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有低级趣味，但也不缺高级趣味呀~~

文| 复旦大学历史系 冯贤亮

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复杂而多变的形态，上承宋元，下启近现代，具有时代转向与承接性的地位与意义。无论是制度，经济，社会，还是文化等层面，既有其内在承继的脉络，也有明晰可辨的变化。在社会变迁与文化生活方面，作为社会重心的文人士大夫，从晚明以来就被卷入到辉煌而持久的王朝更替历史进程中，他们的生死往事、生活经历与社会体验、权力关系和文化网络等，都形塑了当时最值得关注的日常生活形态。在最具有核心性的江南地域空间中，大变局时代士人生活的转向显得更为突出。

要进入明清之际那个已逝的世界，窥探士人的生死往事，挖掘其经历和体验，甚至是在历史上留下的一道轻轻划痕，当然仍需要从基本的叙事出发。明末世家子张岱所撰的《隔浦菱歌》中，有这样一段“画舫笙歌顷刻过，只有菱歌，不拾人间唾。口既如簧眼似簸，几回看得兴亡破。”经历了王朝更替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像张岱这种最多只能归入“士人”阶层的纨绔子弟，在劳碌半生后，表达出他生活中的寥落况味与精神世界。

生活世界的表达，可以包括日常生活的总和，关注经验与记忆，也包括权力关系和文化网络。特别是在由明入清的进程中，旧王朝在士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如何逝去，新王朝如何稳固，秩序的维护与重建过程又有怎样的体验与感受，则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这对于深入探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地方政治，掌握繁复的社会活动与面貌，呈现鲜明而具体的文人生活，藉此建立起一个有机的社会图像，意义重要。站在经历明清两代漫长更替进程中的所有个人与群体的立场上，来观察一个复杂多样而又变幻莫测的历史节点，在研究上，或许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向内走向。

一、士人与文人的论说

传统中国社会的重心，自然是在“士”这个阶层。依照“士农工商”的阶层论说，“士”为四民之首，与农、工、商一样，皆属“国之本”。钱穆指出：“宋、明以下之社会，与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门第消灭，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一切公共事业，均须有主持领导之人。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则政治社会事业，势必日趋腐败。其所以犹能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

实际上，读书人是不能不管社会事，如苏州府吴县人伍袁萃所谓：“君子不持公论，将使小人持之乎？荐绅先生不持公论，将使市井细民持之乎？”社会的重心在“君子”，在“荐绅先生”。只有这个绅士阶层能真正主持公论，社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小民才能获得更多的依靠，是王朝续持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在精神与价值方面，“海内士人共为一家”，是个共同体，当然晚至明代万历年间，已有“纲维之务破，不顾主之孤立于上”的不良情形的批评，且已非一日。不过，严格地来说，在明清时期文献的记述中，占据着知识阶层大多数的“士人”，是尚未进阶至进士的知识人群体，与传统所谓四民之首的“士”，在意涵上存在差异。

明清士人在奋身举业仕途的道路上，有“士人立身，莫高于无求”的言说，就像在仕途中，“当官尤先于风节”，都有很高的期许。所谓“求”，无非是为求捷径或便利而四处关说请托，一如被欲望驱使的当官者一样，缺乏节操。在正人君子看来，这是不可取的。

在士人们眼中，“乡科”是进身的第一步。有了举人的资格，才有进一步攀升至进士或者转入理想宦途的可能。但实际上，在士人生活中，“或作气势于乡里，或借居间为生活”的各种表现，都有泛滥之态。

不论是否有在乡里装气势还是为生活帮人搞关系，主流士人的生活核心，仍在举业的讲习训练。查铎指出，“今世士人，惟以词章日督其子，为青紫计，闻讲学之名，辄訾以为迂。”或者如明末清初昆山人陈瑚所讲的那样：“有明当隆、万之季，天下治平，其时之文人墨士习帖括之陈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之书委诸口耳而已。”在以举业学习为正常心态或者只是利用科举为进身之途的人看来，热衷于讲学论道，是迂腐的表现。毕竟身处晚明太平盛世的所谓文人墨士，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博取科第而使妻、子生活优渥。

