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小结(三):代谢增长还是无限消费?

1981年我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普利高津热力学与统计力学研究中心时年已37岁,正式从1974年开始的等离子体物理和核聚变研究,转行做经济问题的理论物理模型。我在6年的研究生期间,实际上完成的两个博士论文的课题,劳动分工和经济混沌。分别用非线性随机过程非线性决定论模型,解决了劳动分工经济周期这两个经济学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发展了非均衡的统计力学,开创首个物理学博士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先例,成为复杂经济学的先驱。

我在普利高津研究中心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研究劳动分工起源演化动力学机制,1987年(43岁)在欧洲运筹学杂志,关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利高津研究中心组织的复杂系统国际研讨会专辑上,发表第一篇英文学术论文,是把布鲁塞尔学派研究蚂蚁劳动分工生态动力学模型,推广到研究人类不同文化学习竞争的分工机制。短短5页的文章,解决了4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把生态学的逻辑斯蒂增长模型解释为社会学的信息扩散模型。(二),引入个人主义(资本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学习竞争模型,解决了两个社会科学的重大问题:一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察个人主义的冒险文化需要占有更多资源,从而具有比集体主义文化更小的稳定性。二是社会政治学的观察个人主义文化的劳动分工具有创新优势,但面临更小的抗风险能力。(三)解决杨小凯-林毅夫的争论:劳动分工的竞争是先发优势(英美模式),还是后发优势(苏中模式)。如果集体主义的学习速度高于个人主义的创新速度,则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最终能战胜资本主义。如果个人主义的创新速度高于集体主义的学习速度,则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只能继续赶超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西方的军事研究智库高度重视我的结果,认为我的模型预测了美苏,美日竞争的结果,后来熊彼特学会进一步承认我预言了美中竞争的结果。但是美国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愿意发表我的文章,因为不符合均衡经济学的优化原理,没有唯一的最优解。普利高津在1984年看到我的结果,不能相信社会主义可能战胜资本主义,要求我改作第二个博士论文的课题:寻找经济混沌。但在1990年苏联瓦解之后,高度评价我的劳动分工模型,认为重要性超过经济混沌。

(四)引入多台阶的随机增长过程,发现转型期出现多峰分布,证实普利高津猜想非均衡的统计力学会产生多峰分布。许多科学家承认看到过多峰分布,但不敢发表,因为可能是混合过程的误解。只有人类学家给我提供了发育学的观察数据:女孩青春期的发育出现双峰分布。后来我们观察美国金融危机总统大选,都出现两级分化的双峰分布。打破主流数理统计模型的单峰分布模型,可以直接观察非线性数学的分岔现象。

(五)在奥斯汀举行的复杂系统国际研讨会上,我驳斥以提出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 成名的演化生物学家Gould的挑战,他认为分岔论和突变论一样是数学游戏,没有现实意义。我当场给出一个历史上常见的岛屿坚守模型出现分岔的控制参数为存粮。当存粮即将断绝之时,决策者只有两个选择:坚守待毙突围求生。这就是现实的分岔机制。中国战争历史上类似的案例也很多。企业面临破产风险时,也经常面临两种选择:出售产权或宣布破产。

2012年,欧洲的熊彼特学会在澳大利亚的里斯班举行双年会,请我去做主题演讲,解释中国崛起的机制。我就把1987年的劳动分工的学习竞争模型改了一个标题,发表在2014年演化经济学的旗舰杂志《演化经济学杂志》上,标题改为”代谢增长论“,挑战三个诺奖经济学家,包括索罗的外生增长论(1956),阿罗的“知识积累论”,也称”干中学“模型(1962),罗默的内生增长论(1986)。国内流行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实质是索罗模型的计量经济学的残差,也就是无知的黑箱,没有具体的经济学含义。因为经济增长根本不是噪声驱动的随机过程。中国基础建设的超前发展,不是源于什么短期盈利的”有效市场“,也不是凯恩斯做中期调节的”有为政府“,而是社会主义体制下战略部署的”远见规划“

2023年末,《世界经济学会(WEA)》的旗舰杂志:《真实世界经济评论》组织专辑文章,研究符合物理生物约束的经济学理论,来应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全球暖化生态危机,和贸易战。我进一步把《代谢增长论》发展为《可持续的增长模型》。我明确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无限增长论,和供求曲线的线性模型,违背物理学能量守恒的基本原理生态学的资源约束生理学的有限消化能力,以及人类是社会动物的生物学基础,伪造人性自私论贪得无厌论,宣传过度消费,是造成全球暖化,生态危机,资源战争,和贫富悬殊的理论基础。代谢增长论发展了复杂科学的复杂性分类体系,提出技术和产业新陈代谢的竞争淘汰理论,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提出新的发展模式。

苏轼的《题西林壁》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 

我们做理论研究的经常有类似问题,不知道理论的潜在应用在哪里?所以必须向有实践经验的人民学习,才能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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