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而不救：爱波妮和程灵素艺术典型的塑造手法

“拗”而不救：论爱波妮和程灵素两个

悲剧性艺术典型的塑造手法

作者：无影山

摘 要：传统爱情故事的情节设置一般遵循爱情关系平等的基本伦理原则，而一些文学作品有意设置违背爱情关系平等的情节，若构思巧妙，手法高超，也可成功塑造出耐人咀嚼，令人回味悠长的艺术典型，例如，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中的爱波妮和金庸《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

关键词：爱情悲剧；写作；非理与失衡；情节设计

中图分类号：I0

拗句和拗救是中国近体诗歌格律的专用术语。近体诗中不合平仄的句子为拗句；而若应该用平声的地方用了仄声，在后面用一个平声字作为补偿，则称为“拗救”。诗人有意识地在全诗或大部分句子中用拗句，则为“拗体”。在中国近体诗歌创作中，“拗体”是非常少见的，几乎没有广为流传的作品[1]。当然，崔颢的文气纵横而格律不甚标准的《黄鹤楼》，与杜甫的格律精严到极致的《登高》齐名，致二诗有“七律第一”之争。

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最富人情味的母题莫过于爱情”[2]第57页。正常的爱情关系具有强烈性、稳定性、专一性、平等性等基本特征。“我给予你的像你给我的一样多”是爱情的普遍伦理原则[3]第131-132页。而在男系社会中，似乎对女性在爱情中的专一性和纯洁性有着更严苛的要求，“在正常的恋爱中，女性的价值是以其性方面的贞洁度来衡量的。”[4]

中外爱情题材作品，主流还是服从于爱情关系平等的“基本伦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结局是人类情感的朴素愿望。若“有情人不成眷属”，作者在故事结局的安排上也往往是双双殉情，或是负情的一方受到责罚，或是相爱的一方为另一方无私付出一切而让另一方铭记终生并赢得人格的升华，甚至还有生前相爱不能结合就安排其灵魂结合的“补救”。这些情节安排，如同写诗要服从格律一样，体现了人们对爱情的基本要求。而也如同近体诗中的“拗体”一样，一些文学作品有意设置出双方关系“非理与失衡”的爱情故事，若构思巧妙，手法高超，也可成功塑造出耐人咀嚼、令人回味悠长的艺术典型，《悲惨世界》中的爱波妮和《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就是其中的范例。

一、传统爱情题材遵循爱情关系的“公平性”原则

古今中外爱情故事的情节设计基本遵循上述所谓爱情普遍伦理原则。这些作品大都叙述男女互相爱慕，而感情历经波折，结局以终成眷属、双双殉情、一方为另一方的牺牲而使感情升华，或生不成双而死后灵魂结合，一方负情受罚等。如中国的《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桃花扇》《长生殿》，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海的女儿》《傲慢与偏见》《简•爱》《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现当代经典爱情电影《魂断蓝桥》《泰坦尼克号》《人鬼情未了》等。这些故事的情节设计基本遵循公平和对称的爱情价值观，表现出人们对爱情的理想和期待。因而刘兰芝和焦仲卿双双殉情后爱情得到永续；负情的陈世美被包拯送上铡头台；爱情的“木石前盟”虽退让于现实的“金玉良缘”，“金玉良缘”也终随封建大家族一同覆灭；《人生》中抛弃刘巧珍的高家林被遣送回农村，同时失去事业和爱情；不能把爱情握在手心的安娜自杀于火车轨下，深陷自责不能自拔的沃伦斯基走上俄土战争的战场；《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始乱终弃，看到玛丝洛娃的悲苦处境想要和她结婚以自赎而不得；滥情而天真的包法利夫人的结局是悲惨的自杀；《简•爱》更是强调恋爱双方关系的全方位平等；即使《太阳照常升起》中所描述的男女主角的边缘性爱情，也以女主角回到男主角身边为全书结局。在《双城记》中，为了所爱的人幸福而自愿作为情敌替身慨然赴死的卡顿，因为有法国大革命中世事瞬息万变的社会背景，其形象更具有爱情和社会双重殉道者的悲壮和崇高。本文要阐述的爱波妮和程灵素则是更纯粹的爱情殉道者形象。

