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小结（五）：私有产权的神话和生命周期的现实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过去四十年中，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是广泛宣传以科斯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私有产权优越论。

奇怪的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在美国主流经济学并非显学。我的学生在美国试图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让美国导师警告你可能找不到工作，而更换研究生课题。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超过任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支。这有两个历史原因。

其一，是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的后果，把农民的自留地也当做资本主义的苗来铲除，在三年饥荒时期造成严重后果。

其二，是中国转型经济期间，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奉为颠覆苏联斯大林时代引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似乎社会主义国家消费品的短缺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他看不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迫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国防为主的重工业，而非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品带动的轻工业。然而，转型经济在东欧休克疗法破产的历史完全打破了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中东战争和俄乌战争也粉碎科斯交易成本理论断言，理性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的神话。问题是，缺乏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经验主义的摸石头过河，至今没有摆脱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对包产到户和土地私有化的试验，造成中国今天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必须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破除产权理论的迷雾。

我们从现实和历史的观察，来分析私有产权优越论的谬误，以及社会产权周期性调整的现实，来分析制度和产权在历史上的演化规律。

目前国际上对产权的界定有很大的差异，没有保护私有产权高于其他社会权利的共识。主要的分歧在：

第一，私有产权不能高于多数人的福利，包括保护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政府收税和实施公共福利的权利，鼓励生产而非鼓励消费的权利，以及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动摇社会安定的权利。美国，欧洲，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产权保护和界定都有很大的差异。国际条约也有不同的规定。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私有产权优越论。

技术和产业的新陈代谢，突出国家在基础建设中的作用。而私有产权造成的市场割裂，更成为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建设的障碍。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基础建设的低成本高速发展，首先得益于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美国，欧洲，以及没有经过土地改革的印度，要发展高铁这样的基础设施，就代价高昂，寸步难行。

其实美国从建立央行和罗斯福新政开始，就发展了一系列限制私有产权的体制，包括征收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地产税，规定房地产区段的使用限制，国家基础设施征用土地，央行发钞制造通胀来缩小资产的名义价值，加强金融和市场监管，包括对海外资产峰值超过$1万美元的账户，每年都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报告并缴税，以及近年以国家安全名义直接没收私人的金融和知识产权，等等。实际上，个人累积所得税征收的幅度在北欧国家最高，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度平等，欧盟其次，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最低。中国至今没有开征资产所得税，遗产税，房地产税，造成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在扶贫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城市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反而急剧增加，成为国内维稳的最大负担。

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看，地球资源分布的非均匀性是普遍存在的事实，造成不同区域，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潜力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让少数群体垄断局部地区的资源支配权，必然造成区域巨大的贫富差距，同时垄断者最初的创新动力，也由于缺乏竞争而使其后代腐败而失去竞争能力，最终会丧失初始的优越地位。

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历史比欧洲早了两千年。中国出现纸币的历史也比西欧早得多。但是，中国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保护私有产权，而是中国政府在宋代以后，先后失去和北方的游牧帝国以及西方的海盗帝国的竞争能力。

产权的界定是战争决定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承认：“财富是权势”。国际劳动分工的竞争是国家间市场规模和资源控制的竞争，不是个人自由的市场竞争。资本主义时代殖民主义的霸主更替，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都是海战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法律，在欧洲是拿破仑的炮队打败封建帝王的骑兵实现的。美国从独立开始至今，就是不断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毛泽东讲：“枪杆子里出政权”，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红军的革命战争如果打不赢，分给农民的地契，农民不敢要。没有毛泽东农民游击战争的胜利，中国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

劳动分工的一般斯密定理和代谢增长论，给破除私有产权的神话指出新的出路。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不但理论违背科学规律，而且所观察到案例也是远离现实的。新古典经济学编造了一个荒唐的均衡物理学，把市场想象为天体运行的惯性运动，没有摩擦力阻挡，经济会自动运行。所以，科斯对完美市场的物理解读，是摩擦力为零的世界。他的发明是给经济摩擦力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交易成本”。而完美市场是“零交易成本世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没有任何数学模型，比阿罗-德布日的一般均衡理论通俗的多，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一个方法论的原因。

科斯定义的交易成本是什么呢？是商业运行最常见的广告。他发明交易成本的灵感，来自一个简单的观察：就是参观汽车厂时，发现汽车厂把车身的建造外包。理由呢？科斯猜测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科斯扩大论证的第二个观察案例，来自加州牧场主和农场主争地的矛盾，认为可以由产权的理性交易来化解冲突。理由呢？又是节省交易成本。科斯自认为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政府拍卖无钱电的频道。我查了一下文献，没有一个案例成立。

科斯的第一个案例，汽车公司把车身生产外包，发生在汽车工业开始时的垄断竞争。不久汽车工业进入多家竞争的格局，成本竞争转为特色的多样性竞争，各家都把车身的外观设计作为品牌定位的主要特色，没有任何厂家继续外包车身的生产。这是科斯最短视和最失败的案例。

科斯的第二个案例，加州牧场主和农场主的利益冲突，也是完全失败。因为加州人口增长，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早期的牧业为主，演变为农业为主。最后加州的法律改变，不是来自牧场主和农场主自愿的产权交易，而是来自议会决定修改加州法律。从偏爱牧场的监管体制转为偏爱农场的法律体制。

