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27)刘协登基-何氏覆灭
卢植抗辩
八月三十日,袁绍拒绝废立提议后,董卓又召集百官集会,正式商议废立。
在朝堂之上,董卓奋首而言:“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政。皇帝(刘辩)闇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刘协),何如?”
伊尹废太甲,霍光废刘贺,都是权臣废帝王的故事。
董卓见百官们都沉默不敢应对,又说:“昔霍光定策,(田)延年案剑。有敢阻大议,皆以军法从之!”
此时,唯有尚书卢植挺身而出,反驳道:“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刘贺)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刘辩)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董卓被顶撞的无言以对,气的宣布散会。
《资治通鉴》将“卢植抗辩”事列为次日(九月一日),与“废立之事”并为同一天,是采信袁纪的内容,《袁纪·卷25》略为:九月一日,卢植抗辩;“是日”,董卓废立。
而《献帝纪》(陈志《董卓传》裴注引)则是说:卢植抗议之后,九月一日,董卓废立。——以此反推,“卢植抗辩”必然为八月三十日,与“袁绍拒绝”之日相同。
范晔在《后汉书·董卓传》则采信《献帝纪》的时间,明确“卢植抗议”为八月三十日,“明日(九月一日)”,董卓废立。
于此,史料可信度比为2:2。本文则取信《献帝纪》,这作者刘艾毕竟是当事人之一,《献帝纪》作为第一手史料,时间标注不会有错。
接着再说说,董卓的话中提到的“伊尹废太甲”和“霍光废刘贺”这两件事。
伊尹是商朝开国重臣,辅佐成汤取得天下,后担任太甲(成汤之孙)的老师。太甲继位后,不守法纪,伊尹劝阻无效,就干脆联合其他大臣将其废黜,幽禁在桐宫。
伊尹摄政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才将王位重新还给太甲。
另按《竹书纪年》载“太甲刺杀伊尹夺权”事,本文不取。再者,此时《竹书纪年》尚未出土。
霍光则是西汉王朝时的权臣。汉昭帝刘弗陵驾崩时,霍光时任大将军,因为刘弗陵无子嗣继承帝位,便迎昌邑王刘贺登基为帝。
可是刘贺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又被霍光为首的群臣以品德、违法等问题废黜。
当时,霍光把群臣招来商议废立大事,群臣吓得无人敢应,大司农田延年(田延年为霍光故吏,死党)则离席上前,手按剑柄,说到:“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于是乎,大家都同意废黜刘贺。
伊尹和霍光的故事,与董卓时的废立情况不尽相同,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董卓咬定:刘辨也是和太甲、刘贺一样是品德低劣,不能胜任帝位之人。
董卓弄权也是照搬霍光的模式,并亲自出演两个角色(霍光与田延年),用武力吓阻群臣,甚是滑稽。
当年霍光与田延年合作,确实成功吓阻了群臣,当场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不至于场面出现混乱尴尬的局面;而东汉时的卢植不畏生死,挺身而出,一身正气!确实很了不起!
卢植反驳的理由也很到位,他坚持认为刘辨“富于春秋,行无失德”,并不能和太甲、刘贺相提并论。因为从根本上否定了董卓想效仿伊霍的行事理由,所以把董卓气的“罢座”。
《献帝纪》(陈志《董卓传》裴注引)及范书《卢植传》均说董卓执意想诛杀卢植,幸亏蔡邕和彭伯求情,董卓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范晔当是采信《献帝纪》的内容,《三国演义》也采用了这则史料,并设计剧情,先后安排了丁原、卢植、袁绍三人反对董卓。
范书《卢植传》作“彭伯”;《太平御览·卷219》引魏明帝《先贤传》:议郎彭伯群与卓亲,入为卓议曰。——如此,亦作“彭伯群”。
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巨大,迄今有很多人都以为董卓是在讨论废立的现场发飙要诛杀卢植。实际上“董卓欲杀卢植”和“蔡邕求情”并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至少有十多天的时间间隔。
因为按照范书《蔡邕传》及其文集都提到,此时蔡邕身在故乡(兗州陈留郡圉县),并不在京师,董卓征蔡邕进京都几经周折。也就是说,自董卓进京至废立才第四天,蔡邕根本来不及出现在朝堂之上。
范书《蔡邕传》: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蔡)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
