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20日晚，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清华公管学院校友会、长安街读书会活动组协办的“国情读思”读书活动第1期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本期主题为“什么是好的民主？”，阅读书目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教授新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

王绍光：什么是好的民主？｜『国情读思』实录

王绍光：什么是好的民主？｜『国情读思』实录 评论 155 国际

刘晨光：真正的民主要到现代才有可能实现｜『国情读思』实录

刘晨光：真正的民主要到现代才有可能实现｜『国情读思』实录 评论 2 国际

欧树军：选举并非一无是处，抽选也绝非毫无瑕疵｜『国情读思』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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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钢：抽离了人民主权内核的民主——选主理论，是不折不扣的庸俗政治学｜『国情读思』

​ 白钢：抽离了人民主权内核的民主——选主理论，是不折不扣的庸俗政治学｜『国情读思』 评论 11 国际

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欧树军提供的补充阅读资料，文章扼要讨论了抽选民主论者对抽选的用途、民主性及其所开启的新学术议程的发掘。原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05期，原标题：抽选的民主潜能。

图｜pixabay.com

“《伊利亚特》不是掷骰子掷出来的。”[①]

黑格尔的这句格言表达了现代人对理性的推崇，现代化就是理性化，政治是理性的王国，容不得半点非理性，因此，在选拔各类政治职位的候选人时，人们往往认为选举比抽签更理性也更可取。但是，随着普选权在1950、1960年代得以实现，民主研究者的关注重心也开始因时因势而变，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转而强调保守主义在冷战格局下保守自由主义的情境性[②]，主张选举旨在树立权威而非限制权威，进而捍卫代议制的共和性。与之相对，以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则转向揭示民主制下精英统治的实质，抨击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内在缺陷，进而反思代议制的民主性。[③]

随着冷战格局的终结，对代议制的共和性的捍卫和对代议制的民主性的反思达到了各自的巅峰，双方聚焦在政治职位的选拔方式上。前者高调宣布“世界政体的诞生”和“历史的终结”，并把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视为建构政治秩序的唯一正途。[④]后者主张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束缚，探究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一选拔方式（本文将其简称为抽选）的适用性与必要性，还原并激活作为民主制度的抽选。[⑤]

下文将扼要讨论抽选民主论者对抽选的用途、民主性及其所开启的新学术议程的发掘。

一、抽选的用途

抽选的用途是指在人类政治生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抽选已经或可能适用于哪些环节、哪些领域、哪些层级。

▌（一）哪些环节

抽选至少由两个阶段构成：一是预选，即事先的资格审查，考察候选人是否是公民，是否担任官职，代表的是个体、群体、集团、阶级还是地区，决定谁有资格进入抽签库；二是在候选人中作选择，决定谁最终当选。抽选民主论者认为，这个两阶段的抽选过程可以确保获得足够的候选人，并避免最有野心的候选人太容易获选，进而真正提高普通公民获选的可能性。[⑥]

此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种使用抽选的方法[⑦]：古斯巴达的长老选举用抽选来验证选举结果；古罗马的政治集会用抽选来决定至关重要的投票顺序和投票联合模式；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城邦的总督选举用抽选来选拔选举人；古雅典的五百人议事会和中世纪的锡耶纳城邦用抽选来确定多个候选人的任职顺序。

▌（二）哪些领域

抽选的用途不限于特定领域，几乎已经可以用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所有关键领域，主要包括如下方面。[⑧]

（1）选拔官员。古希腊民主时代的雅典通过抽选选拔除需要特殊专业才能的军事领导人和财政官员之外的所有官员，包括最有声望的十执政官、行政官员等。中世纪威尼斯贵族共和国借助抽选维持了几百年的政治稳定。1640—1837年，瑞士的一些邦民大会用抽选来选拔市长，因为这个政治职位涉及经济利益。18世纪的巴塞尔城用抽选来选拔官员。现代的圣马力诺的利立浦特邦用抽选来分配官职，决定公司董事会、规划部，进而推进公司民主化。作为一种选拔方式和政治制度，抽选所具有的这种机制化的政治稳定效应也是现代民主制所需要的。[⑨]

