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就设想过中美轴心国？！

（接上节）

第一章第八节

美圣宗就设想过中美轴心国

    在出了安迪沃霍尔、披头士之后，在有了核弹和氢弹之后，仍然认为美国人是野蛮人，美国总统来访是来朝贡，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群的话，按正常情况，旁人就该认为那个人群愚昧到不可救药。

那么接下来就是，美国人在设定了中国人是上面那样的人群之后，怎么看这个情况儿？

《倾城倾国的帅哥儿》里，男主曾经怒吼“我们都是野蛮人”，皇帝也曾经有一次把扎木合叫做“那个野蛮人”。男主因为这个情况儿，非常沉郁，但是，他的愤怒不是朝向皇帝和帝国，而是朝向自己，错在他是个野蛮人，错不在中华帝国。——他承认，他是个野蛮人，那是个事实，所以作为帝国化身的皇帝施加给他的种种精神虐待，虽然让他不快，但他却默认皇帝有权利那样对他。

事情还就是这么巧，《白宫风云》里，基辛格博士一边同总统，在想象中，与中国人的固执展开有礼有节的斗争，一边表示，美国不妨容忍中国的自高自大。到这一步，也还算是大人大量，不稀得和中国人计较。可是，两位爷都在回忆录里很坦然地表示，他们曾经担心受辱来着。

按照牛仔的性格，难道反应不该是勃然大怒：“老子倒看看是谁敢把我们的总统看成野蛮人，敢以为我们是去他们那里朝贡！”

相反，两位爷都表示：“矮油，中国人搞得我们有点儿担心，当时心头麻麻的。”

似乎，他们的这般态度，在美国也没引起强烈的舆论指责，《白宫风云》出版后还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人民，包括他们的精英群体，并没觉得他们曾经的一任总统和两任国务卿精神出了问题。

咬定中国人把一切非中国人都认定是野蛮人，那是把中国人审判为最严重的种族主义者。在二战以后，这可是至为严重的指控。进入后奥斯维辛时代，人类，至少其中的各国精英群体，形成了一种道德共识，在那样的道德共识下，假如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真的是那样的种族主义者，那么，那样的群体就是人类不能接受的了。

可是，《白宫风云》里，基辛格仅仅是采取一种幽默态度，把那项指控当成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绘声绘色地说给大家听。尼克松是同样的态度，在《领导者》一书里，他也是绘声绘色，讲述了同一个版本的“中国人”，不无赞赏之意。

《领导者》在涉及周恩来的一章中认为，面对美国人时，就算中国人表现出学习的态度，坦白承认“需要了解和克服他们的不足之处”，那也是因为“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而“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他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告诉世界，真相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相距美国的落差实在是太大，相比美国，中国太落后了，中国人不谦虚也不行。

相形之下，基辛格的看法是，英迪拉·甘地夫人“认为自己几乎生来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自负”，印度领导人也都是些“复杂而且显然倨傲的婆罗门领导人”，当那位印度领导人造访白宫的时候，面对美国总统，她表现出“居高临下”、“自以为屈尊的态度”，她厌恶尼克松，因为“她的全部教养都使她鄙视这个人”。这种感受让基辛格非常不高兴，甚至似乎有种嫌憎，而且，据他透露，尼克松也“特别感到不快”。在基辛格的感受里，两个东方古国的领导人都面对美国人表现出屈尊附就的态度，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的态度就是好玩儿，印度人的态度就是讨厌呢？

同样，当基辛格敏感地觉得，欧洲人试图教育美国人时，他也很不高兴：

“戴高乐增添了一个新调子，叮嘱同德国合作要谨慎……尼克松和蔼地回答说，他希望法国和德国能保持密切和友好关系。

（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欢迎尼克松时的神气，表现出一片婆心，颇像一个旧式家庭的长者。这个家庭过去显赫一时，现在依然叫人肃然起敬，记得这家人的智慧、尊严和威力，也就是这个家庭向来出名的原因。”

我们前面分析出，《征服者王子》里，到了电影中段以后，男主与他的部落对中华帝国的认同感超越了对原生民族、故乡与文明的认同。神奇的是，这一段情节，在尼爷与基爷关于中国的叙事里有某种回声。

这两位美国大政治家，对毛主席，心态矛盾，一方面拼死诋毁他，一方面又承认他伟大，是“近代史上的巨人”，并且，他们因为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可与欣赏，而感到欣喜。——中国人也确实善于恭维人，一见尼克松，先赞美他的《六次危机》写得好，几个小时前还在飞机上犯嘀咕的美国总统，顿时心里暖洋洋的。（怎么好像这段情节在《倾国倾城的帅哥儿》里也有类似的……）

