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重悖论》：也谈政治的合法性

       文前语：2021-10-06观察者网发表了《谈一谈政治合法性》一文，觉得写的不错，故在此也做一浅显的回应如下：

       这是难得的一篇不错的文章。不过，不是过来人大约是看不懂的。因为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但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两个说法都有道理：都是从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不同角度总结的说法。前者是对中国历史的概括说法（震旦是过去印度人对中国的叫法），后者则是对中国历史真伪记录的解读而已。

       如果从1945年算起，80年来的中国历史演化程度应该说是巨大的，也就是说从战与和，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世界各国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对这些演化过程，作者已经比较充分地做了表述，这里不再重复。但不管怎么说，这80年从战争到和平，从战时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从原始小农经济到国家工业化；从低水平生产力和简单劳动方式过渡到现代数字经济，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和人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其他国家与中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中国老一代人常说：“隔代如隔山”，就是表达了人的代际思维和认识有很大不同——“老生常谈”趋于失效。对于年轻人来说，老人之言不再是“有用的衷告”。客观事实也是如此：时代不同了，社会的普遍认知已经不在同一水平上了。

      回过头来再说政治。政治这东西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经济的上层建筑是政治”这句话人人都知道，没有经济，政治意识也就不存在——尤其是当前的7以美国为代表的单级世界时代，政治的说辞和干预的范畴更为广阔：

       1、经济体制的形成离不开政治的“规范”。比如经济学的“国际分工合作”从理论上，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但就经济最优化理论来讲当然有道理，但是当政治权力过度进行干预时，“国际分工合作”理论就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美国的政客坚持的“美国利益优先”无疑是最大最可恶的“经济伎俩”，奥地利学派对此颇有微词。也就是说，美国人可以在世界经济领域处处左右各国的经济关系。所以，托马斯·弗雷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告诫我们：“在全球化时期不是你要不要全球化而是你怎样在全球化中生存。”斯蒂克里茨来华访问时对此也表示强烈的不满。从海湾战争到中东石油，从科索沃轰炸到俄乌战争、从美国的长臂管辖到北约东扩、从法国的阿尔斯通被美国收购到日韩两国电子巨头被美国打压以及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背后无一没有经济霸王遏制的因素。

      所以，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上升到政治斗争——权力的作用。即使是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也不例外。

      2、政治有谎言，经济有量化。政治权利为了利益，“只顾当下的”统治主义思潮在欧美盛行恰恰佐证了林毅夫在其《新结构经济学》里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所遇到的阻力和风险就越大。”经济发展的终极是要产生效益的，这种经济利益最终是靠货币反映出来的，而美元的霸权地位在当今世界最赤裸裸，最直接的反应出来了：在货币化世界中，政治干预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政治的继续就是战争”的说法在世界近代史演化上比比皆是。

      3、经济的发展与科学和技术发展固然相关，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的工业革命为政治权利提供了物质条件。远的不说，一战和二战以来，先进国家发动的战争比比皆是。因为战争依托的就是经济实力，战争就意味着暴利——美国和前苏联在阿富汗都是如此，北约赤裸裸地对待塞尔维亚的行径当然也不例外。

      4、政治权利可以垄断和支配经济，政治权利产生的腐败也和经济关系相连。美国马里兰大学魏得安教授撰写的《双重悖论》（中信出版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阐述。魏德安认为，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腐败会侵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因此严重的腐败往往与低增长相伴相随，但是，中国现出了这样的“双重悖论”：一方面出现了腐败，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全球领先。他甚至认为：“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受住腐败加剧的考验而没有出现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国家，因而具有独特性。”魏德安把腐败大致分成两类：海盗式腐败和发展型腐败。前者指掠夺性腐败（如海地政权）和发展型腐败。简单地讲：掠夺性腐败指明火执仗的掠夺占有，而发展型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通过发展项目假公济私，据为己有。如果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演进，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行政事业的“经商办实体”，实际上为“发展型腐败”开了一个大口子——也就是说，“发展型腐败”借“摸着石头过河”说辞走向了规模化和“制度化”。一种新的“体制机制”护佑了“发展型腐败”的风生水起。魏德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他并没有解决这一理论难题：中国能否打破“双重悖论”，即中国能否既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又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参见：《爱思想》郑吉伟：中国经济如何跨出反腐“双重悖论”）。其中一个原因《双重悖论》有个解析海盗式腐败和发展性腐败的共同点都是“权利”使然，区别在于海盗式腐败不过是“捞干净了就走”，因在不断的发展过程，社会公共财富会不断的产生出来。由此，保持权力的持续存在必然会有更过跟大的利益收获。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中，腐败的路径大多是走“发展式腐败的的路径”。    

