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峰医院火灾事故背后，是中国民营医院边缘化的悲剧根源

文 | 岛语

春天里的一把火，把社会办医又一次拱上热搜。

说又，因为养老、教育、医疗，如西西弗的三座大山，周而复始，话题不止。

长峰医院事件，引燃的不只是局部的住院部东楼，而更是一次对整个民营医院“大楼”的舆情火烤。

全国3.7万个医院，民营2.5万占了67%，如此大体量的一艘巨轮，往往焦虑的并不是海上起点风浪，而是驶过“深水区”时，藏匿其中的暗流涌动。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有一处细节颇耐人寻味。

有关社会办医的指导意见，被局限在康复和护理领域，并着重给出一句，“规范社会办医发展”。

从十八大的“鼓励社会办医”，到十九大的“支持社会办医”，再到二十大的“规范民营医院发展”，提法在变，逻辑也在跟着变。

民营医院有点“上火”，但想要开出这张“降火”的方子，似乎还有点难。

民营医院天生“七宗罪”？

大火之前，“长峰系”其实与诸多民营医疗机构一样，迎头撞上的是同一些问题。

财报数据，截至2022年上半年，长峰医院资产负债率71.6%，旗下控股子公司，17家处于亏损状态。

这不是个例，曾经国内最大的民营妇产专科医院集团和美医疗，近日也是被爆深陷停业危机，旗下北京百子湾和美，资金链疑似断裂，法人、被欠薪员工、缴费会员客户等，一起加入了这场维权混战。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显示，全国非公立医疗机构，2021年总计亏损1300亿元，平均每家亏损高达553万元。

近期的阿里资产拍卖网站，杭州大诚医院、宿迁市妇产医院、山西三针脑血管病医院等纷纷破产拍卖。2022年以来，多家A股上市公司，如新华医疗、国际医学、雅戈尔，也一直在借机抛售旗下医疗机构资产。

不完全统计，疫情以来，全国已有2000多家民营医院破产倒闭。

市场起伏可以有各种归因，公立医院近年也是遇到不少经营问题，但社会办医身上，始终还背负着另一些“原罪”。

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

虽然也常会出一些“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类医患纠葛，但总体来讲，公立医院的“人设”，更多时候是为社会兜底的国营“老师傅”； 而民营机构，形象上始终是“江湖上的生意人”，看人下菜、精于计算。

去年1月，东莞康华医院手术室年终庆典，现场悬挂的条幅——“虎虎生威迎新年，手术室里全是钱！”——就曾精确戳中了大众的情绪点，医院事后解释自己真正秉承的宗旨是“苍生为念·厚德载医”，更让网友评论为“又增加了几分喜剧效果”。

不管是曾经沸沸扬扬的“魏则西事件”，还是“莆田系”们层出不穷的各类新闻，都让社会办医的形象“光谱”，一直偏向“曹操白”。

相比有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立医院，社会办医在底层逻辑上，必须得追求盈利性，这就注定了“贝尔维尤”式的托底“庇护所”，只会诞生于“红脸”的公立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022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正好呼应了这种观念。

报告按照管理学里的“波士顿矩阵”，针对南京某三甲医院2018-2021年的数据，将41个科室进行了分类。

其中，明星科室11个，金牛科室10个，问题科室10个，瘦狗科室10个。像风湿免疫科、耳鼻喉头颈外科、全科医学科等典型的“瘦狗科室”，基本常年处于亏损状态。但是，由于公立医院的属性，这些科室也必须存在。

在这一点上，社会办医的市场驱动逻辑，可谓是没有包袱的“轻装上阵”。从早年“科室外包”的轻资产模式，到眼下“流量-获客-转化”的轻链路思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成了其被业界诟病的原因一种。

而对流量的渴求，也一直在反嗤自身。最近，抖音平台新的“禁酒令”也已经开启。

3月，抖音发布公告，对于虚假医疗故事、极端案例博流量等行为集中整治，早前也是更新了《抖音社区医疗公约》，规范了治疗科普内容的发布原则，民营医疗机构是本次主要“打击对象”。

诸多民营医院近况上的“爬坡过坎”，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与公立相比，两者在各个维度上几乎都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郝德明，曾将困境总结成了七大项： 资本投入时间过长、医疗资源储备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医疗质量落后、医保基金使用困难、重收益轻管理、社会存在偏见。

这“七宗罪”，可以说是，拳拳到肉，刀刀见血。

更为尴尬的是，就像市场竞争案例中，“老大老二掐架老三受了伤”的故事那样，本身大小公立医院之间的内卷局面，更是让社会办医的竞争难度，直接被调为了“Hard”模式。

卖光医院的宿迁，后悔了？

常在医患新闻事件里搅局的“拱火者”，曾经也是一位医疗水域里鲶鱼般的“盗火者”。

2000年，国务院发文《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地方医院率先实行“完全市场化”，继1984年广州第一家民营医院建立后，真正进入了一个更为制度化的新纪元。