科斯的第三个案例，政府拍卖无线电频率，给美国社会造成最深远的后果。因为商业电台是以盈利为目的。拍卖频率支付的高额成本，必须追求高额利润来回报，这使美国新闻充满犯罪，色情，和八卦等负面新闻，而然犯罪造成的社会后果由家庭和司法部门承担，大大增加而非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美国诺奖经济史家诺斯调查，美国1870-1970的百年间，交易成本占GDP的比例由25%增加到50%。而法庭裁决给律师提供的赔偿分成制度，更大大激化美国的社会矛盾。律师，媒体，金融三大利益集团，成为美国架空实体经济的主要经济实体，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成为事实上的六权分立，完全背离西方标榜的民主和制衡原则。

科斯自己界定的交易成本，就是广告费。技术革命的竞争信息爆炸，加上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各垄断厂家都把投放巨额广告作为打败竞争对手的主要商业策略。互联网时代的商业巨头，如谷歌，亚马逊，都靠细分定向的商业广告，来改变消费者的偏好，获得巨额利润。完全否定科斯的预言：尽管数码技术的进步可以降低单位交易的成本，但是市场扩大带来总体的交易成本增加，以及政府监管复杂性的增加。市场竞争的大趋势，不是降低而是增加交易成本。其中广告费的比例，越来越高，往往超过研发的费用。

我亲眼见证的美国最荒唐的节省交易成本的案例，就是小布什担任得州州长时，为了给政府降低开支给富人减税，通过立法允许带枪进校园，来减少得州警察的费用。结果美国枪支泛滥，校园枪击案大增，超过美国对外战争的伤亡，全国警察的开支巨幅增加，成为两党国内竞选的焦点之一，同时动摇美国高科技的基础，大学以致中小学生的师生安全，形成美国全面内战的格局。

科斯就把西方法律演变的规律，概括为节省交易成本。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利益冲突可以由理性人的产权交易实现，无需政府干预。问题是：科斯的交易成本说，在理论上有依据吗？

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声称模仿物理学，其实连中学物理都不及格。科斯没有学懂牛顿第二定律，速度的变化必须做功。科斯也不懂热力学。生物的运动时动时静，火车到站和发车，必须依靠摩擦力制动和启动。没有摩擦力，就没有地球生物，只有宇宙的彗星，没有生命的可能。工业革命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消耗越来越多的能量，才会有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科斯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只能是没有生命的世界。完全是伪科学。

科斯夸大私有产权的谬论，也引发我们思考中国从苏联引进的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我们发现，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超越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早期资本的来源，是民间富人的储蓄。现代各国央行发行的货币和国债来拉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用国家的信用取代了民间资本的力量。邓小平发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混合经济，不存在纯粹的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我们观察到世界最大的国有企业就是美国的五角大楼，美国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是世界最大的国有企业，全部职业军人和家属享有的社会福利远超苏联和中国的国有企业。世界上最能打仗的军民合一的组织是以色列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合作社基布茨，而非西方的海外雇佣军团。美国和苏联基础科学研究的主力，都是政府出资的基础研究机构和项目。美国比苏联高明的地方，是政府承担前期科研的巨大开支，进入实用阶段后，再把科研成果免费或低价转移给私有企业发展。美国互联网，飞机，导弹，卫星通讯的发展都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没有反思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期间在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下，打击农民自留地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害。混合经济下，合理的私有财产，和私有制不能画等号。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在存在战争和灾荒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最重要的实践经验，就是战争与天灾时期城市居民下乡，农民保有小块自留地，可以维持动乱时期食品的自给自足，无需国家救济。以色列建国的首要生存目标，不是搞金融赚钱，而是开放贫瘠土地，在缺水区耕种农产品。中国在追求GDP的城市化工程中，用行政手段剥夺城市近郊农民的土地，把他们送入高成本的高楼居住，从劳动者变为食利者，依靠外地打工农民来生产城市居民需要的蔬菜等农产品，大大加剧国家的财政负担和区域差距，是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也加大中国面临美国制造的战争风险。

实际上，熊彼特很早就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他预言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除了革命之外，还有技术革命的新模式，叫作“创造性毁灭”，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因为发展新型产业和组织的企业家往往自己不能享受科技组织创新的成果，而让后人乘凉。所以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发现技术革命新陈代谢的加快，和互联网开源竞争的发展，出现大量自组织的学习群体，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组织跨区域跨阶层的社区，成为和私有垄断企业竞争的巨大力量。这是值得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研究和关注的课题。

我们要实现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和毛泽东主张的五七道路，应当鼓励退休干部和城市居民下乡养老和带子女学农。同时允许农民进城和发展城乡合作的创新经济。学校培养的学生应当亦工，亦农，亦军，亦科，亦文，亦艺的跨学科发展，才能打破青年马克思发现的劳动分工的异化，和国内目前严重的内卷和躺平。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要发展可持续的新型绿色创新经济。习近平倡导的“新质生产力”，就是新兴产业例如太阳能，核聚变，卫星通讯，遗传工程，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新交通等技术。中国黄帝内经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才是未来新投资和新消费的发展方向。

孟子有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现代产业新陈代谢的速度大大加快，国内家族企业的兴衰，可能二世就败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改朝换代，都是产权重新分配的结果。司马迁早在二千多年前，就记载了中国产权周期性调整的历史。《史记：陈涉世家》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最后，我和大家分享毛泽东的诗情画意：“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