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大道”，“国难”所造，和服赏樱，实难言妙

来源：微信公众号“临时账号2019”

作者：武汉大学教师 吴骁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武汉大学读研时，曾经搜集了大量资料，编写出了一篇题为《武大樱花史略》（后来的修订版更名为《武汉大学樱花史略》）的文章，对武大樱花的种植、观赏与文化史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十几年里，这篇文章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凡是对武大樱花的历史比较感兴趣的人士，大概多数都看过此文（或者后来的修订版）。

不过，随着我对樱花及武大樱花的了解逐渐深入，我也慢慢发现这篇旧文中还是有少数不够准确、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好在我这个人一直都很虚心，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会向专业人士求教、学习，一旦发现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认知存在错误或者偏差，就会尽快予以修正。在樱花这个问题上，我先后请教过的专业人士，主要有研究武大樱花长达60年之久的、已故的“樱花教授”萧翊华先生，武汉大学园林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专门从事植物学研究的若干专业学者，因此，我相信我的这些信息源基本上是比较可靠的。

“樱花教授”——萧翊华（1927－2007）

2016年的樱花季，武汉有家企业在日本东京街头打出了一个“Tokyo看到冇？武汉，世界樱花之乡，欢迎来武大赏樱！”的广告，当时，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就用最快的速度写了一篇题为《商贾不知亡国恨，跨海乱炫彼国花——从“武汉，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说起》的文章，对这则广告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文章发出来之后，其传播范围和社会反响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支持与反对我的声音都不少。但直到这场讨论结束一年之后，我才重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又在2017年的樱花季写了一篇将近3万字的题为《在武汉大学赏日本樱花，内心就应该“装着国耻”——关于樱花、武汉樱花、武汉大学樱花的若干客观史实与主观感想》的回应文章，不过，我并没有急着将其发表，而是暂时搁置起来，以备将来之用。直到现在，看过我这篇文章的人仍为数极少。

最近，因为武汉大学的保安阻拦两位游客穿“和服”入校赏樱发生肢体冲突的一个小小的风波，又引发了全社会对于此事的热烈讨论，其中自然免不了会谈及武大樱花的历史乃至樱花的起源问题，而对这些基本史实的认知显然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每个人对武大樱花的基本观点与立场，并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很多相关的具体问题的具体看法。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完全应该见仁见智，乃至百家争鸣，然而，所有的主观看法，都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事实基础之上，一旦背离了客观事实，那就是毫无价值的空谈了，除了蒙蔽、误导自己和他人之外，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不要说广大社会公众，就连武汉大学的大多数师生校友直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些问题完全搞清楚，仍然存在着大量与客观史实完全背道而驰的错误认知。有鉴于此，在我那篇3万字长文最终面世之前，我完全可以先发个“简版”，将与武大樱花有关的一些基本史实问题集中澄清一下，希望能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历史认知，重新树立正确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借此机会表达一下我对一些相关问题的个人看法，文中如有失实的地方，敬请各方面的专业人士予以斧正。

01 樱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吗？

由于日本学者撰写的学术专著《樱大鉴》曾明确提及樱花起源于喜马拉雅地区，于是便有不少中国人以此为据，进而认为樱花起源于中国，后来又从中国传入日本，甚至还有人进一步推断此事发生在盛唐时期。在过去，我也相信过这种说法，然而，在认真阅读了一些植物学专业人士撰写的科普文章之后，我才明白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樱花起源于喜马拉雅地区，至今仍只是一种科学假说，尚未被完全证实，更重要的是，这一假说所描述的樱花起源与扩展的过程是发生在距今几百万到几千万年前的渐新世和中新世，那时候地球上连人类都还不存在，更无所谓国别之分。即使我们以今天的“国界”来衡量，喜马拉雅山脉也不是全部都在我国境内，如果我们仅仅因为野生樱花“有可能”起源于位于中国边境地带的喜马拉雅山，就简单地将其认定为起源于中国，那么，同样拥有喜马拉雅山脉一部分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这几个邻国，岂不是全都有资格声称樱花起源于本国，然后又从本国传播、扩散到全世界的？

其次，现有的生物地理学研究已经可以确认，当4万年前东亚地区终于出现智人的踪迹时，今天的日本列岛上早就已经拥有至少9个种的野生樱花了，请问，在这个时候，地球上有“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吗？换句话说，“日本”从成为一个国家开始，其境内就已经拥有大量樱花了，根本就无须一直等到中国唐代时才得以“传入”。

