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光:真正的民主要到现代才有可能实现|『国情读思』实录
【编者按】4月20日晚,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清华公管学院校友会、长安街读书会活动组协办的“国情读思”读书活动第1期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本期主题为“什么是好的民主?”,阅读书目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教授新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以下根据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刘晨光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定。全文约4000字,标题系编者所加。
大家晚上好,其实我主要是来学习的,既然安排了发言,我就谈些体会吧。今天的这个活动,首先是一个读书会,其次还是一个讨论会,所以我也分两方面谈。
1王绍光老师的三个“心”
首先谈一下读书的体会。这本书我拿到的比较早,拿到之后,我大概翻过,就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说这是一部“破天荒的著作”。什么意思呢?因为围绕抽签问题,写这么大部头的书,而且还不止这一部,实际上是庞大的系列研究,在我们中国学界,确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更多的原因还在于,它把抽签问题作为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来看待。很多人提到抽签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么认真对待是不是搞笑。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按照流行的民主观念,自然会觉得抽签是一个不靠谱的东西。所以,认真对待抽签问题,并且做了这样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本身就很有意义。
我读后,感觉到王老师的三个“心”。一个是苦心。王老师下这么大的工夫,我们看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后面注释里的文献,显然下了非常大的工夫。这是何苦来着?我觉得王老师的苦心,就是要破除我们对流行的民主观念的迷信,摆脱掉它的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个工作王老师一直在做,早在十年前写作《民主四讲》时就在做。当然,在这个方面,王老师不仅是要破,其实他还有要立的东西。比如王老师关于中国的“政道”“治道”的研究,其实探讨的就是中国怎么实现好的治理的问题。就此而言,他要破除的不仅是“民主迷信”,还有所谓的“政体迷信”,这是具有更大意义的工作。
还有一个心是匠心,或者说是学术研究中的那份精心和耐心。学术研究需要下苦工夫,即便像我们比王老师年轻些,也都会觉得它是件很吃力的事情。王老师的研究是一个好的示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学术研究,不仅需要体力,不仅需要精力,更是需要一种真正的心力的投入,有了这个,就会是一种带有使命感的研究。
再一个心,我觉得是雄心。刚才一龙老师开场已经讲过,王老师关于抽签问题还有后续研究,一共有三部。实际上,如果大家对王老师的学术研究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大概在1990年前后,王老师就比较早地提出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我发现,王老师的研究其实分成两个大的维度,一个维度是“强有力”,主要是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还有一个维度是“民主”,主要是从《民主四讲》到现在关于抽签的研究。这两个维度,实际上构成了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国家”的两个方面的特征。一个国家如何能够既是强大的,又是民主的?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任何现代国家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以上算是我的读书体会吧。接下来,关于民主问题,我也谈点个人的看法。
2破除西方“选主迷思”的重要前提
首先,今天我们之所以可能破除对西方选举民主的迷信,或者说“选主迷思”,源于西方的那样一种固定的僵化的思维的迷思,至少有两个很重要的前提。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学者在智识或者说知识上的累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包括王老师、胡老师、潘老师他们那一代以及我们这一代在内,我们对西方的研究有一个持续的积累,对西方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深入,真正走进了西方文明自身的脉络之中。像王老师、潘老师,都是西方读书深造回来的,像白钢老师,更是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根底里面。今天我们有可能比以前,特别是比中西文明最开始交接的时候,对西方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广博。我们今天对西方的一些观念的破除,绝对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建立在一种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它的一些好东西我们会接受,但是一些不那么好的东西,长期以来非常流行却也非常片面的东西,我们肯定要把它清理掉,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国家日益发展壮大。没有这样一个底气支撑,我们今天也不太可能在智识上做这种清理。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和政客给我们扣上了各种帽子,为什么近年来这方面少了一些呢?自然跟我们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
这两方面其实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国家越来越发展壮大,我们在知识上、在理论上,其实也是在话语权上,也会越来越壮大。
3“民主”自身的发展
