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反思科学强国的崎岖路（VII）（风闻调研委员会）

我1980年秋去美国留学，1996年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名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授，2004年起在复旦大学兼职（先后为经济学院，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中国研究院），2012年起兼职上海春秋综合发展研究院，和观察者网兼职。其间在六大洲十余所世界主要大学和研究中心访问，尤其关心科学强国的经验和体制。我把主要的观察和建议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也为国庆反思做一个小结。

（一）大学的分布和城乡结构。

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类似美国的1900年。即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但是不掌握科学（在德国）和金融（在英国）的主导权。中国今天的历史机遇，类似美国的1945年，即二战末期欧洲的经济破产，大批战败国（以德意为首）的科学家被美国俘虏和收买，使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升级，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和军事强国，实力在竞争者苏联之上。美国登月计划的成功标识着美国科学强国的目标实现，才能在冷战格局下维持美元的金融霸权，五角大楼才能能力不断发动战争，控制海洋的主要通道，在英国衰落之后，重建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虚拟经济架空美国实体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态，金融，和社会危机。美欧经济的衰落，有可能使大量西方的科学人才流向东亚。但是阻碍中国科学升级的主要障碍，是中国不合理的教育布局和落后的科研体制。如不改革，中国科教体系的落后，可能绑架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加大地区差距，给美国的霸权主义留下喘息的余地。

我1980年秋到得州市立的休斯敦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休斯敦是得州第一大城市，人口约2百万。大学在市中心。校区旁边是黑人区，黑人区的租金便宜，所以华裔留学生多数住在黑人区边缘的公寓，和大学只有一街之隔。但是黑人区的犯罪率非常高。学生回家犹如过三八线，要在晚上11点以后结伴七八人以上才敢快跑过街进公寓。跑的慢的会被失业的黑人青年拿枪堵住，拿出20美元买毒品才让你走路。所以，华裔学生非常团结，无论你是来自台湾，香港，或大陆，都互相帮助才能生存。我买菜必须徒步经过黑人区，比国内长征经过的贫困区还要令人绝望。门口做的老人完全没有任何笑意，破旧房屋周期长满荒草。比第三世界的平民区还要可怕。我在美国第一年，丝毫没有感到美国是世界最富强的国家，而是这样贫富悬殊的国家怎么会不灭亡？后来去过的校园，第二可怕的是洛杉矶市中心有名的私立南加州大学（USC）。周末请我去学术讲座，要警察给教学大楼开门。因为犯罪率非常高。有的中国留学生炫富开豪华车来上学，结果被抢劫不算还把通车的女友打死。但是第二年我转学去得州首府奥斯汀，只是几十万人的中等城市，黑人比例远小于墨西哥人。墨西哥人重视大家庭，愿意做低薪工作养家，所以犯罪率比大城市小的多。女学生上计算机半夜骑自行车回宿舍都非常安全。这里就是美国的第二世界，或者是中产阶级的天堂。后来我大女儿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上学，学生宿舍和校区只有一河之隔。但是半夜回家都得打电话叫警察护送。芝加哥大学周边的犯罪率也非常高。我奇怪芝加哥大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怎么会对美国如此高的犯罪率和贫富差距视若无睹。

大城市的高房价直接造成大批无家可归的人住在市中心街道上的帐篷里，成为美国社会的特有风景线。其中纽约约8万人，洛杉矶约6万人，硅谷周边城市包括旧金山约3万人。中国的超大城市也出现城中村，群租，和地摊经济等贫富分化的大城市病。

欧洲也有类似的现象，巴黎，伦敦的贫富差距和犯罪率非常高。但是小城市和乡下庄园的生活环境就好的多。美欧的城乡关系和中国是相反的。所以欧美好的大学都设在乡村和小城市。中国把好大学集中于大城市，是中国中央集权的历史造成的。中国的大城市是军事重镇和政治中心，商业附属于政府，大地主都住在城市而非乡下。西方只有工匠和商人住在中小城市。王公贵族住的是乡下庄园，美国则是牧场。所以，中国的超大城市化和大学布局，是造成教育特权和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原因。不改就难以发展科学强国。