曾任刑科左给事中、山西参议、广西副使等职的查铎，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是“讲学”盛行的时代，他本人也好“讲学”，所以士人生活中对于讲学的排斥与批评，他保持了不同的看法。毕竟，晚明地方上的讲学活动，已成盛行之势。对于士人的文化活动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属正常。有人认为：“今人说学，不必讲学，何可不讲？只如今士人习举业，终日诵读作文，乃场中时艺论䇿，何尝不是讲学论道，必称孔孟诸子而下不屑也。”讲学活动与士人举业的习学，其实并不矛盾，科考的核心内容“时艺论策”，也属一般而言的“讲学论道”的范畴。

很多人又清楚地意识到，年轻的士人好为诗文，文人气太重，必然对举业有所妨害。对普通人来说，“作诗须称地位”。所谓要有相称的“地位”，在注重科举的人士看来，就是在举业上成功并获得仕途的机会后，作诗或好为古文辞，才会被认为是当然之事。

洪武时期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赵世卿，曾指出：“士人操行廉耻为先，国家劝惩风节是重。”后来，乌程县南浔镇人朱国祯(1558-1632)进一步表示，“士人自束发呫哔以来”，就应懂得“以直言敢谏为贤”。他们所论的，都是士人立身处世的品格，有较高的要求。

实际上，据万历时期陈师的观察：“今士人结交，促膝相与，日酒食征逐，指水旌信，以为平生金石交，一旦临利害，远避不睱，甚或挤而排之，朝欢暮仇者不少也。”士人生活中趋利避害等不良风习，其实具有广泛性。当然稍好的情形，就如隆庆五年进士、曾因弹劾张居正而被削籍的常熟人赵用贤（1535-1596）所言：“今世士人，一或坎壈于时，往往矫迹栖遁，希恬退之名，一旦徼时之幸，遂不胜其酣豢沉湎，昔山林之托，惟恐其影响之，或及视以为不祥而去之矣。”运气不好时就比较矫情，就想在社会上博得“恬退”的美誉，可一旦获得荣升的机会，昔日故作姿态而表现的隐逸孤傲，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且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士人荣辱感受的这类表现，又多少有些不堪。

士人作为社会中坚，本应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担纲者。但社会处境与活动毕竟会因时代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明代中期以来，仕途壅塞情形变得相当严重，大多数士人已成了在仕途上完全没有机会的游士，人生的很多时光都浪掷于无尽的科考途中。汹涌的商业化浪潮对社会的全面促动，影响了士人尝试转趋不同场域，纵身城市繁华，另创生命的意义。

士人在完成基本的知识训练，即具备阅读与写作能力后，知识活动或文化认同开始出现了歧异，在举业范围外，崇尚“博古”、“古文词”等，包蕴文人意识的由来，是文人文化的发展根源。其实，文人的概念相对宽泛，可以泛指知识分子，重点在诗赋或古文辞方面的修养与追求，当然也兼重艺术技能。

“好古文词”被文人们视为“不朽之业”。在皇甫汸为中山武宁王七世孙徐京所撰的墓志铭中，所述徐京的经历，就是一个放弃科考后专力于“古文词”等文人能事的典型。

再如，出身于嘉善名族的曹庭栋（1700-1785），从有志于显扬、屡败屡考的少年时代，到中年以后绝意仕进，日常醉心于弹琴赋诗、写兰石、摹古篆隶，以抒发闲寂之抱，“得失两忘，荣辱弗及”，成了比较纯粹的文人。

生活于康熙至乾隆时期的昆山名士龚炜，是少时即能诗，比较得意的赋雪景的诗中，有“收纶渔父归舟晚，迷径樵人行路斜”一句，被誉为“仙才”。但他这种学诗之好，因举业的压力而被迫抑制，“未敢露此意”。

纯粹追求文人能事的，会被认为脱离社会，不是迂就是庸，是无用之人。或者如顾炎武引宋人刘挚教训子孙的名言，所谓“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这样的文人，是为顾炎武所厌恶的。顾氏还指出：“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

