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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四十年前我「考研」

​易中天3月15日在博客发表长文《四十年前我「考研」》,全文如下:

四十年前的1978,对于我是重要的一年。

这年9月,女儿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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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我被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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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因此不叫硕士生,就叫研究生。由于招生和录取都在1978年,所以叫“1978级研究生”。写成“1978届”是不对的。届是毕业的年份,级才是录取的年头。

这里面很有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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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的通知大约是一月份发出的,有三项规定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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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对我没什么意义,当时我才三十一岁。第二条就重要了,因为我只读过高中。不限学历,就能以“同等学力”参加考试。这四个字,常常被错误地写成“同等学历”,这也是不对的。学力不是学历,请不要写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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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不得阻挠也很重要。1978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报名是要单位开介绍信的,而胆敢报名的差不多都是各单位的骨干。谁愿意放走骨干呢?没有这一条,估计很多人考不成。

三条政策,想得都很周到。

我不知道制定政策的是谁。但我知道,那时中央高层和各个部门的领导,都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也都一心一意为国为民。

1978,真是个特别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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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很顺利,压力却是空前的。因为尽管有“各单位不得阻挠”的政策,我所在单位(乌鲁木齐钢铁厂二中)的领导还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考不上,就安心留在单位工作,直到退休。当然,在此前提下,他们也给了我最大的支持:除了正常上课,可以不参加学校的其他活动,以便有足够时间备考。

时至今日,我仍然很感谢他们。

不过,我毕竟是同等学力,而且这个学力还需要证明。

从报名到考试,却只有三个月的业余时间,而竞争者则是等待了十年之久的许许多多老大学生。

这就不能硬拼,还得有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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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共考四门:政治、外语、基础课、专业课。

这里面最难的是外语。读高中时我学的是俄语,毕业后十几年没用过,33个字母都认不全了,怎么考?好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丢了外语的人多了去,北京大学甚至干脆不考外语。于是我便给武汉大学的招生办写了封信,询问武大是不是也能像北大一样免试外语。

对方很快回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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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啊!这就是老天爷来帮忙了。

我又没有问成绩是否分记,你多此一举干什么?喜欢推理的我马上得出结论:外语成绩是分开计算的,分数线只按照另外三门课的成绩设定,上线就能参加复试。只有在分数相同的情况下,外语成绩好的才有优先录取权。

那么,为什么要为它费时间?

这成绩,俺不要了。

何况当时规定考外语可以带词典,总不至于交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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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考多少分,算多少分。

政治课也不怕。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我都读过,《毛泽东选集》更是读过不止一遍,基础好着呢。考试前一天,再请学校的政治老师辅导辅导,问问当前的时事政治问题,就OK了。

多出来的时间,全部给另外两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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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是古代汉语。

专业课,是古典文学。

这个我有童子功,否则不敢报名,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必须全力以赴。

我的办法,是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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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应付考试最好的办法。你想啊,如果你连教材都编得出,还怕考试吗?

“自编教材真迹,翻箱倒柜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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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两门课,我考得非常轻松。

出乎意料的是政治课,没有什么选择题、填空题之类,每道问答题都是一篇小论文。这是很考人的。你得基础扎实,你得会写文章,更重要的是你得思维敏捷快手快脚。如果时间到了还没做完,前面写得再好也是白搭。

幸好,我很快。

当然,也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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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考场,风清日朗。

那是1978年5月5日和6日,考试地点是乌鲁木齐一中。每人一张桌子,相互隔得很开。其实那时很少有人作弊,而且就算想作弊也不可能。考生与考生根本就不认识,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也不相同,考题自然五花八门,一间教室之内很难有两张相同的试卷,谁抄谁呀?

其他方面就很宽松。可以看表,可以喝水,还可以抽烟。监考老师看着这群二十多岁到四十岁的考生,眼睛里透出来的都是鼓励和疼爱。

那时,整个教育界都有一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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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真是个美好的时候。

自此,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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