（2）挑选代表。16世纪的英格兰用抽选来选拔市镇理事和国会议员。

（3）组建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各类委员会。民主时代的古雅典用抽选来组建五百人议事会和法庭，协助公民大会处理公共事务。[⑩]中世纪的威尼斯和巴塞罗那用抽选来组建选举人委员会。

（4）选拔陪审员。古雅典用抽选来组成规模更大、自由裁量权也更大的会审团。[11]在主要由黑人构成的下层阶级的不懈反抗下，从1968年开始，美国各州在组建陪审团时重启了抽选程序，把陪审员的选拔方式从任命改为抽选。[12]

（5）决定谁应服兵役之类的与生死有关的事项。[13]

（6）分配稀缺资源的使用权和新的经济收益机会。抽选可以免除决策者和受影响者的负担，用于在医学领域分配稀缺而重要的移植器官，用于在社会领域分配稀缺资源或优先权，比如学校或住房补贴等等。[14]

▌（三）哪些层级

抽选民主论者认为，不断扩大的社会权力和不断增强的中央集权使得大型社会政治体更加复杂，人们的政治参与意愿随之增强。[15]这扩大了抽选的适用范围，使之不仅适用于基层组织、小型社会、小国寡民，也适用于大型社会、现代大国乃至超国家组织。

在作为小型社会的民主时代的雅典，抽选用来选拔包括贵族长老议事会、五百人议事会成员及五十人团等在内的各种重要官员。在规模稍大些的古罗马，抽选被用来给选举产生的各种委员会分配任务。在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公社和城邦政府广泛运用抽选手段。在早期现代，新西兰的殖民公司用抽选来分区、分土地。在现代，就规模和利益内聚力而言，很多社会群体的规模非常接近孕育希腊民主程序的那种小型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会、学校、教会、体育俱乐部、其他社区联合会、家长—教师联谊会、教区委员会以及工会执行委员会都可以通过抽选组建并运作。[16]

近二十年来，抽选对于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矫正作用也备受关注。1998年英国政府计划改革上议院，安东尼·巴雷特（Anthony Barrett）和彼得·卡蒂（Peter Carty）提交了一个抽选议员的“雅典方案”。[17]2004—200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用抽选组建公民大会，讨论制定选举改革方案。2006年6月，在离雅典不远的中等规模市镇马奥斯的市政厅选举中，抽选产生的131名公民把票投给了社会党候选人。2006年秋，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塞格琳·罗亚尔（Segolene Royal）提出两项与抽选有关的竞选政纲，一是用抽选产生的公民审议团来审查政治人物的行为，一是由抽选产生的公民大会和国民议会共同准备修宪文本。从那时至今，抽选在说法语的欧洲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政治焦点。2006年，约翰·麦考米克（John P. McCormick）建议在美国参众两院之外设立由51名公民组成的“保民院”。凯文·奥利里（Kevin O’Leary）则建议美国设立435个由抽选产生的百人大会，每个国会选区设立一个。[18]2012年11月，随机抽选的1200名冰岛公民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19]2017年4月，抽选组建的爱尔兰公民大会向议会提交了修宪建议。2018年2月，杰弗里·沙利特（JeffreyShallit）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千疮百孔，如果所有立法机构的代表通过随机抽选产生，可让全体美国人真正得到代表，从而解决当代美国的绝大多数政治困境。[20]

抽选还被用于欧盟人权法院的法官遴选和协商民调。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亚历山大·特里克尔（AlexanderTrechsel）和休伯图斯·布克斯坦（Hubertus Buchstein）等学者建议，通过加权抽签把欧盟委员会席位分配给成员国，抽选欧洲议会各委员会的成员、主席和报告起草人，创设欧州的抽签院，提高选民投票率，构建“微欧洲”，并由不同国家的两三个选区组成互不相邻的“欧州拼图选区”（“Euro-puzzle districts”），促使各政党加速形成欧洲视野，处理超国家议题和政治难题。[21]

