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法权是个什么东西？只要你睁开心眼，就在你身边
末那识
学以养识，以识统学。（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2019-04-22 23:54
按：此文非文，仅仅是一个摘录笔记。放到一起——仅仅是以罗列的形式就——足以展示标题之意。
资产阶级法权是个什么东西？只要你睁开心眼，就在你身边。
因此，不妨引用圣保罗，做一个更到位的道德判断：“从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活过。但诫命一来，罪即复苏，我却死了”（《罗马书》7:9-10）。知识产权的诫命来自一个复苏了罪恶累累的制度，名为资本主义——中国与全球。
官方说法（有时也上升到宪法的表述），知识产权立法是为了推动文艺与科学发展（著作权、专利等），光鲜一点，则还要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商标、商业秘密、反不正当竞争等）。但在现实世界，知识产权主要是用来做这件事的：“以财产形式使重要的抽象客体为私人所攫取”（德雷贺斯，页1）。如此，它就同现代资本主义息息相关，并为后者提供正当性，以抗衡与之竞争的社会经济制度。
2、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十期：“民主只能是多党制+竞选吗？”——“民有、民治、民享”下的中美民主比较
在2014年的时候，美国学术杂志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秋季号刊登了一个成果，是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学者进行的一项联合研究。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从1991年到2002年间，美国政府的1,800多项政策，几乎都是通过商业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来制定的，而普通公民对这些决策的影响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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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世纪末期，威尼斯共和国产生了完全由商人统治，完全基于金钱来分配政治权力的制度，这是金钱与权力的合体。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到了荷兰、英国、美国这些比威尼斯城邦规模更大的国家中，就不可能保持纯粹的状态。特别是19世纪大众政治的兴起，使赤裸裸的资本统治变成不可能。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制度魔术：以一种表面上看似开放的形式来满足人们对国家公共性的想像，基于一套游戏规则来分配政治权力（即所谓法治），而这套规则在设计上有利于资本。这就是美国式的“宪政”。从美国建国史和立宪史中，这一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革命的领导者、美国宪法的建立者都是有产阶级的代表。所以这种制度一旦稳定下来，不管中间发生什么样的进步，其制度本质上不是“中性”的，而是天然有利于资本。
资本不直接来掌握权力，而是通过制度留下的渠道间接地操纵政策，这就是政治多元主义的实质，自由民主制度的实质。因而，我称之为一种系统性腐败的制度。这个制度，从根子上就是要邀请金钱来加入政治游戏，政治活动也离不开金钱。如果认真地反腐，它就生存不下去，而且违背了建制的初衷。所以它就会不断地将腐败行为合法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利益集团政治和游说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对任何进步改革措施的反制能力。这套制度总是能将任何克制腐败的措施变成新的腐败，能将反对腐败的法律变成新的腐败行为的合法标签。
崇尚美国制度的人总喜欢拿上世纪60、70年代平权运动时期的大量改革措施来说事，那我就专挑这个最进步、最清廉的时期讲几个例子：
比如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进步措施就是国会中的自由派在1975年做出的大量改革。他们修改了一些程序，目的是推翻长期存在的国会巨头的垄断地位。其结果就是国会里出现了大量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及其主席在立法中的地位和权力大大上升，数量也急剧增多。表面看起来，国会更民主了。但事实是国会中权力的分散使国会变得比以往更容易受利益集团影响。很快就出现了利益集团与资深国会雇员和小组委员会主席之间广泛而复杂的政治同盟关系。这一变化一直影响到今天。
再比如，70年代很多人批评金钱政治，于是发动改革来制约金钱在选举中的影响。可是没有想到改革的结果是新型利益集团剧增，今天华盛顿的K街依然蚁聚着各利益集团的代表。1974年联邦选举法对捐款上限进行了规定，但是选举是离不开金钱的，于是候选人和政党借助于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来接受更大数额的捐款，而政治行动委员会给利益集团的影响提供了更方便的渠道。最初推动改革的是民主党，因为当时主要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所以共和党人反对。但是1974年立法之后，大公司迅速适应游戏规则（其实丝毫不奇怪，因为整个制度体系就是为他们而设置的），他们建立了更多的行动委员会，反而让当时的改革者们欲哭无泪。
另外，企业还发明了新方法来使用“软钱”——即利益集团向州和地方政党委员会提供的捐款，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大公司很快就在1978年推动联邦选举委员会裁决软钱可以合法地用于候选人。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在80年代末开始大量使用软钱，绕开了1978年法案的限制。
最关键的是，1974年法案出台之后两年，大资本集团在1976年就开始反攻，不断发起司法诉讼。最终，在2014年取得了胜利：联邦最高法院在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裁决，除对单一候选人的捐款上限外，其他捐款上限都被废除。其判决理由是限制金钱政治侵犯到了“言论自由”。连这样一个微小的反腐措施，最终也在资本力量的围攻之下夭折。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人们权利意识上升，促进了维权诉讼的发展，但是却使律师协会成了新兴利益集团，权势熏天，律师成了权利运动的最大受益者。随着制药业的发展，药品企业成了大利益集团，掌握了影响国家立法的杠杆，使药品服务于资本而不是人们的健康。就连大学体育赛事和学生运动员，校园餐饮，教室多媒体设备，甚至学术文献和论文都成了资本的游乐场，资本无孔不入，而且都形成利益集团来俘获立法和政策，最终使一切好的坏的法律和改革都朝着有利于金钱的方向发展。
马克思在准备撰写《哲学的贫困》之前, 即1846年年底, 在一封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大致地表述了他将要展开的对蒲鲁东的批评所要阐发的基本思想。该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很值得我们在今天的情势中重温：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 然而这并不是说, 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 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 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既得的生产力时, 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马克思在此说出的东西, 正是属于现实历史自身的辩证法：一个社会赖以取得其成果的社会交往形式, 并不是保存这个成果的形式。为了保存既得的成果, 这个社会就必须变革其取得成果的交往形式。今日之中国正面对着这样的辩证法, 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本文认为, 把这样的辩证法说出来, 是当下中国各门社会科学的共同任务。
结语
何谓“法权”？
不妨将其倒置理解即“权法”，明修“法”之栈道，暗度“权”之陈仓。
“权”即权力——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王德峰首创的概念），感性的力量；
“法”即权利，理性的论证，如黑格尔法哲学。
“权”到“法”的变天一跃，需要一个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用“意识形态”将感性的“权”偷天换日为理性的“法”。
所以，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感性的哲学，是一门关于“社会权力”的哲学，是philosophy of social power，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是典型的philosophy of right。
注：此论原创为王德峰。但涉及到转述之疏漏偏差，则文责在笔者。
那么，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产阶级将其已经攫取的社会权力（以金钱为媒介）通过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偷天换日为经过法的理性论证了的法权利。
只要资本还苟活一天，则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存在。
不要拿着共产主义来苛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面，只不过需要对其有一定制约——中山先生早就提过“节制资本”，不要让其太过于自我膨胀。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灭亡的其实是资本——一种人与人之间对抗性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感性力量。至于是否是共产主义，其实不重要，叫什么主义无所谓，只要是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对抗性的关系就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