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节与苦节——汉末魏初的风气流变

    西汉振兴，崇经术之士。东汉光武帝继之而起，尊节义，励名实，风气顿时随之一变。东汉末年，朝政紊乱，国事不堪，党锢之人和独行操守之士仍然遵守仁义，舍命也不变其节。

    然而人虽知名节，却不懂得在求名道路上有所节制，最后变异成苦节，造成的弊端和冲突无数。苦节终将至极端，曹操和诸葛亮采取“法治”手段，但再也找不回从前的质朴风气。

（一）

    东汉社会的典型风气是崇尚名节。清代史学家赵翼（公元1727—1814年）在其传世大作《二十二史札记》（下文简称《札记》）卷五中对此有专门的分类论述。

    据该书记载，两汉的士风因袭了自战国以来的传统。战国之士尚义气，尊重那些做事一干到底、敢为他人不敢为之事的人。《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记的那些事迹受到尊重。这种风气盛行至汉初，在汉初演变为游侠之风，也就是为了他人能够忍耐任何困苦的风尚。这种风尚在东汉日益流行。当时举荐、起用官吏时，都要选用有名望的人，因此一般士人都为了得到名而竭尽全力，努力想要做出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这样，该书认为东汉的尚名节之风，源于战国时代以来的刺客游侠。

    当然，我们不能将此视为当时风俗的全部。有不同意见的史学家指出，由于尊重学问的结果，把刺客游侠之风引导到好的方向。这一点通过以下事实即可知晓，即游侠在汉初十分兴盛，而到了西汉末期便不再有势力了。这是因为当时政治的秩序业已建立，而破坏规矩的人受到了严打。汉武帝时，算是侠客鼻祖的郭解就被当作坏规矩的人处决。其后，刺客游侠隐入江湖草莽间。

    东汉末思想家荀悦的《申鉴》中记载了对复仇的议论，复仇不像战国时代那样可以任性妄为了。古代的经学，特别是公羊学鼓吹复仇为美德，例如，赞扬齐襄公灭九世之前的仇人纪国，并且认为即使是百世之仇也应当报复。然而，到了汉代，天下统一，秩序稍安定时，复仇被当作有害的行为而受到了限制。说战国汉初的风气一直残存到东汉，这是《札记》言过其实了。当时风靡社会的还是一种顺从秩序的、从学问礼仪中产生的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札记》中也认为，单纯为了回报朋友而轻视受之父母的身体，这是极大的错误。但是，这样的行为也等于是在培养国家危机时能够支撑国家倾危的预备力量。有人将这种气节的兴盛看作是政治缺陷，是个人心怀不满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有这种节气总比没有强。

    总之，《札记》中分类列举了尚名节的事例。其中有一条是尽力而仕，彰著忠义。本来秦汉建立一统天下以后，与封建时代不同，天子之外不再有君主，但是由于一些封建的遗风残存于至汉代，郡吏对太守还是采取了对君主一样的态度。这种现象在宋代以后是没有的。在汉代，上自三公，可以自设下级官吏。地方官也可以随意使用管制上所设的下级官吏，即可以自己任命椽吏等。

    在这样的风气下，被任命的人受到家臣一样的待遇。这样的下级官吏往往舍命而仕，再困难的事也尽力去做，并且把这样的行为视为忠义、名节，他们要为自己的长官服丧三年。不仅如此，当时的事务官中还有一种要向把自己举荐给朝廷的人尽人情的风气，有时还会为这样的人服丧三年，也就是为感谢其知遇之恩而服丧三年。可是当时有的人连自己的父母死了也不会服丧三年。因此《札记》也认为这种行为过头了。

    还有“让爵”现象。“让爵”现象在西汉就已存在，东汉则十分流行。一般是把爵位让给兄弟，但却效仿伯夷、叔齐，以此为高尚。还有的是主动请让而得到允许，但也有未被允许的。这似乎多少是为了追求某种名誉。《札记》中也说，即便得不到允许，在提高名誉这一点上也是有所收获的。

