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下）

​（受限于风闻文章字数问题，后半截再开一条，前半部分戳链接）

郑义不仅小说写得炽热，他这个人也热情洋溢得让人一点办法都没有。记得那年，1988年，我和上海的那批评论家哥们一起被他当时所在的杂志《黄河》请去开笔会期间，他带着北明一起造访我。彼此说着说着，他就把我说动了。他要我写一篇跟李泽厚商榷的文章，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北京跟李泽厚辩论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能说倒谁。他希望我能够写一篇足以说倒李泽厚的文章来。我当时一方面是年少气盛，一方面也正想把有关重写文学史的想法再次清理一遍。于是就答应了。这就是后来发表在《黄河》杂志上的那篇《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其实，我在那篇文章里只是提了下李泽厚的名字，根本顾不上批判对方。那篇文章写到后来，我一个劲地说着自己的想法，把李泽厚忘得干干净净。我写完寄去，郑义他们一字不动地发表了。

那次笔会上，给我印象很深的，除了在五台山上出的车祸，就是郑义推着史铁生出席会议的情景。郑义将史铁生一路推将过来，又背着史铁生上车下车，进进出出。让我看了极其感动。我由此想到早先在大学读书期间，读过的郑义一个短篇小说，叫作《枫》。我当时读得热泪盈眶。我相信我要是置身于小说所写的自相残杀当中的话，也会成为同样的牺牲者。

小说《枫》里面的那种激情那种感受，是当年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当然也成了这代人的情结。《毕业歌》里所唱的那些歌词，在那个年代，几乎全都被作了那样的表达。郑义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把那样的经历和那样的情结，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定格。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看着郑义背着史铁生在夕阳下远远走来时，我竟然误以为他们两个刚刚从尸体遍野的战场上撤退下来。那个情景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夕阳的光照和血红的色彩。那就是枫叶的色彩。

郑义好像一直活在那篇叫做《枫》的小说里。因此，我觉得郑义最典型的代表作，不是他后来写的许多个中篇和几部长篇，而就是那个短制，《枫》。在我的印象当中，有关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小说，至今还没见到比《枫》写得更深刻更动人的。

在那次笔会上，郑义史铁生当然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相反，李锐却不声不响，很少说话。我感觉这是个习惯于低调处世的作家。最近听说他辞去了所有在作家协会的职务，专心致志于写作。这很像他的为人，也很像他的小说。李锐的小说比较冷静，仿佛是思考出来的，而不是被什么灵感激发而成的。《厚土》中的土地感觉相当朴实，生动，语言很有质感，读来令人难忘。

李锐后来的小说，直接进入了对历史的反思，并且在小说的结构上，也有了一种叙事的自觉。可是奇怪的是，他后来的小说在章法上越来越趋成熟，但在小说本身的力度上，却反而不如从前了。我看到作家邱华栋谈论我的长篇小说《爱似米兰》时，曾经用过一个词，叫做毛茸茸。李锐的《厚土》，能让人读出毛茸茸的感觉，但在他后来的长篇小说里，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少了。思考固然是写作的一个因素，但思考在小说里占得比重越多，小说那种毛茸茸的感觉就越少。思考会使小说变得可怕的流畅。这对小说艺术来说，不是件好事。我自己写作小说时也深有体会。小说要写得毛茸茸的，才充满活力和生气。在此与李锐共勉。

5.北京的同行们

在那次笔会上，众人听韩石山说了许多民间笑话。诸如“拍拍拍拍白拍拍”之类，让人捧腹。不过，我觉得在言谈之间更有幽默感的，是黄子平。

黄子平长得有点像相声演员马季，并且说话也像马季一样的风趣。他对我说，如今许多人都“富”起来了，而我们两个依然如故，在学校里还是贫下中教。他说的富起来了的“富”字，谐音于“副”字。因为当时上海北京两地的同事同行，几乎全都变成了副教授或者副主编。唯有他和我，依然是讲师，没有任何其他头衔。我后来发现，黄子平这句玩笑话的深意，可能还不止于此。他可能也敏感到了同事同行之间的某种分化。就像当年五四《新青年》诸君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一样，80年代起来的年轻一代学人也正在渐渐地分道扬镳。当然，这样的分化，是在90年代才日益明朗起来的。