 总的来说，文人的生活世界中，多与科举道路的取舍相关联。有“身份”的文人，其威权的获得，主要来自文化、社会与政治，而非经济。

二、士人本色及意义

包世臣（1775-1855）所谓“士人治生至急，而居官为尤甚”的说法，在士人生活中是很具代表性的，那种“经理私事与勾当公事并重而常相待”的态度，就因存了点“治生”为急的私念而来。而“士人一入宦途，便失本色”的现象，就成了有识之士的共同感受。未仕之时，支持士人长期的寒窗苦读，溺于科举之学，完全出于高功名的渴望。一旦正式进入仕途为官，又将饱受刑名、法术、簿书、钱谷之类工作的困缚，读书时代的理想将大打折扣。

至于士人中可称作“君子”的，应当能够很好地平衡“不必仕”与“不必不仕”的问题，“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极有分量和哲理的认识。地方社会较好的状态，或如钱士升（1575-1652）所谓的“君子循礼而矜名，小人勤力而节啬”这样的社会风貌。社会整体的注意力，其实在“君子”这一侧。下层“小人”社会的安定，要仰赖这个基本以理学为持身准则的阶层。

但总体上士人在整个知识阶层中的地位并不高，主要是所有以“进士”为目标的读书人，包括举人和州县学的生员，也包括医者。被认为士人的，虽然连知县这样的小父母官，有时也不大肯“屈己去见”，否则会被认为是件“异事”，但在身份法层面，依然享有减免刑罚的优待。在社会上，士人与乡绅一样，属于领导性质的阶层。

所以论及士人或文人，自然要关乎绅士概念的论说。一般的绅士概念，意涵比较笼统。按照清人的定义，就是包括了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也是地方官员最应熟悉的社会有力阶层。其中公正廉明的，可称“公正绅士”。

在根岸佶早期有关“耆老绅士”阶层的研究中，细心观察到清初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的定义，发现笼统的“士绅”概念与“乡绅”的定义，有不少差异。黄六鸿认为，“本地乡绅”就是那些“有任京外者、有告假在籍者、有闲废家居者”，前提条件当然是要有功名。这个定义比较符合明清时代有关“乡绅”身份的言说。至于明清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乡官”，则与乡绅是同义词。这一群体与乡里的结合，自然是非常深的。特别是年老隐退的官僚，更以乡里生活为常。这种乡居之官，或在广大乡里所见的官僚，也称“乡宦”。

意涵笼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包容了上述各阶层，在知识、权力与社会声望三个方面，可以综合指称那些已出仕与未出仕的读书人，可以分成“大夫”与“士”两大类。在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尤以“官僚政治精英”阶层最具影响力。

以这一群体最密集的江南地区为例，他们的出身，大多是所谓的“耕读之家”，其次有少数来自都市富商阶层，第三则来自更少的都市平民家庭（可能是基层教师，小生意经营者，地方官衙的胥吏，或者依赖乡村富室的赘婿身份，获得向上攀升、立身出世的支撑点）。

成化十一年进士、由翰林院进身至内阁大学士的苏州人王鏊(1450-1524)认为，社会越发展，官绅队伍越显繁杂，在这样的趋势下，也很难产生古代的所谓“循吏”。在晚明以来关于地方社会风气败坏的批评中，就涉及地方官员与居乡士大夫这两个关键性的群体。前者“食君之禄，居人之上”，本应该“顾念职守，承宣德意，为百姓分忧”，然而常有“日务送迎奔走，取办簿书，谀媚上官，以求荐举、图升迁”的情形，自然对于吏弊民隐“恬不经意”，对朝廷的政策与要求常有怠慢之举。而作为“乡邦之领袖”的后者，是属于“挂名仕籍”、受国家恩宠的一个群体，更宜表率齐民、奉公守法，却与那些贪图利禄的地方官员们一样，“瘠人肥己，效尤成风，坐享田租之利，而使无田小民代其包赔税粮”，倘遇官府清查，也敢妄行阻挠，任私情而昧天理。所以，如果地方绅士不持公论，对地方社会就会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上述这些评说，当然并不能涵括所有地方官员与绅士的面貌，也不否认在一个“国家化”程度很高的地域中（特别是江南）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所怀持较强的忠诚度，但存在于地方官与乡居文人士大夫之间互相牵制的弹性关系，确实可以使地方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在晚明清初，士人生活中除了休闲生活的营造、闲雅逸乐的追求与文人文化的涵养外，因身处晚明社会的复杂变局，旋即遭遇明清两代的政权更替，生活中也时刻存在着某种紧张感，甚至更多的是焦虑。不同生活领域或文化处境的士人，从祖父辈到子孙的世代，感受更是不同。如何在家国大义与生活的维持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或者作有益于个人命运的抉择，在面临大朝代转换的氛围中，对地方精英分子来说，又是困难良多。