总之，作为一种政治选拔方式，抽选和选举一样都具有广泛的用途，适用于预选、决选、验证、分组、排序等政治过程的主要环节，适用于选拔官员、挑选代表、组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和各类委员会、选拔陪审员、决定生死、分配稀缺资源等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关键领域，适用于村社、社区、市镇、郡县、省州、中央、国际组织等政治层级，适用于小国、大国等不同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抽选并不仅仅只是理想世界的构想，它已经活跃在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抽选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构想，而是一个立足现实的理性选择。抽选从未从人类政治生活中完全消失，它的用途之所以如此广泛，恰恰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民主性。

二、抽选的民主性

随着以选举为核心特征的代议制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陷入困境，抽选的民主性越来越受重视。现代共和制理论的缔造者联邦党人和民主时代的预言者托克维尔都堪称革命理论家潘恩和罗伯斯庇尔的思想传人，他们都主张用共和来约束民主，用代表来改造民主，用人民来制衡精英，代议制民主在源头上就是“精英统治”的俘虏。[22]因此，代议制研究专家汉娜·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认为，以代表制、选举制、金权政治为核心的政治操控术把民主制异化成了寡头制。另一位代议制研究专家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in）则把选举取代抽选成为代议制民主的核心选拔机制视为民主突变的肇因。正是沿着这一学术脉络，抽选民主论者[23]主张，现代政治生活应该把普通人带回来，把抽选带回来，这是因为抽选具有下述四大政治用途：修补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扩大代表性；提升协商质量；让民主更具认知多样性，从而更理性。

▌（一）矫正代议制的弊端

抽选是一种更公平的选拔方式。作为一种选拔方式，抽选与选举的基本假设不同。[24]选举假设人与人之间能力不平等，进而责任也不平等，政治职位应该能者多劳。与之相对，抽选假设人民之间人人平等，都有资格平等分享政治职位、公共荣誉、职位回报或公共义务，都有能力代表权威，都有责任付出时间和精力为祖国效力，都可以实现输家不自卑、赢家也不自大的“尊严的平等”，大多数公共官职并不需要经验和能力，任何希望参与决策的人都能做出份内的贡献，让每个人有机会参与决策的政治才是最公平、最平等的。但是，由于现实政治世界的很多场合的确难以让每个人都参与协商和决策，所以必须选拔代表参与协商和决策，而抽选是比选举更公平的选拔方式。这是因为抽选选拔的是有着同等资格的候选人，选举选拔的是最有资格的候选人，所以抽选比选举更公平。抽选可以努力实现人人真正参与的“应得的平等”，选举只能实现某个环节的“机会的平等”，所以抽选也比选举更平等。

抽选还是一个政治过程所必要的、理性设定的“理性盲区”。作为一个机制化的决策过程，抽选具有更公平的排除能力。[25]抽选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恰恰相反，它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它的候选标准是理性设定的，将不同选项转换为相同符号，然后又通过抽选将对选项的理性权衡排除在外。抽选过程可以排除一切个人特质，没有爱恨情仇，没有喜乐哀惧，没有偏好，没有偏见，没有思想，没有算计，不受贿赂、依附和庇护等权力关系的影响，无法操纵左右，因此，抽选最终得以通过看似非理性的方式实现理性的结果。

抽选还是人民参与政治、控制政府、维护政治体系的渠道。抽选过程就像一个政治观点和政治才能的“搜索引擎”，可以打破不平等的政治参与，让既有意愿又有能力的人获得适当渠道参与政治，让政治知识、政治才能得以在为人民服务的获选代表中间及其所属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中间弥散流布。[26]抽选符合并可以进一步激发政治自主价值，让人们更关注公共事务、警惕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还能削弱公共官员和行政委员会篡夺人民权力的倾向。[27]这也就是说，抽选让人民不再缺席政治过程，反而成为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政治体系的监督者和政治体制的护卫者。

抽选可以延缓乃至阻止“权贵的陌生化”。与缩短任期、禁止连任、定期轮换和职能分工相结合，抽选可以打破精英共识，削弱官员的权威累积，消除选举所依赖的公共形象、演说才能、竞选资金、社会影响、权势威胁等非正式的人际差异，避免选举人通过不正当的结盟或贿选来操纵选举结果，避免精英群体变成新统治阶级，避免形成权势集团、显贵集团、官员特权集团等政治精英集团，并防止各种政治集团腐蚀、操控政治进程。[28]在这个意义上，抽选可以成为打破利益固化和制度僵化的利器。