      5、关于文章《谈一谈政治合法性》一文涉及到的“朝令夕改”或者说“计划没有变化大”种类的问题，冯兴元先生认为属于“只顾当下的统治主义的经济思维”（中国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国83年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只顾当下的统治主义的经济思维”的确在继承领域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也就是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当时有个很时髦的口号就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至于这个“机遇”在哪里并不清楚。于是有“东方不亮西方亮”、全方位全面发展的口号。于是乎一是不看本地资源禀赋，而是不看市场生产链结构，唯独钟情大搞产业孵化区。当时山东有位地方领导提出这样的号召：“头班车没想坐，二班车没坐上，现在千方百计坐上末班车——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脱离实际，造成重点不突出，基础没打牢，所以“孵化器”的产业无法形成——东方西方都不亮。

       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初次尝试“融入‘世界大家庭’”，中国既没有西方工业革命的实践经验，也没有后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发展体系。就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典故——一切都是新鲜的场景。“摸着石头过河”是最恰当的比喻。所以，回过头来看，决策布局上，主观和客观都有错误，至少是经验不足。

     6、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样需要一个政治环境，这就是法治。从理论和实践上讲，后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法治已经比较完善，所以总的来讲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对中国来讲，“只顾当下的统治主义的经济思维”对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才是产生“发展型腐败”的重要原因：由盲目决策到“上届举债下届还账”，经济考核摊大饼。有点像拜登和特朗普的做法：发展项目自立门户——各搞各的。由此产生了通过立项和招标等等方式，权利和发展的交集演化形成了“发展型腐败”。尤其是“上届借债，下届还账”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只顾当下的统治主义的经济思维”有一个特征就是政治权利的自由裁量权随意扩大，甚至连基本的法律程序置之于不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7年某地政府《关于43家企业集中破产的规定》（济企改1997一号文）：一是文件没有按照国务院行政立法公文的规定抄报抄送，二是为了规避企业拖欠的职工工资和欠缴的社保、医保，而采用所谓“先走人后破产”的办法与国家的《企业破产法》规定不符。这样一个法规性文件也没有履行“市长发布令”予以公布。另一个就是城管完全不考虑夏季瓜果集中上市的情况对摊贩驱赶一刀切，而对市场周边的废品收购人占道堆放和分拣废品的现象“视而不见”，群众质疑时得到的答复却是“领导没要求”。 “一切为了政绩”，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行政共识”。这种情况在房地产也是常态——今天我们看到的房地产，无处不留下那个时期的阴影：积重难返。谁来负责历史的责任，没有人负责。

       对此魏德安在书中也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直接到生产企业，使贪腐没有很大的空间（主要是通过计划外或者调剂指标得到议价分配从而侵吞差价的条件）。因为国家计划外或者调剂指标数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贪腐度有限。后来随着整体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供需计划规模缩小，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项目由各级政府自行决定。由此，政府的招拍挂层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这样权利和经济活动的关联性空前达到相当的规模。这是发展型腐败”的外部条件。由于相当一段时间的政务公开不是很透明，法治在政治的雾霾下腐败也就由此而产生。

       早先的刘易斯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也分析了当下两种经济体制的优劣：一是计划体制下，如果政府确定的目标准确可行，资源和实施措施组织的有效，那么这个目标实现的速度和可能优于市场经济。反之，不良的后果也会非常严重——东欧的“布拉格之春”等一系列事变就是例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斯蒂克里茨访华前后提到的中国“一党制下发展模式”中的“机遇优势和后续风险同步存在”的评估和提醒。“斯蒂克里茨的提醒”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人引起了关注：回顾此后的20年左右我们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至今我们还是要警惕“发展性腐败”和“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发展型悖论”问题。

     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反思魏德安和斯蒂克里茨的分析和忠告，还是能够结合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科学冷静地看到中国未来的前景还是应该不错的。比如当今的AI技术，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国一直存在“忧虑”——尽管国人自己意识到中国目前的AI技术水平仅仅位于世界第二梯队的末端，差距还较大。但美国不是这样看问题：中国从事AI技术的人数至少超过美国4倍以上，而且AI技术涉及的领域和应用场景远大于当下任何一项技术发展的领域：中国能把“三个臭皮匠”的思路和潜在的技术诀窍“翻腾出来”对美国的威胁就太大了，也就是说，美国并不糊涂。至少美国已经感受到中国人的汽车智能驾驶和无人机集群飞控技术正在“威胁到美国利益”。

     我们确实要清醒的认识到人才流失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责备北大和清华就可以看清问题：至少我在国企38年的经历有这样一个总结：“只要听话的，无需能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