再者,关于民主本身,放到西方思想史或者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之中,它确实是有一个内在的转型。王老师在刚才讲演中做了梳理,他的书里最后一章也有梳理,后面要出的第二卷主要就是梳理这种变化的。进入西方民主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就会发现,它至少有两个大的转型发展。一个就是从古代民主到现代民主的转型发展。当然,所谓古代民主,一般来讲是以古希腊特别是古雅典的民主为典范。按照我们理解的真正的民主,就是我们讲的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意义上的民主,古代雅典的民主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它的公民人数占比很小。古罗马就更说不上民主了。古罗马,还有威尼斯,按我们今天的标准,绝对都是寡头政治。不过就是在它们有限的民主政治中,他们怎么采取民主措施的?为什么他们当年会考虑使用抽签?王老师在书里面做了很多研究。古雅典人在政治生活中非常广泛地采取抽签的方式,很多职位都是抽签产生。当然,一些比较需要专业才能或品性要求的除外,比如将军,比如司库,这些是要选举的,但是很少。
为什么古代民主是很有限的,真正的民主要到现代才有可能?我觉得这跟人类观念上的古今变迁有一定关系。简单来讲,从古到今最大的一个变迁,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权利”观念的流行。特别是自然权利这种观念出来后,就把古典的那种对于人类社会政治正当秩序的理解给改变了。比如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样一种传统的身份政治或等级政治的观念就给打掉了。不是有的人生下来就该天经地义做统治者的。但是在古典的观念里面,基本上还是奉行这种贵族主义或者今天说的精英主义的政治观点。而现代政治实现了变迁。
进而言之,在现代民主内部,其实也面临一个变革,就是一般所说的从资本主义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这类概念似乎太意识形态化了,可能我们现在的社科界很少用了。但是细细考察,实际也就是这样。所谓现代民主,其实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民主,正是通过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才得以实现。但我们也要知道,现代民主本身并不等于资本主义民主。现代民主一旦诞生之后,它自身是需要不断往前发展的。你不能以为仅仅是资本主义民主或者选举民主就等于民主了。它不等于民主。民主的概念,不是被它给垄断的。民主自身会不断往前发展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从资本主义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民主本身,它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的或者法律的这种形式方面的民主,它应该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涵。这个实质性的内涵是什么?就是人自身的发展,就是人作为政治社会生活的主体,自身的成长发展。这是真正的现代式的或者我们讲的启蒙式的政治观念,而这样一种民主观,也是指向未来的。这样一来,就可以使民主不再是一个僵化的固定的东西,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既定的永恒的秩序、永恒的千年王国这样一个东西来维护。民主是一个不断变革的东西,这样人类才可能不断往前发展。至少我理解的民主是如此,它能够指引人类往前进步。
最后,回到我们中国自身的民主探索。其实我们中国从近代以来就面临一个大的变革,就是从传统的君主政治向现代的共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晚清以来,或者最晚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走向共和,直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建立人民共和国,才有这样一个形式。当然,我们讲的人民共和国的形式,不意味着它已经成熟了,在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探索。但基本上,我们的指向是明确的,那就是一种叫做社会主义民主或者人民民主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和我们面对的所谓选举民主或自由主义民主,或者不管别的什么称呼,在形态上是很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之前苏联也搞过,但是我们知道它没有搞成,因为它最后沦为一种寡头官僚政治。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面对人民共和国的探索,需要我们面对中国人自身探索民主的经验。
4民主政治面临的三个关系
用规范的表述来讲,我们中国的民主发展道路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有机统一。我觉得这个有机统一,它涉及到民主政治或者说现代政治所面临的三个关系。
第一个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民主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理想。民主的理想要在现实中生存下来,要落地,需要一些制度的支撑,而在不同的条件下,制度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抽签自然是其中一种。王老师在书里有很具体的制度史的讨论。
再一个关系,是理性和意志。我们做政治哲学的,一般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永远会面对这两种因素。我们说的民主政治,首先是承认或者认可所有人的意志,同意人有这种自主决断的意志。但是政治生活不是仅仅靠意志,还需要理智或者理性。靠什么来实现?就西方文明深处的政治意识而言,回答主要就是靠精英,靠贵族,而人民都是愚蠢的,群氓而已。它根子里面的精英主义,实际上来自这种意识。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中怎么具备理性或者说是智慧?
第三个关系,就是精英和大众。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民主探索,跟西方民主是很不一样的,跟以前苏联做过的也是很不一样的。这主要就在于我们讲的,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尤其是群众路线,这是我们中国探索民主的经验中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当然,我们的探索,也包括协商民主。目前说来,中国民主主要有两种实现形式,一个就是协商民主,还有一个是选举民主,而协商民主是我们的民主探索经验中的一个更具有主体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讲的协商民主,又不同于西方讲的协商民主,王老师把它翻译为商议民主。西方人讲的协商民主,或者商议民主,仅仅停留在公民参与这一块。我们讲的协商民主,是放在我们的整个国家政权中,着眼于整个国家治理。它不仅表现在基层的公民协商层面,还表现在政党协商,还表现在政府协商,还表现在一般的社会协商,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这个经验其实需要我们中国学者自身好好总结,并继续开发。
我就简单谈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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