世界上最早的大学，首先创立在意大利的小城市。剑桥，牛津的旁边就是草地和牧场。没有铁路车站，骑自行车就可以自由出行。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是小城市。不来梅是五十万人口的海港，历史上汉萨同盟的发源地。市内有奔驰汽车厂。但是市中心不许开汽车。只能坐有轨电车和骑自行车。所以城市非常安静，生态环境非常好。

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美国就是一个联合国，内部包括三个世界。第三世界大城市的贫民窟，犯罪率比土耳其，埃及，伊朗这样的大城市高的多，只有拉美的大城市贫民窟可以相比。称得上发达国家的是北欧和德国，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第二国际的社会福利国家。但在欧盟东扩和北非难民涌入后也难以持续。

在这些大学做研究的效率和北京大学比，我不客气的说北大的效率只有百分之几。高房价绑架北大的运作体制是最基本的原因。

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我在普里戈津研究中心工作22年，作为最前沿的研究科学家，并无教授终身制的铁饭碗。苏联瓦解前，美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充足，我的年薪从博士后的1万多美元增加到研究科学家的3万多美元。但是里根上台大幅削减科研经费，我的工资降到研究生水平，每年不到1万美元，还得靠普里戈津的面子，每年为我请一位亿万富翁吃饭，算是给我的慈善捐款。好在奥斯汀房价便宜，家庭基本生活靠我爱人做州政府环保部门的公务员还能维持。1996年回北京大学，按正教授待遇分给我的一套三室一厅80平米在五楼没有电梯的宿舍，每月房租不到10元。实行房改把房子按资历卖给我7万元，是我出国前工作11年全部工资的12倍！到退休前，我已经无力把每次回国带的书箱提到五楼，只能下决心退休离开北大回上海。我的房子在2013年卖了400万，却发现在北京和上海的市区已经买不到任何可以放下我的书箱的房子，也失去大城市的户口。最后只能在上海郊区的农民新村租房住，大批书籍还存在北大经济学院图书馆的地下室内无处可运。北大 同事还说我房子卖早了，因为后来房价升到上千万，房租超过几千元。回顾历史，九十年代推行房改，国企和大学不再提供职工宿舍是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和推行包产到户的初衷类似。社会实践的结果是加大社会负担数以千倍。西方经济学空谈市场优化资源分配，我们观察到的是缺乏规划监管的市场，扭曲资源分配到金融危机加生态危机的边缘。

我想指出的是，我没有否定国内大城市基建的巨大成就。但是土地拍卖的定价机制和拆迁居民的补偿机制有严重的经济学错误，才会让基建的社会效益让少数投机资本和城郊居民分得不合理的比例，滚动抬高全国的房地产价格。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统治国内主流经济学和经济主管部门的典型案例。以后在分析金融问题时再另行分析。

北大正教授如果不去炒房和走穴，北大发的基本工资和农民工一个量级，每月也就几千元。新招聘的年轻教授年薪高达几十万元，哪里去找钱就成为各级校长院长的首要任务，唯一出路是把大学的行政单位划小，把系升级为院，专业升级为系，创造大量官位可以出去办班，卖文凭，拉赞助。牺牲的是科研教育质量，尤其是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失去成长空间。学生被迫问家长要钱买各种各样的双学位，MBA，EMBA, 学一堆过时或无用的知识，使大批文凭贬值，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年轻人不敢结婚生育，国外人才想回国，都被子女教育的高收费走后门之风而难于安家就业。我的观察，中国教育布局和体制的落后，是绑架中国经济教育，医疗，养老，婚育新四座大山的基本问题。靠地方政府摸石头过河只能加剧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成为经济化实向虚的巨大隐患。只有中央的顶层设计，进行全国一盘棋的结构调整，才能实现习主席房住不炒，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大批接纳国外优秀的科学人才，实现中国科学的强国梦。

