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红色资本家,为何受到美国前国务卿高度重视?

1979年,距离深圳经济特区开放还有大半年,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亟需本钱,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需要对外融资和发外债。

但这个想法在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来说,太超前了。

当时国人并不理解,觉得这是一种“丢人的、赔本的买卖”,甚至有不少人批评这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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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一理念的“资本家”,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他所缔造的、当时专门负责对外融资的公司,名气却很大——“中信”。

众所周知,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资产万亿的世界500强金融巨鳄。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一手缔造他的“资本家”——荣毅仁。他的一生,和中信一样传奇,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见证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

他的家族更加神秘,在经历了100多年起起伏伏后,依然是中国最富有的家族,也许没有之一。

抗美援朝爆发,荣毅仁曾带头捐献过12架飞机,他是中国唯一同时做过首富和国家副主席的人。

正是他的长袖善舞,充当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探路人,也让中国在当时的背景下互相排斥的群体相互融合,从而找寻到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一条路。

对于荣毅仁的重要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一句名言:

“苏联(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01

在荣毅仁为国捐飞机之前,他曾一度被国民党扣上“黑心商人”的帽子。

时间倒回到1949年5月,那时离上海解放仅只有半个月。

因为战火将至,上海的很多资本家们都闻风出逃,有的前往台湾,有的干脆去到海外,只有极少数人选择留了下来。

在这些人中,就包括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

荣德生是当时国内的“面粉大王“,在全国有14家面粉工厂,占全国面粉生产量的1/3,此外还有9家纺织工厂——衣食住行,一人就包揽了两样。

出于稳定民生的考虑,他选择了留下来,并保证“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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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他所有孩子里,荣毅仁是唯一留下来陪父亲的。

他在读大学时,就十分关注国事,曾发起向东北义勇军捐款的活动。

一度,他还想报考空军,与敌人博击长空。

但可惜的是,这对父子的爱国之心,并没有得到珍惜。

先是荣德生被疑似“淞沪警察局“的人绑票,勒索50万美元赎金。

再是,荣毅仁的堂哥被无理由逮捕,被警察局敲索上万美金。

最后,荣毅仁自己作为面粉供应商,以“卖发霉的面粉,导致前线士兵吃完拉肚子”为名,再次被勒索,之后才知道是粮食部暗中将他上交的30万担白面粉掉了包。

好在我军及时解放了上海,才躲过一劫。

1949年5月26日那天凌晨,荣毅仁被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原来是下属急冲冲地拉他出去,看上海的一个“奇景”——大街小巷上,都睡满了解放军。

有些人衣服上都是土,有些人绑腿上还沾着泥,有些人枕在路边的大石头上,有些人干脆就在地上一躺,这一切都静悄悄,无声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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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是第三野战军司令陈毅,在攻占上海后定下的严格规矩:一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

当时江南正值梅雨季,有的干部反对:“遇到下雨,有伤病员怎么办?” 但陈毅坚持说:“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后来毛教员得知后,连给总前委回了四个“很好”。

而这一景象,给荣毅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见过军阀部队,见过北伐军、国民党军,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军人,宁愿在大街上风餐露宿也不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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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快开到租界的时候,被一位士兵拦住了,他很有礼貌地告知,前方还有战斗,不安全,请他先回去。

这一幕让他想起在不久前,一支国民党部队在他家门口堆起了沙包,架起机枪,要以他家为军营开打。最后他双手捧上两根10两重的大金条,他们才肯离去。

这前后之对比,令人感慨颇丰。

一周后,荣毅仁收到来自解放军的请帖,邀他出席一场座谈会。

妻子原本不放心他去,担心是“鸿门宴”,但荣毅仁想起之前的场景,坦然接受了邀请,“我就不信还有比国民政府更差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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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荣毅仁和妻子

6月2号下午,荣毅仁来到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等待他的不是盛气凌人、横眉冷对的兵役,而是一位满脸笑容的大叔。

这位大叔,正是陈毅。

会议一开始,陈毅便讲:“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有啥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

说完后,大家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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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陈毅向大家解释了下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告诉在座所有人:“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

原先听国民党说“解放军会吃人”的荣毅仁一时愣住了,原来共产党没有想象中那么凶神恶煞,反而鼓励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好让工人们尽快就业。

会后,陈毅还拍着荣毅仁的肩膀说:“你是荣氏企业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荣氏企业统统由你掌管。”

这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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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当时,荣家的局面并不乐观。

战后,工厂本来亟需复工,但屋漏偏逢连夜雨,1950年2月,蒋介石的飞机从台湾轰炸上海,导致工厂再次停工。

荣毅仁去查看账本,发现工厂不仅现金所剩无几,连机器和纱锭都被卖得差不多了,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其他荣氏兄弟姐妹带到海外的资金,高达1000多万美金。

