央建立必要政治互信。

三是，以“民主”价值凌驾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之上，以纯粹香港利益思考“一国两制”，这是“民主回归论”内部缺乏必要国家观与国家认同的精神缺陷，此次重述未能更新国家认识。

四是，对两地及两制融合的自然合理进程过分忧虑，未能真正把握“一国两制”的辩证性及香港利益与国家的深刻关联，对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过分偏袒。

五是，重申非暴力路线，守护和平秩序价值，但对“非法‘占中’”未能真正反思切割。

六是，关于央港关系及基本法修改的系列立场和主张偏于刚硬以及单纯的香港利益诉求，未能做到持平公允，对中央关切的23条立法、国民教育、两地融合等合理关切未能适当理解与回应。

总之，民主党的“民主回归论”重述是在香港社会撕裂与政治多元化背景下重新凝聚民主共识的一种积极努力，是一种新的中间路线，提供了打破现今政制发展僵局的一种思考方式与可能性。但因其国家观未能更新，对“一国两制”未能全面理解，固执香港利益而罔顾国家利益，能行之多远并不乐观。

二、香港“青年本土主义”的精神内涵

​香港反对派的青年力量在话语和行动上尽管与传统反对派有继承关系，但随着2015年区议会选举、2016年“旺角暴乱”、新界东补选以及香港民族党、香港众志等青年政治组织与行动模式的相继登场和成形，“青年本土主义”已成为香港本土分离主义的重要推动力和塑造未来香港本土主义的急先锋。

青年本土主义的兴起，标志着香港青年国民意识危机的深化，对“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完整准确实施以及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危害较大。这种青年本土主义还与香港大学校园独特的“泛民主化”氛围及现象有关，2017年9月初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的“港独”海报事件就是例证[4]。

探寻香港“青年本土主义”的成长历程，需要追溯“本土论述组”及“香港革新论”的复杂演变。事实上，香港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在2010年政改之“司徒华妥协”之后，对民主党奉行的“民主回归论”已经表示失望甚至绝望，刺激着这些知识分子重新寻找替代性的政治理论和自治路线，典型如《香港城邦论》作者陈云。

这些知识分子在香港已构成一个相对组织化的论述群体，其中以“新力量网络”最为活跃，方志恒成为其中的新锐论述者，其“香港革新论”也发展为一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本土理论，对塑造“青年本土主义”之精神内涵作用很大。

1.香港的“本土论述组”

在香港的本土主义论述谱系中，成立于2002年的“新力量网络”是一个汇集多领域精英的公共议政平台。根据其成立宣言，新力量网络的本土化色彩是显著和逐步扩展的：

一是，“以香港为家”。但并不扩及对国家的认同与热爱，隔断了“爱港”与“爱国”的有机联系。

二是，以中青年精英公知为主体。成员来自学术、专业、企业、文教、社会服务及政界公职，这些人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论述和政治参与意识，是香港社会的精英代表。

三是，“民主回归论”的追随者兼批判者。他们号称追随“民主回归论”而来，但回归仅仅五年即表现出不满，转而诉诸本土论述。

四是，以“港人治港”新思维作为论述总目标。他们提出“一国两制”的安排和理念陈述不利于香港管治和社会正义，因而需要因应“后回归期”各种挑战而更新论述，侧重点在于聚焦和刷新“港人治港”，其中暗含着对“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批判，但尚未清晰指向“港独”，不过在逻辑结果上难以避免。

五是，以改造政府、再造香港为政治总目标。他们提出思维上超越左右走第三条道路，经济上维护自由反垄断，政治上建立责任政府维护公义人权，社会层面追求公平正义和扶助弱者，最终目标在于“再造香港”。但这个“再造”亦存在巨大而模糊的理解与操作余地，从而成为本土主义日后利用和填充的空间。

“新力量网络”这个知识分子论政平台，以“学术研讨会”及“本土论述年刊”的形式展开本土主义论述建构。本土论述的思想结晶即表现为“本土论述年刊”，自2008年以来逐年编印，至2013年改为两年合刊，2015年则拖延至今。