    当时，社会上流行服侍受尊敬的有德之人的风气，即年幼者侍于年长者，缺少德行的人侍于贤人的事不复存在。可是到了东汉之际，这一美俗又复兴了。

    据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所撰《困学纪闻》记载，有一位名叫魏昭的少年找到东汉末期的名儒郭泰，请求当他的仆人。郭泰问他：小小年纪应当读书，为什麽要到我的身边来呢？魏昭回答说：“我听说‘经师易遇，人师难求’，像我这样洁白如丝的人，希望能够染上美丽的颜色。”于是，他被允许留下来作仆人。有一天，郭泰在半夜里三次让魏昭为自己煮粥，魏昭始终脸不变色。

    此外的例子还有，荀爽（128年—190年）甘心为名士李膺作侍者；党锢名士范滂（137年—169年）获准回家期间，同样获准回家的同乡殷陶和黄穆为其当侍卫。史书中列举了这些名士尊崇备至的实例，并说孔子的门人侍奉孔子的情形也不过如此。

    在《东汉书》中，记载了以前的《史记》和《汉书》中没有记载的人的传记，即《独行传》和《逸民传》。

    《独行传》中列举了孔子所说的“狂狷之人”、即不为中庸之人，但这种人却能够把自己的事干到底。就是说，《独行传》替代了前代的《游侠传》。《逸民传》中记述的是以不做官为荣的人们。虽然这些人中有的并非没有想借此出名的倾向，却难逃后世的批评，将他们的行为视作“不作为”。然而，实际上，他们确是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自己从事体力劳动，以崇尚道德为乐，而不去当官。

    这些可以说都是东汉的学问营造出的一种特别风气。最初，东汉时期，学问的兴盛是因为它开辟了士人向上流动的渠道。为此，司马迁等人对此还表示了不满，称官吏中没学问的人虽然减少了，可是像从前那样崇尚道德、遵守道德的学者风范却丧失了。然而，由这种风气，不久又相反地产生出了因作了学问而不能做官的风气。

（二）

    到了东汉末期，学问的普及大体上带来了好的后果，但也给当时的社会状况制造了冲突。光武帝鉴于西汉的政治，试图铲除其弊端。而东汉的政治，大致上说，又逐渐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西汉时期出现了外戚专权和宦官的专横跋扈，而宦官的跋扈在元帝时就已露出苗头。为此，光武帝决定宦官只用受过宫刑的人。即便如此，还是留下遗患。西汉几乎是亡于外戚。光武帝和明帝当时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明帝的马皇后曾不许外戚干预政事。可是，这样的限制，后来逐渐松懈了。东汉天子大多夭折，没有后代子嗣。每逢这时，就要由天子的亲属立年幼的天子。和帝的邓皇后曾数次立年幼的天子，自己常年执政。这样一来，宦官和外戚又开始得势。后来，出现了外戚梁氏的专权跋扈。桓帝要打倒梁氏，可前后左右都是梁氏的天下，无人能与桓帝谋事。最后，桓帝与宦官相谋，剪灭了梁氏。

    那时，宦官一度被封为五人侯（即所谓的五侯），他们都作了中常侍。这样，宦官得势，其自身的弊端日趋严重。就这样，一边是宦官危害人民，一边有重视名节的士人，两者“互掐”不可避免。

    《札记》卷五中，详述了汉末朝廷内外的大臣们竭尽全力追究宦官的恶行，并加以压制。这种情形可以说是由同一原因导致的两种极端后果，并且相互你死我活地争斗起来。也就是说，在东汉，由于学问的兴盛，天子从名门望族中挑选皇后，导致了外戚的权力兴起。为了摧毁这种权力又起用宦官，为此招致了宦官之害；另一方面，学问在民间普及，产生了重名节的文人，他们又起而要打倒宦官。

    这样，宦官和名士的冲突最终发展成为党锢。这种现象不仅是由宦官造成的。学问兴盛，学者开始设立门户，其结果就表现为党锢。

    门户之见，在西汉时期就已存在，但那是经师的流派，是家法之争，集团小圈子的内部矛盾。在东汉，为了融会那些流派，产生了《白虎通》等著作。于是，通学兴盛，家法之争减少了。可是，由于东汉的士崇尚名节，所以又发生了其弟子为老师的名誉而争论的事，这类事和今天名艺人的粉丝互殴有几分相似。