抽选可以减少党争。抽选过程创造了共同的程序规范，让派系分子无法独霸权力，可以减少精英之间的破坏性竞争或党争，并将其限定在重大议题上的良性竞争，可以降低社会冲突的水平和避免重大冲突，可以阻止政治走向极端和避免极端主义集团的支配，让政治过程更具包容性，从而解决现代政治在维持政局稳固方面面临的种种困境。[29]选举容纳党争，但也放大了党争，而抽选在抑制党争尤其是负面竞争方面的潜能有待激发。

抽选可以打破僵局。 如果其他决策方式陷入僵局，作为中立、自主的偶然机制，抽选总能产生决定，尤其是在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也能形成决定。事实上，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议会都会运用这一程序。[30]

抽选可以节约成本、减少腐败、提高政治效率。与很多其他选拔方式相比，抽选所需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开支和资源较少，这样一来，尤其是在候选人众多、难以确定参选资格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竞选和类似活动原本所需消耗的社会资源用于实现社会目标。政治职位的随机分配使得参与者有望“轮到自己”接管权力，而分配结果的不确定使得利益相关方难以事先作出预测，从而导致腐败成本更高，并且风险重重。虽然抽选可以减少腐败，但由于不同候选人在实现社会目标方面的意愿不同，理解和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也不同，因而也可能会增加当权者道德败坏的可能性。这是抽选可能带来的问题，对此，抽选民主论者的回应是，抽选也许不会把最有才华的人选出来担任官职，但社会收益很可能大于损失[31]，因为抽选可以激发普通大众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获得感。

抽选可以增强政治信任。用抽选来选拔代表、议员、官员、法官或陪审员，可以增强普通大众对政治制度的公正性的政治信任。[32]此外，在处理复杂政治议题时，抽选过程使得普通公民能够掌控重要的政治决策，并在其中融入更多自己的洞见，用日常语言来讨论自身的事务，减少公民对政客的不满和对政治的疏离感。[33]因此，抽选能够让普通大众既选拔候选人，又有机会成为候选人，亲身参与政治过程、决策过程、法律过程，这会大大增强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信心。

▌（二）扩大代表性

抽选可以公平地产生代表。如果所有公民均拥有候选资格，被任命到政治机构的公民数量也足够多，抽选就能提高公民大会以及与之功能接近的议事机构的代表性。[34]随机抽选可以更公平地选出代表，扩大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的代表性。

在代表理念上，抽选产生的代表是一种标示性代表。人们不应该只重视选举产生的回应性代表，标示性代表同样受制于公共控制。如果人民充分占有信息，公民大会可以很好地标示人民如何处理特定议题，其标示效果在很多领域好于选举的代表所达成的共识。公共生活既需要回应性代表，也需要标示性代表，后者为公众服务的独特方式彰显了其作为一种民主机制的效用、必要性和正当性。[35]

抽选产生的代表也是一种描绘性代表。皮特金认为，代表是“替你”（standing for），不是“代你”（acting for），抽选代表可能是把多数人的利益带进代议组织的最佳方式，正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所言，议会“应该是全体的缩微镜像”[36]。抽选可以让政治表达更具多样性，可以创建堪称人民的缩微镜像的政府机构或决策机构，从而扩大代表性。进而，通过描绘性代表，抽选与民主建立了紧密联系，使之成为直接民主的次优选择，具有无可挑剔的民主性。

▌（三）提升协商质量

协商民主可以改善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平衡平民主义的倾向与超凡领袖的支配力。但是，只有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协商民主才能提出足以克服代议制政府的局限性的方案。[37]抽选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必要，通过随机原则，它把群体特征各不相同的公民都囊括进来，让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得到代表。这种充分体现社会异质性的“镜像代表”“更公平公正，更可能坚持以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共识建构”，更能提升代表、协商和自治的质量。[38]