不知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他的父辈有过被打成右派的教训，子平说话非常谨慎，一般不会表示什么态度。他当然更加不会像郑义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心底里始终有一杆秤，并且时常能够洞若观火，大事不糊涂。

世事洞明的结果，经常导致的是谨慎。但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又使他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或者一句。他说出来的话，听上去漫不经心，但仔细一品，味道是隽永的。比如他后来说，别人都忘记了，只有刘再复还像个祥林嫂，整天念叨着孩子被狼叼走了。听上去像是句不经意的玩笑话，意思却尽在其中，就像一只不起眼的饺子，要咬到嘴里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

至于他在跟我那篇对话里谈到的后来那代人，一个劲地要杀“兄”，也并非是杞人忧天。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急于成名的青少年们果然把走在他们前面的人们一起推进了深渊里。

而且，他跟我说我们两个如何如何，也不是随便说着玩儿的。他后来受李陀委托在《北京文学》上主持学术对话，第一个就找了我，讨论如何重写文学史。我给他写的那篇对话，比我在《黄河》上发表的那篇三万字长文，还要认真。并且，谈得更为深入。《黄河》上的那篇长文，主要提出了王国维的意义。但在跟黄子平的对话里，有关文学史的框架以及为什么如此构架等等，彼此说得更加有意思。

任何一个读过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三人有关二十世纪文学史的长篇对话的人，都可以发现，黄子平的想法在原创性上更强一些。他们三人之中，黄子平思想最为活跃，并且思考问题不为任何概念所障，总是一见透底。无论是黄子平的谈话还是他的文章，从来没有概念上的云遮雾障。也许会过于言简意赅，但不会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既是思想上的明确，也是学风上的诚实。

钱理群是具有郑义那种热情的学者。而且，他跟郑义一样，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磨难。无论在为人处世上，还是在著书立说里，钱理群经常会流露出一种在后来学子身上越来越少见的正义感。钱理群不仅为周作人立传，而且也给许多人、无论是诗人还是学者、都刻意回避的诗人黄翔写了长篇评论。《今天》派的诗人，尤其是北岛那样戴上了桂冠的头号名角，很少提及比他们更早的诗歌前辈，比如郭路生。至于黄翔，更是闭口不谈，好像从来不存在这个诗人一样。在卑鄙和崇高这两者之间，北岛似乎什么都不缺。至于在为黄翔呼吁和声张的人当中，北岛一直缺席。倒是刘再复，为黄翔奔走呼号过。而继刘再复之后的，就是钱理群。钱理群为有争议的人作传,钱理群的《周作人评传》，我是仔细读了的。我有一次去北京，专门跟钱理群讨论过里面的一些细节。因为我对有关周作人的评价，非常重视。在我当初那篇重写文学史的原稿里，首先重要的就是对周作人那个人道主义文学主张的强调和阐释。我那次跟钱理群谈到最后，他告诉我说，有关周作人的所谓汉奸问题，他本来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写作此著时，他的导师王瑶还在世，特意关照他不要触动这个敏感话题。

说到周作人，我想起我跟汪晖有过一次谈话，那是在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的夜晚。当时，汪晖住在离吴福辉家不远的地方。我那次在北京时，在吴福辉家住了一个晚上，睡觉之前，我去汪晖住处，跟他谈了两个小时左右。汪晖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从扬州师院考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读博士的。他在扬州师院时的导师，是词学大师龙渝生的弟子。他上北京的时候，他的导师思念先师，请他代为到龙先生的坟上去致哀。汪晖为此在北京到处寻找龙渝生的后人。最后，他在北京图书馆的退休人员名单上，找到了龙渝生的女儿。