有人以为取消户口制度就能让农民工进城接盘高房价，我认为是天方夜谭。他们可以去印度，拉美的大城市贫民窟看看。他们没有什么户口制度，但是流浪者和乞丐满街都是。

我几个下海创业的学生，给我找到出路。他们创业的路径，从我家北大宿舍的客厅，到上海，深圳，成都，最后到江西，云南得到大发展。他们带我去考察过的大有发展前景的地方，包括四川，云南，新疆，内蒙，海南，还有我去过或打算去的吉林，黑龙江，福建，宁夏，发展的空间都比沿海大城市宽广。缺的不是资本和人才，而是中央和地方有远见的干部。能否在这些地区试验一个科学创新的特区，克服现有体制的障碍。

（二）科学和行政的关系。

我的导师普利高津是俄裔犹太人，但是不信教。他1917年生于十月革命，后移居比利时。毕业于非主流的布鲁塞尔大学，毕生研究物理学的时间箭头问题，先后改造了物理学基础的热力学，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他1959年42岁接任历史上以爱因斯坦-波尔辩论量子力学著名的索尔维研究所的所长，1969年52岁时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系创建普利高津热力学与统计力学研究中心，1977年60岁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直到2003年86岁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做研究。普利高津中心存在的34年中，他每年只秋季来2个月，春季1个月。全职教授只有3人，加1个秘书同时监管财务学术会议的会务，十几个研究生。他本人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从不在学生的独立论文中署名。平均每年组织1-2次专题的国际研讨会。在奥斯汀的跨学科研讨会内容涵盖物理，化学，生物，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和艺术，长期吸引上至得克萨斯大学总校长，下至教授，研究生，以及爱好科学的大资本家和慈善家来听。中心每个教授只有一间办公室，研究生和博士后共享3间办公室。每年发表的论文和国际影响超过国内百人规模的院系和研究所。

多次邀请我去讲学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相当于德国科学院）下设唯一的经济研究所设在只有10万人口的东德小城耶拿，历史上以产生过歌德，席勒，黑格尔等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而著名。经济研究所只有三个教授，一个所长。每个教授任期7年，全世界招聘。每人一个独立创新领域，选择的领域都有争取未来诺奖的雄心，而不是重复已有的领域。每个教授带几个研究生加若干博士后和访问学者。每个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独立选择，学习课程自己到临近的大学选修，没有标准课程，但必须原创。研究所只有1个有博士学位的秘书负责学术组织工作，1名厨师。研究所只有一个楼包括办公室，宿舍，客房和公用的厨房和洗衣房。只有1台小电视可以看新闻。另一个独立院落就是图书馆和餐厅。每个人一天三餐的菜单在一周前就得预定。女厨师严格科学执法，超过标准的鸡蛋和热量都不会供给，除非你自己去外面餐馆购买。

美国和中国最热门的经济学领域是宏观和金融，但是第一届经济研究所的主题是演化经济学，没有宏观和金融，但是多次请我去讲非线性的宏观和金融理论。我问所长为什么不单设宏观和金融的研究室，回答是宏观和金融政策都是利益集团决定的，不是经济学家决定的。他只有培养好学生，如果学生中将来有人参政，就尽到经济学研究的责任了。国内媒体上经济学家议政非常热闹，实质和美国差不多，只是中国的部门利益高于西方的寡头集团，央行的权利不在央行行长，而是政治局决策。所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都脱离经济的实际，而成为新闻媒体的附庸。

党中央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之前的西北坡，指挥全局的主席副主席没有几个人。如今一个学院的机关就庞大到超过西北坡的党中央，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以为中国革命的进步标准在人民战争的军队数量，干部级别为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等。教育部对大学院系的排名不是在科学上的贡献和世界的学术地位，而是教授编制的人数和各种行政指标。国外统计研究项目的进展报告主要是开题和结题的报告，中途进展最多只有年度报告。中国的统计却是月度报告。单单对付上级部门的各种没有实质意义的报表，就需要一个甚至几个部门的职员。这导致大学行政部门大量使用合同工，只保留少数老职工的稳定职务。这是年轻人没有就业安全感的体制原因。更奇特的是中国大学的行政部门管理教授的方式比国外的小学生还琐碎。各种财务报销，会议旅行都需要层层报批。这是前述中国科研行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大学行政成为吃饭财政的一部分。我的观察，国内重点大学的冗员如果分流三分之一，效率会更高。分流出去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如果向日本那样充实地方的非重点大学，也能大大提高地方教育的素质，增加地方发展的动力。