对周总理，两位政治家更是感情丰沛。两人在著作中都用很长的篇章，细细讲述，他们如何与毛主席和周总理达成了精神上的共鸣，似乎有种幸福感。在丰沛的感情之下，他们记录与周总理外交谈判的篇章，都特别的美、温暖而柔情，成了动人的散文。

一直受到忽视的是，《尼克松回忆录》中追述访华之行，其中一条重要线索，就是作者与周总理就印巴阴谋里谁对谁错交锋，经过几个回合参禅式的对话，最后，作者被总理说服，委婉地认了错。那一节，是为总理镌刻在纸上的铭文，在那一节里，总理有多美呢，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那样的美。原文中“飞雪送春归”一词的英文译本，让我有要哭的冲动。

尼克松总统与周总理那种灵魂与灵魂的对视，基辛格感应到了，在《白宫岁月》里，把总理给总统送行，讲述得特别温柔：

“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很早，就在周恩来陪伴尼克松去机场之前，他专程来向尼克松道别。那是一场温雅的，思绪深沉的对话，发生在彼此了解了对方的品格，对彼此的诸般意图都心情平静下来的两个男人之间。”*

尼克松则如此抒怀：

“我很伤心，当我一九七六年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没有能活到使我有机会再次与他会面。”*

——为不清楚那个年代的年轻读者提示，周总理去世于那一年的一月八日。

翻阅这两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论著，不难发现，在他们的经验里，他们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从来没有产生过同样的灵魂共鸣。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以及其他西方大政治家，他们都给与极高评价，表达了适当的尊敬，但是，没有灵魂之间的“颤流”。相反，他们与欧洲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解释不清的隔阂：

“不过，我对他（意大利总理莫罗）有催眠的魔力；他和我会谈时不止一次睡着了；我要是能叫他醒着，就算有本领了。

他(尼克松)最希望同希思保持一种他不会同其他任何外国领导人保持的亲密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人们都劝他们应当相亲相爱，他们自己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以求不辜负这种期望，然而毫无成效。”（《白宫风云》）

甚至北美邻国的政治家也是一样：

“尼克松和特鲁多这两个人不能说相互很投合。特鲁多出身于魁北克旧家族，潇洒、聪明、才华横溢、莫测高深，他引起尼克松对“上流人”的全部痛恨，在尼克松眼里，这种人总是瞧不起他的。”

  可是，多年后，尼克松的《领导者》里，将周恩来定义为“来自达官门第的政治家”，对那一出身表达了欣赏。

基辛格还利用幽默作为掩饰，表达了对欧洲的轻蔑。他对欧洲的政治群英冷嘲热讽，这么描述戴高乐：

“他压倒一切，无论他站在哪里，他都成为那里注意的中心……人们感觉到，如果他走向一个窗口，重心就会改变，整个的房间就会倾斜，把人们抛到花园中去。”

并且直言戴高乐不尊重他，他也就对戴高乐不客气，搞得两个人很不愉快：

“戴高乐对我的粗率深感不快，他好像又长高了一英寸，他像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对它脚下的一个小山丘一样极其自然地居高临下俯视着我。”

——我强烈推荐各位阅读《白宫岁月》尼克松出访欧洲的章节，真是让人笑呛。然而，到了今天，这些章节会有一项副作用，就是让年轻读者对二十世纪有全盘错误的印象，以为在那个世纪里欧洲不重要，而中国比欧洲更重要。

尼克松在著作中，同样对欧洲领导人们对他的不尊重很敏感，对欧洲的大人物们同样冷嘲热讽：

“他（丘吉尔）相当严峻但又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我说，‘年轻人，不要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习惯的。’那年我四十一岁。

丘吉尔不光以历史的创作者闻名，也以历史的写作出名……这两本书（《战后》与《东方战线》）中所谈的事，丘吉尔都不是主要的参与者。然而，在这两套多卷本的历史书中，他都非常成功地实践了他著名的格言：‘创作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领导者》）

不知第二段评论是否可以翻译成，以征服者王子的标准，丘吉尔不够格儿。

对于戴高乐，尼克松评价极高，感情诚挚，把他当做榜样，可是，还是有不少微妙的评论：

“在戴高乐看来，威风、伟大、光荣，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至为必要的，尤其是对法国；而法语中‘威风’这个词儿，在戴高乐的笔下或口中，有时又同时具有这三者的含义。