他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住房里，见到了龙渝生的女儿及其夫婿，一对老头老太太。他打听到了龙渝生的坟地之后，在告辞之前，那个老头，也即龙渝生的女婿，突然问他说，你们现在这代青年人，怎么看周作人先生？汪晖对我说，他当时用流行的那套话回答了老人。老人听了之后，长叹一声，说，也许将来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作人先生了。

也许那位老人问起周作人，有一种对自己的岳丈龙渝生的间接关切在里面。因为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龙渝生由于是南京图书馆的馆长的缘故，战后也受过牵连。但老人对于周作人的关切，更多的是想知道后人看待当时的历史人物，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与以前的宣传不同的眼光。

汪晖当时跟我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回答好老人的问题，但他言辞之间的那种书生气，还是相当浓厚的。哪里想到，他后来会成为那么一个奇怪的人物，把毛泽东和现代化硬生生地联接到一起，比相声《关公战秦琼》还要搞笑。更加搞笑的是，他竟然因此而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赢得了空前的名声，成为一颗耀眼的学术新星。这样的学术世界不算疯狂，还有什么样的学术世界算疯狂？

不过，汪辉阔起来之后，倒是没有忘记老朋友。我看在一些评奖之类的事情上，他经常把钱理群或者其他旧友一起拉上。陈平原有没有借光，我不清楚。须知，陈平原曾和汪晖一起编过《学人》一刊。

说到陈平原，我想说说我对广东人性格的体会。我以前不太知道广东人是什么样的性格。后来我在纽约碰到一个广东朋友，让我完全明白了广东式的耿介。我那朋友推荐我买一块手表。我定购之后，觉得我要那么好的手表没什么意思，就去退货。结果，人家不让，闹到最后，被罚了定金。这事让我那位广东朋友知道后，一面怪我傻头傻脑，那么便宜又那么漂亮的手表不要；一面又说我这么做是违反生意规则的，理当被罚。完了之后，他第二天跑到表店里，把我本来定购的那块手表买了下来。他已经有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只是表面的颜色有点不同而已。但他为了向我证明他的推荐是不错的，同时也不让我因为退表而吃亏，买下了那块手表，要把我被罚的钱归还给我。我以前只知道广东人喜欢做生意，并不知道广东人其实有这么一种耿介性格。

我由此回想自己跟陈平原的交往，发现此君也是这么一个不无耿介的广东人。可能正是这样的耿介，使他对武侠小说有兴趣，写过一本武侠小说研究专著。我曾经给他的散文写过一篇评论，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广东式耿介，所以写得不够到位。

陈平原是个嗜书如命的学子，手不释卷。写作的认真，跟广东人做生意的踏实，一式一样。他从不胡思乱想，更不天马行空。但他每每能够讲出一番有趣的道理。道理人人会讲，但讲出有趣的道理，却并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不过，陈平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在科罗拉多开会期间，大家一起到赌场去开开眼界，他在赌场里玩乐时流露出来的性情。正如男人面对女人时，在床上无法掩饰自己；男人面对自己时，在赌场里是最为直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赌场里装模作样。那天，有些一起去的同行，在赌场里赢了一百来块美元，就赶紧收敛自己，放弃了游乐。而陈平原根本不管那老虎机里掉下多少筹币，照样朝里面继续有滋有味地扔进去。我记得，他还随手抓给我一把，说，李劼，来了就玩个痛快。陈平原此刻的潇洒跟他在文章里的严谨完全判若两人。我以前只知道他在文章里的循规蹈距，此刻才见到他还能在赌场里挥洒自如。

难怪，他在筹备那个历史性的会议时，会提醒刘再复说，别忘了李劼。

原来，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不管在学问上有多么严谨。我是非常认同一个人有如此性情的。虽然不一定要玩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程度，但至少不能在一百元美金面前望而却步。至于我本人在赌场里的浪漫主义，再复是完全领教了的。这以后可以在别处细说，这里就略过不谈了。