刘协登基
虽然在董卓商讨废立时,遭到卢植反对而闹得不欢而散,但卢植位居尚书,毕竟位卑言轻,董卓(或及袁隗)稍稍动用权力就将其免官,赶出朝廷。
次日(九月一日),百官云集崇德前殿,董卓让尚书(姓名不详)在朝廷之上宣读废立策文(见陈志《董卓传》裴注引《献帝起居注》):
孝灵皇帝(刘宏)不究高宗(刘奭)眉寿之祚,早弃臣子。
皇帝承绍,海内侧望,而帝(刘辨)天姿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损辱神器,忝污宗庙。
皇太后(何氏)教无母仪,统政荒乱。永乐太后(董氏)暴崩,众论惑焉。三纲之道,天地之纪,而乃有阙,罪之大者。
陈留王(刘)协,圣德伟茂,规矩邈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居丧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声美称,天下所闻,宜承洪业,为万世统,可以承宗庙。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
——这策文不但把刘辨废了,还要追究何太后的罪责。
此情此景,何太后在朝堂之上哽咽流泪,满朝大臣都感到悲凉却再无人敢言。这时,尚书丁宫出来宣布废立仪式开始。
《袁纪·卷25》:是日,(董)卓胁太后与群臣废帝(刘辨)为弘农王,读策,太后流涕,群臣莫敢言。丁宫曰:“天祸汉室,丧乱弘多。昔祭仲废忽立突,《春秋》大其权。今大臣量宜为社稷计,诚合天人,请称万岁。”祭音zhài。
接着太傅袁隗上殿将刘辨扶下皇座,解下他身上的玉玺印绶交与刘协,再扶刘协上殿,宣布登基,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汉”。
同时,何太后被剥夺摄政权,由长乐宫迁入永安宫。
我们再来看看丁宫的发言,袁宏气愤难耐,在《后汉纪》中写评语痛骂丁宫不是人:
丁宫可谓非人矣!以为虽伊尹之事,犹将涕泣而从之,而况凌虐其君,而助赞其恶。夫仁义者,人心之所有也。浓薄不同,故有至与不至焉。当其至者,在君亲之难,若身首之相卫也;其不至者,犹有儿女之爱焉。无情于斯者,不得豫夫人伦矣。
这里很奇怪的是:董卓在废刘辨和何太后时,始终坚持以“伊尹、霍光”为先例,而丁宫却在奏辞中使用了“祭仲废忽立突”这个先例,袁宏著书时又忽视了这个举例,直接以“伊尹”为论据。
我就来说说“祭仲废忽立突”这个故事吧。
祭仲本名祭足(名足,字仲),是郑庄公(姬寤生)时重臣。郑庄公逝世后,祭仲辅佐姬忽(姬寤生长子)登基,是为郑昭公。
姬忽的弟弟姬突的母亲是宋国贵族雍氏,宋庄公(子冯)便将祭仲和姬突骗来绑架,胁迫祭仲回国拥立姬突登基,祭仲被迫答应了。
姬忽得知变故,就逃亡到卫国避难,姬突登基,是为郑厉公。
后来的故事就有点曲折了。(前697年)姬突嫌祭仲权高位重,想铲除他,不料事情败露,祭仲反客为主,姬突又被迫流亡。
祭仲又去卫国迎接姬忽登基复位。不料,(前695年)姬忽又被大臣高渠弥刺杀身亡。祭仲不敢再去迎姬突回国,就拥立姬子亹(姬突之弟,亹音wěi)登基。
次年(前694年),齐襄公(姜诸儿)在卫国召开盟会。姬子亹与姜诸儿年轻时结仇,祭仲则称病不去。高渠弥陪同姬子亹赴会,结果一同被杀。最终,祭仲又拥立姬婴(姬子亹之弟)登基。
关于祭仲这个人的评价,后世史家有认为他乱政导致郑国衰弱。所以,丁宫以“祭仲”为先例,恐怕是隐喻董卓乱政。
有人会质疑:丁宫不是说“昔祭仲废忽立突,《春秋》大其权。”吗?这不是说古人肯定祭仲的做法吗?
是这样的,当时的《春秋》有三个版本:
《公羊传》:据称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作,口授至西汉景帝(刘启)时,其玄孙公羊寿与胡母生、董仲舒所著。
《谷梁传》:据称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所作,也是口授至西汉时期才成书。
《左氏传》:据称为春秋时鲁人左丘明所作。
这三本书中,《公羊传》在“桓公十一年”这一节对“祭仲废忽立突”表示赞同,丁宫原话的依据也是于此。
而《谷梁传》对于这件事则对祭仲持批评态度:祭仲易其事,权在祭仲也。死君难,臣道也。今立恶而黜正,恶祭仲也——谷梁赤认为祭仲在强权威逼之下就乖乖就范,是丧失为臣之道的。
至于《左氏传》则没有对此评论。
所以说,丁宫以“祭仲”为先例的说辞,并不像是一个全力支持废立的态度,有拐着弯骂人的寓意。可惜袁宏著书时情绪激动,没有细细推敲“祭仲”背后的故事,就痛骂丁宫不是人了。
何氏覆灭
中平六年(189年)九月一日,这场废立变革,距离八月二十八日政变结束时才三天时间,董卓以一个未有功勋在身的外来将领,一跃成为三公之一(司空),然后左右朝政,顺利完成废立大事。
在这期间,董卓若没有太傅袁隗的相助,光靠三千士兵就能威慑并吞并上万雒阳朝廷军队,这种“政治奇迹”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吧?
