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宪｜制造国民：近代修身教科书的政治诉求

编者按

最近，人教版教材插图引起了复杂的网络争议。蓦然回首，我们发现儿时曾经熟悉的教材已经变得大不一样。为什么教材的内容如此受到大家关注？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新式教育是与国民理念和政治体制紧密相关的。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指出，修身科作为近代新学制科目，在国民教育中承担道德教化的功能。作为修身教育载体的修身教科书在传播知识、启蒙思想中起到积极作用。教科书的内容实际上投射出政治诉求，关系现代国民意识之养成。我们特推出供读者思考。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立场。

制造国民：近代修身教科书的政治诉求

王应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原标题为《制造国民：近代修身教科书的政治诉求》，感谢原刊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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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儒家注重道德教育，《大学》将修身列为教育八目之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内圣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工夫，内圣而外王，阐述修身为本的理念。《荀子》单列《修身篇》，提倡重德修身。古代修身教育以圣贤为效法对象，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为内容，讲求忠恕之道，注重伦理道德教育，关注于一己德性的养成，通过私塾教育将修身纳入教育体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修身始于晚清学制改革，当时颁发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教育以“修身”为第一科，通过比附古人言行、绘图贴说的方式，阐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等主旨。在教科书的选择上，小学堂以《曲礼》、 《朱子小学》为教材，选述先哲语录，讲授性理通论和伦常大义。中学堂则以《论语》、《孝经》为主，讲授人伦道德要领。由于各种原因，《钦定学堂章程》并未得到实施。1902年，近代第一部通行全国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发后，修身科作为第一主科的地位得以确立。该章程以“忠孝”为教育宗旨，提出“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

现代新知识阶层在倡导道德教育时，注重修身在培养国民资格、伸张国民权利与国家观念中的意义，体现出培育新国民的政治诉求。著名教育家陆费逵在阐述《大学》“修身为本”的思想时，提出养成道德心以造就人格，“修身者，即所以养成其道德心而造就其人格者也。”此论指出通过修身养成道德心，进而造就人格的进路，突出修身与人格养成的直接关联。陆氏还特别强调了修身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即“欲国家文化之进步，不可不谋国民程度之进步；欲国民程度之进步，不可不养成国民之道德心；欲养成国民之道德心，不可不令国民修身。”此外，孙清如也肯定了修身在培育人格、养成道德心的特殊作用，他说：“人格之根本何为而造就之也？养育其道德心而造就之也。道德心于何见之？于修身见之。”在修身与国家的关系上，孙氏认为：“修身以国家为目的，国家以修身为主体。”关于修身与道德的关系及其学科地位，孙氏指出：“道德者，无形之器具，而身心所藉以为修者也；身者，有形之器具，而道德之所显以为用者也。舍道德而修身无所标准，舍修身而道德无所征验，实为教育之中心点，而占各学科最要之目的，最高之地位者也。”孙氏以器具之无形与有形比诸道德与修身的关系，名目有分，本质则合，无形为体、有形为用，修身为造就人格之根本而立，反映了时人对修身在道德培育中特殊价值的认同，修身科关乎国民进步、国家文化进步。由此而论，修身教育的文本——修身教科书也承载着特殊的使命。

蔡元培在论及修身教科书的范围时有言：“修身书，示人以实行道德之规范者也。民族之道德，本于其特具之性质、固有之条教，而成为习惯。虽有时亦为新学殊俗所转移，而非得主持风化者之承认，或多数人之信用，则不能骤入于修身书之中，此修身书之范围也。”在蔡氏的看来，规范人心道德的修身书，其编纂与选择范围应当为“主持风化者”或“多数人信用”方可入围。事实上，在近代激荡的社会背景之下，对修身教科书的主旨与内容直接产生约束的，是变动政治下的教育思想。