北京的那些同行，不管在学术上和观点上如何，人品都很不错。即便是不太引人注意的吴福辉，也在圈子里受到大家的尊重。我记得那次在老吴家吃饭，我吃完后，把自己吐出的骨头之类，划进碗里倒掉。老吴见了呵呵一笑，说，嗨，李劼还有这门前清的习惯。他表扬我的口气，像是长辈在说一个孩子。他很高兴地发现这孩子出乎意料地守规矩和懂礼貌。

但我也有让人尴尬同时也使自己尴尬的时候。比如，我有一次跟王富仁约了到他家里见面聊天。彼此谈着谈着，我困得实在不行，竟然就在听他非常激动地跟我讲说鲁迅的当口，眼睛一闭，睡着了。我绝对不是因为话题不对劲的原因，更不是王富仁说得不够精彩的缘故，而就是生物钟转到那个地方，怎么也支持不住了。我记得同样的尴尬，也发生在我跟张献谈话的当口，好像跟其他人交谈时也发生过。反正，我经常会在走路，谈话，甚至在相当热闹的场合，突然生物钟走到要睡觉的地方，就一下子睡着了。这实在让人非常的尴尬。我希望王富仁能够看到我的这段话，以此作为我因那次突然睡着而向他作出的解释。

我跟北京的同行之间交往不是很密切，但彼此之间却毫无芥蒂。让我对他们感到不解的是，他们对王晓明编的那本《二十世纪文学史论》到底怎么看？大家为什么一声不吭？也许他们都有各自的难处，但也不至于难到连问一声都不能问呀？我在此特地存疑，等着他们将来解答。

他们还有一个让我不解的是，从来不对新潮小说和先锋诗歌作出评论。他们宁可钻进故纸堆里，也不对同时代的文学发言。我记得听平原君说起过，他在北京的一个什么会议上，见到某作家的张狂模样，十分反感。以陈平原他们的学术功力，要对85年以后的新潮小说作些研究和评论，不应该是件困难的事情。他们在90年代搞的《学人》刊物，我认为还是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的。即便是退回到国学里面，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对于国学，尤其是近代学术，确实有重新认知的必要。我当时也对那一段的历史和学术，作过一番阅读，写了《论中国晚近历史》一著。曾经有人把《学人》的倾向称之为后国学，以此对照于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但后来《学人》的后国学好像也不了了之，其中的汪晖更是转而扮演起了那么一个稀奇古怪的角色。这其中的转换，突然得让人莫名其妙，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暂且在此存疑吧。

相比于陈平原他们的稳稳当当，谢冕在我的印象里，却始终像个孩子那样地率性而为，率性而动。我觉得谢冕的心理年龄，比陈平原他们都年轻，比其学生黄子平更年轻。黄子平跟谢冕在一起说话，会让人感觉他们的师生关系是倒过来的。黄子平的沉稳，甚至沉稳到不无世故的地步，跟其导师谢冕的激情澎湃，澎湃到像个大小孩的程度，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而且，谢冕一点不在意这个，还特意让黄子平给他的著作写序。这可能是8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道最为有趣的风景。不过，这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我看，北大中文系不会再有第二个谢冕，还很难出现黄子平那样的学生。黄子平一直到离开北大中文系，依然还是个贫下中教吧。跟我一模一样。空手而入，徒手而出，这也该算是一种潇洒。

6.唐晓渡和其他朋友的北京状态

说到唐晓渡，我联想起的总是诸如乔治。奥维尔，或者捷克的哈维尔一类的人物。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唐晓渡的学养和人品，很难找出能够与之媲美的另一个。至于他能否做出类似于奥维尔和哈维尔那样的成就，则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之类的条件和他自身的努力了。但以他的“晓渡他人，搪塞自己”性格，难度不小。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似乎都得张扬自己，搪塞他人。

我是那年，1986年吧，宗仁发把我请到长春，给我发了个小说一等奖，才认识了宗仁发从北京请来的唐晓渡。宗仁发真是个人物，他居然知道我跟唐晓渡会成为好朋友，特意作了那样的安排，让我和晓渡同住一室。第一个晚上，彼此一聊就聊到深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我记得他那次谈得最多的，就是乔治。奥维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我发现他思路非常清晰，而且还具有极其敏锐的直觉。有许多擅长理性思维的学人，通常在直觉上比较迟钝，比如汪晖的直觉能力就相当差。而有些直觉能力较强的人，理性思维又比较紊乱，比如肖夏林就是个不喜理性分析的直觉主义评论家。但唐晓渡恰好在这两方面都有相当好的天赋，甚至对神秘的事物，也有一定的感受能力。