再次，日本人在过去1000多年的时间里在各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所培育出的数百种供观赏用的“栽培樱花”，绝大多数都源自大岛樱、霞樱、山樱花、大叶早樱（日本名“江户彼岸樱”）和钟花樱桃（日本名“寒绯樱”）这5个野生种，其中前4种在日本本土都有野生生长，而作为栽培樱花育种核心种和“灵魂”的大岛樱甚至还是日本所独有的，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野生分布。

其中，在一般人印象中最为常见、极具观赏性的那种五枚单瓣、花色粉白的樱花，正是1854年前后在日本江户（1868年改名为东京）的染井村由“大岛樱”和“大叶早樱”（“江户彼岸樱”）杂交培育而成的“染井吉野”（又名“日本樱花”、“东京樱花”或“江户樱花”）。如今，在全日本栽种的所有樱花中，“染井吉野”大约占到了80％，以致于这一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栽培樱花品种几乎成了“樱花”的代称，就连《中国植物志》新修订的名称中的“樱花”一词，都是用来专指“日本樱花”。因此，当日本人所培育出来的大量栽培樱花品种在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时，并非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而完全是一种“舶来品”。

图片来源：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78819391749559

刘夙：《别抢了，樱花真的是日本的》（2017年2月24日）

综上所述，事实再清楚不过了——所谓“樱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这种说法既无史料证据，亦无科学根据，完全就是主观臆测，以讹传讹，恰恰相反的是，当今中国各地广泛种植的以“染井吉野”为主要代表的多种“栽培樱花”，毫无疑问是从其原产地日本传到中国的，尽管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不少诗句曾提及“樱”乃至“樱花”，但其所指不过是中国各地的“野生樱花”或者樱桃所开之花，与我们当前在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樱花”根本就不是同一样东西。因此，樱花起源中国论及其由中国传入日本的错误观点都可以休矣！

02 武大校园现存樱花与侵华日军毫无关系吗？

​关于武大樱花的历史由来，笔者曾经见过很多种说法，近几年来，笔者注意到，在武汉大学的部分师生校友中，关于这一问题，出现了一股越来越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在昧于基本史实甚至是有意篡改史实的基础上，试图竭力去除武大樱花历史渊源中的“国耻”印记，比较典型的表述大致是这样的——侵华日军当年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那些日本樱花，到了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全部死绝，武大现今的樱花全都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由日本政府或友人所赠（特别是经周恩来总理转赠），或者是由武大的园林工人自己栽种，与当年的侵华日军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简而言之，“侵略之樱已谢，友好之樱常开”。

这种说法当然足以令广大“爱国”、“爱校”人士们感到无比欣慰，如释重负，然后理直气壮、扬眉吐气地公然宣称武大的樱花与“国耻”毫无关系，而完全是中日友好的产物以及武大园林工人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但遗憾的是，任何一种瞎编乱造、与客观史实完全不符的错误说法，都必定是漏洞百出，稍加推敲与细究，便无法自圆其说了。对于这种荒谬的观点，笔者只需简单地追问几句，便可将其轻易推翻——

假如侵华日军1939年在武大校园里（具体而言，就是今天的“樱花大道”旁）种下的“日本樱花”（染井吉野）早在50年代就已经全部死光了，那么，60年代的武大师生在校园“樱花大道”上所观赏的那些樱花又是从哪里来的？

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1890－1966）在校园樱花道上留影

1962年春，武汉大学学生在樱花道上欢歌漫步

1973年3月，有关部门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日本晚樱”（为野生“山樱花”经人工培育后的一个变种，原产于日本）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

（说到半山庐，借此机会随手再辟个谣——其实半山庐根本就不是蒋介石的旧居，蒋当年在武大住过的房子名叫听松庐，早在抗战期间便已被侵华日军拆毁，但是后来有人把这两个房子弄混了，就错误地将半山庐当成蒋介石旧居了）