三、晚明生活印象

在历史上，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明代中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和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越来越成熟，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识字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城市水陆交通体系逐渐充实，东南沿海诸省日益变得重要。这个时代的明代社会，有着无穷的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德朝前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许多变异，如董其昌所谓的，有时文之变与理学之变，都是时代变化的趋势所致。这种分水岭式的变化感觉，到嘉靖朝就更为明晰，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政治，都有着明显转折的感觉。就官绅队伍的风节而论，总体上在嘉靖以前，崇尚循良，重视名节，几有两汉遗风；嘉靖以后，文人士大夫在为官之际，公然比较官缺的肥瘠，假使为官一任而垂囊而返，会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因此也就有万历八年进士、吴县人伍袁萃所感叹的：“今天下人惟利是趋，视仁义若土芥，不复顾惜。”而以当时社会的变迁与风俗的奢化为例，时人更有深刻的体察：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趍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飮为豁逹，以珍味艶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汨汨浸淫，靡焉弗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滥觞至此极哉！然且务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游食者不事生产。呼卢者相率成风，乐放肆，而寡积蓄，营目前而忘身后。是以温饱之户，产无百金，奇羡之家，延不再世。此民生之所以日困，而风俗之所以日偷也。

明末清初长期流寓江南的唐甄（1630-1704）指出：“吴地胜天下，典籍之所聚也，显名之所出也，四方士大夫之所游也。”唐甄强调的，是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最重要的生活空间，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在这样的空间范围内，生活的奢靡化足使人惊叹。

嘉靖十四年进士、杭州府仁和县人张瀚（1510-1593）以其生活时代的感受，表示那时的“民间风俗”，早已是“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文人雅士们推崇的精巧细玩，达到了“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耕织”的境地。

在一些重要的岁时节庆狂欢活动期间，晚明地方上的生活，堪称繁盛。张岱认为，在最为繁华壮阔的苏州，四时游客从无寂寥。仅虎丘一地，除了当地人，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很多士人的休闲生活中，还有所谓“喜谈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的追求，都是他们品味与情感的表达方式。

唐甄、张瀚、张岱等人所论的内容，基本上都处晚明时期，当时的社会处于相对静态的秩序中。但不管怎样，那种生活景况，仍然是令人向往的。文人雅士们的生活，很有些谢肇淛所概括的，极力追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宵歌舞之场，半昼床第之上”这样一种“闲”的境界，也是世人所谓“名利不如闲”的处世态度。文人士大夫大多喜欢城居生活带来的更多逸乐。嘉兴地方的上层文人，普遍拥有两处以上居所。至于在外地建造别墅，也十分流行，像沈思孝的溪山堂就建在吴兴。嘉兴士绅最喜欢的大城市是杭州。李日华的老师冯梦祯、好友谭昌言，都寓居杭州。

当然明代中期以来，城市中的文艺社交已成普遍现象，更契合文人们的精神需求，甚至是以交成名的渴望与实践。繁多的城市聚会中，如崇祯十六年进士黄淳耀（1605-1645）所概括的，有文会、酒会、游会、谈会、交会五大类，并以文会最似“正业”。这样的社会网络，有着塑造大部分人生活方式的意义，除了在某些特殊时期，国家也只能影响这些网络，而不可能重塑这些网络。

在这些耽于承平之世的社会交游活动中，士大夫以儒雅相尚，像评书、品画、沦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堪称无一不精。骚人墨客们，都工于鉴别、善于品题，可谓“玉敦珠盘，辉映坛坫”。