（三）科学的文化和学风

国内的年轻人把考上北大作为人生跳龙门的捷径，却看不到国内的儒家的礼节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我给大家讲几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否则国内朋友难以理解中国科学文化和科学学风的差距何在？

我1980年到休斯顿大学物理系时，英语没有听说能力，但是物理各科的书面考试和博士资格考试，我都是第一名。主管研究生的教授对我非常欣赏，希望我当他的博士生。当年物理学界发生一件大事。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费根鲍穆（Feigenbaum）在最简单的一维逻辑斯蒂差分方程的迭代过程中，发现一个普适常数，引起轰动。因为历史上每种物理规律都有一个普适常数来代表它们的标度，例如万有引力常数，相对论的光速，量子力学的普朗克常数，等等。但是物理学家争议的是，这究竟只是一个数学模型还是物理的实体规律。费根鲍穆被邀请到休斯顿大学物理系做讲座，讲座后主持人按例邀请讲演人简单的晚宴，请了两位有关领域的教授和我作为有潜力的研究生作陪，可以深入讨论有关问题。后来我到普里戈津研究中心和德国经济研究所，发现这是普遍的模式。我回北大后多次建议类似的接待模式，目的在培养研究生的提问和对话能力。但是始终不能采纳。

北大和中国主流大学把接待知名学者，尤其是诺奖科学家，都讲究高规格接待，校长或副校长亲自主持接待仪式，大事宣传来宾的荣誉，但是根本不了解也提不出科学的问题。接待的宴会一大批教授出席，讲究资历和规格，饭桌场面极其铺张浪费，但是根本没有青年教师提问学术问题的机会，更别说让研究生坐在来访的科学家身边优先提问了。其后果是让真正的科学家低估中国科学家的实力和水平。在世界的学术论坛上没有话语权。

诺奖经济学家蒙代尔是欧元之父，在汇率理论上有一个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 我多次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接待过蒙代尔。他提出要专门在北大讲一次蒙代尔和弗莱明之间的争论问题，这是对北大经济学水平的最高礼遇。我组织了北大的研究生研讨了汇率理论，准备好提几个尖锐的理论问题，让蒙代尔欣赏中国学生的潜力。不料讲座开始临时更换主持人。学校领导要来占据C位，让媒体记者垄断提问权，讨论和主题毫无关系，但是和当时国际热点问题有关的问题，希望用蒙代尔的口来为中国的汇率政策辩护。结果蒙代尔非常生气。觉得北大毫不尊重他的科学态度。我只能找别的理由安慰他。后来类似的问题发生在北京市政府，花重金组织一批诺奖科学家举行北京论坛，但是作陪的官员完全不懂讲演的内容，也不请专业的学者作陪讨论。更奇怪的是官员似乎不懂外交礼仪。因为西方传统贵宾会带夫人出席。主人也要带夫人同席，而且男主人应当照顾女宾。结果北京官员按中国习惯把夫人们分开，不让女宾参加对话。派我不是去和学者对话，而是照顾女宾。出了大笑话而全然不知。把科学研讨会办成国内的商业展销会。国内科学界的官本位文化的传统，至今没有人批评。只看到有一次彭桓武先生在高规格国际研讨会的中途起身退出，忿忿地说了一句“净是些套话空话”。希望我的批评不会得罪疲于奔命的行政官员，因为他们的工作量实在大的可以，基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才有如此多贪腐的案例。如果理顺科学和行政的关系，恢复聂荣臻元帅给科学家当后盾和后勤部长的优良作风，以及张爱萍在火箭试验的关键时刻，让钱学森而非行政领导做风险极大的决策，中国的两弹一星不会成功。改革开放时期片面和美国的商业模式接轨，丢掉了老一代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是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了。