二、爱波妮和程灵素爱情故事中非理与失衡的“情殇”设计

因为个体情感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个体间的爱情在一定条件下也表现出“不确定”和“测不准”，作家如果对这种不确定性刻意描述并加以渲染，设计出极度失衡而不加纾缓的情节，则能够制造出强烈的悲剧效果，塑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典型。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和我国武侠作品大师金庸先生，以其瑰丽的想象和天马行空的笔法，在其作品中编织了一个个超乎尘外、不落俗套的爱情故事。如《巴黎圣母院》中爱丝美拉达、伽西莫夫、副主教克洛德、骑兵队长弗比斯、剧作者甘果瓦的多角恋爱，其中并没有发生任何一对男女双方的真正恋爱，最后安排了男女主角在坟墓中结合的“婚姻”。金庸作品中既有郭靖和黄蓉结局的完满，也有杨过和小龙女的破镜重圆，但即使感情不幸如李莫愁，金庸也给了她以大开杀戒“补偿”自己的机会。极端的例子则是《悲惨世界》中的爱波妮和《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她们都因自己的单恋而为对方付出生命代价，在这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殇”故事中，作者综合运用了细致的铺垫和反衬等写作手法，以及“拗而不救”的情节设计。

外貌之“拗”

为了表现爱波妮和程灵素单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者为他们设计了贫寒乃至险恶的家境和生活环境，爱波妮出身于以行窃和诈骗为生的德纳第家，不但家境贫困潦倒，自己也被父母驱赶着去行骗做坏事；程灵素则生活在乡下，与各种毒物和心性险恶的用毒高手们为伍。作者因此也赋予两个青春少女以丑陋的容颜。

爱波妮的单恋对象马吕思第一次面对她：“只见她面色苍白，身子羸弱枯瘦，只穿着一件单衣和一条裙子，赤条条的躯体在里边冻得瑟瑟发抖，尖突的双肩从衬衣顶出来，肌肤白里透黄，好似淋巴液色……锁骨积了污垢，双手通红，嘴半张开，黯然无色，里边牙齿不全，双眼无神，又大胆又猥贱，整个形象是个先天不足的少女，而那眼神却像个堕落的老妇人。”[5]第705页

胡斐对程灵素的第一印象：“肌肤枯黄，脸有菜色，似乎终年吃不饱饭似的，头发也是又黄又稀，双肩如削，身材瘦小，显是农村贫女，自幼便少了滋养。她相貌似乎已有十六七岁，身形却如是个十四五岁的幼女。”[6]第284页

与之相比，20岁的马吕思“已长成英俊青年，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额头饱满而聪颖，鼻孔扩张而热情，那副神态又坦诚又稳重，整个相貌透出难以描摹的高傲、凝思和纯真……”[5]第670页马吕思的爱慕对象珂赛特在冉阿让的精心呵护之下，不但有雄厚的陪嫁资本，容貌气质更是出脱成富家小姐的模样，马吕思第一次近距离观察15岁的珂赛特：“现在眼前是个修长美丽的姑娘，正是女子初成的特定时刻，具有最妙丽的全部形貌，又保留女孩儿最天真的全部情态……那脸颊宛如玫瑰花瓣儿长成的，那芳唇妙口，粲然一笑好似阳光……”[5]第674页。

胡斐自小就是“英雄年少”，而在遇见程灵素之时，“数年之间，他身材长高了，力气长大了，见识武功，也是与日俱进。”胡斐的爱慕对象袁紫衣 ：“一张瓜子脸，双眉修长，眼大嘴小，姿形秀丽，容光照人。”[6]

外形设计上的巨大差距为爱波妮和程灵素的爱情设定了悲剧性前提。

内外之“拗”

朱光潜指出：“艺术必根据自然，但艺术美并不等于自然美，而自然丑也可转化为艺术美，这就说明了艺术家有描写丑恶的权力。”“在近代美学中丑转化为美已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丑与美不但可以互转，而且可以由反衬而使美者愈美，丑者愈丑。”[2]第124页雨果和金庸既有描写爱波妮和程灵素“外形丑”的权力，则在设计一个以她们为主角的爱情悲剧里，必然要描写她们某些内在的美丽特质，以内外对比的反衬手法强化读者的情感体验。

《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和珂赛特搬家而使马吕思和珂赛特深陷分离之苦时，爱波妮透过铁闸门认出珂赛特后，“首先转移那些匪徒的目标，再把马吕思带去”，让马吕思和珂赛特重逢并进入热恋。爱波妮直到临死前才对马吕思说：“我让您进那园子，简直是捉弄自己，我也太傻了，把那栋房子指给您，可是想来想去，我还是应当明白，像您这样一位青年……”[5]第1095页这种牺牲自己情感成全别人的做法堪称一种极其无私的美德了。在制止包括她父亲在内的众匪徒对冉阿让和珂赛特的侵害行径时，爱波妮更是表现出了她的机智和勇敢。

《飞狐外传》中，金庸以极重的笔墨写程灵素的七窍玲珑、智计百出和她对胡斐的一往深情和无微不至。写程灵素的文字在作品中的比重远超过袁紫衣，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程灵素虽是爱情中的配角，实则是《飞狐外传》一书的女主角。