从编者相关论述来看，本土论述组的主要成员对于香港本土主义之论述建构与发展有着相对清晰的思路，但也存在着某些难以排遣的疑虑：

一是，如何理解“本土”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本土论述派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二是，中国始终被作为主体性的“他者”来对待，显示本土派在殖民史观与本土史观之间的复杂勾连，但对于回归史观有着严格的精神戒备，其国家认同不仅未能建立，而且处于拒绝建立的状态。

三是，本土论述派虽然着意告别“民主回归论”，但这一告别是一个漫长的精神断奶与切割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所以本土论述派对于替代“民主回归论”的新理论及其中国想象方式并无确实的把握。

四是，对于“非法‘占中’”，本土论述似乎认为不完全是一种本土运动，还有着“民主回归论”的遗绪，这一理解是微妙的，因为正是“非法‘占中’”构成了信奉“民主回归论”之传统泛民和信奉“本土自决论”之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分水岭。

可以确信的是，“新力量网络”及其“本土论述年刊”已经且将继续在香港本土主义的观念建构、理论推演和中国想象中扮演重要的知识构图作用。而且，这一群体论述的过程显然受到台湾学者及台湾既往本土论述经验与模式的直接互动启发，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近些年“港独”与“台独”有着内在密切之互动了。

2.方志恒的“香港革新论”与《香港前途决议文》

在“新力量网络”及“本土论述年刊”的长期论述建构中，香港教育学院的方志恒是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其在2015年6月18日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决后迅速召集香港青年知识群体编辑出版了《香港革新论》，提出在“后政改时代”建构新的香港本土论述。

方志恒在其“香港革新论”中认为，“民主回归论”彻底终结，香港前途重新计算，并由此呼唤和期待“2047二次前途问题”，提出“革新香港，民主自治，永续自治，为香港前途而战”，实质上有超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与中央竞争2047年香港制宪权的政治意图。既往相对温和的本土主义在政改失败的刺激下，陡转为异常激进的未来主义制宪冲动。

《香港革新论》的“后记”由《本土论述年刊》的恒定编者王慧麟撰写，标题即为惊世骇俗的“2047大决战?—在主体意识与中国因素之间思考”。因此，《香港革新论》相当于因政改失败而延迟提交出版社的2015—2016本土论述年刊，将长期以来的本土主义论述推高到更为激进的未来制宪的极端境地。此外，“香港革新论”亦理念呼应被视为香港本土运动开创者的马文辉的“香港革新会”，显示其趋于自治，乃至与“港独”的精神继承关系。

2016年4月21日，前述方、王两位连同30余名香港青年本土知识分子联合发表《香港前途决议文》，将“香港革新论”中的“激进本土主义”凝练发展为一种正式的政治行动纲领。香港本土主义趋于“港独”分离方向，表征传统“民主回归论”的式微。

“八三一决定”下的政改方案对以方志恒为代表的本土论述派来说，意味着“民主回归论”最后尝试的失败与激进本土主义运动的真正开端。整合观察回归以来的香港本土主义，有两条政治曲线交叉而行，“民主回归论”不断“走低”，而本土主义不断“走高”，交叉分离点正是2015年6月18日的政改失败事件。

三、青年本土派：香港政治“第三极”

“非法‘占中’”是香港社运和政党政治的分水岭。香港的传统泛民以“民主回归论”和体制内反对派自我定位，其最大政治反对形式即为和平非暴力抗命的“占中”。然而，“占中”未能直接实现其政治目标，“占中”的主要诉求在中央从严治港的白皮书及“八三一决定”约束下未能获得体制内回应和认可。这对传统泛民是重要的政治打击，其无法继续想象“占中”之后的政治对抗与前景。

青年本土派在传统泛民于体制内对抗困境之际趁势崛起，迅速组织化和提炼完善新式纲领，超越传统泛民论述和社运技战法，在区议会选举、“旺角暴乱”、新界东补选及后续的“港独”组党和运动升级中打出明确的“本土自决牌”。