——请问，这些粉红色重瓣的“日本晚樱”跟“樱花大道”上的那些由侵华日军种下的五枚白色单瓣的“日本樱花”有什么关系？

周恩来总理1973年转赠给武汉大学的“日本晚樱”（Cerasus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 (Carri.) Makino）（何瑞 摄），植于半山庐前，与武大校园内占据主流的“日本樱花”（又名“东京樱花”、“江户樱花”或“染井吉野”(Somei-Yoshino)，其拉丁学名为Cerasus yedoensis (Matsum.) Yu et Li）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武大师生对此均不甚了解

1983年1月，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大叶早樱”（又名“丝樱”、“垂彼岸樱”、“八重樱”等，原产于日本）树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三舍旁以及樱园南坡绿地中（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情人坡”），1986年开花。

——请问，这些粉红色或淡红色的“垂枝大叶早樱”跟“樱花大道”上的那些由侵华日军种下的五枚白色单瓣的“日本樱花”有什么关系？

1989年春，武汉大学从武汉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了原产于我国云南的“红花高盆樱桃”树16株，栽植在校医院旁。

——请问，这些鲜红、重瓣、接近圆形的“红花高盆樱桃”所开之花跟“樱花大道”上的那些由侵华日军种下的五枚白色单瓣的“日本樱花”有什么关系？

说白了，20世纪70－80年代由日本政府和友人赠送给武大的那两批樱花，其实都不是“日本樱花”（染井吉野），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日本晚樱”和“垂枝大叶早樱”全都视为和平与友好的象征，但问题是，这些“友谊使者”与同时存在于“樱花大道”上的那些“日本樱花”，不论是花种还是来源，完全八竿子都打不着啊！我们能随随便便地把后者也偷梁换柱地悄悄纳入到前者的行列中去吗？！

笔者十几年前在写作《武大樱花史略》初稿时，也曾经采信过这样一种说法——“由于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1939年由日本人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50年代更新时已基本死绝”，但后来在进一步请教了有关专业人士之后，才发现上述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樱花树的寿命“一般只有二三十年”固然不假，不过，武大校园内的樱花树，在学校园林部门的精心护理下，其寿命一般都可以达到50年左右；侵华日军1939年在武大校园种下的那批樱花树到了50年代的确有一部分已经老朽或者坏死，但远远不是全部，当时学校采取的措施就是采取枝条嫁接的方式为那些即将寿终正寝的老树繁衍下一代，这种做法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此外，据萧翊华教授生前向笔者透露，侵华日军当年种下的最早的那批樱花树，其最后一株是在1997年死去的。于是，在笔者2011年发布的该文修订版中，已经对上述不够准确的地方进行了修正。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5月，曾在武汉沦陷期间亲身见证侵华日军在武大校园种下最早一批日本樱花树的汤商皓校友，在时隔数十年之后，终于重返母校参观，后来，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将自己当时在母校见到的那些樱花树称为“敌酋所植之樱木”，也就是说，不管他所见到的每一株具体的樱花树到底是1939年那批樱花树的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在这位历史亲历者看来，它们仍然统统都是昔日“敌酋”所留下的历史遗物。

1934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的汤商皓校友

总而言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武汉大学校园内所有的“日本樱花”（染井吉野）事实上都只有一个来源——1939年由侵华日军从本国运来的树种，而不可能还有任何其他来源，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基本事实。

到了1992年，有一位名叫砂田寿夫的侵华日军老兵，为了向曾在其战败被俘后对其“以德报怨”、宽厚相待的中国人民“谢恩”（当然也是“谢罪”），同时也为了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特意向武汉大学赠送了200株树苗（其中大部分为“日本樱花”），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过去有一种说法称：“现今武大校园各处的樱花树苗，除武大园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来自于此。”

笔者以前也曾采信过这一说法，然而，2015年，当笔者向武汉大学园林部门负责人请教这一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批樱花树苗的成活率并不高，长势也不好，其品质完全比不上“樱花大道”上的那些樱花树，也就没法在校园内进行大规模的推广种植，因此，当年的侵华日军在“樱花大道”上种下的第一批樱花树，仍然并且始终都是武大校园内各处新植的樱花树的主要育种基础与来源。

经过专业人士的这番修正，笔者此后所写的所有关于武大樱花的文字便都采用了上述说法，而且还在2016年的时候得到了这位负责人老师本人的公开证实与认可，当时，他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武大校园里，日军侵华时期的樱花已经没有了，但是后来园林工以其为母本嫁接繁殖，形成了现在白如霜雪、灿若云霞的规模。‘吴骁文章中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武大樱花大多是当时的后代，还是比较客观的。’”