抽选的正当性与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的正当性相容而非对立，这主要是因为，首先，与代议制政府或专家委员会相比，基于抽选的协商式参与工具至少可为公民提供参与决策的均等机会，并可以容纳各种观点，扩大论辩范围，平衡各种理由，因此更有认知优势，认知质量更高，协商结果更合情合理。抽选的“微众”（ mini-publics）可让协商的认知多样性最大化，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创造有价值的结果。[39]其次，选举产生的代表、专家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往往受特殊利益而非公共利益驱动，而抽选可以确保绝大多数人乃至每个人在论战中不受党派立场左右，而是根据自己相信什么对所有人最好来作出判断，当然，所形成的建议或决策可以在获得多数赞成或达成共识之后再予以采纳。[40]最后，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实际运作越来越不满，有必要阻止把政治过程简化成比拼口才的戏剧化趋势，有必要限制政治精英阶级的自主性，使之对全体公民更负责任。参与式协商工具可以推动政治精英阶级与全体公民之间更好的交流，让政治交流也能在普通公民中间展开，不再局限于专业人士。[41] 

简言之，作为一种参与工具，抽选使得更具认知多样性的人员参与协商过程，这可以提高协商过程的讨论质量，并让决策更明智。

▌（四）让民主更理性

如果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认知质量很高，民主就可以在认知论意义上变得更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抽选产生的描绘性代表至关重要。认知论可以为民主提供新的合理性[42]，把描绘性代表从“作为代理人的代表”转变成“作为受托人的代表”，这样更能发挥协商会议的认知功能，容纳并激发整体的认知多样性。即便代表大会的成员个体能力不高，但作为人民的镜像，作为一个集体，它在整体上具有更大的认知多样性，这可以提高认知的可靠性，让协商更民主，让民主更理性。

这种“认知民主”理论可以超越现有的“理念政治”与“在场政治”之争。[43]理念政治论者认为，代表的正当性取决于作为决策产物的政策、行动及其问责程度，关键在于好的理念和捍卫这一理念所需要的辩才和能力，后者与肤色、性别无关，白人男性可以代表黑人妇女，反之亦然。与之针锋相对，在场政治论者认为，性别或种族很重要，直接关乎民主的正当性，只有黑人可以代表黑人，只有女人可以代表女人。但是，“认知民主理论”认为，单纯强调黑人妇女更适合代表黑人妇女意义不大，理念政治与在场政治实际上无法割裂，只有在成员具有足够认知多样性的协商环境中，才会形成好的理念。

概言之，作为一种选拔方式，抽选比选举更公平、更平等。抽选不是非理性的，它同样依赖理性选择，既是理性选择的产物，更是理性设定的理性盲区。抽选也是大众民主时代愈加不可或缺的政治参与渠道，能够延缓乃至阻止“权贵的陌生化”，减少党争，打破僵局，节约成本，减少腐败，提高政治效率并增强政治信任。因此，抽选不仅仅是直接民主的重要手段，也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必要补充，更是矫正代议制民主的弊端的重要途径。此外，抽选还可以扩大代表性，提升协商过程和结果的质量，让民主过程更理性。这些优势充分表明，抽选具有很强的民主潜能，其民主性尤其值得大型政治共同体重视。

三、抽选民主的新议程

除了抽选的适用性和民主性，抽选民主还有三个方面值得深究。首先是抽选对民主的实质贡献。这一方面涉及如下重要问题：抽选对民主的贡献究竟是什么，抽选是否确实提供了这种贡献，这种贡献是否真有价值及其理由，防止腐败、防止精英支配或者产生描绘性代表是不是抽选最关键的贡献，它们为什么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很重要。[44]其次是抽选的理论基础。如果把描绘性代表视为抽选的理论基础，把认知多样性作为描绘性代表的理论基础，那么就需要探究如何把这种认知民主嵌入政治认知和政治过程，具体包括候选人的信息和观念从何而来，如何确定专家与门外汉之间的政治边界和认知分工，如何确定少数人的异议是否理性，如何处理社会认识论领域的“同侪分歧”，也就是那些认为自己同样了解情况、具备理性、有能力作出良好判断的个体之间的分歧。[45]最后是抽选的实际用法。这涉及如下问题：何种制度特征与抽选匹配，涉及何种议题时应该通过抽选来作出选择，何种任务最好由抽选产生的官员来执行，抽选如何分配公共责任，抽选产生的机构如何与选举和任命的官员互动。[46]此外，它还涉及如何把随机抽选与选举、推举、委派和各种现代投票技术融合起来。[47]很明显，这些方面试图探究的都是抽选的民主潜能，在选举的参照下，这一潜能愈加彰显。

