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支援外医疗队

作者：熊展旗 先后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多哥、喀麦隆、法国、摩洛哥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法国使馆参赞、中国驻摩洛哥王国大使。

2011年，中国向外派遣医疗队进入了第48个年头。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曾同三支援非医疗队有过不寻常的接触，亲身见证了我们的白衣战士不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在艰苦的环境里尽职尽责，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发展中国家服务，为增进我国同受援国之间的友谊发挥了民间外交的独特作用。对我本人的成长锻炼而言，这种特殊经历也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我成了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的一员

1963年，我国向独立不久的阿尔及利亚派出了主要由湖北省医护人员组成的第一支医疗队，开创了向缺医少药的非洲“雪中送炭”的先河。党和国家对援外医疗工作十分重视，首批选派的队员中除武汉医生外，还有从上海、天津挑来的专家教授，可谓强将精兵。

文革期间对外关系变得敏感复杂，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特地嘱咐外交部为新一批援阿医疗队派名翻译。本人学的是法文，1964年底至1967年初在我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实习和工作过，加上年轻身体棒，27岁时遂被借调到卫生部，并于1968年底重返这个友好国家，和湖北省的医生护士们度过了为国争光的两年半时光。

当时中国医疗队除继续在撒哈拉大沙漠边缘的赛义达行医外，又增设了雷力赞、马斯卡拉两个点，队部设在地处西部山区的马斯卡拉市，离首都阿尔及尔600多公里。我的主要任务是当翻译、搞联络、教法语，有时也帮助出点主意，大部分时间住在队部，需要时随队长到各医疗点巡视。医疗队的同志戏称我为“翻译官”，穿上白大褂走在医院里时当地人叫我“DOCTEUR”（法文：大夫）。

• 作者（后4排左2）和部分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在一起。图源：《共和国外交往事》 

根据需要和应阿方要求，中国医疗队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针灸科一应俱全，还负责提供部分常用药物和医疗器械。医院住得满满的，门诊病人络绎不绝，前来扎针灸的更是挤得水泄不通，推迟下班、星期天得不到休息是常有的事。

队部中国医生的住所离医院不远，遇到急诊，不管吃饭睡觉时间，电话一响总是随叫随到，特别是外科、儿科和妇产科大夫，有时一个晚上得起来两三次，好几回我同他们一起忙到通宵达旦。人手吃紧时，我还上过手术台，帮忙吸吸痰、清理污物什么的。我们的医疗范围多在偏远地区，大夫们除在医院收治病人外，还定期到乡下巡回医疗。我就随他们上过山寨，进过帐篷。山路崎岖，崖陡弯急，有的医生护士晕车吐得不行，漱漱口照样看病发药。

乡下老百姓不太懂法语，我们的同志就自学阿拉伯土话，老人孩子听了含笑点头，连我这个专门学外文的人也自愧不如。记得，我们有位起初法语只会蹦单词的妇产科大夫遇到孕妇难产急需动手术，她要阿方护士叫家属快来签字，情急中将发音相近的“丈夫”说成“结婚”，护士半天也闹不明白为什么要“到这来结婚”，险些误事。此后，这位大夫痛下决心攻外语，很快适应了工作。

我自己也遇到过麻烦，特别是要将X光片报告和化验结果译成法文不是件易事，全靠查字典和请教当地护士，才勉强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阿方人员聪明好学，同中国医生相处久了都会一些简单的汉语，到后来甚至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相互沟通，配合得相当默契。为了提高阿方护理人员的水平，中国专家在有条件的医院办起了培训班，开始还需要我当场翻译，但凭着其英文功底和钻劲，不久就达到了基本能用法文讲课的程度，我也从旁学到了不少知识。

医疗队除了为当地人治病外，还为友好国家政要和外交人员服务。时任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曾来马斯卡拉接受针灸治疗，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驻阿大使、参赞也都到我医疗队驻地治过病。中国医生的医术和敬业精神在当地传为美谈，电台报纸对我医疗队的业绩，特别是对来自天津的中医大夫石学敏神奇的针灸功夫专门作过报道。

内科、外科主任，儿科大夫，口腔科医生也都颇有名气。医疗队所在的不大的城市因此名声远播，不少人从阿尔及尔驱车来看病。

我们同阿方相互尊重，关系融洽，友谊深厚。医疗队“十一”举行国庆招待会，地方领导、医院负责人都欣然应邀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省长、市长、县长宴请，都要拿出传统美食款待中国医生，那烤全羊的鲜美至今令我回味。