彼时，在“垄断者”以外，社会办医成了一种颇具想象空间的新的解决方案。久未起涟漪的水域里，来了新的“弄潮儿”，算是激起了浪花朵朵。

麻醉科医师出身的江苏南通人方宜新，1992年弃医从商，创立了护肤品牌“东洋之花”，大获成功；因为敏锐地捕捉到了政策机会，2000年“杀了一个回马枪”，带着资本积累再次进入医疗行业，创办了南通瑞慈医院。

当时瑞慈的软硬件设备均领先于诸多公立医院，在行业内声量很大，按照媒体的说法，当年医院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就是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取经的卫生厅厅长。

2009年，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启动，民营医院数量开始激增；到了2015年，14518家的数字，让民营医院在绝对数量方面，首次超越了公立医院。政策加持之下，不少入局者，抓住了一波结构性机会。

但是，一种角度上的“大富翁”游戏，或许也是另一种角度上的“大逃杀”游戏。

在医改进程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城市，是宿迁样本。

早在2000年初，宿迁就放开了社会办医准入，给予其与公立医院同等的政策支持。但不同于渐进式试点思维，宿迁的步子被认为是迈得“很大、非常大、过于大”，全市133家公立医院，全部被置换为独资、合伙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办医主体。

这一“变卖家产”式改革，也让宿迁当年成为了全国独一档——唯一一个没有公立医院的地级市。直到2016年，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运营，才让公立医院再次回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曾经毫不避讳地直接喊话：“宿迁一个500多万人的城市，政府对医疗资源没有任何掌控力，那老百姓看病怎么办？靠什么来保障医疗？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手上没有公立医院，靠市场，能靠得住吗？”

在李玲看来，公立医院就是国家的第二支部队，军队是保卫国土安全，医院这支部队是保卫人民健康安全，不仅是救死扶伤，医院也是用来防范风险的。

事实上，近年有关医疗体系的“剧本走向”，确实在进一步靠拢“主旋律”。

国务院国资委等十三部门，此前联合印发了一份《支持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特别提出要加强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的统筹规划。

相比于以往国企办医更多是为了承担社会职能，专业化运营不足，这一次的发文，更针对性地支持以医疗健康产业为主业的国有企业，对医疗机构进行资源整合。

代表性的如通用技术集团，就是陆续接收了国家电网、航天工业、中石油、中国电建等剥离出来的国办医疗机构。国药集团、华润集团等也将是以此逻辑来推进，央企国企“国家队”将会更成建制地跑步进场。

种种迹象叠加，让社会办医变得更为微妙，如果只是走老路的“刻舟求剑”，那么，海上风浪是为小，陷入深海迷途是为大。

回炉淬火之后，还能再回来吗?

大城市虹吸，是个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话题，而在中国医院，虹吸效应，或许要更为强劲。

县往市跑，市往省跑，二三线往一线跑，中小医院往大型公立医院跑，普通诊室往明星诊室跑，求医的“鄙视链”非常清晰，这也导致看似充裕的医疗资源，在局部异常拥挤稀缺。

2018年开始，全国公立医院每年会组织一场“国考”，满分1000分，56个指标，拿数字说话，成绩不光是关乎荣誉，更与地方卫健委、政府部门政绩挂钩，直接影响财政拨款、医保份额与人事安排等。

不少地方中小医院院长用不同的语句表达过同一种意思， 那就是资源往往流向了不缺资源的地方。

公立医院之间的大内卷，让民营医院更显无所适从。一位民营医院院长曾讲到过“美国模式”，美国医生大体上和医院相对独立，以执业身份与医院合作，两者独立面向患者与保险公司，就像航空公司不属于机场。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医生资源的获取，也是痛点所在。

但这一点，只能作为故事谈资，完全没有借鉴的环境条件。美剧里的写意行医，离现实过于遥远；《白色巨塔》式的东亚内卷，或许要更为贴合。

社会办医其实也慢慢摸索出了一些路线，如从严肃医疗往消费医疗转，往专科化、高端化、差异化走，再或者往产业链的上下游去做纵深、专注于把一个环节打透，如通策医疗、爱尔眼科等细分领域上市公司，即便在疫情期间，也在保持增长。

根据《2023易凯资本中国健康产业白皮书》估算，中国健康产业的整体规模将从1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接近20万亿，新的叙事里，水大鱼大。

而对民营医院来说，“回炉淬火”未必是一件坏事，工艺里的先加热再冷却，对提升硬度和韧性，有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