青年本土派的快速政治成长刺激传统泛民被动跟进，亦刺激香港新生代知识精英更新政治论述，典型如公民党“十年宣言”和方志恒等的“香港革新论”。香港政治光谱在2015年中的政改失败后曾有出现“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曙光与契机。这种中间路线也是体制内外长期钟情和期待的香港政治理想图景，即弱化传统的建制、泛民二分法，培育日益厚实的中间理性力量，期待“忠诚反对派”的出现。汤家骅、狄志远等即为代表。

然而，这些立志打破香港“建制/泛民”二分格局、通过中间理性超越极化政治的努力在现实政治处境中并不成功。在随后的多场选战中，中间派战绩寥寥，并未出现政治突破，显示出香港政治生态及氛围仍然趋于严峻，中间派政治空间并未扩大。

根据笔者的跟踪观察，这些中间派骨干人士逐步淡出选举政治，或者加入特区政府（如汤家骅加入了林郑月娥的行政会议），或者加入建制派政党（如袁弥昌加入了新民党担任政策总裁），或者寻求融入公务员体系。退出选举政治既是中间派谋求政治出路的一种理性选择，也是其政治整合工程归于失败的标志。

中间派在政治纲领论述、政治人才培养、对温和建制及文化泛民的联络整合及与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关系模式方面，有着反思检讨的重要空间。这也是香港政治演变的重要观测指标，不能排除在政治和解日益发展的未来某个时段，中间派会再次崛起及重返选举战场。

在中间路线式微的条件下，香港的选后政治就出现了新版图，面临“三国杀”局面：

一是，维持基本稳定的建制派。这一阵营寄托着“爱国者治港”的政治理想与使命，但其政治论述、单兵能力、新媒体动员能力及在香港公共文化中的形象未能更新升级，导致其在普通议案（过半数）上无法有效、团结地反“拉布”、配合行政及引导理性的审议文化，而在重大议案（三分之二）上更不可能推动及占优。建制派政治中的民意动员网络化与青年化仍是突出问题，但也出现了某些改善的迹象，比如以陈晓锋博士为代表的青年建制派“敢言计划”的创建和发展。

二是，反对派中的传统泛民。以民主党和公民党为代表，掌握立法会相当数量议席，代表反对派精英政治，但具体政治立场和纲领在和青年本土派整合与竞争时表现弱势。传统泛民在反对派内的领导权遭到削弱，立场亦趋游移，有时需要与本土派合流对抗建制派，有时也需要超越反对派简单立场而与建制派共同遏制青年本土派的过强扩展和激进化。传统泛民最关心的选后议题是“重启政改”，但这未必成为反对派阵营唯一感兴趣的共识性议题。

三是，青年本土派。这一派是伴随“占中运动”而起，大体以一九九七前后为出生时间点，未曾受殖民统治但也未能在回归后接受系统的国民教育及对内地和国家有更多体验和认知。与传统泛民固守“民主回归论”路线相比，青年本土派相对而言没有历史负担，主要是面向未来设想香港宪制前景，扎根本土寻求对抗国家的文化及政治资源，其思潮取向集中于本土分离主义和“港独”，以香港大学学生会之“香港民族论”及本土论述组之“香港革新论”为主要代表。

这一派对建制派保持严格敌对，对传统泛民保持批判性团结，在“非法‘占中’”之后通过“旺角暴乱”、政改投票监察、区议会及立法会选举、反水货客运动、“港独”入校园运动、港台青年民主互动、国际求援等多样化手法，凝聚扩展其影响和势力。

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青年本土派夺得7席，基础选民达40余万，以青年世代尤其是“首投族”为主。尽管通过人大释法及香港司法取消了若干青年本土议员席位，但其政治基础和社会影响仍然存在。青年本土派构成香港政治相对稳定的“第三极”，比传统泛民更激进，与“港独”距离更接近，是香港管治革新需要关注的新课题。

四、七一讲话：国家认同重建的历史与法理

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香港发表七一讲话，侧重从历史与法理的基础性层面展现香港与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关联，提示了重建香港“爱国爱港史观”的历史根据与实践路径。