（四）科学与民主的矛盾

启蒙时代陈独秀有一个口号《德先生与赛先生》，至今在北大奉为经典，却全然没有理会其中的矛盾。民主决策的含义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只在没有竞争和利益冲突的问题上可以实行，例如工会组织假期旅游，民主决策没有问题。但是在劳动分工高度细化的工业社会，民主决策根本难以实行。举例言之，航母战斗群必然是集中指挥的“独裁”体制，两个飞行员驾驶的战机必然是有主副飞行员的“威权”体制。交响乐团的指挥必须了解每个乐手的角色和水平，否则根本不可能协调整个乐队。哪支军队，哪个企业，哪个乐团会用民主程序选择领导人，还有能力打仗和竞争？

科学的决策永远是少数人的判断高于多数人，问题是哪些少数人有话语权和决策权？科学史的经验是不同学派的理论家提出不同的理论竞争，由不同实验的检验竞争来选优汰劣。牛顿力学有数以千计的成功应用，但是只要有一个检验以太存在的实验得到否定结果，相对论的革命就得以出现，牛顿力学就成为低速条件下的相对真理。没有德国权威物理杂志的主编普朗克当伯乐，排学生去瑞士专利局调查默默无名的爱因斯坦的论文，相对论在美国或中国的匿名审稿程序下，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更别说成为物理学的新范式了。

但是，中国科学的管理体制，似乎完全不懂分工和科学竞争的关系。小农经济封建割据的传统，严重束缚中国科学，尤其是跨学科的尖端科学的发展。我下面给大家提供我亲身遇到的案例。

前面讲到中国的市场化把院系越分越细，以创造大量新的官位可以在社会上拉赞助，后果却是科学协作的大倒退。西方国家的物理系包括各种分支，例如固体物理，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天体物理，地球物理，生物物理，甚至新的经济物理等等。我大女儿就读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与电机工程系，研究的领域从国防的反应堆，发动机，计算机，到好莱坞电影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脑科学，等广泛的领域，在中国至少要跨越科学院，工程院，和社会科学院三个分院的十几个研究院，几乎没有交叉合作的机会。更荒唐的是，中国的清规戒律只增不减。国外跨学科的学者，在多个院系任教是通例，我的老师普里戈津和发现大爆炸宇宙学的赫曼都分别在物理学院和工程学院兼职，经济学家罗斯托更是在经济系，历史系，和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成为大学声誉的主要支柱。国内却不允许跨学科兼职和任教。我回国后，曾经先后在物理，数学，经济，历史，哲学，艺术等学院报告在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其中我讲文化人类学，文化经济学，和科学方法与体制论，都是国内首创。但是北大教授的民主决策认为这些课题都是非主流，不能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基础课，怕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动摇学生投资各种西方时髦学科的生财之道，只许我给全校学生上公共课，但是低估学分。使旁听生的比例远超正规生的比例。而投靠北大的学生多是富家子弟，出国比科研的兴趣大得多。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北大物理学和数学的基础非常雄厚，自动上门的优秀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学生，来报考我的研究生，却是数学资格考试不及格。原因是出题的老师是学农业经济的，只知道经济学的标准解题方法，看不懂高才生的简洁证明方法。我自信我的数学水平比多数经济学名家高得多，但是我发现的高才生却能发现我的错误，解决我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正是严济慈和普里戈津他们最期待的学生，却被北大教授的民主程序拒绝我查考卷和请专家评议的要求，目的是保护北大的师道尊严。我在北大发现三个学生，解决了诺奖经济学家没有解决的重大金融数学问题。我先后带他们去德国讲学，立刻被德国研究所的所长称为天才。但是回国答辩几乎不能毕业，因为答辩委员会的其他老师听不懂。这和普里戈津中心的传统相反，你只有做出老师不懂，但是国际竞争承认的成果，才能毕业。普里戈津常说：科学只有学生教老师，没有老师教学生的道理，否则科学就没有进步了。这和韩愈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完全相反的文化传统。

