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骂人的艺术——我找了266个骂人实例
【桑哲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骂詈语言艺术在先秦文献中尚不多见,《史记》《汉书》渐多;至魏晋三国之世,名士之风盛行,詈骂之词始丰富多彩,如陈琳所拟讨曹的檄文。
《三国演义》集前代之大成,形成了激扬、狠辣的詈骂风格,铸造了一系列具体可感、呼之欲出的詈骂意象。《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取文言的简明精粹,舍其深奥板滞;学白话的生动浅显,弃其粗俗低劣。这种独特的言语,一方面,在其骂詈语的表达上体现得十分突出;另一方面,骂詈语的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该文体风格的形成。同时,在《三国演义》中,骂詈语的使用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具有重要作用,使得三国人物表现出突出的个性特色。
因此,对于全面深入地认知《三国演义》独特的艺术价值,骂詈语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迄今为止,学界对《三国演义》骂詈语的研究尚未引起重视,成果十分缺乏。
以上论述或对研究对象进行专题考察,或附丽于其他专题下予以举例式分析,这对我们在该问题的研究上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但既有的研究对《三国演义》骂詈语的类型尚缺乏完整的归纳,并且对其丰富的内涵特色以及有关“史”的接受考察也很不充分。本文在有关成果基础上,试图对此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一 《三国演义》骂詈语的类型
本文调查的文本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三国演义》,全书485938个汉字。我们首先对该书的骂詈语进行封闭式考察,发现骂詈语266个,出现656频次;然后按照语义内涵的不同,对《三国演义》266个骂詈语进行分类,将研究对象分为9类,即:名节类、蔑称类、喻称类、品行类、咒死类、揭短类、能力性情类、情感类和言语类。
(一)名节类
《三国演义》名节类骂詈语计33个,占书中骂詈词总数的l2.41%:出现46频次,占总频次的7.01%。这类语词有:反臣(2)④造反(2)欺君罔上(3)怀二心(3)大逆不道(2)反逆不道不忠不义(2)卖主求荣(2)背主之人背主家奴大逆无道背反谋逆逆谋佞臣乱逆之事不臣之事不臣之人不忠不孝反叛无父无君之人(郭汜)不臣辱国之徒卖国之徒卖国之贼(2)背国之贼篡国之贼背主之贼(2)反国逆贼反国之贼(3)叛汉之贼朝廷之贼叛君无义之贼
《三国演义》中这类骂詈语的出现,是当时社会背景、价值形态和取向的再现。中国古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名节、气节作为道德标准,东汉一朝更是以节气、操守相标榜。士人强调“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名节骨鲠忠正儒雅之臣,尽心匡国,尽节忧时”,而对“败道丧节”“柔媚佞时”之人,则是严加批判的。再者,在汉魏时期,一方面社会以名节相标榜,另一方面政治之黑暗,世俗风气之堕坏,则与士人所倡导的名操节气相乖离。该类骂詈语的出现,正是这一世态风气的反映。
(二)蔑称类
《三国演义》蔑称类骂詈词共有57个,占书中总数的21.43%;出现116频次,占总频次的17。68%。这类语词有:
阉宦(3)阉官宦竖宵人厮(9)小卒无名下将织席编屡之夫织席贩履之夫(刘备)村夫(诸葛)村夫(2)山野村夫南阳一耕夫村夫钱塘小吏之子三姓家奴假子(2)逆种老革匹夫(22)老匹夫(2)村野匹夫助恶匹夫无谋匹夫贼匹夫这伙匹夫曹瞒阿瞒曹阿瞒小辈(2)屠沽小辈(2)织席编屡小辈妇人孺子(7)黄口孺子(2)竖子(6)小子(4)辱子(2)狂子俗子小儿(5)是儿织席小儿疥癞小儿乳臭养犊小儿卖履小儿(大)儿(小)儿(生)子儿子马儿(2)碧眼小儿(2)大耳儿(3)皓首匹夫幼懦小将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家庭出身、身份地位是人非常重要的社会标志,常常与一个人的智慧能力等量齐观,故意贬低人的社会地位也就表现出对人的轻蔑侮辱之意。此外,儿童和老人由于年龄的局限,也常被视作智商低下缺乏能力的人。这类骂詈语主要用表现人卑贱的家庭出身、身份地位和人的弱知无能、能力低微,以此来表达对人的轻蔑侮辱之意。古代自称称名,称对方的字则表示尊崇,而称其小名(乳名)则显得随意不敬,或干脆表示贬损,因此,本文也将呼小名列入本类。