二

近世修身科最初以忠孝观为主旨，通过陶冶心性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1902年颁布的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修身科摘讲《朱子小学》、刘宗周《人谱》以及养蒙图说、古诗歌内容，以古圣贤的嘉言懿行养成儿童德性，求合于爱众亲仁、恕以及物之旨，为爱国奠定思想基础。高等小学堂则以《四书》为教材，阐述朱熹注解要义。中学堂则摘讲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即《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教遗规》和《在官法戒录》，坚其敦尚伦常之心、鼓其奋发有为之气，阐述一身与家族、朋类、国家、世界的关系。1906年，学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作为教育宗旨，提出忠君与尊孔是传统政教固有的内容，亟待阐述以抗衡西学，尚公、尚武与尚实是中国民质最缺乏的部分，亟待培育以图振起。为了贯彻上述宗旨，学部编译图书局设立经学修身股，编辑修身教科书。在《编辑章程》中提出教科书的编纂以恪守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宗旨，实行国民修身教育。由于部编教科书尚未完成，为了统一学制，学部于1906年至1908年颁布中小学堂审定教科书书目表，指定将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中学堂用修身教科书》、文明书局《初级蒙学修身书》、《蒙学经训修身书》以及同文印刷社《中学修身教科书》为学堂修身教材。京师大学堂也设立编书处，仿照《朱子小学》的体例编纂教科书，规定修身伦理门以《弟子职》、《曲礼》、《朱子小学》、《近思录》、《人谱类记》、改良会编商务印书馆本《高等修身教科书》、广智书局本元良勇次郎的《中等教育伦理学》以及江楚编译局本井上哲次郎著、樊炳清翻译的《伦理教科书》为修身应用书目。

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修身教科书注重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教化，同时关注新国民道德的培育。以上海文明书局为例，1903年《蒙学修身教科书》讲授修己、保身、待人、处世，以启德育之径、敦蒙养之基。书中解释“立身”云：“我身为人，我身当为完全之国民。所谓完全国民者，资格高尚，品行纯正，常能保护此身不使稍有亏损者。”该书“修己”一节从两个角度论“自由”，一则言法律外无自由，“人不自由，与死无异，人非法律自由，则与野蛮人又无异，人欲自由，慎无误解此自由之义”；一则言能自治者方能自由，“能自由者，必能自治。自治无他，即修身之谓也。是以最能自治之人，即最自由之人。”以资格高尚、品行纯正作为完全国民的标准，通过法律、自治阐述自由观念，养成现代国民性。该局在 1906年又推出《中等修身教科书》，诚、忠恕、尊君、宽仁、礼让等传统伦理德目虽占有相当比重，但已出现了反映现代国民意识的合群、义务、守法、纳税、财产、政治、爱国等德目。

清末女学兴起，女子教育得到重视，随之出现多种女子修身教科书，以女子为国民之母，注重德育教化，养成女德，从而培育未来国民。1906年何琪的《初等女子修身教科书》分孝行、友爱、勤俭、清洁、卫生五类，以古代女子为例，汇辑曹娥、緹縈、木兰、杨香、张建女、赵娥、聂政姊荣、贾逵姊、李文姬、戴良五女、敬姜、王良妻、不洁西子、东邻女的故事，以达到培养女德的目的。1907年，《奏定女学堂章程》颁发，核准开办正式的女子教育，女子修身科被纳入教育体制，其要旨为涵养女子的德性，期于实践躬行,高其品位，固其志操。从女子修身教科书的内容来看，主要根据经训，以《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家范》、《内训》、《闺范》、《温氏母训》、《女教经传通纂》、《教女遗规》、《女学》、《妇学》等为教本，援引古今名人及良嫒、淑女嘉言懿行，表彰贞妇烈女、宣传闺范母训。值得注意的是，培养现代国民意识的理念在女子修身教科书也有所体现。1908年孙清如编辑出版了《女子师范讲义》第一种《修身学》，该书在谈到女子对于社会和国家的义务时提出，女子应当具有服从法律、担负纳税义务、当兵义务以及国民教育的责任。

三

共和政体建立之后，在体制上完成统一国家的建设，开数千年以来未有之创局。《临时约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享有信教、请愿、陈诉、选举、纳税、服兵等权利与义务，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民主观念得到提倡。新的时代需要具备新道德观念的国民，如何培养新时代的国民，以何种内容的国民教育养成共和立宪之国民，成为教育界讨论的中心议题。陆费逵在《民国普通学制议》一文概述了共和政体的国民特征，他说：“民国行共和政体，须养成共和国民，今日为二十世纪竞争剧烈之世，非军国民经济国民不足以立国；而文明日启，工业发达，非有科学，又不足以促国家之进化也。今兹所订课程，即本于此诸主义，务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绵密、活泼之国民，以发达我国势，而执二十世纪之牛耳。”

从当时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来看，已删除忠君、尊孔条目，改之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宗旨。《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初小一二年级注重学校、家庭、社会，三四年级加国家之事。高小一年级注重道德要旨，二至四年级加国民义务。各学校教则规程均将修身作为第一科目，规定教学内容与要旨。小学校修身科讲授孝悌、亲爱、信实、义勇、恭敬、勤俭、清洁等德目，渐及于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以养成爱国、爱群的精神。同时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以具有国家观念。对于女生，尤其注重培育贞淑之德，使知自立之道。中学校修身科讲授道德要领，渐及对国家、社会、家族的责任与义务，注重传统道德特色，养成完全的国民品格。师范学校修身科讲授道德要领，渐及对国家、社会、家族的责任与义务，兼授伦理、礼仪等。1914年8月，教育部饬知教科书编纂审查会，将“注重道德之实践，养成国民公共心及自治习惯作为修身教科书的审查方针。