从“治生”的角度考虑，以笔砚谋食的士人，会根据市场消费情况来改变创作风格，士商关系空前密切。士商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互惠互利。士人阶层不可能漠视商人阶层在文化上压倒他们的优势地位，所以在推动奢侈消费和文化消费方面，强化品位，标榜自我，以期建立一道区分雅、俗的界限。虽然早在元明之际，江南地区已经了出现一批具有隐逸色彩的文人社群，但直到明代中后期，社会上才更为明确地涌现一批有别于学士大夫，而别具普遍性社会意义的“文人”，致力于美感生活的经营，形成了一套“雅”文化。这种以赏玩为主旨的文化的发展，则一直处在市场化、商品化力量的包围下，推动了社会文化的整体变化。

从宏观上看，至晚从弘治朝后期的十六世纪以来，与世界的大变动基本相应和。这个时期，也就是人或商品、货币流动迅速地活跃化，旧的体制趋于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宗教、思想上都有重大的变化。万历初期，张居正能行严厉的政治，下一纸书，使万里之外不敢不奉行惟谨，以致吏治大有起色。后人在重修万历朝历史时，说张居正“以长驾远驭之才，当主少国疑之际，卒能不顾诽誉，独揽大权，综核吏治，厘剔奸弊，十年来民安其业，吏称其职”，不可谓评价不高。但“国势几于富强”的态势，在张居正之后已趋消退，朝廷纲纪日渐废弛，“小人”与君子们各立门派，党争不断。此后国事遂至不可为，所以有论者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清代钦定《明史》中的这个论说，几乎成了判定晚明特质的权威观点。在这样的论说中，其实也应该注意到，东北建州女真部的领袖努尔哈赤，就是在万历朝前期兴起的。到万历十七年（1589），他成了当地的都指挥使，这等于明政府承认了他在鸭绿江流域的最高权位。在军事上，他开始了对其他部落集团的征服或吞并，最后于万历四十四年宣布建立“后金”政权，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此，“攘外”成了明末王朝的一大要务，同时因北方农民军的兴起，内忧外患之感遍布朝野。攘外与安内的问题，越益困扰着整个明王朝。陈龙正即指出，“攘外”必先“安内”，所谓“夷狄叛服不恒，虽极盛之世不能无；而中国百姓自相煽动，则土崩之祸，有识者深忧之”。可惜的是，崇祯朝政府长期陷于“攘外”和“安内”的两难选择之中，最终错失了“安内”的良机。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选择所讲述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海瑞、戚继光、李贽，甚至冯保、高拱、郑贵妃、俞大猷、刘綎等人，都没有一个好结果，那个时代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充满悲观色彩，也非客观全面之论。

史景迁则认为，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朝仍是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城市，如京都、布拉格、德里、巴黎等，都无法与北京媲美。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已臻于成熟，千年的传统使其能协调运行，丰富而稳定的律令体系将官僚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足以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与各种绘画、戏剧，以及宫廷生活的概貌与官僚机构的运作，无不显示出晚明帝国的辉煌和富庶。晚明，是中国史上文化最繁盛的时期，否则就不会有后来人对于万历朝生活无比向往的记述。而且在清初，文人对万历朝多存怀恋，并形诸笔端，似乎有着普遍之态。

清初的小说中，将万历时代描绘成一个极乐世界，足令后人感叹思慕：

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薫薫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天乘凉，百顽耍要。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顾梦游（1599-1660），生平任侠好义，喜欢结交四方名士贤豪，他对南京冶游生活的描画中，对万历朝的太平盛世之生活景象，一直怀恋不已，在其古体诗《秦淮感旧》中讲道：“游子皆言风景殊，居人倍感河山异。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一夜扁舟价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佳人向晩倾城来，只贵天然薄珠翠。不知芗泽自谁边，楼上舟中互流视。”

对于顾氏这句“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在同时代的文坛领袖吴伟业那里，也有相近的感受表达。吴伟业同样觉得万历朝的生活确实令人向往：“余生也晚，犹及见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风习最为近古。”

清初被查禁的《明史钞略》中，这样写道：“当万历朝，天下方全盛”，天下久安而长治，必须是财赡而兵强，而这样的前提就在于人主能够知人与善听言。不过知人善听这一点，在万历朝后期的表现，已大不如前了，各种政治变乱接踵而至。

本文节选自《士人生活的变革：明清之际的社会与政治演替》，原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