    当时，与周福同郡出身的房植十分有名。当地的人因周福是被提拔的，所以褒房植、讥周福，两人的门下生互相争执不下。这件事成为当时名士的党派之争的根源。那时候，在太学里学习的学生有三万多人，他们各自尊崇老师，砥砺名节。他们当中，李膺（(110年—169年）是有很高声望的名士。当时，河内有一个名叫张成的行巫术者，他的儿子杀了人。他是事先知道要公布大赦令，才让儿子杀人的。李膺将其抓获，不顾赦令而斩之。然而，张成与宦官有关系，得到他们的后援，到处扬言说，李膺等人结成朋党，讥讽朝廷，搅乱风俗。当时宦官和天子很亲密，于是开始驱逐李膺的党人。这些党人后虽得到赦免，但被禁锢终身。

    这件事并未使党人有所收敛，反倒成了对他们的一种奖励。党人中甚至有人以未遭此祸为耻。据说，此后蒙受迫害的党人张俭，被人藏匿于家中，而藏匿他的人却丝毫不顾自己一家会遭受灭顶之灾。

    这些不如说是学问的后果起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变成了一种毒害。就是说，当时虽知崇尚名节，却不知以礼法节制名节，勉强去做他人难为之事，而就成了苦节。

    当时的名士中，也有人抵制这种过激现象。据说，党人岑眰被人追赶逃到太学生首领贾彪处，贾彪闭门不见，因而受到责难。可贾彪却说，为了树立自己的名节而麻烦别人，是不好的。要言之，贾彪指出的正是学问的毒害，特别是伦理学的毒害。

    大体上说，从汉末到魏初，是古代风气显著变化的一个时代。正如以上所说的，如果把尚名节推行到极致，就会成为苦节，当它走到极端时，就出现了弊端。另一方面，与这种尚名节的时代相对应，出现了伪君子。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1613年—1682年）曾引《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审举》，其中谈到东汉桓帝时期胡乱举荐人时，用了一句谚语，即“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本来，国人是把兄弟父子分居视为无德，把同居视作体面。本来，品行端正的人才能被举荐为孝廉，然而这样的人恰恰是分居的，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虚伪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东汉思想家王符（约85年—约163年）创作的政治著作《潜夫论》之《务本篇》中也说：“尽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为列士也。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度，夸末之徒从而尚之……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

    与此同时，尚名节的教育自然地有一种使人变得优柔寡断的倾向。东汉末年，党人为自己取了“三君”“八俊”等称呼，并以此互相吹捧。这当中有一位大人物，就是一直生活到曹操时期的、被誉为“八俊”之一的刘表（142年—208年）。

    刘表作过荆州牧，在当时他是有学问的人，可是后人评价他是“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每当发生大事件时，便疑虑重重，不能决断。《三国志》卷六的注释中，载有他的《遗袁谭书》和《遗袁尚书》。据说，刘表的文章不逊于蔡邕（133年—192年，才女蔡文姬之父），他的书法也很出色。作为当时的一位优秀的绅士，刘表具备了所有的修养。但是，当曹操和袁绍争天下时，尽管他没有依附于任何一方，但最终还是在曹操的征伐中死去，他的儿子投降了曹操。

    在太平盛世有作为绅士的修养，可是一旦发生大事却不能决断，这是一种流于虚名的弊端。当时，在蜀地方面，有汉代宗室刘焉和刘璋父子，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绅士，父子二人相继作过益州牧。但是，他们也是发生大事时，采取措施失当或者说很少采取措施，无法平息自己辖内发生的张鲁反叛，而是稀里糊涂地找来刘备，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结果反被刘备夺去了地盘。

（三）

    这样的风气自然被视为流弊，因此就有人想要纠正它。于是，在这方面干的最为出色的有两个人，曹操和诸葛亮。

    关于曹操，《三国志-武帝纪》评价他是“揽申、商之法”。史家总结了曹操的政治方略，评论他采用了战国时期刑名家申不害和尚样的政治观点。另外，在建安十九年曹操颁布的诏令中，也记载了他打算让懂得刑罚法理的人在军中执法的想法。所以，晋代傅玄在谈到曹操时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卷四十七）。