根据上述基本史实，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武汉大学校园内现存的1000多株樱花树，只有极少数（包括“日本晚樱”、“垂枝大叶早樱”及少量“日本樱花”）来源于日本政府或友人的馈赠，另有极少数（来自云南的“红花高盆樱桃”与近年引进的“福建樱花”）为本国所产，其余占据最大比例的绝大多数“日本樱花”均为1939年侵华日军所种樱花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侵华日军当年在武大种下的第一代樱花树确实已在上世纪末死亡殆尽，然而，它们的“子孙后代”仍然在武大校园内不断繁衍壮大。

如果我们对这一基本事实完全视而不见，仅仅只是片面强调侵略者当年所留下的最早一批樱花树已经死光了，却完全绝口不提它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都在第一代的基础上继续繁衍生息，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与历史传承一刀斩断，如此，自然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所谓的“侵略之樱已谢，友好之樱常开”的“假象”与“错觉”，武大樱花的历史由来，大抵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被一部分武大师生校友有意无意、自欺欺人地歪曲和篡改得面目全非的。

如今，很多武大师生校友总是强调武大现存的樱花树都是由学校的园林工人自行栽种、培育的，这话固然也不能算错，然而，凡事皆有前因后果，那么多的日本樱花树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出现在武大的校园中的，在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地区辟山建校之时，学校在狮子山学生宿舍前的小路旁种下的可是桃树、李树和银杏树（其寓意显而易见），试问如果没有日寇侵华，校园沦陷，这条路怎么可能会变成一条“樱花大道”？！

说白了，今天的武汉大学最具代表性的这条景观大道，实际上最早就是由当年的侵华日军所一手打造，并一直延续至今的，一言以蔽之——没有侵华日军，何来“樱花大道”？！（还有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樱园”、“樱顶”等常用地名）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怎么能说二者毫无关系呢？所有那些在武大樱花问题上随意歪曲和篡改基本史实的人，你们有资格厚着脸皮去批评和谴责极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可耻行径吗？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宿舍

03 在武大校园穿和服赏樱真的合适吗？

当然，无论如何，侵华日军当年在武大校园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确确实实已经全部不复存在了。对此，有些武大师生校友大概会长舒一口气——既然这些“侵略之樱”已经死光了，那么，本校校园里剩下的其他那些樱花树也就与“国耻”无关了，终于可以彻底甩掉这个历史包袱，轻松惬意地享受后来的日本友人与周恩来总理的馈赠了，哪怕是穿着日本的和服在校园里赏樱，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的确，历史总是在不断逝去，任何人都是活在“当下”的，但是，历史与现实之间，永远都不可能是毫无关联的，只要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有记载，有记忆，历史就会以各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现实，启迪当下，烛照未来。

当年曾见证了武汉大学校园沦于侵华日军之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固然是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寇侵占了武大校园、并且在这里种下了本国“国花”的这段历史没有发生过，或者就应该被世人所淡忘（更不用说这批樱花树的第二代、第三代还在校园里越种越多！），我们试想一下，在不久的将来，那些亲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或者“慰安妇”之类惨痛历史的幸存者和见证者也将逐渐逝去，那我们能不能以“死无对证”为由来否认并且慢慢淡忘这段历史呢？

再回到武大樱花本身，周恩来总理在1973年转赠给武大的那批“日本晚樱”，由于年龄原因，如今也已经所剩无几，再过若干年，当这批樱花也全部死亡殆尽，那武大的樱花是不是跟周恩来也毫无关系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某些人看来，侵华日军早年所种的“罪恶之樱”死光了就是死光了，不管它们有没有后代留在武大，反正已经跟“国耻”没有关系了，至于周恩来总理转赠的那些“友谊之花”，即使“已经寿终正寝，但是‘友谊之花二代’以及日本友人们后来陆续赠送的樱花树仍在每年的3月中下旬至4月上旬绚烂开放”——百度百科“湖北武汉大学樱花大道”词条就是这么说的。