我后来发现复旦大学比北大开明。物理学高才生破解经济问题，北大不给研究生待遇，复旦研究生院物理学家出身的院长亲自组织跨学科评议破格免试录取，两年就发表三篇论文，是国际上最优秀的金融数学成果。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复旦评职称受传统学科限制，用数学物理方法解决经济理论问题，放在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政治学院都通不过。如果不是我的学生爱国，早给西方金融大鳄或对冲基金挖走，在中美金融战中，中国的一手好牌会因为人才流失而损失惨重。在市场化改革取消国家科委之后，这样的科技体制和战略问题就没有国家级的参谋部门过问。现在要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和金融战，是新任国家领导值得重视的时候了。

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科学的学术带头人。大家知道，中国革命历史上，能打仗的将帅都治军严厉，人际关系不好。红军一度实行民主选举，结果能打仗的包括创造井冈山根据地的毛泽东被选下台。群众关系好干部的老打败仗。文革中被批判的干部多是能担责，而后期民主选举上台的多是好好先生，才使文革后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奇怪的是，北大院长的选择方法是组织部门组织民意调查，群众关系好的不等于有科学研究的判断力。这是选拔工会干部而非选拔科学领军人的办法。

中国自己的体制不能识别优秀的科学家，就依赖国外的体制。这在自然科学短期似乎可以缩短与国外的差距，国内提职称主要看国外主流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其代价是牺牲中国向苏联那样发展自主科学体系的历史机遇。如果规定原创的科研成果先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上发表，后续改进性的工作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保持中国科学家的原创地位，才有可能冲击诺奖。

中国放弃学术评价权，在社会科学就成为灾难。国内学者要提职称，必须唱衰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才能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这使中国主流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新闻学，成为西方的附庸。也迫使我们做原创研究的成果，必须出口转内销。国内社科期刊，包括北大自己办的学刊，根本不敢发表在国外已经发表过的，批评西方主流理论的工作。这也回答一些网友的疑问，为什么我多年分居国内外，不能全职在国内做基础研究？因为国内的科研体制没有跨学科研究的创新空间。希望十年内能改变中国的科教体制，帮助年轻一代的人才崛起在世界科学之林！

（五）科技教育改革试验的路线图

和金融改革与处理房地产泡沫相比，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财政负担要小得多。改革方向国外也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问题的核心是破除中国一千多年来的科举制文化和改革开放后卷土重来的官本位体制。如果恢复党在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要破除官本位也不是难事。须知中国近年的军改非常成功。我对中央领导下抓住教改这个牛鼻子，破除新四座大山，抱有期待和信心。下面我来简单讨论一下改革可行的路线图。

（1）抓住高考制度改革的牛鼻子

邓小平出山首抓高考改革的历史经验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公平观都从科举考试开始。这只会减少而非增加招生的财政负担。我的建议如下：

(a) 取消各省录取分数线的差异，各地区考生平等竞争。允许自学成才的青年以同等学历报考。对待业和已经工作的青年希望接受再教育和转行的人，允许报考，未录取者继续保留现有职位。高考原则上不应有年龄性别限制。但是在考生成绩相同的情况下，允许教授优先录取年轻和贫困地区的考生。同时各省保留部分比例的名额（例如20%）给有杰出才能，以及英勇立功的学生，免试保送有关大学。这些高考新规是缩小地区差距，彻底铲除学区房，根治腐败的有力措施。

(b) 取消大学排名，改为系科专业排名。录取权由大学改为系科。这就把人才的识别权从行政部门转到科学家和前沿的教授手中，给大学潜在的伯乐而非官员赋权。

(c) 放宽大学生转学和流动的学生政策，鼓励因材施教，自我选择。建议试验重点大学的一年级新生作为大学预科，改变一考定终生的不合理体制。在大学第一年的竞争性考试中，只保留三分之二的学生继续攻读原报考的大学，鼓励三分之一不合格的学生主动转学非重点大学或大专。配套改变目前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的薪酬制度，按年龄资历给大学生和大专生同等待遇。非公企业参照办理。以改善工匠，工人，技师和白领职员有平等的发展空间。工业，农业等实体经济才能加快科技强国的发展。

(d) 报考经济管理，行政管理，金融管理的研究生，硕士生，以及招考公务员，必须有两年基层工作经验，堵塞校门到机关门的空谈误国之路。堵塞人员提升的人情关说和腐败温床。对有一带一路和扶贫经历的青年优先录取。

