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赵丽颖、姚安娜兼谈“等贵贱、均贫富”

     看《第二十条》是直到快结尾时，经一位表妹提醒，才看出扮演被强奸（必须用这个词，因为“性侵”二字在这里太“文雅”了，就是要用丑陋的字眼揭穿丑陋的事实：刘文经进行的是赤裸裸的暴力奸污和人格践踏）的聋哑女子郝秀萍的，竟然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扮演盛明兰的赵丽颖。

     这是因为，她没有任何哪怕是小动作微表情让我感到这是一位“大明星”——我只觉得那是个之前在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或是公交、摩的上经常看到的长相清秀一点儿的女农民工罢了。

     回想起来，这才是一位演员真正的成功。当年《知否》热播的时候，有人批评过赵丽颖演技不好，比如生孩子不像个生孩子的样儿，还在摆造型。这回至少她是让我完全把注意力放在了她塑造的角色上压根儿顾不上想这演员是谁了。虽然不能因为这个影片就说她有多高的进步追求和艺术水准，但她作为演员还知道要敬业，这比起当下演艺界的很多人来还是值得肯定的。

     再说说另一部《猎冰》里那位被很多人诟病的姚安娜。我翻了翻那部片子前10集的片段，并没觉得她有多差。相反，姚安娜外形和精神都很有正气和英气，倒是比较适合演女警察、女军人这类角色的。当然，表演艺术她还是需要好好学习，应该把别人的批评当成一面镜子，更好地深入生活，提高水平。

     许多人还提到了姚安娜的出身，把这一点作为攻击她的理由之一。我认为对一个人是应该作阶级分析，而这确实离不开家庭出身，但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有一句话叫“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如果一个人出身资本家的家庭（而且她父亲这类资本家还很明显是较为进步而不是反动的），但她愿意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去走自己的道路，这说明她的立场是进步的，至少懂得一个人要靠自己的本事安身立命。

     当然，因为她的出身，她在演艺圈里会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照顾，但这次她的口碑风波本身就说明这种照顾的作用是有限的，她在观众那里还是会被作为一位演员来评价，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出身，要平息人们的质疑，她要付出的努力恐怕并不比一般人小。她的出身可能会让她不用像某些女演员低三下四地屈服于一些不三不四的“潜规则”（这本来是每个人都不应该做的），也可能会让她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一些机会。这就要靠她自己去分辨哪些是她本来就该得到的，哪些本来是大家都应该有的人格尊严而她很幸运地可以不失去的，哪些本来是更优秀的人才能得到而被她抢了先机的。而她需要明白，前两种条件大家无话可说，但这第三种条件大家有议论是正常的，而且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像韩雪那样据传出身高干家庭的演员，到底也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才撑得住的。

     某个由多肉变少肉的滑稽女演员，出身的确很贫寒，可她导的是作践自己作践普通人的片子，这中间所体现出的她的立场更加令人厌恶。这种贱民人格不但为无产阶级所不容，甚至与上升时期的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也是格格不入的。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托尔斯泰就发现英法士兵富于独立见解，思维方式科学，在作战中表现出更强的能动性，才能打败数量庞大但充斥着奴才气息的封建沙俄军队。滑稽女演员塑造出那种奴颜媚骨的底层形象向资本邀宠，固然可以满足一部分对socialism 和Mao Zedong时代充满变态仇恨的资本家的报复欲和虚荣心，但对当今中国那些不管出于民族意识还是个人利益而想要与西方争雄的资本家们来说却是无益而有害的，正如明末的皇帝们不可能靠东厂太监和锦衣卫之流去战胜满清一样——相反，据顾城先生《明末农民战争史》，抵抗清军最为英勇坚决甚至几乎“复明”成功的，是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的余部。附带说一下，许多人调侃说姚安娜应该去演喜剧，我却认真地建议她可以饰演古往今来许多正义勇敢的女英雄如花木兰、红娘子、王聪儿，以及红色娘子军、女八路等等，因为她那种英武硬朗的气质好好打磨一下，真的很适合这些角色。

    历史事实无数次证明：敢于反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是最忠实于民族利益的人。因此，能不能与他们实现联合并部分实现他们的利益要求，是剥削阶级中有远见的开明分子能不能办成一点利国利民的好事（包括抵御外敌、争取民族独立、赢得国际竞争，等等）的关键，也是对他们的最大考验。