同样是只有几十年树龄的樱花树，由侵华日军带来的就唯恐避之不及，甚至极力撇清关系，跟周恩来总理有关的那就要一路攀附到底，永沐圣泽，这种心态和做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对此，笔者只想说，我们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这么“功利”、这么“势利眼”、这么“双重标准”啊！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武汉大学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本校在抗战期间西迁四川乐山办学80周年的活动。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抗战、西迁（流亡）、乐山、沦陷、樱花、复员，这几个关键词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我们大可想象一下，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某一天，当日本侵略者种下的“国花”在他们所侵占的武汉大学校园里首次绽放的时候，当时的武汉大学在什么地方？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又在干什么？

答案很简单——此时此刻，他们正在离自己的美丽校园两千公里之遥的抗战大后方受苦！特别是当时的贫苦学生们，他们吃的是掺有砂子、稗子、谷壳、草粒、树叶、碎石、玻璃碴、虫子甚至老鼠屎的所谓“八宝饭”，穿的是打了一道又一道补丁、甚至是由破旧的被子或毯子拆改成的衣服，住的是破败、狭小、黑暗的鸽子笼似的宿舍，由于贫病交加，缺医少药，还不得不三天两头地含着热泪将自己身边的那些不幸英年早逝的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送进“第八宿舍”（即武大公墓，因当时全校的学生宿舍最多时共有七处）……

而此时的武昌珞珈山，又是一幅怎样的光景？一方面，侵华日军野蛮地破坏甚至拆毁我们的校舍，大肆劫夺各种校具，任意杀害留校工友，关押和折磨抗日志士……另一方面，则是樱花烂漫，和服缤纷，莺歌燕舞，趾高气扬，侵略者的思乡之情在这大好春光中得到了极大的抚慰。这就是在同一时空中并存了很长时间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场景，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武汉大学的历史，就不能不将这两个场景以及上述几个关键词紧密地联系起来。

国立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路线图及侵华日军对武汉大学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抗战期间，两名身穿和服的日本女子与一群日本军人在沦陷后的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门前合影，这一带区域如今被武大师生称为“樱顶”，事实上，如果武汉大学校园当年没有陷入侵华日军之手，今天的校园内也不大可能会有任何以“樱”来命名的地名

80多年过去了，既然我们武汉大学直到现在还对“乐山时期”的那段苦难而辉煌的历史念念不忘，还要在新的时代里将伟大的武汉大学“乐山精神”继续发扬光大，那么，我们又怎可轻易忘却校园里的日本樱花所承载的那段理应永远铭刻在心的国耻校恨，怎可任由少数历史观极不端正（尤其是虚荣心过重、但同时羞耻感又不足）的师生校友胡乱歪曲和篡改这段历史？否则，岂不是自相矛盾、高度“精分”？

70多年前，当在抗战中颠沛流离、历尽苦难的武大师生们终于重返珞珈故园时，看到侵略者遗留下来的敌国“国花”，不少人心里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将其连根拔除，但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除了因为这些樱花在客观上确实具有较大的观赏与科研价值之外，它们同时也是对后世一代又一代的珞珈学人进行“国耻教育”的良好素材。然而，这些珞珈的先辈们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如今的武大师生，竟然有那么多人总是想方设法、前赴后继地试图为当年的侵略者强加给我们校园的这批花卉去除掉“国耻”的印记，为此甚至不惜篡改历史，广传谬论，他们若是泉下有知，会不会生出一番“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与痛惜之情？

以上两张照片约摄于1947年春或1948年春，为目前所能找到的武汉大学校园日本樱花最早的照片

当然，凡事有黑就有白，有人淡漠、无视、遗忘、甚至任意涂抹和亵渎历史，就会有人正视、敬畏、尊重和牢记历史，而且还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同其他国人对历史的健忘进行不懈的斗争。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一部分武大师生校友，他们固然也能用自己正常的双眼真切地欣赏到“樱花何其美，和服何其艳”，但更能用一颗最诚挚的爱国、爱校之心感受到这份美丽背后的“国耻何其痛”！正因如此，他们才会经久不息地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既不因牢记国耻之痛而否认侵略者所留下的樱花之美，更不因欣赏樱花之美而忽略乃至逐渐遗忘其所象征之耻，既表达了拳拳赤子之心，同时又不失客观与理性，这是一种多么可贵和可取的态度与立场！

但令人遗憾的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的清高感，就连“樱花虽美，国耻勿忘”这么一个既理性又平和的口号在他们看来都是过于“偏激”、甚至还要冷嘲热讽一番的，这样的心态和言论，未免就极其过分，同时也甚为可鄙了。