如我所推测,最靠谱的解释是:政变结束之后,汝南袁氏众望所归,太傅袁隗意欲全盘铲除何氏集团,所以笼络故吏董卓,假以兵权,顺利完成废立大事。
九月三日,董卓命人用毒酒将失势的何太后毒死(或许这是何氏毒杀王美人的报应)。董卓让刘协到奉常亭(雒阳城内亭名)表示哀悼,公卿大臣均穿白衣参加朝会,并不举办丧礼。
范书《献帝纪》:(中平六年九月)丙子(3日),董卓杀皇太后何氏。范书《皇后纪》:董卓又议太后(何氏)踧迫永乐宫(董氏),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乃迁于永安宫,因进酖,弒而崩。在位十年。
直到十月三日,何太后才下葬,与灵帝合葬于文陵(后改称文昭陵)。董卓还趁合葬的时候,命人拿取文陵中的陪葬宝物。
同时,董卓又将舞阳君杀害,甚至还把入土没多久的何苗尸体挖出来肢解,再扔掉。何氏集团在朝廷中被铲除的干干净净,连死人都没放过!
范书《皇后纪下》含糊其辞:“舞阳君亦为乱兵所杀”,似乎是说舞阳君死于政变之时,因为只有政变时才有“乱兵”嘛!但范晔在《何进传》又明确说是董卓杀的[2]。
范书《何进传》:董卓遂废帝(刘辩),又迫杀(何)太后,杀舞阳君,何氏遂亡,而汉室亦自此败乱。
按《何进传》原文顺序,我们知道,“废帝”和“杀何太后”都是在九月,舞阳君又死在何太后之后,那说明她也是死在九月之时或之后,并非死在“八月政变”之时。
再看《英雄记》(陈志《董卓传》裴注引):
(董)卓欲震威,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挝杀之,京师震动。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又收苗母舞阳君杀之,弃尸于苑枳落中,不复收敛。
王粲作为同时代的人,不但详细记载了董卓的暴行,也印证了舞阳君应是死在“八月政变”之后。
裴松之将这段引文放在董卓任相国(十一月一日)之后,似乎说明:“扰龙宗之死”、“掘何苗墓”、“舞阳君之死”这三件事都应该是此时之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献帝(刘协)入许之后,以曹操及袁绍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政治清算,当时有功的(死于董卓之乱、李郭之乱及陪同刘协东归者)封侯,有罪的(与董卓、李傕、郭汜凉州集团有亲密交集者)诛杀。从史书上分析,何氏集团中只有何进是被当做有功之臣。
如在范书《袁绍传》中,袁绍在奏章里写道:故大将军何进忠国疾乱,义心赫怒。可见刘协在许都主政时,何进的历史定位是忠臣。也因此,何氏家族的血脉只有何晏(何进之孙)这一支保留了下来。
曹丕作《典论》时,对何氏家族覆灭也有见解。曹丕说吴匡、张璋二人有宠于何进,而何苗厌恶此二人,于是吴、张二人诋毁何苗而称颂何进,何进就将此二人纳为心腹。因此,何进遇害之后,吴、张二人乘势攻杀何苗,最终使何氏覆灭。
《全三国文·卷8》引《典论·奸谗》:中平之初,大将军何进,弟车骑苗,并开府。近士吴匡、张璋各以异端有宠于进,而苗恶其为人。匡、璋毁苗而称进,进闻而嘉之,以为一于己。
《袁纪▪卷25》载吴、张二人的动机为:(吴匡)恐为(何)苗所害;范晔作《后汉书·何进传》时不取,改写为:吴匡等素怨(何)苗不与(何)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其实这三条理由都能从史书上找到对应的史料,因此,都是可取的。
曹丕的见解倒是奇怪,他责怪吴、张二人不对何苗忠心,写道:
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爱其人者,及其屋乌”,况乎骨肉之间哉!而(何)进独何嘉焉?
《英雄记》(陈志《董卓传》裴注引)和《五行志二》都提到何苗本姓朱,因此,何进与何苗没有血缘关系,他们顶多是宗法上的“兄弟”而已。
曹丕自己对同父母的兄弟曹植都心存芥蒂,却责难宗法上的何氏“兄弟”不能同心,真是“严于律人,宽于待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