1.爱国主义是“一国两制”之魂

在2017年的特定历史时刻，中国最高领导人如何看待1840年以来的百年近代史以及香港的历史性质，是一个关系“一国两制”之历史观与国家理性的重要问题。习总书记的历史回溯之线索与立场非常清晰：一是，近代史的“苦难”意识。二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意识。三是，基于党的领导的“奋斗”意识。四是，辩证务实的“一国两制”国家理性。五是，对爱国爱港史观重建的积极期待。

这种偏于宏大叙事的史纲式论述，具有扎实的历史依据和史学价值，更有澄清“一国两制”历史正当性的论证与阐释意义。这一来自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关键时刻的基调性讲话，恰与香港本地存在的诸如“公民党十年宣言”、“民主党民主回归论重述”以及青年本土派的系列激进论述，形成了隔空对话及决定性批判的态势。在“香港故事”的不同讲法中，习近平总书记的版本是对“一国两制”历史正当性及发展正义的正解。

2.香港宪制基础的重塑：宪法与基本法

香港是法治社会，但这种法治是殖民法治的“基本不变”，在回归初期保持繁荣稳定及便利内地利用香港平台学习现代化与国际化基础经验的特定阶段或有其合理性。随着中国自身的全面现代化及对新全球化的担纲，香港法治自然面临一种“国家整合”的必要性和宪制压力。人大释法与决定在回归二十年来对香港法治进行了一定的监督与整合，但还不够系统化和制度化，在法理上亦不能与香港本地的普通法体系相对抗与整合，因而需要更完整系统的法理纠偏、重构与体系化。

“一国两制”是中央治理香港的基本方针，基本法是中央治理香港的基本规范。回归已逾二十年，如何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的内部逻辑、一国与两制的具体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宪法和基本法及香港法治变迁的关系，一直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重点和难点。

香港人习惯于将基本法称为“小宪法”，习惯于按照普通法传统加以解释和实施，这是香港法治的固有思维和方式。这种延续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治在处理普通的涉基本法案件时基本可以接受，甚至是显著的制度优势，但是在处理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甚至涉及基本法整体秩序利益时，就会跑偏、走样、变形。这些情况在回归之后央港的多次宪制争议中暴露无遗，所以才有早期护法学者的权威论述，有多次人大释法与决定的纠偏，有白皮书法理学的系统整合。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七一讲话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前两点就是关于“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法理学的重建重构问题，相对完整地阐发了香港法治的宪制基础与制度变迁问题，为依法治港和香港新法治的生成提出了国家理解与国家期待，起到了权威构建爱国爱港史观、矫正香港青年偏颇历史观与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权威论述及期待相适应，林郑月娥领衔的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历史”单独成科以及多层次强化基本法教育。党的十九大及2017年国家宪法日，香港均举办了有中央高级官员及宣讲团成员主讲的宣传教育活动，使中国历史、宪法及基本法教育及认同建构不断接上香港地气，扎入香港土壤，日久必然奏效。

五、对策设计：回击本土分离主义

如何走出国家认同困境，需从香港青年的公民认同培育、香港法治的反“港独”自决以及审慎预备民主发展等方面入手。

1.主体观念革新：从居民到公民

基本法以“居民”为核心宪制概念架构香港法律体系，这对于最大限度保持香港制度延续性及繁荣稳定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但从主体观念而言却不利于塑造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居民”在法律属性上只是行政法或税法概念，其中未能包含对国家与宪法的必要义务及忠诚。

基本法中也涉及具有中国国籍的永久居民，这类人占据香港人口的大多数，但由于两制安排在制度及操作惯例上豁免了香港人绝大多数的公民义务，也变相切断了香港人通过国家义务承担塑造国家认同的有机管道。

