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当代中国对元清二代的认识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开始兴起一种研究思潮，认为如若当代中国不去正面认可元清二朝，当代中国也就会失去治理西北等国土的合法性。典型如元史专家姚大力说的“如果元朝与清朝都不算‘中国’，那西北一大半领土，我们还要不要？”在这一历史认知的导向下，我国历史学研究领域开始不断正面肯定元清二代，极力塑造元清二代之于当代中国的贡献，特别是满清疆土“嫁妆说”几乎达到了一俊遮百丑的地步。更危险的是，这些学者还将元清二代的正面定性与中国的领土完整、民族团结捆绑，恐吓汉族人，逼迫汉族人在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等多个领域不断倒退。然而，面对“新清史”这么一个明显包藏祸心的西方学派，这些学阀们立刻变得毫无抵抗之力，完全没有在国内利用学术霸权和文化公权围剿批判者的霸道和从容，徒然闹出某“清史专家”在国家一类报纸上号召全国历史学者批判美国某“新清史”学者，反被该美国学者把报纸贴到墙上加以嘲讽的笑柄。实际上，当代中国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等多个领域，与元清二代的正面定性没有因果关系。特别就红色共和国“得国”最正的执政合法性而言，更不能自命满清王朝的继承者，于国于民皆有大不利。

一、正面定性元清二代的背景

其实正面肯定元清二代，在当代有两大因素，一是领土纠纷的错认；二是少数民族话语权的上升。

（一）领土纠纷的错认。直至目前，我国与日本、越南、印度等多个邻国存在较为突出的领土纠纷。其中又因为英美苏三巨头在二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对我国疆域未有详细安排，特别是美国在波茨坦会议后的故意使坏，给我国与邻国处理边疆纠纷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比如钓鱼岛问题，不管从历史，还是二战后的收复国土，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都是毋庸置疑的，琉球群岛即使不独立，也应当在二战后交予我国托管，但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反将上述领土交予日本托管，致我国与日本长期存在领土纠纷，给当代中国整合东北亚带来严重不利后果，凡当代中国与日本改善关系，整合东北亚迈出实质性步伐，钓鱼岛问题必然爆发，进而影响中日关系，迫使当代中国搁置整合东北亚的步伐，如野田内阁的购买钓鱼岛闹剧。南海问题也是亦然，我国既有历史合法性，又有二战结束的收复国土，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无视这一事实，反而鼓动周边国家挑衅，进而造成原本并不存在争议的南海纠纷时不时引爆，比如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一背景下，我国不得不大量引用中华帝国时期有效管理边疆的历史依据，以及中华帝国时期与邻国签订的国际条约，达到为领土谈判提供历史渊源的法理目的。这一过程中，自然形成了肯认中华帝国各时期，特别是时间最为靠近的满清王朝的局面，典型如谭其骧的“版图中国论”。也同样是这一不断加深肯认的过程，让我国不少人渐渐混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从承认满清朝廷统治这一事实判断，转入肯定满清朝廷贡献这一价值判断，将本来纯粹的领土继承问题变成了讴歌满清开疆拓土的功绩问题。

（二）少数民族话语权的上升。红色共和国建立后，采取西式的民族甄别政策，将各个少数民族一一甄别出来，并通过七十多年的身份证塑造，将各少数民族建构成为一个个独立于汉族的民族实体，并在各个层面赋予特权，不断提升少数民族人口，降低汉族人口。如贵州某县上个世纪70年代前，只有3%的人口是非汉族，到了当代，为了追逐特权，全县98%的人口成了少数民族。在这一违背两千年来大一统治理经验的民族政策主导下，少数民族群体不断壮大，特别在体制内的话语权不断上升，进而影响我国的方方面面。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当代中国在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等多个领域不得不回应这一挑战，于是有了某历史学教授的千古奇论，中国这片国土上，不能只有汉族人当皇帝，应该汉族、蒙族、满族轮流当皇帝，汉族人应当豁达看待。