见我和唐晓渡谈得很投机，宗仁发马上抓住机会，把我们的谈话录音下来，做了个对话，发表在他当时主持的《关东文学》上面。至于彼此究竟谈了些什么，我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实在是谈得太多，写得太多，根本记不起来谈过些什么，写过些什么。至于读过什么书，更是被忘得干干净净。

但海德格尔那本《存在与时间》，我却始终记得清清楚楚。那年，晓渡从北京给我寄《存在与时间》时，在书里夹了封短信，信里说，把这本书读通了，其他书可以不必读了。我收到这本书之后没多久，天翻地覆的事情便降临了。然后我被送到那个地方。在最后的三个月里，我被允许看书，我于是就将《存在与时间》认认真真地安安静静地读了两遍。我后来把海德格尔之于存在的追问，比做《山海经》里的夸父追日。这意思是，海德格尔不是太阳，而是在奔向太阳的追问者。老子才是太阳。也许是这个原因，海德格尔晚年，十分着迷于老子的《道德经》。

至于海德格尔以降，雕虫小技而已。在这一点上，晓渡的眼力远比其他同辈学人要高远和深邃。

我后来因为晓渡的缘故，见到过他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个叫做刘东。此人喜欢夸夸其谈，说起话来相当夸张，有点像京剧票友那样，以比京剧演员更加热爱京剧的方式，比诸如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文化人物更加热爱文化。刘东让我的感觉像是个文化那五。这可能也是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即虽然没有过去阔多了的背景，但也照样玩票，照样把文化当作鸟笼子那样拎着四处游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场合。

有一次我在《学人》上读到刘东写的一篇美学文章，口气大得惊人，可是实际内容却空洞得不能再空洞。我当时就从朋友那里问到了刘东的电话，把他从梦里叫醒，对他说，你的这篇文章，从内容到语言，全都令人讨厌，就连说话的方式都是不对头的。我气哼哼地说了一通，才平息了心头的火气，挂上了电话。后来唐晓渡告诉我说，刘东被我说得一头雾水，并且再也睡不着，给晓渡打电话诉苦，说他被我的电话从梦中惊醒。晓渡后来对我说，他当时笑呵呵地告诉刘东说，从梦中被惊醒不挺好么？

不过，我后来想想自己也太唐突了，就算刘东文章写得太夸张，也没必要那么说人家。尤其是我后来听说了刘东跟他导师李泽厚的故事，对刘东反而生出了同情。

那故事是刘东在香港碰到恩师李泽厚，由于彼此间有过摩擦，刘东主动提出和解，请恩师吃饭。不料，李泽厚坐下后，一点不妥协地对刘东说，先把话说在前面，假如彼此说不到一起的话，这顿饭现在取消还来得及。结果，是一旁的刘再复再三打了圆场，才使刘东得以让恩师吃完了这顿饭。

刘东除了夸张和虚荣，好像没有其他毛病。在8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夸张和虚荣似乎都不算什么大毛病。

唐晓渡的前妻，崔卫平，夸张起来全然一副娥眉不让须眉的劲头。我在90年代曾经写过一文，赞扬当时的三篇好文章，一篇是北大李零写的《汉奸发生学》，此文我当时推荐给钱谷融看了，钱先生也赞不绝口。一篇是徐友渔谈论自由主义的什么文章，具体我忘了。还有一篇就是崔卫平的《文艺家和政客》。此文十分犀利，跟唐晓渡的儒雅完全是两种风格。但没想到，崔卫平被我那么一说，犀利个没完了。