(三)喻称类
《三国演义》喻称类骂詈语共有36个,占书中所见总数的1353%;出现56频次,占总频次的8.54%。这类语词有:
鼠辈(8)吴狗(3)虎痴(3)豺狼(2)紫髯鼠辈(2)鳅鳝(2)豺虎虎狼之徒井底之蛙犬子马獐狼心狗行之辈禽兽食禄禽兽之行狗彘虎豚犬草芥土木偶人犬羊狼子野心衣架饭囊酒桶肉袋鼠雀之辈蜾虫狼心之徒狼心狗行之徒朽木为官禽兽妖人(7)妖鬼妖神乌合之徒
这类骂詈语的形成包含了一个比喻机制,因此将此类骂詈语称作喻称类。基于人类对自身高度肯定的人本主义观念,人们从内心中感觉到,如果把人贬斥成“非人”,就实现了对对方的极大侮辱和伤害,而这正是骂詈者在施行骂詈行为时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因此,骂詈者在攻击对方时,常常把对方作“非人”对待,把对方骂作禽兽、鬼神、什物等。
(四)品行类
《三国演义》中品行类骂詈词共有95个,占书中总数的35.7·%;出现388频次,占总频次的59.15%。这类语词有:荒淫无道无道昏君盗黄巾张角之流无义之师奸诈奸臣(2)奸邪(3)奸党(2)奸雄(3)奸魏奸恶奸猾之徒妄自尊大好色之徒背义之徒最无信者背义忘恩无义之人无义之辈无义之徒忘恩负义不义无义背恩之徒奴颜婢膝之徒无信口谀之人小人盗窃无礼枭雄
(3)滥官汗吏谄佞之徒谄谀之臣谄佞奸巧专权至不仁贼(110)曹贼(12)操贼(44)逆贼(18)贼将(11)贼臣(8)董贼(3)老贼(14)反贼(27)贼兵(10)国贼(10)汉贼(10)佞贼(2)奸贼(7)贼党(2)乱贼(2)马贼(2)群贼(2)贼子(2)寇贼(2)欺君罔上之贼(2)欺君之贼(4)群贼贼寇(贼寇)黄巾贼叛贼鼠贼贼徒谗谄阿谀之贼害民贼屈膝降贼小贼蟊贼忘恩背义之贼敌贼庞贼吕贼谗贼吴贼贼众忘恩负义之贼歹贼苍髯老贼环眼贼大耳贼(儿)寇(3)狂寇寇敌盗马贼锦帆贼(2)盗贼劫江之贼劫江贼米贼
所谓品行类骂詈语,一般是通过对对方的品性和行为进行评价,使其人格或名誉受到损失,产生羞辱、不安、后悔等伤害性的心理反应。这类骂詈语作为攻击的工具,多数是直陈式而不加掩盖的。
(五)咒死类
《三国演义》咒死类骂詈语共有l5个,占书中总数的5.64%;出现15频次,占总频次的2.29%。这类语词有:子孙绝灭贼杀才孤魂鬼横夭死在临头无头之鬼
罪不容诛天地不容食汝肉碎尸万段不怕死死人将归于九泉之下去在各种宗教信仰的思想元素中,“死亡”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是人类普遍忧虑、忌讳和否定的现象。
因此,咒死类骂詈语也就成了最具心理伤害力的语言符号。在我国,受道教思想影响,人们看重“如何不死”,追求“长生不老”的永恒人生;受儒家思想影响,人们看重“人如何死”,追求“寿终正寝”“死得其所”的身后哀荣;受佛教思想影响,人们看重“人死后如何”,追求“好报应”“修好来世”的别世福报。所以在咒死类骂詈语中,或诅咒对方“如何死”,或詈骂对方“死后如何”。
(六)揭短类
这类骂詈语在《j国演义》中分布较多,在其他分类中几乎都有该类骂詈语,特别是在蔑称类、品行类、喻称类中更是比比皆是,如织席小儿、大耳儿、假子、三姓家奴等。不属于其他任何一个类别的揭短类骂詈词只有1个,即“怀桔之陆郎”,占书中总数的0.38%;出现1频次,占总频次的0.15%。“怀桔之陆郎”本是褒奖之语,但在语境中暗含讽刺对方幼稚之意,起到了调侃、揭短的语用作用。
(七)能力性情类
《三国演义》能力性情类骂詈词共有24个,占书中总数的9.02%;出现29频次,占总频次的4.42%。这类语词有:狂徒狂士(2)狂叟(2)无知狂贼竖儒(4)偷生腐
儒腐儒儒生小人之儒一勇之夫等闲夸辩之徒百无一能不知世务无学之辈无能之辈无名小卒等闲之辈徒有虚名庸才无知坑陷吾军武夫累败之将这类骂詈语的语用作用是通过对对方能力、性情的否定来达到贬斥、羞辱的效果,形式上多为对因个人能力或性情导致某种行为产生了不良后果的当事人进行的嘲弄或痛斥。