    由于采用了这样的方针，因此也涌现出了不少与之相应的人物。在汉末建安年间，曹操掌握实权之后，他大力推行这样的政策治理天下。明末思想家王夫之（1619年—1692年）的《读史鉴论》中说，提拔崔瑛、毛玠、陈群、钟繇之流，“任法课能”，即根据法律KPI政治，把工作交给有实际能力的人去做。曹操通过这样的政策一度整肃汉末松懈的纲纪，使建安时代得以延续。如果像东汉时期那样，彼此只重视名誉，仅靠名誉来录用人才，那么一个人有无业绩就变成次要。

    曹操的政治是与名誉关系微弱的，一个人即便是品行较差，只要能作出期望中的成效，就可以被录用。这样的政治，完全是依仗法律。

    关于诸葛亮，《三国志》中曾有这样一个名段子，说的是，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益州后，诸葛亮采取的政策是“刑罚峻急，刻剥百姓”，致使君子小人都心怀怨恨。为此，刘璋原来的手下，在刘备夺取益州过程中作为内应的一个人法正，他站出来向诸葛亮进谏说：“过去高祖入关时，约法三章，秦民都以此为恩德。今天你刚夺下益州，未能惠抚人民。你是作为外来人来治理当地的，所以希望你减缓刑罚。”对此，诸葛亮回答说：“你讲的不对。秦时实施苛政。高祖在这样的情形下入关，所以采取了宽大的方针以安抚人民。可是当前的益州，由于以前的刘璋是个愚蠢的人，法度松弛，而百姓既不知恩德的可贵，也不知刑罚的可怕，散漫不严。所以，我今天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

    过去的史学家曾对这段记事表示怀疑，并列举反证，说法正进谏的年代有误。但是，诸葛亮在益州实施了他的严格整顿的方针，这一点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语称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同时，还说他“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其政策大体上与刑名家相同，与小说经常将诸葛亮描写成擅长奇门法术的形象存在天壤之别。评语还说他“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真若是这样，说明诸葛亮起码做到了公平、诚信。

    在整治汉末的政治散漫上，曹操与诸葛亮的英雄所见大同。不过，这样的政治只有益州那种小地方，即在命令可以下达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地方实施，才会取得一定成效。如果换成比之广大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大神州实行这样的政治，是否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呢。

    《日知录-两汉风俗》中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曹操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做法，给当时的社会带了怎样的影响呢？顾炎武认为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其证据是，在曹操死去十余年后的魏明帝太和六年的董昭上疏（《魏志-董昭传》中陈末流之弊时说：“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曹操政治的初衷是想排斥伪善之人，但当时的年轻人不以学问为本，而专以建立“小圈子”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而以趋势游利为先。而且，他们还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互相攻击。这些行为，与曹操要清查当时的士大夫的做法是相背离的。

    《三国志-诸葛诞传》中记载了明帝时期，诸葛诞、夏侯玄、邓飏等人互相搞浮华虚誉，结成帮派的事。也就是说，依据法律整治社会的目的，是要恢复东汉的、也就是伪君子出现之前的质朴风气，然而，乘此机会却形成了与东汉时期虚伪地相互吹捧的现象相类似的倾向。

    三国时期还是谋略家辈出的时代。然而，谋略家们大多见利忘义，是不可信赖的人。这可能是曹操和诸葛亮等人没有预料到的矫枉过正的表现。

    此外，“建安七子”开启后世文人的浮华轻薄之风气。史书记载：曹丕与“建安七子”等人是同伙，他在作太子时，曾设宴招请同伙的文人。酒筵正酣，曹丕让自己的夫人、当时著名的美人甄氏出来向众人问候。当时在座的人都俯下身，没有人敢抬头看，只有刘桢直勾勾地看着她。后来，魏文帝在招请吴质、曹休饮酒时，让郭太后出面行礼问候，并让吴质等人观看她的面容。在古代，天子如此破坏礼法是极为罕见的。

    还有，那时期的陈留（今河南开封）太守夏侯惇曾录用一个叫卫臻的人当会计官。当时，他让自己的妻子招待卫臻。卫臻称这种礼法是奇怪的末世之俗，于是当场被夏侯惇绑了起来。

    这些例子显示了当时的风气是打破常规的。在这样的风气背后，存在着打破以往礼法的一伙人。遗憾的是，这种打破并不是要返回从前的质朴，而是变成了另一种不良之风，随后吹起的便是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因此，魏晋之士变得旷荡，尚虚无，没了礼法。礼法若不存，和夷狄就没了区别，于是“五胡乱华”接踵而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