省卫生局长曾特意邀请并亲自陪同医疗队正副队长到风景如画的东部君士坦丁等地区参观游览，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医疗队长在一次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导致严重骨折，阿政府立即派军用直升飞机将他从出事地点送往医疗队所在的医院救治，地方官员不止一次登门慰问，这些我都在场。

我经常同医院的院长、总管打交道，对医疗队的合理要求院方总是尽量予以满足，本地护士、勤杂人员对我们也很亲切。马斯卡拉医院外科护士沙菲和妇产科助产士法蒂玛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翻译上碰到难题总能从她们那里得到耐心的帮助。

一位长期在小儿科服务的女工诚心请我们的儿科大夫和护士到简陋的家里吃农家饭，她的孩子们见到中国人高兴得又蹦又跳。一位商人为感谢医术高超的方祥忠医生为他治好了多年不愈的牙病，两次将大夫和我请去做客。阿拉伯妇女举办家庭舞会回避男宾，但热情邀请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

因此还出过意想不到的小插曲。有一回，我陪医生出席这样的舞会，只见到场的女士一个比一个穿得漂亮，同平时看到的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灰白形象完全是两回事，据说跳舞是她们展示华丽服饰的好机会。我头次面对面观看肚皮舞，脸上有点发热，便顺手抱起身旁的一个男孩放在膝上以掩窘相，不料小家伙将我两腿尿湿了一大片，出门时我只好用手遮遮掩掩，自嘲“土翻译出洋相”。

• 作者（后排左2）和阿尔及利亚医护人员合影。图源：《共和国外交往事》 

为了方便首都地区的人找中国医生看病，应阿政府要求，我们又在离阿尔及尔80公里的梅地亚设立了医疗点，我也随着队部的转移来到了这里。医院规模较大，交通也方便，为进一步发挥中国医生的作用提供了更好的用武之地。

医疗队的工作得到使馆领导的密切关注和及时指导，杨琪良大使和主管单位文化处的同志经常听取汇报，还多次到驻地看望大家。

顺便提及一件事：文革中有段时间我驻外使领馆几乎都是“和尚庙”，为避免节庆活动中方无夫人出席的尴尬，每逢重要招待会和宴请使馆少不得请女医生和护士前来助阵。她们将白大衣换成礼服，端庄大方，笑容可掬，为节日平添了温馨和喜庆。

在那个年代里，医疗队人员的津贴微乎其微，吃的是医院提供的食品，住的是集体宿舍，过的是单身生活，但大家乐观向上，团结协作，住地总是充满了轻松欢快的气氛，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下班后，我们一起学外语、唱歌、打乒乓球、下棋，得空也到野外散步、游玩。

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每月能接到来自祖国的信件，一阵嬉闹之后，宿舍会突然静下来，人人都猫在房间里品味亲人的柔情。翻看当年拍下的大摞照片，我仿佛又回到了同湖北医生护士们在遥远国度里度过的900多个日日夜夜，痴痴怀念那火热的激情和真诚的友谊。

援喀麦隆医疗队为我做手术

1978年至1982年，我在驻喀麦隆使馆工作，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环境，经常患病，特别是几次被热带疟疾击倒。

1979年的一天，突然发现柏油状黑便，继而大口呕起血来，被紧急送往我援喀医疗队，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重度溃疡，有穿孔的危险。该医疗队是山西省派出的，外科主任是太原有名的治疗消化道疾病的专家易培泰大夫。他看到保守治疗无望，当机立断，决定在局部麻醉下为我做胃大部切除手术。

我见过开胸剖肚的世面，轮到在自己身上动刀并不怎么紧张，手术中平静地听着医生和助手的对话，末了还请大夫将切下的胃让我瞧了一眼。魏宝善大使一直守在手术台旁，使馆和援喀工程技术人员四人当场献血，至今我仍忘不了当时毫不犹豫伸出胳膊的马志学和尹维江同志。手术很顺利，大家都说我运气不错，遇上了一位好专家。

热带地区卫生条件差，我在另一个国家就诊时曾领略过蚂蚁沿着输液管爬上爬下的奇景，当地护士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我们的大夫非常负责，术后为了防止极易发生的感染和尽快使我康复，内科经验丰富的霍同泰大夫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伤口拆线前几乎天天到我房间，输液打针都亲自动手，医疗队长和医生也经常来看望。