二、正面定性元清二代的不利后果

“征服王朝”、“新清史”等西方学派的险恶用心，主要是通过剪裁史料，在将中国定性为纯粹的汉族国家的基础上，将中国的疆域版图定性为只限于“汉地十八省”，为日后分裂中国埋下历史伏笔。为了对抗这一包藏祸心的学术派别，国内一些学者选择一条“新路”，即否定或者淡化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侵略内地汉民族的一面，极力宣扬所谓民族融合的一面，并且将元清等游牧、渔猎民族塑造成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一员，因此不管“征服王朝”、“新清史”等西方学派如何责难，汉族、蒙族、满族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征服中国后建立的政权也都是中国，“征服王朝”、“新清史”等西方学派的险恶用心也就失去了根基。就纯粹逻辑来说，如此回击的确有力。但问题在于，且不说这一历史逻辑严重践踏汉族人的尊严，伤害汉族人的感情，就该历史逻辑本身，也是不符合自然人性的，特别若是再通过《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之类的内参影响国家决策，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历史合法性不足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就现代国际法理，我们要有一个常识。二战以来，世界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依据“民族自决”原则摆脱殖民统治，纷纷获得民族独立，让“民族自决”原则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自主建国的元规则。即使如英国、西班牙等老牌西方国家在今天依旧受到境内民族诉求通过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的巨大压力。可能有些人会说，中国不是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是近代在西方才产生，中国不适用。也有个别学者一再强调，中国的“民族”和西方的nation不一样。或者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本身就是百族之合。问题在于这类文字游戏毫无意义。我国已经借助身份证推行民族甄别政策，塑造五十六个民族长达七十多年，以前再不是一个民族，现在也已经是一个民族了。而且与古代不同的是，现代生产力进步，家族传承的时间线明确清晰，识字率高，只要某一代自认为非汉族，其后代皆为非汉族，很难再有古代那般，彼时生产力低下，识字率也不高，往往因为战乱、饥荒、流亡等因素造成家族传承断绝，他族自然同化成为汉族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只要某一民族有意民族自决，即使历史合法性再充足，也只能通过其他各种手段加以阻止，甚至手段有时会很激烈。这并非当代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任何多民族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国内少数民族人口越多，聚居越明显，压力就越大，历史合法性根本不足以对抗。观新疆最近几年不断从内地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聘用人员、退役士兵、应届大学生等，就会明白现实最会教育人，最会明白人。

（二）将领土承继与正面定性元清二代捆绑十分危险

一些历史学者担心不能正面定性元清二代，会危及当代中国继承元清二代的领土。实际上，这是缺少国际法常识产生的误读。依照国际法理，即使某一国家实体内的人民被殖民（征服），但只要获得民族解放，完全有权利诉求继承国家实体在被征服期间的领土。领土继承是一个事实问题，与价值无涉。如若不然，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民族解放以后，然后就无权诉求殖民统治时期国家所有的领土，岂不荒谬？所以不管站在何种立场，对于元清二代的价值评判如何，都不会影响元清二代治理下的中国人民在获得民族解放以后，诉求承继征服者统治下的中国所属领土的历史合法性。认定一个国家实体，核心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继承不继承某一区域领土，只能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而且往往力量更重要。就此来说，红色共和国堪称伟大，通过伟大的十四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和收复了当时中国人能力范围内所能取得的几乎所有领土。反过来，若将领土承继与“汉化”论等正面定性元清二代的价值评判捆绑（“汉化”论者的核心观点是因为满洲统治者汉化了，所以满清帝国为中国），反而会掉入“征服王朝”论、“新清史”论的话语陷阱。“征服王朝”、“新清史”论更多是选取对其有利的史料，表为揭示历史事实，实为建构价值评判，如果用“汉化”论等价值评判与其纠缠，后果就是本来承继领土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却是成了一个可以探讨的价值评判问题，潜在的危险极其巨大。因为价值评判在历史问题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是有先入为主的，或者说，就是有立场的，屁股决定脑袋，只要不认可，论证再多也是枉然。一旦将领土承继这一事实问题引入价值判断领域，那么领土承继这一“先占”问题就成了一个因人而异的价值判断问题，势必会给我国捍卫领土完整和祖国统一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三）自命满清继承者自毁声誉

不管汉唐宋明，还是元清，抑或现代的中华民国（分北洋军阀、国民党军阀两个时期），还是如今的红色共和国，就国家实体而言，皆是中国。历史上的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这一国家定性，但不代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起来的有别于其他地区人民的政治实体表现出来的国家象征不能定性为“中国”，简单的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进行定性，的确是现代才有，但历史上她一直存在。“汉人”也是亦然。如果说国家恒定，那么，政权是不恒定的。汉唐宋明、元清，以及现代的中华民国（分北洋军阀、国民党军阀两个时期）、红色共和国，就人组成的政治实体而言，皆为政权。又因为我国直至今天依旧是一个权力顶点，所以一般人很难区分政权和政府的区别，但在分权制衡国家，政权与政府又有区分，比如西方国家可以有很多个政府，变化很快，但政权难有变化，政府的支持率可以很低，但政权的支持率一般比较恒定。