(八)情感类
在这里,情感类特指“叵耐+名词”格式的骂詈语。这种骂詈语,“叵耐”表示强烈的感情色彩,在语用中本身具有了詈骂、贬斥的语义。《三国演义》该类骂詈词有2个,占书中总数的0.75%;出现2频次,占总频次的0.30%。即:
叵耐逆贼叵耐刘表“叵耐”一词最早见于白朴《梧桐雨》楔子中:“叵耐杨国忠这厮,好生无礼!’’“叵耐”也作“叵奈”,“不可忍耐”“可恨”之义。该词在宋元明清小说中较为常见。据统计,《三国志平话》中出现2次,《水浒传》中出现29次,《金瓶梅》中出现6次,《金瓶梅词话》中出现7次,《红楼梦》《西游记》中没有出现,《三国演义》中有2次出现。作为骂詈语而言,虽是一个别的案例,但对现代汉语而言,却是一种历史的现象。
(九)言语类
《三国演义》言语类骂詈词共有3个,占书中总数的1.13%;出现3频次,占总频次的0.46%。这类语词有:鄙言乱言无父无君之言该类骂詈语采取“定语+言”这种格式,中心语为“言”,表示没有道理、没有水平的话语,故称言语类。通过否定别人的话语对对方进行斥责、羞辱,达到攻击、教训对方的目的。其他小说或生活中常用的是“屁话”“放屁”“胡说/”之类,但在《三国演义》中,限于说话者的身份和作者的言语风格,这类骂詈语的强度也相对降低,少了几分鄙陋和俚俗。
二、《三国演义》骂詈语的内涵和特色
我们首先将上文涉及到的有关数据列表如下:
目骂詈语个数个数百分比出现频次频次百分比分类
名节类3312.41% 467.01%
贱称、蔑称类5721.43%11617.68%
喻称类3613.53%568.54%
品行类9535.71%38859.15%
咒死类155.64%152.29%
揭短类10.38%10.15%
能力性情类249.02%294.42%
情感类20.75%20.30%
言语类31.13%30.46%
比较以上数据,我们发现,在《三国演义》各类骂詈语中,以品行名节为大端,其中品行类占35.7l%,贱称蔑称类占21.43%,名节类占12.41%,而占13.53%的喻称类,其内容也多与品质、德性有关。追究其中的原因,一是与小说的题材性质有关,《三国演义》在创作上,沿袭和继承了《三国志》的立场,也就决定了叙述文字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取向。
尤其是作者的褒蜀汉抑曹魏的“汉正统”观念,使得蜀汉之外的政权及其为政者,为汉正统者目为乱臣贼子,或直接呵斥,或曲意贬损,通过恣意酣畅的骂詈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立场。
二是受当时社会风气及人物道德评骘的影响,就骂詈的内容及行为方式来说,颇有此后魏晋士人之风度标格。诸葛之骂,尖酸刻薄,入骨三分;祢衡之骂,揭疮裂疤,金刚怒目;至于气死周瑜,骂死王朗,尤具有传奇色彩,如此与魏晋名士风度,庶几有几分相似!可以说,魏晋人物品评臧否之风,其直接的肇源就在东汉时期的三国。在《三国演义》骂詈语的义类范围上,与《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时代相同、相近的小说相比,分布上存在差异。后者存在或大量存在与性、污物相关的骂詈语,而《三国演义》的骂詈语一般都指向名节品格,与性一类的骂詈几无关涉,于世俗性上亦无所体现。探其理,
作为记述演绎国家大事、国际关系的志传小说,其骂詈语的内容自然要受到《三国演义》的题材、主题及思想内容所决定。
《三国演义》骂詈语的语义指向直接、明确。或以本体的人为直接骂詈对象,如佞臣、背主之贼、贼匹夫、阉竖、阿瞒、碧眼小儿、逆贼、酒桶、贼杀才、狂叟;或揭露人的无良行为,如奸巧专权、卖主求荣、背反、谋逆、逆谋、盗窃、乱逆之事、不臣之事、禽兽之行、奸计、鄙言、乱言、无父无君之言;或指向名节品质,如大逆不道、背义忘恩、不忠不义、狼子野心、无礼、怀二心、谄佞、至不仁;或对人的能力进行一般的评价,如百无一能、不知世务。
《三国演义》的骂詈,与人物的契合度高,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祢衡骂曹一节,先嘲弄一众谋士武将“衣架、饭囊、酒桶、肉袋”,再痛骂曹操“眼浊、口浊、耳浊、身浊、腹浊、心浊”,充分展示了其放达无忌、恃才傲物的名士品格。张飞嫉恶如仇、性格火爆的形象,亦通过其火爆的骂詈得以展现,大骂督邮“害民贼”,痛斥吕布“三姓家奴”,骂词直截了当,无遮无拦,充溢着一股豪杰之气!而关