1973年，我在多哥工作时感染过肝炎，加上预防和治疗疟疾的药物用得过多，肝功能时好时坏，这次又失去了四分之三的胃，心情自然不佳。霍大夫不仅要考虑如何对我慎重用药，还要做思想工作，真是难为她了。我当时任使馆三等秘书，这位在太原参与省委领导保健工作的大姐开玩笑说，我是“科级干部，省级待遇”。由于医术精湛，护理周到，术后我不仅吃饭正常，腹部也看不出明显的疤痕。

• 中国援喀医疗队姆巴尔马尤医院分队全体队员来到华山国际喀麦隆埃博洛瓦宾馆工程的工地上，为40余名当地员工做义诊。

中国医生所在的姆巴尔马尤医院离雅温得不到60公里，使馆和我援喀工程队的人常去看病和查体，我也去过，但对具体情况了解不多。这次因动手术，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同医疗队的同志吃住在一起，得以有机会零距离观察、感受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医院不大，此前因缺少医生而形同诊所，中国医疗队到后开始热闹起来，第一次有了内、外、眼、牙、妇产和针灸等各科。床位满员、门诊排队，来看病的特别多，我们的医生工作超负荷。他们不嫌脏，不怕累，冒着感染疾病的风险抢救危重病人和新生儿。妇产科医生告诉我，当地妇女生孩子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婴儿出生不久就往身上一背，下地干活。有位产妇在家生产后胎盘下不来，竟将脐带缠在腿上步行来到医疗队。普通百姓生活之艰辛和保健设施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医疗队住的是两排平房，热带雨林气候使得杂草生命力极强，蚊虫无孔不入。从窗口往外望，可以见到苍蝇在烈日下飞来飞去，乌鸦围着垃圾桶跳上跳下，老鼠在墙根下悠闲走过。食堂小而陈旧，有些同志只好在走廊用餐，因伙食费用太少，饭菜单调得提不起胃口，管够的好像只有山西老陈醋。

听说还闹过一次笑话，为了既省钱又改善伙食，憨厚的厨师从雅温得购回一箱包装上画有狗头的宠物食品罐头，嚷着请大家“尝尝狗肉”。有人连看都不看就上前吃起来，有人说：“味道还不错，就是肉太碎。”待事情闹明白后，在一片哄笑声中谁都不承认自己吃过。

那时喀麦隆还没有电视，姆巴尔马尤地方不大，常见的一项娱乐活动是大人孩子围成一圈踩着鼓点跳舞，周末和节假日我们的医生会应邀出席，在欢笑声中度过少有的闲暇时光。

我跟大家混熟了，住院疗养的房间便一时成了聚会的场所。尽管队长关照不要影响病人休息，但晚上仍有大夫来找我聊天，听我讲讲新闻，说说故事。特别是勤奋好学的翻译小秦，见我法语医疗词汇懂得不少，缠着要拜我为“师”，我闲着没事，乐得在小同行面前“露一手”。我们经常用法语交谈，当我讲述在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看跳舞如何被小孩尿湿裤子时，她笑出了声。这位年轻翻译任满回国后，还曾用法文给我写过一封长长的感谢信。

在作为病号同大夫的相处中，我深深感到山西省对派遣医疗队的工作很重视，出来的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好医生。他们在太原的医疗设施和生活条件比黑非洲强得多，但从无怨言。我亲眼见到一位外科医生得恶性疟疾连日高烧不退，难受得在床上翻来复去，痛哭失声，刚好一点又投入了工作。我们的医生无论为喀麦隆人还是为自己的同胞看病，都同样认真细致，受到广泛好评。

当地官员告诉我，本国有些到法国学医的人学成以后嫌自己国家条件太差不愿回来，而中国医生却不远万里来到非洲吃苦受累，使他们非常感动。喀政府在困难的条件下，为医疗队顺利开展工作尽可能提供方便。院方人士和当地居民态度友好，我们的医生处处感受到黑人兄弟姐妹们的淳朴与情谊。

鉴于该国医生奇缺及我医疗队出色表现，喀麦隆政府又要求在北方增设医疗点，并不止一次提出希望中方再多派些医务人员。我在援喀麦隆医疗队动手术的事已过去几十余年，但那次既治疗疾病又净化灵魂的经历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里。