他又觉得需要使法国立志走向伟大。他坚持不懈地号召他的人民攀登‘高峰’；虽然‘高峰’有时只不过是淡淡的影子，或者什么是‘高峰’也未必说得很清楚，但对戴高乐来说，重要的是，人民感到自己是在向上攀登。只有这样，国家才能伟大。”（《领导者》）

似乎，这两段评论里，也有着那样的意思：以征服者王子的标准，戴高乐不够伟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和法国矛盾重重，互相嫌弃。印巴危机期间，尼爷和基爷以异乎寻常的自信，相信中国会出兵印度，他们的印巴阴谋一定能成功，于是，他们还想把王霸之气使到法国人头上，一石多鸟。他们提前安排，与蓬皮杜总统在亚速尔群岛会面，商谈货币问题，在法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会谈时间定在他们预期里中美暴兵的日子。接到黄华通知之后，这二位爷顾自动身前往亚速尔群岛，让黑格和洛德去纽约接受中国的信件，同时尼克松气势汹汹地命令航母特遣舰队进入孟加拉湾。他们希望，当从次大陆传出震惊世界的消息时，能够即时欣赏蓬皮杜总统的表情！

      如果不是南亚人的话，我倒是建议读一读《白宫岁月》“印巴危机”那一章，很多段落都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精彩，四十多岁的基辛格和不到六十岁的尼克松，在该章，显得像是两个又坏又淘气的大男孩，让读者又气又笑，一方面叹气他们实在是太坏了，一方面又忍不住觉得他们天真的孩子气有点儿可爱。实际上当时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部门等多方卷入，而且毫无疑问影子势力也知情并首可，因此是一大群又坏又淘气的大男孩儿在把世界的生死当做过家家一样玩儿，可真是要命。

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是普通人，他们是超群拔类的大政治家。他们冷酷而无情，非常残忍，干下的很多事，我们这些普通人不愿意去多想。——他们两位的回忆录里，我永远不会去读的，就是关于智利的一章。他们在中南半岛的作为，也是极其残忍，是对人类的犯罪，不可原谅。

这么两位冷酷和清醒的大政治家，为什么一遇到中国，就迷迷糊糊的？

当然，要说明，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那两位政治家总体上是冷静与理性的，并且器局非凡，智识过人，因此才能与中方合作成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起点。也正因为他们是超群拔类的大政治家，做成了凡人做不成的功业，才让大家忽视他们在过程中的异常心理状态。

他们那些奇怪的想法，追究原因，我们仍然可以解释成，中美长达二十年的没交流，以及麦卡锡主义毁掉了有价值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我们甚至可以猜测，冷战的压力，越南战争的压力，对当时的美国决策精英群体产生了意外的心理影响。

可是，二〇一二年出版的《战争的余烬——一个帝国的倒塌与打造美国之越南》（中文译本名为《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以下简称《战争的余烬》）中宣称，当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就一度规划，在战后“建立某种中美轴心国，以统治亚洲和太平洋大部分区域”，“计划让中国在战后成为世界四大主要强国之一，在亚洲承担起维持和平稳定的重大责任”，设立“四警察”——“需要在各自区域维持秩序的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

在我国，凡是上过中学历史课的、稍微关心近代史的，都听说过罗斯福总统当年力倡“四大国”，在他的设想中，确实是要建立由美、苏、英、中四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但是，就我的印象，在二战以后的一切历史著作中，从来没有罗斯福总统设想“中美轴心国”、“四警察”的往事。所以，要搞清楚的是，《战争的余烬》里那段簇簇新的叙事，是史实钩沉，还是故事新编。

近年来，中国年轻网民半是玩笑、半是出于真诚的敬仰，给罗斯福总统上了个尊号，叫“美圣宗”。《战争的余烬》里那一骨（需按老北京话发音，念成一声，姑）节儿极其新颖的历史叙事片段，等于告诉世人，早在二战当中，美圣宗就“日常乳髪”，当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胜利在望之际，美圣宗构想战后的世界秩序时，竟把我们法国——不好意思说漏嘴了，是他们法国——排除在外。他作为美国的时任征服者王子，胸中已然隐约在酝酿Chimerica——中美国。

如此颠覆历史成说的作者，是又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是越战史的权威。而他的《战争的余烬》受到了美国知识界的认可，获得二零一三年普利策奖，中文版的扉页上登载了美国多位学者的美誉。