自从选举取代抽选成为政治选拔的手段以来，带有自由、民主和技术专家统治特征的“寡头混合体制”就大行其道，这不是偶然的政治现象，而是选举的弊端所在，选举很容易让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变成普通公民的命运主宰者，很难摆脱寡头统治的铁律，很难让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心服口服。[48]为了矫正已经千疮百孔的代议制民主，有必要重视同为政治领域的长期传统的随机决策机制，把偶然因素带回到当代民主过程中，发挥抽选民主的理性潜能。[49]这并不是把选择交给偶然、运气或神意，而是基于人的判断、累积的智慧和优劣权衡，因而抽选仍然是基于现实政治经验的理性选择。[50]作为比选举更公平的选拔方式、理性设定的理性盲区以及人民参与政治、控制政府、维护政治体系的重要渠道，抽选更平等、更理性，它的排除能力也更强大，能够削弱“权贵的陌生化”、减少党争、节约成本、减少腐败、提高政治效率、增强政治信任，进而矫正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扩大代表性，提升协商质量，提高认知多样性。与流行意见相反，抽选民主的政治潜能恰恰在于，它可以让选拔更公平，让代表更尽责，让认知更多样，让辩论更有效，让决策更明智，让民主更理性，让政治更民主。因此，对于正在理性化的社会和“后理性主义”社会而言，抽选政治都是必要的。[51]抽选至少是选举的有益乃至不可或缺的补充，可以广泛运用于人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

也许有人会说，直观来看，抽选似乎只是小国寡民的历史陈迹。抽选耗时耗力，需要更高的组织成本，而让普通人作决策或许更民主，却浪费了精英的智力。抽选把政治交给非理性支配，实在缺少可预测性。简言之，抽选像是儿戏，不值得注意，而抽选的民主性也只是一种潜力而非能力。的确，“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52]选举并非一无是处，抽选也绝非毫无瑕疵。厚此薄彼有失偏颇，顾此失彼则会捉襟见肘。对于一个复杂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而言，很有必要在政治过程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民与代表、精英与大众、专家与门外汉、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良性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建构更好的政治生活，才有可能避免政治衰败并实现政治秩序。

这是因为，就人民全体在场共同决策的可能性而言，在全国层面， “房间里的确装不下所有人”，但在基层，“房间里装得下所有人”。此外，人类的政治生活也许无法实现完全的理性化，最深刻的理性或许在于理解理性的局限性，进而理解何时放弃理性才是理性的。[53]进而言之，抽选的政治潜能恰恰在于，它可以释放现代人对民主的想象力。

参考文献

[①] GeorgWilhelm Friedrich Hegel, “Aphorismen aus dem >Wastebook<” [1803], Ders.,Jenaer Schriften 1801–1807 , Frankfurt/M.: Werke Band 2, 1996, 540–567,561. 转引自Hubertus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②]SamuelP. Huntington, “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1, no. 2, 1957, pp.454–473.

[③] C.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Robert A. Dahl, After the Revolution? 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 1970. 对这一学术脉络的细致梳理，参见王绍光：《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载王绍光主编：《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欧树军译，即将出版。也可参见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

[④]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弗朗西斯·福山撰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部著作只是对其“历史终结论”的长篇辩护词。

[⑤] GilDelannoi, Oliver Dowlen and Peter Stone, The Lottery as a Democratic Institution,Dublin: Policy Institute, 2013.

[⑥] Fredrik Engelstad, “The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28, No. 1, 1989, pp. 23-50.

[⑦] Ibid.

[⑧] Ibid.

[⑨]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⑩] Richard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539-560.

[11] Fredrik Engelsta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by Lo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8, No.1, 1989, pp.23-50.

[12]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13] Richard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539-560.

[14]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15]FredrikEngelsta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 Social ScienceInformation, Vol. 28, No.1, 1989, pp. 23-50.

[16] Richard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539-560.

[17]Anthony Barnett and PeterCarty, The Athenian Solution, Exeter: Imprint Academic, 2008.

[18]Kevin O’Leary, SavingDemocracy: A Plan for Real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6.