庞大的荣氏工厂,早已是个烂摊子,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工人们走投无路,直接去包围了荣家,甚至闯进了荣家的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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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荣毅仁想到了陈毅。

陈毅连夜帮忙联系了上海劳动部、工会组织、市政府,一起帮忙筹款,第二天把钱凑齐,给工人们发了工资,帮荣毅仁平息了动乱。

之后,陈毅又帮荣毅仁联系了人民银行,向银行申请了355万元贷款。

靠着这一系列操作,荣毅仁的工厂才扛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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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荣毅仁带头捐献了12架飞机和大量军用货资。

一年后,国家遭遇经济困难,发行公债。

当时的上海任务很重,陈毅市长曾邀请几百个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会,动员认购。

荣毅仁当场认购了许多,哪里晓得交钱的时候,一时却拿不出那么多,有人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时,他讲了心里话:

“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

02

同一年,在一场中南海的宴会上,荣毅仁见到了一个重要的人。

这个人就是毛教员。

席间,教员鼓励工商业主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半年后,荣毅仁再次去北京开会,会上教员又说:

“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荣毅仁把这些话听进心里,一回到上海,他就做一个决定:在六天内将申新纺织并入国家,实现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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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公布后,董事会炸毛了,都表示不同意。

他们最担心的,是财产会被充公,但荣毅仁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

由此,由荣毅仁带头,荣家积攒了半个世纪的家底,全部“裸捐”给国家

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的角色变为了总经理。

本来当时很多大资本家都在观望,但一看荣毅仁捐了,一阵“公私合营”的风潮才被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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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荣毅仁接到市委书记陈丕显的突然来电,说毛教员要来申新视察九厂。

荣毅仁心头一惊,立即赶到工厂迎接。

下午4点半多钟,毛公乘车来到厂里,刚下车,看到荣毅仁就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

之前毛公到上海视察不下几十次,但只视察过一家公私合营工厂,就是荣毅仁的纺纱厂。

从那以后,大家都知道毛公格外看重荣毅仁,对他有了一个新外号,叫做“红色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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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视察申新九厂

1957年,荣毅仁被推举为上海市副市长。

上任后,荣毅仁主管轻纺工业,针对上海工业基础好,特别是轻纺工业方面的尤其突出的优势,他提出要因势乘便。从此,轻纺工业、化纤工业,成为了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中目标之一。

解放后的上海,在我国的棉纺、化纤工业领域中独树一帜,少不了荣毅仁那时的精准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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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国庆前夕,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找到荣毅仁,对他说:

“建国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干吧。”

原来从政两年后,中央看重了他的本领,决定让他来挑更重的担子,到北京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从上海市副市长到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第一次升迁,就从上海到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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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祝,在天安门城楼上,教员特地把他叫到身边,关心地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

他牢记了这句话,之后不停的到探访田间,改进棉质原料技术,提高国产的棉纱质量。

在他在任这几年,中国的纺织业进步飞快,从之前的默默无闻,到出口创汇占全国总值的30%,位居出口第一,中国也成为了著名的“纺织大国”。

03

1979年1月,荣毅仁迎来了人生又一个转折点。

他收到邓小平的邀请,参加人民代表大会。

在会上荣毅仁提出:“要搞好生产有两个事情要做。一个是每年至少要涨一次工资,二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会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同时对于当时政府最为关注的对外开放,荣毅仁也建议在外方投资比例上只定下限,不定上限。“建议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这样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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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能耐,于是顺着他的话说:“那你来牵头办实体,搞对外开放窗口,要得不?”

荣毅仁此次来原以为只是提建议,没想到被赋予了更高的任务,还没等他回应,邓小平接着说:

“给你的任务,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此话一出,相当于给了荣毅仁“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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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之后,荣毅仁连夜起草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构想。

他深知当时的中国缺实业,但更缺钱。

虽然如今中国动不动就哪家公司融资几千万、上亿,但在当时,国内连吃饭都是问题,融资更是比登天还难。

所以荣打算创办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利用他在国外的人脉,引入外资,帮助国内企业发展。这种引入外国资本的概念,甚至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还早了大半年。

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这也就是后来的“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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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成立时,中信没有办公室,三四十人就挤在北京和平宾馆十二间客房里。

到了晚上,大家横七竖八躺在房间的地毯上打个盹儿,睡醒后用凉水洗把脸,揉揉眼睛,继续工作。

荣毅仁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一边紧盯市场上的金融信息,一边用电话和传真机联系各方客户。

1979年10月29日,荣毅仁与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签订合作协议,这是中信成立后与外国银行签订的第一个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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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了几个月后,中信的业绩却陷入了瓶颈。

当时国内经济不景气,政策也不明朗,外国人一听来华投资,纷纷表示拒绝,以至于半年后,来了的外资基本都走了,创立之初国务院首拨的1000万经费已经被花得所剩无几。

为了救急,荣毅仁把自家多年节省下来的定息存款1000万元,拿来补贴漏洞。

眼看账户的余额一天天变少,他急得团团转,每天难以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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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好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在建化纤企业——仪征化纤工厂,面临资金短缺,濒临倒闭。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荣毅仁寻求帮助。

荣毅仁本来就缺钱,哪里再去给什么化纤厂筹钱,就在左右为难时,他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要不那去国外发债试试?”

