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之血与掠夺之地：基尔南《血与土：一部种族屠杀与灭绝的世界史》简评

基尔南的这部《血与土：一部种族屠杀与灭绝的世界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是我在路过图书馆新书展示区时碰巧遇到，稍微翻阅导论后觉得十分有趣，于是迫不及待地预约借阅。

这本书的时间跨度极大，从古希腊到21世纪（其英文副标题就是from Sparta to Darfur），但是真正的主线却是所谓的“血与土”，即将种族屠杀之“血”与屠杀之后掠夺耕作的“土地”相结合，作为全书核心的切入点。正如作者引用16世纪一位西班牙殖民者的言论：“要是没有足够的水来浇灌西班牙人的农田，就用印第安人的血”。西班牙的后继者英格兰殖民者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措辞，在北美和澳洲的殖民地上，殖民者持续不断地猎杀原住民，洋洋得意地宣传要用他们的尸体为自己的农田施肥。也就是说，作者总结到：“重农愿景携手新兴的殖民主义，一同加速了欧洲近代早期的圈地、垦荒及殖民扩展”。

为了增加这一论述的历史深度，作者试图从古典时代的历史寻找线索，他断掉斯巴达人的奴隶制和罗马人对迦太基的毁灭是古典时代种族灭绝的案例，这一案例对西方影响至深，以至于后世历代遂行种族屠杀者无不引述甚至依循这一传统。罗马的传统被认为是加图提倡的农业理想，罗马人重视农业，有效地利用土地而迦太基人沉迷于商业，因此堕落不堪。缺乏农业与理性、阳刚之气这一西方自诩的气质背道而驰，因此被后来的殖民者用于为屠杀和圈地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西班牙人否认印第安人具有人性，因为他们并不存在和欧洲比肩的农业，因此西班牙人的殖民是文明的扩展，英国人同样如此看待从爱尔兰到澳大利亚的居民，并认为只有用刀剑教他们说英语，学习英国人的耕作技术，才会让他们发现臣服的甜美。于是整个殖民时代，无论是西班牙人在美洲惊人的屠杀，还是英国小规模却持续不断的猎杀，血与土成为了暴力的循环论证，而陈说者是施暴者自己，我们因为缺乏史料而再也无法得知被害人内心的讶异与恐惧。

作者对于殖民时代的种族屠杀和土地相联系的论述是精彩而具有说服力的，但是他似乎不满足于将种族屠杀局限于西方殖民时代特有的因素，他认为种族屠杀和土地乌托邦的联结是一种全球现象，因此他在古典时代的屠杀和殖民时代的屠杀之间插入了东亚的例子：大越对占婆的屠杀，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屠杀以及发生在爪哇岛上的屠杀。作者想要强调的是这些屠杀都与土地和农业理想有关，可是且不论这些作者所举例证是否和殖民地的屠杀存在连续性，单是作者在东亚的案例选择就颇为奇怪，为什么蒙古人扩张和清朝入关时屠杀被排除在外？难道因为这与土地无关？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这本书岂不是应该讨论的仅仅是有关掠夺土地而产生的暴力，又怎么能称得上是有关种族屠杀的全球史呢？

我不否认在殖民时代，这种土地理想和种族屠杀之间确实存在关联，但是问题在于是否所有的种族屠杀都于此有关？我之前举的例子，比如清军和蒙古的屠杀，同净空土地的理想有切实的关系吗？尤其是蒙古人甚至希望整个华北变成自己的牧场，这简直是农业反动主义，可是屠杀也与之伴随。再者，古典时代的种族屠杀（比如迦太基的灭亡）和殖民时代的屠杀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如果仅仅是一种先例的话，那在我看来或许只是一种方便的修辞，在语言上起到润色的作用而非意识形态的主导。正如将焚毁圆明园比喻为罗马遭到洗劫的英法联军绝对不会把自己等同于蛮族，这类的修辞学联系是否真的暗示不同时代的种族屠杀，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在论述20世纪以降的各次种族屠杀时，作者也竭力的表明发生于土耳其、德国、苏联、中国、柬埔寨以及卢旺达等地的屠杀，都建立于某种对于净空土地，保护农业活力的乌托邦式理想之上。这种理想可能和传统上强调生物学意义的种族歧视有微妙的区别，即被消灭的理由是懒散和堕落造成土地的荒废。拥有先进科技的施暴者在掠夺土地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却是恢复某种远古以来的纯净与秩序，他们相信自己的种族因为与生俱来的田赋而具有占有土地的天然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却被劣等的种族所侵犯，因此需要一场血洗才能完成自我的复兴。德国和土耳其的屠杀自然是有这样的因素在。但是为了超工业化的剥削农民的苏联和中国在我看来就很难适用于这种理论。后者或许更应该从垄断性暴力操控术的角度切入，而且死死抓着农业-暴力的逻辑不放。

因此，总的来看，这本书的导论所提出的农业-暴力-种族屠杀的联结在殖民时代和20世纪的某些种族屠杀的观察上是有价值的，但是其历史源头的考察更可能是一种文学修辞上的意义，对于全球其他地区的考察，尤其是东亚考察，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尝试（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中国这一最具农业传统的国家才是种族屠杀之冠吧），而20世纪之后的种族屠杀，则具有难以分离又错中复杂的多重属性和因果联系，因此单一的土地-暴力-种族屠杀线索用来解释所有的种族屠杀，如果算不上是编造，那也至少是过于草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