有了这些常识，再看红色共和国“得国”的道德性、合法性就会有更深一步的认识。红色共和国当年之所以“得国”，不仅仅是打败了国民党军阀，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红色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权，对内建立了基本的国家制度和秩序，让人民过上了相对安定和平的生活，实现了人民的解放，对外一扫百年屈辱，废黜了各类不平等条约，并通过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可谓既有“仁政”（简称“仁者爱人之政”）的道德性，又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感召性，“得国最正”一点也不过。如此正义的政权岂能在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上继承践踏人性，推行民族压迫的满清王朝？

三、辨析元清二代的定性

当代中国存在几个流传颇广的争议命题，如“元清非中国”、“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究竟什么是“汉人”等问题。其中“崖山之后无中国”一说，由于近现代日本侵华利用该言说为侵华造势，引起诸多有识之士警惕，进而否定该说法。“汉人”的定性也由于敏感性，一直存有争议。其实这些问题都与元清二代的定性有密切关系，也与当代中国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有密切关系。该命题很宏大，非本文可以厘清，纯粹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

（一）元清为中国只是一个事实

如前所述，汉唐宋明，抑或元清，包括其他一些局部以及被消灭的小朝廷，皆为历史上的中国这一国家实体内部存在过的政权。汉唐宋明四个大一统王朝为中国不言自明，重点要说的两个大一统王朝元和清。首先说元，蒙古帝国不是中国，中国也不具备声索蒙古帝国治下全部领土的历史合法性，说个简单的道理，我国能声索蒙古帝国治下金帐汗国的领土吗？能声索蒙古帝国治下伊尔汗国的领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当代中国连声索外蒙古主权的资格都不具备，原因看过本文即可明白，因为主权的关键还是领土之上的人民）。就中国史，可以称得上中国政权的只能是蒙古帝国名下的蒙元朝廷，即忽必烈的子孙。其次是清，不管是认为满洲为通古斯外来民族，还是认为满洲统治者为明王朝治下的建州卫官员，都不影响满清帝国为中华帝国史上一个政权的事实，特别到了近代，满清帝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在与西方殖民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满清朝廷自称“中华”，对内得到各阶层的认可，对外得到西方殖民者历史上的承认，就事实而言，满清帝国为中国政权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只是一个事实，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当代中国不需要考虑蒙古族和满族是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是也好，不是也好，都改变不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承继元清二代疆域的法理性，事实就是发生了，改不了了，不管古今中外，所有人都得认。

（二）元清二代得国的非正义性

如前所述，红色共和国“得国最正”，核心指标为对内施展“仁政”（仁者爱人之政），对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儒家对于一个王朝（政权）“得国”正不正的标准。由此我们来看汉唐宋明四个正统汉族王朝，基本上都没有大问题，不管是内部政权之间的争夺天下，还是篡位夺权，四个正统汉族王朝几乎不见大规模屠杀人民，反而多“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安邦肃纪，休养生息，对外抗击侵略，保卫黎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基本符合儒家“仁政”（仁者爱人之政）的标准。反观元清二代，统治者不仅摧毁竞争的政权，还大规模屠杀黎民百姓，特别是满清，在已经攻灭弘光政权，取得全国基本统一的情况下，还强行下发“剃发令”，让本来已逐步接受满清朝廷的中国各族人民，因为这一民族压迫政策不得不奋起抗争，满清朝廷随后举起屠刀，绵延屠杀几十年，完全没有儒家“仁政”的一点样子，其本身不再是抗击侵略的守护者，而是直接的侵略者。所以，元清二代的执政合法性在价值判断上是要否定的，民族压迫的事实也是要批判的。进一步说，中国这片国土上，汉族人可以当皇帝，少数民族人也可以当皇帝，这没问题。但同样是当皇帝，贬抑还是褒扬是要有价值评判的。如若不然，谁胜利了谁就值得赞颂，那么下一次面对外族的屠杀我们是不是要争相去当汉奸？因为胜利了就是中国，抵抗者如岳飞、史可法、李定国等人不是民族英雄，投降者洪承畴等辈是推进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不问是非，不讲原则，扭曲人性，宣传这样的历史观，某些历史学者当深思。