比如有人说：“也一定没有人会喜欢，当他们赏樱的时候，忽然有人来告诉他：喔，这是日本侵略军种下的，你要铭记国耻——这得有多倒胃口。”对于这样的言论，笔者只想说，当一位来武大赏樱的游客遇上“这是日本侵略军种下的”这种纯粹只是平实叙述基本史实的武大樱花背景知识宣传，以及像“铭记国耻”这般温和的来自自己同胞的善意提议与共勉之辞的时候，都要用“这得有多倒胃口”的夸张语言进行本能的排斥与抗拒，这样的态度才真的是让人大倒胃口。既然如此，那何必要来武大赏樱呢？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如果在武大赏樱时“不幸”发现这所大学居然将“武汉大学的樱花主要来自日本……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这么“倒胃口”的话永久性地铭刻在了樱园的景观石上，那岂不是要狂吐不止了？

武汉大学“樱园石”及其铭文

近日，著名“打假”专家方舟子先生翻出了我三年前的那篇文章，据此来指责“武汉大学校方伪造校史”。事实上，客观公允地说，与武汉大学校史起源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另说，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武大校方在本校樱花的历史问题上倒也没有刻意地去“伪造”什么，据笔者多年来的所闻所见，关于这一问题的众多严重失实的错误说法，主要还是一部分不懂历史甚或三观不正的武大师生校友集体编造“发明”、然后又长期以讹传讹的结果，恰恰相反的是，武汉大学校方早在2002年就及时地顺应了部分在校师生“樱花虽美，国耻勿忘”的强烈呼声，在樱园学生宿舍旁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到了2007年，又改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放置了一块刻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并在其侧面铭刻的文字上明确指出：

武汉大学的樱花主要来自日本——日本军队攻陷武汉后，于1939年春从日本运来樱花苗木，栽种于此。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而今樱花的品种，是历代武大师生引种、驯化、栽培的成果，烂漫樱花与早期建筑群相映成景，成为校园内最具特色的景观园区。

以上这段关于武大樱花历史由来的介绍文字，基本上还是比较符合史实的，而这一举措本身也充分体现了武汉大学在这一敏感历史问题上尊重基本事实，顺应正确民意，心怀坦荡地履行了最起码的社会教化职能与义务。如果说武汉大学校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什么“过失”的话，以笔者的观点来看，那就是——在对武大樱花历史进行客观介绍与广泛宣传，以及以樱花为载体对广大师生校友和社会公众开展适当合理的“国耻教育”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也正是因为在这些方面的长期放松、弱化、退让直至缺失，才让那些歪曲和篡改这段历史的思想倾向和实际行为有机可乘，乘虚而入，最终造成谬种流传、积重难返的不良后果。

总之，只有对武大樱花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符合基本史实的正确了解，我们才能以更全面的视角、更客观的态度与更深刻的认识，更好地去思考和看待穿和服在武大校园赏樱这个问题。诚然，“和服”这种东西，只是日本民族文化的一大代表，并不能与昔日的日本军国主义简单地扯上关系。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位中国人都有足够的权利和自由在绝大多数公开场合身穿和服，因为这不过是一种表达个人审美喜好或者开展文化交流的正当、正常的行为而已，也纯属个人自由，不应遭受任何非议、指责乃至干涉。然而，自由也应当是有边界的，也是要看具体场合与情境的。

比如说，同样是赏樱场所，武汉大学校园与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的樱花在历史来源与文化内涵方面就是很不一样的，后者在数量上虽然远远多于前者，但其来历却要单纯得多——1979年为纪念中日友好与周恩来总理而建，不仅没有任何历史敏感问题，而且100％是中日两国友谊的象征，甚至连园中的建筑与园林也是仿日式风格而建，在这样的场所，任何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身着和服在此赏樱，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在武大校园赏樱就另当别论了——武大樱花的来历可比磨山樱花园复杂得多，虽然其中确有一小部分也是来自于日本政府和友人的馈赠，但是，当年的侵华日军所种樱花树的后代却是占据主流的，而且还是武大樱花最早的历史源头，是昔日国耻校恨的重要见证，这一点谁也无法“洗白”，正因其特殊而复杂，所以才高度“敏感”，能不触碰，就尽量不要去触碰。虽然樱花的美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用汤商皓校友的话来说，“树本无辜”，“景物无分国界也”，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只要是对武大樱花的历史稍有了解、并且心存尊重的人，都不难想象，在武大校园——尤其是“樱花大道”一带——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特定环境里穿着和服来赏樱，在客观上已经构成了对于本国民族感情的挑衅（不管主观上是否真有此意），引发争议在所难免。我想，即使有日本朋友来到武大赏樱，如果我们将他们的先人在武大校园里所犯下的那些战争罪行如实相告，只要他们知情达理，对中国人民和武汉大学心存尊重，想必也绝对不会想要在这里穿上本国的和服来赏樱吧。