回归二十年来，我们逐渐感受到这种“隔离性”身份安排的宪制危害，必须加以补救：

一是，从法理及宪制角度挖掘基本法上“公民”的身份内涵与义务属性，通过体系化解释宪法和基本法证立香港人的公民义务，为香港人实际承担公民义务确立宪制基础。

二是，逐步以“公民”取代“居民”成为解释和实施基本法的法理制定原则。

三是，在内地对港澳居民的具体政策管理措施上，逐步清理和修正既往的“隔离性”措施，实施“公民化的平权管理”。

四是，国家在法律与政策上开放公共职位给香港普通居民，包括公务员、外交官、军队士官等，使香港人通过服务国家而认同国家。

五是，慎用“国民待遇”概念，因为这是适用于外国人的国际经济法上的概念，不适合作为宪法上的概念使用。

2.依法治港：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

“全面管治权”进入十九大报告，成为中央治港的新法理。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是基本法秩序内的法定管治权，其制度化的重点在于完善针对香港高度自治的“全面监督权”，同时对中央直管事项采取更加明确的法治化思维与方式。

“全面管治权”成为取代“井水不犯河水”式两制隔离法理的新法理，是对“一国两制”完整法理意涵及基本法整体秩序的回溯与重塑，整体上有助于凝练一种关于基本法的“监督-自治”型共识法理学，打破既往“一法各表”的法理混乱状态与治理僵局。

3.特区自治的“青年优先”政策取向

林郑月娥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于2017年10月11日发布，引起各界关注和讨论。新一届特区政府的“青年优先”的综合政策体系逐步成形。新一届特首认识到香港的冲突化解与未来发展取决于青年世代的成长成熟，从而以“青年优先”来治理“青年失败”或“青年造反”问题。具体体现在：

一是，确立健全的青年人格构成与培养目标，包括国家观念、香港情怀与社会承担三个要素，是对“爱国爱港”的完整诠释与发展，是对本土诉求的建制性回应与吸纳整合，是对青年之健全政治人格与社会人格的精准要素认知。

二是，在本地教育、就业与成长方面给青年提供多项实质性支持计划。

三是，开放政府咨询委员会及中央政策组改组后之新岗位给青年，吸纳青年理性、负责任地参政议政，化解街头政治过热氛围及青年社运的挫折戾气。四是，提供计划安排支持青年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大空间成长成才。

4.以民主发展凝聚社会和青年

本土主义由相对和平的公民抗命走向暴力化的社会抗争甚至“港独”，与政改失败给香港人带来的普遍的政治挫折感、对中央的不信任感以及对未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维系的恐惧感有关。以循序渐进的民主发展，最大化压缩本土分离主义的政治空间和生存土壤，最大化争取香港青年世代的转向与认同。

民主是香港社会与法治并列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传统泛民的核心政治立场。在“一国两制”之下，我们要理解内地与香港政治发展阶段及政治价值观的基本差异，通过兼顾国家利益及地方民主发展，实现“一国两制”与时俱进以及对香港的宪制整合。体制内发展民主也是一种关键性的政治吸纳机制，可以有效拆解泛民与青年本土派的政治捆绑，分化分解反对派的阵营与力量，促成有利于特区繁荣稳定的政治秩序形成。

5.融入国家：“香港新青年”正在路上

国家日新月异，香港不能故步自封。融入式发展及北上寻求新的命运和身份认同，已日益成为香港青年寻求出路及理性规划人生的共识。尽管香港仍存在小部分“黄之锋”之类的“港独”青年以及香港校园内仍有“港独”暗流，但时代发展与形势变迁显然朝着融入国家的方向在快速演变，特区政府亦逐步自觉到支持青年融入国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采取了系列政策措施。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抓手促进香港再发展及融入国家，相关的区域发展战略已成为特区及社会发展的一个共识性方向，一系列的合作议题与政策规划正在开展。依托国家发展战略的“有序融合”是香港在“一国两制”新周期里的发展指南，也是香港青年的新机遇和新命运。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博士

参考文献：

[1]田飞龙.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M].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257-265.

[2]方志恒.香港革新论[M].台北：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10-18.

[3]吕大乐.尴尬的香港，仍在准备中[J].二十一世纪（香港），2017（6）.

[4]田飞龙.香港的校园民主现象学[N].多维新闻网，2017-9-9.

（文章来源：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