那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丽娃河》出版之后，我从美国打电话通知晓渡，电话是崔卫平接的，说是晓渡已经搬走了。我楞了一楞，然后顺口对她说，我的小说出版了，可我没法送你们，只好请你们自己去买一下。不料，崔卫平在电话里叫起来说，李劼，你怎么如此狂妄，竟然叫我们自己去买你的小说看。假如我处在北京的气氛里，听到这样的话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但在另一种环境里，觉得特别错位，仿佛那电话不小心被接通了精神病院的病房一样。

但崔卫平的才华，我依然是肯定的。尤其是她写的一篇评论上海女诗人陆忆敏诗歌的诗评，堪称佳作。至于她后来表示要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作，那就不知从何说起了。老实说，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上，我还没碰到过一个可以深入交谈的中国学人呢。我不知道崔卫平有多大的本事，能够教人家写作长篇小说。我也不知道她读过多少部长篇小说，更不用问，她自己到底写过几部长篇小说。

记得她有一次要考考我的演讲能力，把我拉到她所执教的北京电影学院去给一班将来要准备走上银幕的红男绿女开讲座。她告诉我说，你能镇住这帮学生，你就可以讲遍天下。她还告诉我说，那个《拯救与逍遥》的作者，在这里讲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讲不下去了。课堂里只听见叭啦叭啦的椅子翻板声，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当着演讲者的面，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结果，我讲了将近两个小时，学生越来越多。讲完之后，他们不停地递条提问，最后临走之前，还有学生上来交流。倒是崔卫平自己，听得坐不住了，以一种女权主义的语气，向我发出一串串的质问。结果，学生被她跟我之间的争论给弄懵了。他们搞不懂他们的老师怎么跟她自己请来的演讲者争起来了。

在北京，搞笑的不止是男性学者。这个城市真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

但讲座完了之后，崔卫平还是承认我讲得很成功，她兴奋地说，李劼，你真是可以讲遍天下。她哪里知道，我早已深深领教这天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正准备逃之夭夭呢。

那次讲座的时间，是在90年代。

唐晓渡生活在如此夸张的一个城市里，能够始终保持低调，保持他一贯的儒雅，真是很不容易。这是需要很强的定力，才能做到的事情。我对晓渡的修为相当佩服。我唯一不以为然的，是他抽烟抽得太厉害。

那次的东北之行，还碰见的一个有趣人物，就是洪峰。洪峰跟晓渡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但有一点他跟晓渡很相同，就是低调。洪峰不善言辞，非常木讷，但说出来的话却非常实在。

洪峰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后来彼此一起在北京相聚的情景。那时我们都住在戏剧学院的招待所里。为了能让我跟史铁生好好谈话，洪峰特意跑到雍和宫旁边的那个四合院里，把铁生载来后，径直背上楼来。我跟史铁生谈了很长时间，洪峰一声不吭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不插一句话。

洪峰在鲁迅文学院时，跟余华住一间宿舍。我有一次去造访他，路上正好碰上也在该院读书的一个女诗人，听说我去看望洪峰，主动给我带路。见了洪峰，他告诉我说，你怎么运气这么好，这可是咱们学院的院花。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我运气好，而是余华运气好。

跟洪峰谈话，能够长时间谈下去的主题，就是女人和爱情。他认为这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别看洪峰模样像个山民一样，其实内心非常细腻，对女人也有一副贾宝玉心肠。洪峰在创作谈里，公开宣布，他是为心目中的姑娘而写作的。所以我会在人物散文里写《少年洪峰》，不是少年维特。

洪峰是个和余华很不相同的新潮作家。而那样的不同，简而言之，就是他绝对不会习惯在北京生活。他需要一种真实的感受，他受不了北京的夸张。有一次，李晓桦请我和洪峰，还有和我一起出席北京电影学院讨论会的张献，一起去肯特鸡店吃饭。洪峰朝着门口那个笑容可掬的肯特鸡老头塑像瞅了好一会，然后十分迷茫地问我说，这是真的么？我忍住笑回答他，大概是真的吧。进了门以后，他又瞅着那些穿着同样制服戴着同样帽子的小姐们问我，这也是真的么？我回答说，这可能是假的了。旁边的李晓桦听得呵呵大笑，从此认定洪峰是个好朋友。