当然，由于信息渠道的不够畅通等方面的原因，“不知者不罪”，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加大宣传力度，耐心细致地将武大樱花的历史问题对广大社会公众解释清楚，让全社会各界人士都更清楚地了解到武大的樱花并不仅是只有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雅，更有历史之殇与国耻之痛，只要知晓这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想要穿着和服来武大赏樱的国人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对于前几天发生的武大保安阻拦疑似穿“和服”入校赏樱游客的这一事件，笔者并不了解其具体的前因后果，仅就国人是否可以穿和服在武大校园赏樱这个问题而言，笔者的基本态度是——

虽然这样做并不违法，但是，在武大校园这个特定的环境之中，如此行为显然是很不合适、很不得体的，鉴于武大樱花历史的复杂性与敏感性，广大国人完全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穿着和服观赏日本樱花，这既是对武汉大学的历史文化与学府尊严最起码的尊重，同时也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具有的民族尊严的“自重”，这种情绪，绝对不是盲目的仇日、排外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对本民族昔日苦难历史的正视与敬畏之感，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惟有共同正确对待历史，才能更好地携手共创未来。

04 日本樱花应当成为武汉大学的精神图腾吗？

​尽管武汉大学校园的日本樱花在客观上确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见证者与本国“国耻”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姿容优美的观赏类植物，它与武汉大学优美的校园环境与风景很好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因而也深受一代又一代武大师生的喜爱。它除了能给广大观赏者以深深的美感与愉悦感，还能激发众多文艺爱好者的创作灵感，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与樱花有关的各种文学、书画、音乐等方面的优秀作品在武大校园内大量涌现，层出不穷，极大地繁荣了校园文化，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樱花为主题的文化分支——我们似可将其冠名为“珞樱”文化。

与此同时，围绕着武大樱花的“国耻”记忆又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师生校友有意无意地淡忘、弱化，时日一久，樱花这一元素在整个武大校园文化中的地位便毫无阻碍地日益上升，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了。

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樱花大道”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赏花旅游的兴起，武汉大学的樱花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日益兴旺发达的旅游经济大潮中，不管是各路商家还是新闻媒体，都希望能从这个长期稳定的重要“商机”与舆论热点中分得一杯羹，于是，不少外界人士渐渐地就将武大的樱花看作是这所大学的一大“名片”或者“品牌”，并且通过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宣传炒作来强化这一认识。

随着武大校园内外“樱花热”的不断升温，其在一部分师生校友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急剧上升，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的校园文化标签的范畴，有不少人竟然将其视为武汉大学的重要精神象征，更有甚者，居然脑洞大开，提出应该把樱花的造型图案设计、融入到学校的校徽中去！小小樱花，在武大的地位大有驾乎老图（书馆）、直追珞珈（山）之势！

然而，这样的想法和观点，真的合情合理吗？我们且不论武大樱花的历史源头来自当年的侵华日军，“国耻”的象征意义谁都无法人为抹除，单就日本樱花这一花卉本身的基本特性而言，由于它与日本的民族文化早已无比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任何人都很难将二者完全剥离开来，虽然我们完全应当认可“景物无分国界”，但与千差万别的不同“景物”紧密相关的文化渊源却不容忽略。地球人都知道，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之一（虽非法定，但也是事实意义上的），而世界上也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将樱花当作“国花”，长期独享“樱花之国”的美誉，而樱花也由此被称为“日本之花”。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里培育出了以“日本樱花”（染井吉野）为主要代表的多种栽培樱花，并将其输出到全世界，与此同时，樱花在其国民特性与民族心理逐渐成形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与之相提并论，于是，樱花便逐渐与富士山、武士道、和服等同样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一样，成为日本文化的一大标志性元素，进而被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视为日本国与大和民族的重要象征，这是一个举世公认、家喻户晓的基本事实，不因任何人的个人好恶和主观情绪而动摇，不论是反日、媚日、友日还是疏日者，在这一点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分歧。