从民初教育宗旨、修身课程主旨以及修身教科书审查方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修身教科书在承担道德教化功能时，尤其注重社会、国家的责任，养成国民爱群、爱国、守法的新精神，培育现代国民与国家观念。在共和政体之下，随着新学制的贯彻实施，修身教科书中的民主政治内涵得到更多呈现。在废止晚清学部颁行的修身教科书之后，开发符合新政治体制的修身教科书成为出版界的首要任务。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教科书生产者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相继推出多种新式修身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12年4月，为进民德，牖民智，伸民权，出版了民国第一套商务版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如其编辑主旨所述，“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注重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注重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共和国教科书》有《修身要义》两卷，分甲、乙、丙三篇，甲篇述实践道德，“首论持躬、处世、待人之道，次以对国家之责务，又次对社会、对家族之责务，而终以对人类及万有之责务，于国民应有之道德尤再三致意。”乙篇述伦理学大要，丙篇述本国道德之特色，“对国家之责务”从国家总说、国民权利、国民义务、国民道德加以诠释，“对社会之责务”则包括社会总说、公义、公德、礼让等。从《修身要义》的内容排序来看，国家被放在社会、家族、人类及万有之前，关注于国民必须具备的道德。此类编排显然适应于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强化了现代国家与国民观念。

中华书局在1912年创建伊始即倡导教科书革命，宣布其出版宗旨为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注意实际教育与融和国粹欧化。为适应于共和政体以及新学制的需求，中华书局相继编辑出版了《中华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中华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华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完全国民为宗旨，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为经，以公德、私德、国民科为纬。”在内容上注重学校、家庭兼及社会、国家，尤其注重共和国民教育。《中华中学修身教科书》则“志在养成中华共和国优美高尚之国民。以独立为的，而端其本于自治，广其义于爱群，故于自由、平等及国家、社会、主义，多所采取。”该书讲述在学校范围内先养成守法律、崇秩序的习惯，讲明一己、家族、社会、国家以及万有界，“一己之道，重在执守职业；家族之道，重在绝去依赖；社会之道，重在普及幸福；国家之道，重在增长荣誉；至对于万有界则促进文化，广爱群生。”第四册伦理学纲要则阐述中国固有伦理学说以及新输入的西方伦理学说，以融合国粹与欧化。

教育部1913年审定教科图书第一次公告有四种修身教科书目，商务印书馆为三种，中华书局占据另外一个席位。两大出版机构刊行修身教科书的具体德目除了个人修养的道德内容，更多地侧重于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与义务的讲述，注重国民常识，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国民意识，建立国民参政的基础。共和政体之下的新式修身教科书在提倡新国家、养成共和国民人格以及塑造新国民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

教育是文明社会的基石，教科书是实践国家教育宗旨最为直接的途径。立国之本，在于教育，教育之良否，以教科书关系最巨，诚如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所指出的，“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其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修身教育以道德教育为主，即“修身教授者，示国民以应当遵守之道德也”。道德教育成为清末民初修身教育的主要内容，相关德目占有较大比重，但道德标准与范围受制于社会环境，并非一成不变。程湘帆有云：“一种活动，经社会之人民斟酌本地的历史、习惯及经济学、社会学、科学、卫生学等原理和现状，多数以为适当者，谓之道德活动。一旦经济学、社会学、科学、卫生学等原理和现状变动，则道德之基本随之变动。”根据程氏对上世纪20年代通用修身教科书的统计，政治生活和抽象的道德内容占半数之多，个人和家庭不到十分之一。又有研究者考察了上世纪初修身教科书的范畴，其内容“属于个人修身和齐家范畴的德目都占据多数，属于社会和国家的德目所占比例则相对较少”。修身教科书内容上的差异反映出不同时代修身教育取向的变化。正如梁启超所述：“德也者，非一成不变者也，非数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确立一定格式以范围天下万世者也。”