北京这个城市，确实很难让人分出真假。

洪峰在北京那些年，可能觉得不太自在。在文学院完事之后，他赶紧就回东北了。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他已经从长春搬到了沈阳。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碰到了一些朋友。让我十分难忘又极为歉疚的是，沈阳的文学评论家辛晓征，深更半夜的特意大老远的赶来，无奈我的生物钟又到了要睡觉的时候。我没能跟辛晓征好好说上话，弄得洪峰对我十分不满，弄得我自己也对自己十分不满。须知，辛晓征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年辛晓征在编一个文学内刊时，发了我许多长篇大论，不管如何尖锐，全都一字不删。我因此一直记得他。最近我听吴亮说，他在北京碰到辛晓征，不仅自己买了我的历史小说《吴越春秋》，还特意送了吴亮一套。我听了不由十分感慨，是朋友，不在于经常见面的。

李晓桦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他说，真正的朋友，分别十年，见了面就像昨天刚刚分手似的。

说起来，李晓桦也是在北京大院里长大的。可是他的作品也罢，他的人也罢，特别有北方式的人情味。他的诗歌很早就获得了什么奖，后来他在《收获》上发表的小说《蓝色高地》，也是一部描写西藏的力作。他最让我感动的是，他90年代在美国转了一圈之后，在北京彼此相见时，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他是带了摄像机和一个摄影师去美国的。他本来想把美国的种种阴暗面好好地拍上一拍。结果，到了美国一看，发现自己太可笑了。他说，不管怎么说，人家至少是人的国家。他说“人”这个字的时候，声音特别沉重。他说他后来拍了许多美国的风光，回国后准备做一部在美国观光的记录片。

90年代，李晓桦不再写作，做起了生意。但他的感觉，却一点没有因为转到生意上而有所退化。仅从上述这番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态相当正常。在我看来，能够在一个夸张的城市里依然保持心态的正常，已经难能可贵了。

就正常而言，李洁非也算是一个。李洁非后来也写过些小说。他的小日子似乎过得不错，美丽贤慧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儿子。平时喜欢下围棋，也喜欢看足球吧。要不，他不会把我比作文学和文化批评上的马拉多纳。这个比喻很好玩，因为两者至少在备受争议上，是相同的。

李洁非在80年代，写过许多评论文章，包括对新潮小说的评论。他虽然是个京剧爱好者，或者说票友。但他在文学和文化上却从来不做票友，而是非常认真地面对之。

同样认真的，还有潘凯雄。潘凯雄原来在《文艺报》时，曾混到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份上。在8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也发了许多文章，包括我的文章。我写的文章，他一般都想方设法地发表出来，并且尽量不作删改。说起来，潘凯雄倒也是个耿介之士，所以最终还是被迫离开了《文艺报》。我最后一次见他时，是在一个朋友的作品讨论会上。彼此只来得及匆匆说上几句话。

这些在北京的朋友们，80年代都是风光过的人物。后来随着时过境迁式的变化，不得不在一个越来越夸张的城市里，纷纷自谋生路，自找出路。想到文学和文化上的生存困境，对于那些不择手段抢夺话语权力、从而改变自己生存境遇的同辈学人，倒也心生一丝同情。但我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深刻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无赖。所以，深刻也不一定是好事，得有个深到哪里去的质疑。

唐晓渡肯定不会喜欢黑格尔。但唐晓渡整天地晓渡他人，是否就意味着对存在就是合理的一种认同呢？我一直认为晓渡是有实力写出惊世之作的。他虽然已经写了不少，但我依然还在期待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晓渡有点像我在上海的朋友张献。张献在舞台上向他所置身的城市进发的时候，那个城市也在向他包围过去。同样道理，唐晓渡最后也有一个是被所在的城市吞没，还是他在那个城市里点亮一支心灵的蜡炬。我坚信，只要蜡炬被点亮，就不会成灰的。

2003年10月28日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