[19]Elaine Byrne, “Mad-as-hell Icelanders won’t be Taking ItAny More”,

seehttps://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09/12/29/mad-as-hell-icelanders-wont-be-taking-it-any-more/#more-46.

[20]Jeffrey Shallit, “The Sortition Solution: Representation byRandomly-Chosen Representatives”, 

seehttp://recursed.blogspot.jp/2018/02/the-sortition-solution-representation.html.

[21]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22]欧树军：《反思民主、探寻民主》，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

[23]他们的主要代表包括新西兰政治学者理查德·G. 马尔干（RichardG. Mulgan）、挪威奥斯陆社会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塔德（FredrikEngelstad）、德国格雷夫斯瓦尔德大学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教授休伯图斯·巴克斯坦（HubertusBuchstein）、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政治学教授依维斯·辛特默（Yves Sintomer）、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理论教授吉尔·德拉诺伊（GilDelannoi）、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政治学教授彼得·斯通（PeterStone）、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独立社会研究基金会青年研究员奥利弗·道莱恩（OliverDowlen）、美国斯坦福大学卡罗琳·S.G.芒罗政治学讲座教授约翰·费雷约翰（JohnFerejoh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人类价值洛克菲勒讲席大学教授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美国佛蒙特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亚历克斯·扎卡拉斯（Alex Zakaras）以及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海伦·兰德摩尔（HélèneLandemore）等，上述学者关于抽选民主的代表性论述收录于王绍光主编：《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即将出版。

[24] Richard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539-560.

[25]奥利弗·道伦：《古代智慧与现代问题：政治巩固和抽选公民》, 载王绍光主编：《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欧树军译，即将出版。

[26]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27] AlexZakaras, “Lot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A Modest Proposal”,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pp. 455-471.

[28] Fredrik Engelsta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by Lo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8, No. 1, 1989, pp.23-50.

[29]奥利弗·道伦：《古代智慧与现代问题：政治巩固和抽选公民》, 载王绍光主编：《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欧树军译，即将出版。

[30]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No. 3, 2010, pp. 435-454.

[31] Fredrik Engelsta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by Lo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8, No. 1, 1989, pp.23-50.

[32]奥利弗·道伦：《古代智慧与现代问题：政治巩固和抽选公民》, 载王绍光主编：《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欧树军译，即将出版。

[33]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pp. 435-454.

[34] Richard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539-560.

[35] PhilipPettit, “Representation, Responsive and Indicative”,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26-434.

[36] Fredrik Engelsta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by Lo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8, No. 1, 1989, pp.23-50.

[37]YvesSintomer, “Random Selection, Republican Self-Government,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pp. 472-487.

[38] HélèneLandemore, “Yes, We Can (Make It Up on Volume): Answers to Critics”, Critical Review, Vol. 26, No.1-2, 2014, pp. 184-237.

[39] YvesSintomer, “Random Selection, Republican Self-Government, and Deliberative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No. 3, 2010, pp. 472-487.

[40] Ibid.

[41]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42]Hélène Landemore, DemocraticReason: Politics,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the Rule of the Many,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43] Hélène Landemore, Between Burke andthe Anti-Federalists: An Epistemic Argument for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mocracy as Idea and Practice, May 5,2011.

[44] Gil Delannoi, Oliver Dowlen, and Peter Stone, The Lottery as a Democratic Institution.

[45] HélèneLandemore, “Yes, We Can (Make It Up on Volume): Answers to Critics”, Critical Review, Vol. 26, No.1-2, pp. 184-237.

[46] Gil Delannoi, Oliver Dowlen and Peter Stone, The Lottery as a Democratic Institution.

[47] 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48] AlexZakaras, “Lot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A Modest Proposal”,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455-471.

[49]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50] Richard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539-560.

[51] Fredrik Engelsta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by Lo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8, No. 1, 1989, pp.23-50.

[52]屈原：《楚辞·卜居》。

[53] OttoNeurath, “The Lost Wanderer of Descartes and the Auxiliary Motive”, in O.Neurath (edit.), Philosophical Papers1913-1946, Dordrecht: D. Reidel, 1983. 转引自Hubertus Buchstein,“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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