发债,和入股不同。入股虽然收益大,但风险也大,而债券相当于向国外借钱,只要按时收回本金和利息就行,风险小。

这个想法现在听起来不错,但在当时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一经提出便遭到了质疑,很多人觉得:中国向外国人借债,丢不丢国家的脸面?利息白白送给国外,为什么不留给国内的银行?”

面对质疑,荣毅仁决定拼一把。

1982年,中信破天荒的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很快便借到了100亿日元,这也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笔“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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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100亿的债券,80%都用在了这个大型化纤工程项目,使工程得以顺利建成。

几年后,这家工厂顺利建成,每年都产50万吨化纤原料,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总产量,中信不仅按时还了债务,还赚取了利差,之后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

1984年,尝到甜头的中信继续在国外发债,先后在美国、德国、日本发行了1亿美元的债券、1.5亿元德国马克、3亿港币和300亿日元。

从那以后,不仅中信活过来了,很多大型国企也活过来了。国内的企业和工厂再也不担心资金短缺,也不揪心贷不到款,因为国内有了一个叫“中信”的公司,中信有一位“荣老板”,缺钱就找他,他总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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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行债券成功后,中信开始了新的探索——开拓租赁业务。

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

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汽车公司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

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一大系统。

1980年后,中信公司发动了收购香港之战。

最出名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1月16日,香港中信公司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

香港媒体一片惊呼:中国赤色资本家荣毅仁“收购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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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毅仁的带领下,中信之后又接连拿下了第一家对海外直接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拥有商业银行业务、第一个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在我国发射等重大项目......

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的一个重要桥头堡。

1993年3月,担任董事长14年的荣毅仁宣布退出中信集团。

众人猜测,这是因为荣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而此时此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76岁高龄的荣毅仁再一次让人们出乎意料。

这次和以往不同,不是被任命为市长、部长,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由一名“资本家”来担任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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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一传出,瞬间就聚焦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资本家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似乎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之间还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荣毅仁的出现,不仅让两种身份融合在一起,还融合得恰到好处。

重新扮演政治家角色,他时常出现在外交场合,器宇轩昂,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国风范。

1988年5月,荣毅仁在家中会见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布、大通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戴维·洛克菲勒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共绘国际经济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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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11日,荣毅仁在他的住宅设家宴款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畅谈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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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媒体对于荣毅仁的一致评价是:“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气宇轩昂的感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在他的《变革中国》里提出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会走向市场,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

对于“科斯之问”,公认的回答是——中国最初并不清楚转型的方向,是企业的本能向市场方向发展,和政治的开放自由,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型道路。

而荣毅仁,恰恰就是其中的引路人和润滑剂。

尾声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去世,享年89岁。

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

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年,中信从刚刚创立的20来人,发展到3万多人,总资产达到800多亿人民币,下属33家分公司,业务涵盖了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会计事务所等业务。

2000年,荣毅仁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一位,荣氏家族被称为“中国第一豪门”。

然而,在带领中信的14年里,荣毅仁没有占一股个人股份。

即使在退休以后,在晚年,他依旧过得很简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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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宅会客厅曾接待过许多中外贵宾,这也是整个荣宅最讲究的地方,平常没有客人来的时候,会客厅沙发上的靠垫、座垫又都换成布制的。

荣毅仁与老伴儿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还是结婚时留下的。

家里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比如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平时饭菜以清淡为主,杨鉴清说,“菜多了毅仁要说话,好东西一般留在请客时吃”。荣毅仁爱吃蹄膀,但一只蹄膀要吃好几顿。

而荣毅仁穿在里面的秋衣秋裤,也由她补了又补,只要还能穿,他就绝舍不得扔掉。

他在《自策铭》里写道:“起家勤俭,败业由奢。山犹可移,况富贵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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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抠门”的荣毅仁却热衷于慈善,他继承了父亲“兴资助学”的传统,在无锡和上海捐赠了多所中小学,并扩建江南大学和暨南大学。

逝世时,他留有遗嘱,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捐献给无锡图书馆,另数千件文物捐给上海博物馆。

也许现在提到中信,提到荣氏家族,甚至提到抗美援朝战争,很少有人会想起荣毅仁,但这位一生筚路蓝缕,贵而不娇的老人,的的确确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而且越是逆境,越是把自己置身度外,越是倾其所有的奉献。

虽然斯人已去多年,但在国庆节这样的日子里,这样的民族英雄,不应该被我们淡忘。

这,才是中国最需要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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