     学术界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第二个结合”，就要懂得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传统是革命的传统。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很多研究和宣传几乎完全对准帝王将相、大师鸿儒、钟鸣鼎食、华服美居，而忽略或轻视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这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人民立场，也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

    比如可能在当今历史学界，特别是网上某些历史论坛，农民战争研究被说成了一个很low的主题。但我仍然认为这是我们古代史最光荣的篇章。我们要发掘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土资源，就要高度重视研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反抗剥削压迫的英勇斗争中所形成的光辉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

     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第33章，就集中叙述了宋代农民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

     该书指出，“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形成于宋代，是因为有两个历史条件：一是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只占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土地，其中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五的“客户”没有土地，而五等户占地最少；二是确有一部分少地无地农民能够获得土地，挣脱封建地主的羁绊。这就使得农民普遍产生并且能够保持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

     农民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曾经采取互济相助的方式，一方面发展生产，如南方的畲田和北方的“锄社”，另一方面互相助财助用，缓急相救，以抵制土地兼并和高利贷盘剥。然而，这些方式远远达不到期待的效果，于是农民开始消极怠耕乃至抗租不交，终于在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府的残酷镇压下，举起义旗，走上了革命战争的道路。

    在农民革命战争尤其是南宋时期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均贫富”由分配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即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即由抗交地租（这实际上也触及了土地所有制）发展到平均分配财富乃至土地（如钟相杨么起义和建州范汝为起义）；“等贵贱”也实现为对封建统治势力及其帮凶帮闲的消灭与对封建法制的摧毁。

    漆侠先生引证史料为农民战争的正义性与进步性辩护。

    他指出，农民军消灭的大多是为富不仁的恶霸豪强，而并不是随意烧杀抢掠。这一点就连封建士大夫往往也无法完全否认。如袁采就在《世范》卷三《刻剥招盗之由》中承认：

   “劫盗虽小人之雄，亦自有识见。如富人平时不刻剥，又能乐施，又能种种方便，当兵火扰攘之际，犹得保全，至不忍焚掠污辱者多。盗所快意于劫杀之家，多是积恶之人。富家各宜自省。（盗匪虽说是小人之中的枭雄，但也有自己的见识。如果他们见到富人家平时能不苛刻地盘剥百姓，又乐善好施，并为人们提供种种方便，于是，在烧杀抢掠之际，仍然会保全他们，并且不忍心烧毁他家的房屋。盗匪们大肆掠夺焚烧的大都是些罪恶累累的富人。所以，富人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应当有所反省。）”

    他又指出，农民起义的结果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王小波李顺起义扫荡的四川、方腊起义洗礼过的两浙，还是钟相杨么起义席卷过的荆湖，土地兼并得到抑制、额外加租得到缓解，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也有所松弛，因而出现了垦田增加、人口剧增、粮食丰产、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

    漆侠认为，南北两宋如果不是被外敌颠覆而是由农民起义建立新的王朝，农民会获得更多土地与人身自由，手工业、城市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会进一步发展。那样一来，中国历史会呈现出不同的局面，很可能会率先迈入资本主义社会。

    总之，对宋代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有绝对平均主义空想的一面，而应该看到：

   1.它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剥削压迫的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2.农民阶级在实践这一思想时纵然不能说有多么科学，但也是有他们的合理方式的；

   3.它带来的结果不是真正实现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空想，而是为生产力挣脱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束缚不断扫清着道路。

    这些认识今天对于我们仍然有莫大的教益。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曾经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旗号，猛烈批判平均主义。这种批判不能说没有道理，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批判中，我们许多人忘掉了阶级分析，忘掉了批判的话语权应该在谁手里，忘记了劳动者内部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与劳动者反抗剥削压迫的平等要求之间的本质区别，有意无意地放纵某些人把批判矛头由前者转向后者，忘记了追求“平均”正是历史上一切劳动人民最朴素的革命要求，甚至忘记了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学家罗尔斯也承认的“平等并不需要理由，不平等才需要理由”。

    在这种妥协放纵下，很多自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家”，一听到“平等”“均等”就反感，甚至对“共同富裕”也反感，谈到“市场经济”不愿意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谈到改革也从来不提它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些人对今天的社会问题主要已经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而是严重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视而不见，顽固坚持改革开放无论如何不能往更为平等的方向去改，而只能不断向“先富阶层”赌咒发誓保证他们永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子孙万世不拔之基不受任何触动。这难道不是已经成为了严重阻碍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的思想禁锢了吗？

    思想解放，要有的放矢，就该从这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