传统道德是建立在血缘姻亲之上的家族伦理，借助于传统资源，尤其是基于儒家学说建构道德标准和范例是修身教科书的特点之一。因此，反思修身教科书的政治诉求，需要把目光投射到另一个层面。一位美国学者这样提醒我们，“在检视世纪之交的教育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呈现儒家伦理如何继续被强调，而是要讨论被接受的道德种类如何在晚清的文献中被赋予新的意义。”针对修身教科书的“孝悌忠信”德目，教育界有过两种极端意见，一派主张要把旧道德的内容完全破坏，连同文字一并废除；另一派则主张把旧道德的名称、内容完全保留。对此，姜琦提出：“中国旧道德的内容固然应当改造，但其名称不妨拿来袭用，“原来的‘孝’、‘悌’、‘忠’、‘信’等等德目，虽则不限定于帮助的意思，然而我现在把这等德目统解作‘帮助别人’或‘尽些义务’的意思，也是不害于事的。”在旧道德的存废问题上，保留其目而赋予旧道德以新内涵，达到改造国民思想的目的，这一意见也得到当时的出版界认同，商务印书馆即提出“新道德必宜提倡，以刷新国民之耳目。旧道德仍不可尽废，以保存固有之国粹，即如忠之一事，或以国体变更应归淘汰，实则所谓忠者，不专指忠君也，对于职业，对于国家，亦至重要。”究本质而言，德目仅仅是一种道德观察的符号，“孝悌忠信”等传统道德教育德目在共和政权建立之后，已不适应于时代潮流。在扬弃“臣事君以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年无改父志为孝”等不合时宜的观念，重新诠释其内涵，从最初狭隘的忠于君主放大到忠于职业、国家层面，旧道德德目的概念在新阐释之后，依然可以适应于转型之后的社会需求。

五

关于国民道德教育问题，学术界有过“公德”与“私德”之争。关于“公德”与“私德”概念，梁启超《新民说》引入日本学者的观点给出了简要定义，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夏偕复提出：“私德者，为一人之德性，孝弟敬信是也。公德者，为国民之资格，忠君爱国是也。”清末修身教科书注重培养个体私德，在德目上强调个人的廉洁、自信、守礼、谦虚以及对家庭的孝悌、敬祖、互敬，以涵养德性为目标，对公德缺乏关注。为适应时代需求，新式修身教科书增加了责任、博爱、公平、忠勇、爱国、义务等公德内容，阐述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启发改良社会的常识与思想，养成适应于营造现代生活的习惯，关照个人对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政治责任。尽管如此，修身科在培育现代国民精神中的不足依然是教育界最诟病的问题，最有争议之处在于其无益于养成共和国民精神。私德与公德之辨俨然成为修身科废存与否的关键所在。丁晓先提出：“旧时的修身科，注重在个人的道德修养，着眼在个人方面，目的在修养成功一个矩步规行的徇良仕子弟，虽也可算在人格修养上用工夫，但因其含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意味，只是人格上片面的修养，即使达到了期望的目的，也未必即可适合共和国民的资格。”程湘帆也认为，修身科存在范围太狭、标准太旧、太重学理、教材支配不当以及不能造成法律观念等不足，而公民科则有助于使学生了解其与所处社会（家庭、学校、组织、国家、国际）的关系，启发改良社会的常识和思想，养成适于营现代生活的习惯，主张改修身科为公民科。教育界关于公民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民初订立的以道德教育为根本的教育宗旨也面临挑战。1918年底，中华教育改进社提议将教育宗旨变更为“养成健全人格，发挥共和精神”。次年，由蔡元培、范源濂、陈宝泉等教育家组成的教育调查会在讨论教育宗旨研究案时，具体阐述了健全人格与共和精神的内涵，所谓“健全人格”至少应当具备“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役社会国家之本”，所谓“共和精神”必须“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根本”、 “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1922 年，教育部公布“壬戌学制”，以“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重国民经济力”、“注重生活教育”、 “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七项标准作为教育宗旨。同年颁行的《新学制小学学制纲要草案》比较了公民科与修身科的范围，“公民科的范围比修身科广得多。修身专注重个人修养，公民则重在研究社会环境的状况，把个人修养纳做是人生适应社会的条件。”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指出：“修身好像注重涵养德性方面，公民则重在研究社会环境的状况。因此公民可并入社会科。关于修身的涵养德性的事项可并入国语读文中，训话作法各事项，也可附入各科教学，所以不另立修身一科，也不是把修身换称公民科。”在教育界日益高涨的以公民科取代修身科呼声中，修身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近代中国经历了社会大转型，新的政治体制需要全新的国民道德理念为支撑。修身教科书在国民教育中承担了道德教化功能。就修身与国家的关系而言，修身始于己身而终于国家，修身以国家为目的，国家以修身为主体，在国民现代化教育进程中，修身教科书在改造国民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培养与塑造现代国民意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