（三）“元清非中国”的真意

如此再看“元清非中国”、“崖山之后无中华，明朝之后无华夏”等命题，我们就会明白这些命题都不是就事实判断去说的，而是就价值判断去说的。“崖山之后无中华，明朝之后无华夏”，是对元清二代在价值评判上的否定。尤其要说的是，小日本近代利用“崖山之后无中华”这一言说，自命“中华”妄图为侵华寻找历史论证，但其实践却称呼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单南京大屠杀一城就杀我三十万同胞，何曾有“仁政”的一丝一毫模样？即使当时的小日本经济科技等比中国先进，但他们在文化上也与畜生无异，凭什么自命“中华”治理中国？侵略就是侵略，再虚伪的历史论证也改变不了对其作出的否定评价。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小日本利用“崖山之后无中华”，进而武断否定“崖山之后无中华”的合理性，其遗憾之处在于未能认识到古人对于“中华”是有认定标准的，是不是“中华”不是事实上的承认，而更多是对统治者进行价值上的评判（腐儒例外）。其实基于政治哲学的考量，我们会发现，人站到了权力的顶点，很难再有什么制度、规范、法律等外物能够制衡其作恶，更多靠的还是自身的道德自律。而能够影响政治道德的有哪些？个人素养很关键，但外在的道德评价同样也非常重要。理解这一点，儒家政治哲学也就入门了，也就会理解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一个历史文明、一个道德文明，也就会理解为什么今天所谓法治昌明的美国是一个“腐朽”的国度。

（四）纠正满清“嫁妆”说的错误看法

所谓满清疆域“嫁妆”说是指宋明作为汉族王朝失去了汉唐以来的西北大片国土，是满清将这些国土带入中国，成了满清入华的“嫁妆”，实际上这也是“新清史”的潜台词（满清“嫁妆”说跟“新清史”实际上是一路人）。但这一说法是混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典型例子。事实判断的角度，满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治理疆域的控制力是比宋明强，版图也的确有扩大，但不能就此认为满清做了多大贡献，得出某位历史学教授发明的“大清辉煌”说。因为深究历史我们会发现，当代中国直至今天仍与多个邻国存在边界纠纷，给当代中国整合东北亚、整合东南亚、“一带一路”欧亚大陆战略都带来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而这一事实的深层原因，与满清的严重认知落后以及严重不负责任有密切关系。比如新疆若非左宗棠极力争取，疆土能否留存也很难说；比如镇南关大捷的不败而败；比如琉球群岛的丧失。所以就疆土而言，满清帝国绝非一个正面例子，反而是一个反面例子。这里就牵涉一个历史学的终极命题，历史能不能假设？这里我们认为，历史能不能假设看说的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既定发生的事实，不可更改，但对过去，现在的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毫无疑问决定着我们未来该怎么走。所以，事实判断的确不能假设，但价值判断毫无疑问可以假设。价值判断都不能假设了，我们还研究历史做什么？一切都不可更改，一切都必须采取一种态度，历史学就是纯粹的史实描述，那“以史为鉴”从何谈起？所以对于历史，我们必须要在价值判断领域进行假设，特别是教训深刻的清史。假设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包容开放的王朝（不一定是汉族王朝，前秦、北魏之类都可以），中国一定会比满清王朝好吗？疆土一定会比满清王朝大吗？答案毋庸置疑是肯定的。四十年开放，加入WTO十八年，中国取得的成就足以让中国人有此自信。而“嫁妆”说的错谬即在于此，它的立论依据是中国一定封闭僵化保守，但中国人的精神绝非如此，汉唐宋明直至当代中国，除了满清王朝，没有哪一个大一统时期是封闭僵化保守的，近代以降，中国若是一个正常的包容开发的中国，依照中国人的勤劳、智慧，疆域超越满清完全没有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对于这一设问，不同的答案代表了不同的民族自信心。这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立足点就是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有没有信心，有信心，答案就是肯定的，没有信心，答案就是否定的。细节问题不需要考虑，逻辑就这么简单。

（五）当代中国的抉择

最后，再次强调之于元清二代的认识，必须要有一个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分。事实判断，不管“新清史”如何论证满清王朝的满族特征，也改变不了满清作为一个中国政权的事实。那么，中国这片国土上的人民就有承继满清版图的法理性。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当代中国捍卫国家领土完整，追求祖国统一，关键在于人口的分布。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分裂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民族自决”，要充分吸取前些年在新疆问题上的教训。其三，今天的汉族不等于历史上的“汉人”，依照历史上的“汉人”标准，今天的许多非汉族人也是“汉人”。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使用西方的民族甄别政策人为阻隔各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在政策逻辑上是错误的，是对两千年大一统王朝治理经验的逆反，急需纠正。而且站在执政的角度来说，国家内部塑造那么多民族不是自找麻烦吗？我们要深思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现在的道路能不能走得通？经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四，新修清史必须要能立足中国古典的政治哲学，辅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对满清王朝作出客观公正，且符合自然人性的评价，方能让新修清史能够流转恒久，否则，伤害汉族人感情不说，还徒然留下笑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