羽一句“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显示了其高傲、自负的个性特征;当败走麦城,孙权劝降时,关公又痛骂其为“碧眼小儿,紫髯鼠辈”“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耶”,则又表现了其坚贞勇毅、宁死不折的磊落品格。
诸葛亮以舌剑杀人,暗寓智慧,呈现出更为高妙的境界。其骂詈内涵丰富,语辞多样:或于平常话语中含沙射影,剑走偏锋,一招毙敌;或直抒胸臆,直击死穴;或寓骂于隐,借物寓义,图穷匕现。在诸葛亮的话语体系中,骂詈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更为重要的是,在其犀利能指的背后,展现了其丰富的强大的所指,已作为一种深沉、机智的军事谋略,直接击穿、瓦解了对手的心灵。如“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貌似含蓄委婉,实则为杀人于无形的攻心之术,直气得周瑜金疮进裂,昏绝于地。斥责王朗“罪恶深重,天地不容”,“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一番痛骂,竞使得王朗气溢胸膛,撞死马下,双方尚未交战,仅凭三寸利舌即使曹军先折了军师。曹真败军染病,孔明修书痛斥其助逆不义,无学无德,曹真看毕,恨气填胸,至晚死于军中。
六出祁山时,诸葛亮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司马懿虽佯作笑颜,实则心中大怒。这种借物隐喻的骂詈,具有其强大的洞穿力量。
《三国演义》的骂詈,既属于言语范畴,也属于行为范畴。现代语用学认为,言语之力可以转化为行为之力,言语行为就是讲话人通过一句话或者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者若干个行为,这些行为的实现可能给听者带来某些后果。奥斯汀因此区分mj种不同的言语行为:以言述事的述事行为、以言行事的行事行为、以言成事的成事行为。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充分展现了语言的力量,骂詈不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对于故事情节的推进,矛盾冲突的形成和解决,具有重要的作用,实现了其“以言行事”的语用动机。
与《金瓶梅》一类小说的市井俚俗相比,《三国演义》的骂詈不事雕饰,精练通达,行文自成一格,这与小说整体的美学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三国演义》主要表现的是上层统治集团人物的活动,而这些人物的谈吐自然有别于一般的市民阶层、封建家庭、江湖英雄的语言,这也就决定了《三国演义》的骂詈语要雅于《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六而形成了《三国演义》独具特色的“文骂”,而且“三国”之骂,多为家国社稷之骂、英雄豪杰之骂,几无个人恩怨在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鲜明的特色。
首先,《三国演义》的骂詈语内容丰富,意出多途。其内容涉及名节、品行、能力、性情、言语等层面,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和道德表述力。该书之骂詈,具有极高的道德匦范和效果,而不流于一般枯燥乏味、道貌岸然的说教,所表达的是催人奋发、昂扬向上的道德内容,所引领的是整个社会的情操及价值取向。当然,书中有些骂詈语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于贱称蔑称的表达上,比如“织席编屡之夫”“屠沽小辈”之类,即表达了对职业认知的偏见。
其次,《三国演义》的骂詈老辣狠厉,一语中的。风格老辣,方式直接,使得对手猝不及防,不予其以片刻的喘息余地,关键处寥寥数语,即可击中对方要害。如第93回“武乡侯骂死王朗”,除在回目中标以骂詈外,行文中更是凸显、张扬了诸葛亮的骂詈功夫,仅凭三寸不烂之舌,片言只语将人活活骂死,其软舌杀人的巨大威力,其寻常刀兵又岂可堪比!
