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对“斯人”太包容，只有“是人”才符合孟子的原意

语文教材"改"成了“天降大任于是人也”，惹来一堆议论和解释。看了一圈，大多是在考据，没有一个是靠谱的解释。但是，这热闹，有点太热闹。我不太想凑这个热闹。

直到看到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的解释，我认为，有必要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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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用朱熹的《四书章句》和十三经注疏论证改动的正确性，这是对的。但是，用“是”和“斯”都可以做指示代词，说“若读作‘斯人’，也不能算错”，就错了。

我对“斯人”和“是人”的意见，有两点。

（1）“斯人”，大概率是明朝人妄改古书的坏毛病遗留下来的错误。

（2）只有“是人”，才符合原文的语境，才符合孟子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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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援引清代考据家陆心源的意思，说“‘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关于“舒愤懑”》

明朝的印刷业发达，但明朝人从朱元璋那开始就文化素质低。明朝刻字工人的文化素质，更低。虽然他们不能理解古人的深意，但改起古书来比疑古的宋人还大胆。

也许明朝人和温儒敏一样，觉得“斯人”和“是人”没有差别，就顺手把“是人”改成了更通俗的“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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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认为，“斯”和“是”都是指示代词，这也没错。

只是，在古人的语境，特别是《孟子·告知下》的语境中，“斯”和“是”字所能表达的意思，差异较大，相去甚远。

“斯”字从斤（斧子），本义为劈和砍，古人经常拿它做指示代词，意为“这个”。当古人选择用“斯”做指示代词时，他们应该是一种特指——砍掉其他，特指剩下的，不及其他。

举个例。当古人说“斯人已逝”，所指的必然是躺在棺椁中的那一个人。

“是”字的意思，则丰富得多。首先，“是”字从日正，本义为“正，不偏斜”。在古人的用法中，“是”字的意思都是建立在“正，不偏斜”之上。就连今天我们说“是”时，也在向对方表达对其某一种意见的认同。

《孟子·告知下》中，一口气列举了六位生于卑贱而有功于世的先贤，然后说“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前，孟子例举谁，就是拿谁做榜样，这本身就暗含了强烈的儒家价值判断。

“是人”，可以明显地表达出这一层儒家价值判断。

如果用“斯人”，用心的读者也可以从上下文中感受到孟子的价值主张，但不会如“是人”表达得那么明确和强烈。

另外，告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学术对手，也是孟子一生中重要的辩论对手。《告子上》和《告子下》的内容，都和孟子与告子的学术分歧有关。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就发生在孟子和告子的辩论之中，被收录为《告子上》首章。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既然“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一章被收入《告子下》，自然也不会和告子无关；其主旨，自然也和性善性恶之辩不无关系。

我推想，“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一章所记录的，可能是孟子反驳告子性恶论的一段陈辞。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孟子周游列国，和各路学术对手激烈辩论，怼天怼地，推广儒家思想之时也在为儒家学子争取工作机会。那么，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推想：在这段陈辞中，孟子所要表达的重点，可能和今天宋人和明人所看重的“动心忍性”，和今天我们看重的“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有所不同。孟子可能是在强调，性善之人不会因人生际遇改变其性，但是性善之人需要被上位者选拨出来委以重任。

孟子是雄辩之人，在是非问题上从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不爽之时，孟子甚至会破口骂之。

我想：如此刚猛的孟夫子，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绝不会使用温吞的“斯人”。如此激切的孟子，在表达自己的主张时，一定会选用辞义明确、强烈的“是人”。

所以，我认为：

只有“是人”，才符合孟子的语言风格，才能突显孟子的价值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