据说马克·吐温有句名言：“历史不会自我重复，但它有某种旋律。”《征服者王子》、尼克松与基辛格的著述、《战争的余烬》三者中有相近的旋律，那么，那支旋律唱的是历史？还是仅仅在唱一套对世界的观念？似乎，在这支旋律里，心理感受、观念、想象与真实互相混淆，彼此穿插在一起，界限模糊。

观察者网发表过《乔治·帕克：一分为四的美国》，文中有很具启示性的观点：

“国家与个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讲述故事的目的都在于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想要成为什么。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一样，容易陷入多愁善感、委屈、骄傲、羞耻与自欺欺人的情绪。叙事方式从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各种类型的叙事相互竞争并不断变化。最为长久的不是那些最经得起事实检验的，而是那些能够满足人们最深层次的需求与愿望的叙事方式。”

西方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历史学变成一种战略，不仅讲自己的故事，还讲别人的故事，让别人讲自己的故事不被世界听到，让世界各地都跟着讲西方人讲的故事。而且，西方人打造的历史故事具有全局性，其中包括中国历史，而西方人编造的中国历史，不仅是相对于西方的历史叙事编造，还相对于西方人编造的全球史而编造。而那作为一种战略的中国史叙事，有汉学家们的专业中国史著作，有艺术史家们的绘画史等专业领域的著作，有《论中国》、《中美必有一战？——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吗》等政治学著作，还有《征服者王子》这样的通俗文艺作品，而不同领域的作品，在讲述同一套“中国史观”上则是惊人的一致。

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醒目现象——虽说也是常见现象，西方人对于他们编造的中国史观是真信，而且那套史观中的很多观念已经内化在西方人的意识里。像尼克松的《一九九九不战而胜》，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学著作，为美国展开战略设计，似乎不涉及上述的那些离奇的中国史观，然而，在书中，他很自然地提到了如下观念：

在复述了据说是拿破仑讲的那句名言之后，他写道，“这个巨人醒了。她的时代到来了，她在准备震撼世界。”——这一观点是西方中国史观的根基，是一神教观念的产物。

当他在一九七二年访华时，“中国领导人关心的不是美国的金钱，而是美国的肌肉。把中国和美国拉在一起的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倒一切的需要”。——这就是《征服者王子》的内容，也是西方中国史观的基本内容：中国人无力保护自己，因此，对野蛮人的武力和野蛮人王子有一种必然的需要。

“近几年来，无论是西方或共产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为了本人或国家的利益而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一起站在万里长城上。中国领导人明智地接待每一个求见者[i]。……“我们不打算把自己绑在一驾战车上。””——这就是《征服者王子》的情节。

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就真诚甚至虔诚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及至改开初期，那种学习和尊敬更是化成了举国上下的热情，工人、市民乃至农民，都加入了学习的洪流。可是，在尼克松的意识里，在那些年，中国人依然认为世界是围绕着自己转的朝贡体系，西德总理施密特、法国总统密特朗、美国总统卡特等等，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请求朝贡而获得恩准的野蛮人王子，得以进入长城。“一起站在长城上”是个下意识的比喻，意思是，那些人都蒙恩“加入”了中国。（错！我们法国人那么骄傲，才不会加入谁！切！）再一次，尼克松体现了西方人的典型态度：他一口咬定中国人是那样认为的，同时表示，中国人那样认为和那样行动并没有错，朝贡体系作为一种世界秩序是不可动摇的。

澳大利亚记者内维尔    ·马克斯维尔的《印度对华战争》是西方世界罕见的“人间清醒”，他能够理解中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待尼赫鲁，水平极高。但是，在书中，他居然认为，中印当年的最大矛盾之一是中国嫌弃印度“僭越”，并且引述他人著作，如此介绍尼赫鲁的访华之行：

“据说尼赫鲁在会见后感到似乎他“就像从中华帝国的属国或附庸国来的臣民一样，被引进谒见。””

照例——照西方人的例——马克斯维尔告诉读者有这么个事儿，但他自己不表态，他拒绝对所谓的那种中国方式提出批评。

作为这仓促一章的结尾，我把《尼克松回忆录》中“飞雪送春归”一词的英译版，再翻回来，献给“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梅花的颂诗》

“春天随着雨和风消失，

又随着飘飞的雪前来。

冰悬在一千英尺的悬崖上，

然而在那最顶端，梅的树枝开花了。

梅不是一个炫耀自己的亮丽女孩儿，

但她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当山花蓬蓬勃勃地怒放的时候，

她在缤纷中发出咯咯的笑声。”

[i] 恕本人没有核对原文。这里的求见者，原文的词汇很可能是supplicant，即《白宫风云》中译本中的“祈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