再次,《三国演义》的骂詈辞气激扬,畅快淋漓。其骂詈情景之大、辞气之烈、气势之宏,是任何一部古典小说无法相比的。第23回“祢正平裸衣骂贼”,恃才傲物的狂士面对地位显赫的曹操,骂詈如矢石交加,激扬奋发,锐不可当!第36回中徐母痛斥曹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取石砚便打曹操”,言辞剀切,大义凛然,亦为《三国演义》的经典之骂。
复次,《三国演义》的骂詈用语精练,巧譬妙喻。与《金瓶梅》一类的作品相比,《三国演义》的骂词不俚不俗,行文兼采文言,精练雅顺,古语色彩浓郁,但却平易近人,雅俗共赏。这种独特的言语风格,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语言修养。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有很多语词,巧妙运用了比喻等修辞手段,赋予了本体以新的言语意义,在固有的能指形式上形成了新的所指,如虎痴、狗彘、饭囊、草芥、土木偶人等,就寄寓了一种崭新的修辞意义,取得了独特的表达效果。
三、《三国演义》骂詈叙事的接受
从叙事艺术来说,《三国演义》的骂詈表达赋予小说以强烈的艺术张力,对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刻画人物角色内心世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情节的发展和故事的进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三国演义》的这种言语艺术可以看做一个重要的路标,承前启后,一方面是对前人的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对后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接受”价值。
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即展示了高超的骂詈艺术。《庄子》以直抒胸臆的形式,嘻笑怒骂,酣畅淋漓,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别树一帜,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心理评价。例如:
《盗跖》:“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人间世》:“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
《列御寇》:“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
从骂詈方式看,可区别为直接骂詈和间接骂詈。前者的骂詈词在句子中实现为独立语,是一个比较自足的表述单元,作为一个纯语用成分,其语义表达强烈,骂詈效果突出。后者的骂詈词语表现为一个与其他成分有结构关联的句法序列,服从全句的语义组合,在骂詈力度上较之直接骂詈要薄弱一些。
在《庄子》里,“无耻者”“天杀”“舐痔者”还不是直接骂詈,而是一种寄寓了鲜明褒贬态度的陈述与评定。在第一例中,“无耻者”作话题主语,第二例“天杀”是述题谓语,第三例“舐痔者”为当事主语,三者都处于“话题一说明”的语用结构中,情感指向虽也鲜明,但骂詈效果未免减却几分,同时其表达也缺乏一种酣畅漓淋的心理快感。
《三国演义》的骂詈语仍多属于间接骂詈:
刘备怒骂:“辱子有何面目复来见吾!”封日:“叔父之难,非儿不救,因孟达谏阻故耳。”玄德转怒日:“汝须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听谗贼所阻!”(第七十九回)
马超日:“吾家屡世公侯,岂识村野匹夫!”(第六十五回)(彭)漾因酒醉,恨骂日:“老革荒饽,吾必有以报之!”(第七十九回)
(纪)灵日:“莫非杀大耳儿乎?”布日:“亦非也。”(第十六回)“辱子”“老革”作为全旬的主语,“土木偶人”“村野匹夫”“大耳儿”作为陈述性谓语,与其他成分构成一个句子序列,构成一个“话题一说明”的骂詈框架,骂詈的程度尚未达到极致。
在《三国演义》中,很多骂詈词以独立语的形式呈现,属于直接骂詈:(吕)布回顾玄德日:“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忽一人大叫日:“吕布匹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第十九回)吕布骂日:“环眼贼!你累次渺视我!”(第十六回)关公闻言,勃然变色,美髯飘动,大怒日:“庞德竖子,何敢藐视吾耶!”(第七十四回)
黄祖扬鞭大骂:“江东鼠贼!安敢侵略汉室宗亲境界!”(第七回)“大耳儿”“环眼贼”在句中都是独立的称呼语,语气强烈,主观性强。“吕布匹夫”“庞德竖子”以同位短语的形式,“江东鼠贼”以偏正短语的形式,显示出强烈的情绪确认和指向,在句中亦属于独立的表达。
就间接骂詈来说,《三国演义》承袭了《庄子》以来的骂詈形式,但其直接骂詈于《三国演义》中的大量使用,可以看作该艺术表达的开拓与创新。由间接骂詈到直接骂詈,体现了一种语用增强的趋势,标志着鸢詈艺术在更高层次上的展开。
对比《庄子》和《三国演义》,我们还发现因词义变化而产生的骂詈词,如《山木》:“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在这里尚非骂詈,乃如“三尺竖子”中之童仆义。在《史记》中,“竖子”的语义加重,如《项羽本纪》:“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在《三国志》中,“竖子”有了进一步的引申,如《阮籍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日:‘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竖子”意为无能庸碌之人。到了《三国演义》中,“竖子”直接用作骂詈词,如第七十回,黄忠怒日:“竖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宝刀却不老!”