总之，在世界范围内，只要是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如果被人问到，说起樱花，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提到日本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日本樱花不管开在全世界的哪个角落，它都毫无疑问地首先体现了日本的园林艺术与民族文化。在和平交往的前提下，日本樱花在世界各地种得越多、越广，就越能体现其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程度之高，以及日本国对外“文化输出”之成功。

比如说，世界著名赏樱胜地——美国首都华盛顿，那里的樱花就来自日本政府的馈赠。从1935年开始，华盛顿每年春天都会举办大规模的国家樱花节，以纪念两国之间的友谊（曾因太平洋战争短暂中断过几年）。那么，美国人民一般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过这个华盛顿樱花节呢？——吃寿司，喝清酒，举行日本服装表演、美术展览等活动，因此，这个节日也被视为“美国最大的日本文化节”，而华盛顿的樱花也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日本文化外交的一个典范”。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哪怕是美国人自己的盛大节日，因为其主题是来自日本的樱花，于是便顺理成章地选择了用体验日本文化的方式来度过，并且实事求是地承认这就是一种外来文化，而不是自己的本土文化。

再回到武汉大学的樱花文化，笔者自然是要充分肯定其价值与意义，但也不得不指出，樱花固然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其“原创”版权永远都只属于日本，就算它已经在武大校园里绽放了数十年，而且还与其它校园风物相融合，共同孕育出了精彩纷呈的“珞樱”文化，但是，它的名字永远都只能叫作“日本樱花”（染井吉野），也将永远被全世界视为“日本之花”，其本身所固有的日本文化元素是永远都无法去除或者超越的，我们当然可以将樱花作为武大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和标签继续使用，但顶多也只能恰如其分地将其放在一种“亚文化”的位置上继续存在，而完全不应该将其过度拔高为整个武汉大学的精神象征和标志，否则的话，那就真的是“反客为主”、“数典忘祖”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开开脑洞，用一种假想的方式“换位思考”一下——假如日本某地有一所大学，因为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多次从中国引进了不少梅花种在校园里，这些梅花深受该大学师生乃至全日本民众的喜爱，来校赏梅的游客人数与日俱增，学校校园逐渐不堪重负，最后不得不采取收门票的方式限制人流量（后来改为网络预约），但与此同时，日本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却在年复一年地大肆炒作该大学的所谓“梅花节”（广大不堪其扰的该大学师生则无奈地称之为“梅花劫”），广大旅行社、商户、小商贩还有黄牛党等社会群体都挖空心思从这场盛大的“梅花节”中挖掘商机，而在该大学内部，甚至还有少数心术不正的师生员工利用自己看守校门的职务之便偷偷地营私牟利。

时日一久，该大学有越来越多的师生校友普遍认为，本校校园里现存的所有梅花全都是由学校的园林工人自己栽种的，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些学生与部分社会媒体则一致将梅花视为该校的“校花”，而且每年都会在校内外举行各种评选“梅花女神”的活动，甚至还有人提出，梅花就是该大学的精神象征，学校完全应该将梅花的图案设计到校徽中去！最后，该大学所在城市更有一家公司专门跑到中国首都的黄金地段打出广告：“Peking看到冇？日本××，世界梅花之乡，欢迎来日本××大学赏梅！”……

请问，以上这些画面，荒不荒唐？滑不滑稽？可不可笑？

总之一句话——樱花虽美，但是武汉大学校园的山水风景、民国建筑、悠久历史、多元文化以及大学精神等，是不是更“美”？美丽的“珞樱”，年年赏够了就行，多创作一点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丰富一下校园文化也很不错，但真要走火入魔地将其人为拔高到类似“精神图腾”的位置上，那就真的是——想太多！

近日，武大校园的日本樱花终于开始慢慢飘落，一年一度的“樱花劫”行将落幕，在笔者看来，我们这所近年来动辄因为邻国的“国花”而爆红全国的著名“网红大学”，在现阶段最需要的，不过是埋头读书、安心治学的清静与孤寂，而不是每年樱花季的喧闹与哄乱，这种与大学之道、大学精神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的樱花热，也早就应该降降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