(e) 鼓励各地发展科学，技术，艺术，文化的特色中学，建立特色中学教师和相关大学的科学家，教授发展合作关系，举办地区和全国性的中学生竞赛，优胜者保送相关大学深造。入学后平等参加大学一年级的竞争淘汰，以避免人情关说的腐败压力下移到中学。各地创建的特色中学，可以带动中小学教育发展创新型教育，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特长，改变家长和学生的人生观和教育方式。

（2）配套房地产改革，改变大学布局

(a) 国家主导教育和房地产的配套改革。目前房地产危机主要发生在三四线城市，大学生没有稳定就业，就不敢结婚生育，内地没有好大学就不可能带动经济发展。这必须中央统筹做结构调整，地方政府无能为力。我的建议是恢复国家科委，或中央新建国家战略委员会，职能在国务院和发改委之上，地位类似当年毛泽东亲自点聂荣臻元帅主持两弹的国防科研，才能下全国一盘棋。

(b) 中央在内地选择若干教改试验特区。例如吉林，云南，新疆，四川，福建。选择地区考虑未来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国开行设立专项基金，不受央行和财政部约束，直接服从党中央的长远规划。然后在房地产龙头企业中招标竞争，低价接管现有房地产的烂尾楼，改造成和附近大学配套的结婚学生宿舍。政府提供奖学金给高考录取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鼓励他们在学习期间结婚和生育，条件是，毕业后至少要在有关领域，例如前沿尖端的生物学，电子学，国内重点高科技企业，国内生物科技试验园，一带一路基层管理公务员等等，服务3-5年，然后才能有个人的自由选择。

(c) 配套改革的经济效益。估计这一配套改革的投资也就几万亿元，但是可以产生的效益会超过几十万亿。类似1990年代的国有银行改革，最后结算，应当是只赢不赔的经济社会改革。

（3）稳步推进基础体制建设

要改变运动式现代化留下的体制漏洞，才能从根本上反腐防腐，同时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体制漏洞。我建议的措施如下：

(a) 建立地方政府换届的审计制度。因为下届领导班子多数是上届领导人提名，不审计就无法公平测量下届领导人的政绩，也无法防止下届领导人为上届领导人护短。如此才能理清地方债务的历史源头，为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奠定财政会计的定量基础， 实现长治久安。

(b) 银行和司法系统必须进行配套体制改革。所有1万元以上的借贷和财富转移关系都必须经过银行转账。没有银行转账记录的财产官司法院拒绝受理。如此才能根治洗钱，高利贷，和灰色交易。城市和乡村普遍实行实名的房产登记，拥有三套以上房产的必须申报购房的资金来源。这些大数据为将来配套的房地产管理改革，大学生的奖学金评定标准，打下定量管理的基础。

(c) 在自愿基础上试行日本模式的两阶段教授退休制度。例如重点大学的教授提前到60岁退休，然后到大城市以外的非重点大学继续任教到70岁。有成就的科学家没有年龄限制，国外任教到90岁，甚至杨振宁先生到100岁，都可以。地方大学的生态环境好，生活成本低，住房条件好。如果有关部门配套其他激励政策，调整大学教育布局的工作不难稳步推进。

(d) 地方大学配套发展中小学教育和医疗，国家重点鼓励海归人才到地方大学创业。为此，国家科学基金会要改变偏向资助大城市重点大学的政策，转为资助有才能的科学家到内地创建新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也就是国际通行的科技政策，资助不是跟单位，而是跟人才。从根本上加快科学强国的发展，摆脱目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人浮于事的局面。

以上建议，请政府和民间的有识之士批评。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而已。期待中国科技教育的改革，十年有成！

【附注】本文是科学强国系列的小结。写于美国中部时间2023年10月19日22时46分。遵守《风闻调研委员会》的规定。网友们有何问题和疑问，请发在《风闻》栏目批评指正。事先抱歉，本人精力有限，也许不能一一回复。请网友们推荐评价好的议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