从骂詈“接受”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庄子》的影响;其实,更直接的影响则是来自魏晋人士的言语行事和评骘人物的世风。如《世说新语》中有“痛骂”“肆言极骂”“哭詈”之类的言辞和行为,再看一则例子: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惑溺》)貉子是生长于北方的一种毛皮动物,当时南方人贱称北方人,也以此词当之。孙秀听了骂自己为“貉子”后“大不平”,“遂不复人”内室,可见此骂词所造成的杀伤力及严重后果。
詈骂语言艺术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先秦文献尚不多见,《史记》《汉书》渐多;魏晋三国时期,詈骂之风盛行,骂词丰富多姿,如陈琳所拟讨曹的檄文,字字剜心,句句惊魂,直骂得曹操惊骇无地以至于头风不治而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三国演义》集前代之大成,形成了激扬、狠辣的詈骂风格,铸造了具体可感、呼之欲出的詈骂意象。
如狗彘、豚犬、衣架、饭囊、大耳儿、环眼贼、土木偶人这一类的名词性詈词,在《三国演义》中占了大多数,作者观物而取象,立象以尽意,将其浓郁的主观情绪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凝结于这些客观物象之上,从而达至了一种主客交融的具有强烈震撼力的独绝艺术境界。
上文我们简要分析了《三国演义》骂詈艺术之于前代的接受,其影响之深是同时期乃至后世文学作品都无法企及的。同时,在小说等主要的文学样式中,《三国演义》的骂詈艺术也影响了后来的《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
《三国演义》的金刚怒呵,《金瓶梅》的妇人之骂,《红楼梦》的嘲讽刻薄,同为骂詈却迥异其趣,但仔细对比这三个文本,却不难看出其骂詈共同特征的存在。在民国小说比如《七侠五义》中,在骂詈语中仍然可以看到《三国演义》的这种影响。由于小说题材、主题的不同,在詈词内容的设置上,《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也有所不同。总体来看,《三国演义》乃家国之骂,詈词大气激扬,雄辩踔厉;《金瓶梅》系市井之骂,或俚或俗,语带春色;《红楼梦》则多属闺室之骂,调笑娇嗔,刁钻刻骨。《金瓶梅》《红楼梦》以及《水浒传》中关于性之类的亵词,在《三国演义》中并不存在。
《三国演义》独特的骂詈叙事,也已成为后代戏剧屡加表现的传统题材,如《击鼓骂曹》(又名《打鼓骂曹》《群臣宴》),不但是京剧的经典剧目,同时也登上了川剧、汉剧、徽剧、滇剧、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子等地方戏剧的舞台。京剧《徐母骂曹》(又名《击曹砚》《女骂曹》)的骂詈叙事,在川剧、汉剧、同州梆子、河北梆子中也有表现。京剧《骂王朗》,也成了川剧、汉剧、秦腔、湘剧、河北梆子等剧种的重要题材。由此可见,《三国演义》的骂詈叙事,在中国文学史叙事研究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只是予以简单的提示,对此我们将另文详论。
本文全面考察了《三国演义》骂詈语的类型,分析了其基本的内涵特色。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美学追求,《三国演义》骂詈语的设置在塑造人物形象、彰显个体特征以及情节的设计推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是体现其艺术成就的重要元素。从接受的角度看,《三国演义》是对先秦以来骂詈艺术的历史承袭,同时也影响了后世文学作品人物言语的设置,其激扬狠辣的修辞风格,呼之欲出的詈骂意象,撼动人心的艺术张力,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诡谲奇绝、光彩夺目的艺术图景,具有丰富的文学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