在摩洛哥驱车万里访“白衣”

2000年8月至2003年4月，我出使摩洛哥。上任前我已经从亚非司获悉，自1975年起我国就向摩洛哥派遣医疗队，而且是人数最多的一个，上海市的100多名白衣战士正在该国11所医院服务。

怀着对援外医疗队的特殊感情，行前我专门到卫生部了解情况，决心在更好地发挥医疗队的作用、促进中摩卫生领域的合作方面多下些功夫。

事有凑巧，当时这个庞大医疗队的总负责人沈阳生队长曾和我同在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当过翻译，我们早就认识。沈队长告诉我：援摩医疗队的特点是时间长、人员多、分布广、要求高。25年来，中国医生门诊约380万人次，收治住院病人超过33万。摩方提出，希望将医疗点从11个增至12个，队员从109人增至120人。我抵摩时，适逢当地政府官员夏季休假季节，一时难以递交国书，于是跟队长商定，先下去看望医疗队的同志。

医疗队的工作地点遍布摩洛哥全国，有的处在沿海，有的靠近沙漠，最远的离首都拉巴特870公里。我请老沈和我同乘一辆车，由当地司机拉着由近到远，顺路而进，一个点一个点地看去。医生们看到大使来了，都很热情，当我告诉他们我也当过医疗队员时，气氛更加活跃起来。

每到一地，我都要先查看住处，参观医院，然后同大家座谈，视情况谈谈自己的想法。根据中摩医疗协议，中国医生在摩洛哥两年一换，按工作性质和级别领取适当报酬，一年休假一次，摩方免费提供住所和必要的交通工具。

他们的宿舍大都干净整齐，基本上一人一间房，活动室里摆放着电视、VCD和各种书籍，饭菜虽不丰盛，但卫生可口。看得出，医务人员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同我多年前在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见到的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援摩医疗队的成员有些是“二进宫”，个别的甚至第三次来到摩洛哥，加上上海同志的精明，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及同院方的关系都相当不错。

我从中国的对外政策、援外方针和中摩友好合作关系的角度同他们讲一点大道理，更多的是结合自己在两个医疗队的经历谈做好工作的体会。他们觉得我讲的不是外行话，吃饭时争着给我夹菜，临别时要求合影留念。

我在一个月里先后走访了8个点，其余3个点也找机会补上了，有的还去过不止一次，累计行程上万里。医疗队长说，像我这样所有医疗点都跑到了，在历任大使中创下了纪录。

通过和医疗队的密切接触，我对加强和改进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做到了心中有数，也实现了我因医疗队情结希望有机会为他们办点实事的心愿。

上海市卫生局领导每年中秋节都要带着月饼到摩洛哥慰问医疗队，我总要见见他们。上海电视台摄制组到摩洛哥采访，我详细向他们介绍了医疗队的出色表现。设在拉巴特的医疗队总部，是医疗队员轮流来首都的集散地，我只要有空就过去看看，沈队长有时来使馆找我更是随到随见。平时我也想着他们，节假日、大型招待会总要请医疗队的代表来馆做客，有人来办事也要抽空聊聊，使馆的同志都争相把自己种的蔬菜、钓的大鱼送给医疗队的同志。

通过医疗队，我同摩卫生部秘书长等官员交上了朋友，也结识了一些地方官员。有件事我一直难以忘怀，那就是我驻西班牙使馆同志来摩洛哥旅游时在丹吉尔地区发生重大车祸，死伤数人，摩方全力抢救和协助处理后事，以最快的速度将重伤员送往拉巴特最好的医院，且分文不收，交通大臣还送来一个硕大的花篮表示慰问。这使我对“援助是互相的”这句话的含义有了更深的体会。

2002年初摩洛哥国王访华时，两国签订了包括卫生合作协议在内的七个协定，我借此机会促成随团的摩卫生大臣和上海卫生局领导会面，并陪同他参观了有名的瑞金医院，同摩洛哥在该院接受培训的人员见了面，卫生大臣对我派遣医疗队的宗旨和技术实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统计，截止2008年，45年中我国共向五大洲的69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累计2万多人次，治疗病人达2.6亿。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本身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向外特别是非洲派出一批又一批医疗队，体现了崇高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医疗队的同志在异国他乡救死扶伤，竭诚为受援国人民服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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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共和国外交往事》 

作者 | 熊展旗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