在2003年9月的《飞狐外传•后记》中，金庸这样评价程灵素：“她是一个可爱、可敬的姑娘，她虽然不太美丽，但我十分喜欢她。她的可爱，不在于她身上的现实主义，而在于她的浪漫的、深厚的真情。每次写到她，我都流眼泪的。”[6]第664页

情感之“拗”

爱波妮对马吕思，程灵素对胡斐的感情，都属于极苦极深的“单恋”，而马吕思却爱着女主角珂赛特，胡斐爱着袁紫衣。爱波妮一直关注着马吕思，追随徘徊在他周围，并在马吕思处于危境时出手救援，直至在城市动乱中为他挡子弹，最后在马吕思怀中吐露心声而死。程灵素也是无怨无悔地追随着胡斐，在胡斐身边帮助他的一切，最后也是为拯救胡斐的生命而死。她们深爱对方，并付出生命换取对方的生命，却没有得到任何情感上的回报。在《悲惨世界》中，雨果还极力维护马吕思和珂赛特感情的“纯洁性”，如爱波妮死前要求马吕思“等我一死，您就在我脑门上吻一下”，马吕思履行诺言后，作者还以近乎灰色幽默的口吻强调“这不是对珂赛特的一次不忠行为，而是怀着温情的怀念，向一颗不幸的灵魂告别。”

爱波妮和程灵素与她们的爱慕对象也有着巨大的心性之“拗”。她们都有着青春少女的敏感细腻，在艰难的环境中有着对美好生活和美好情感的向往，但她们的爱慕对象既心另有所属，在与她们的相处中也没有什么“共情”能力。马吕思对爱波妮的屡次示好视若罔闻，如爱波妮想提醒马吕思注意匪徒，当时马吕思正沉浸在与珂赛特热恋的幸福中，而客气地称呼爱波妮为“您”，因为“他感到现在他对珂赛特称‘你’，对爱波妮就别无他法，只能称呼‘您’了”，致爱波妮“想强颜一笑，可是笑不出来”。

胡斐更是粗枝大叶，程灵素一见钟情爱上了他，他不自知，倒是王铁匠提醒他“人家对你一片真心，这一辈子你可得多听她话”，胡斐仍未解其中意，“只得含糊答应”。他因对程灵素“大起怜意”而提出要和她结拜为兄妹，给程灵素的心灵带来摧毁性的打击。进北京城时“胡斐向程灵素望了一眼，隐隐约约间似乎看到一滴泪珠落在地上的尘土之中，只是她将头偏着，没能见到她的容色。”胡斐此时方心里一闪念：“这次到北京来，可来对了吗？”但也只是心里一闪念而已，对程灵素并没有任何口头和行为上的慰藉。程灵素一死，胡斐想到“她没跟我说自己的身世，我常向她说我自己的事，她总是关切地听着。二妹总是处处想到我，处处为我打算。我有什么好，值得她为我这样？”

“真正的爱意味着产生爱的能力，它蕴含着爱护、尊重、责任和了解。”[3]第62页我们可以判断，《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是一个缺乏爱的能力的人，这也是作者所特意设置程灵素的“遇人不淑”。当然也无理由过于批判马吕思和胡斐的“无情”，因为他们对自己爱慕对象的感情是专一的。

爱波妮和程灵素在感情上的付出与回报的极不对称性无疑突出了作品的冲击力和悲剧感。

拗而不救的结局

爱波妮为马吕思而死，在作者着力表现的马吕思和珂赛特的幸福及冉阿让的伟大中，爱波妮便离开了整个故事，马吕思在自己的幸福中似乎完全忘却了这个以生命换取自己生命的少女。在金庸笔下，程灵素死后，胡斐将其遗体火化，虽然因生死之情不能忘怀，却转眼与袁紫衣（圆性）卿卿我我，纠结离散，作者显然在文末也没有交代他对程灵素有任何的男女情爱。

这种不加纾缓的结局，既是故事情节发展到高潮的成功之笔，也是一种特殊的“留白”手法，让读者思考戏剧内外个体命运的复杂脆弱，欷歔感慨于家世、容貌、天赋、遇人等众多因素造就她们悲剧的必然。“没有被爱重新结合的分离意识是羞耻感的来源。同时它也是有罪感和焦虑的来源。”[3]第13页如《飞狐外传》中胡斐在程灵素死后的自问：“二妹知道我一直喜欢袁姑娘，虽然发觉她是个尼姑，但思念之情并不稍减。那么她今日宁可一死，是不是为此呢？”被爱慕对象的无视，对爱的无望是爱波妮和程灵素决然赴死的心理根源，是作者也无法改变的艺术典型的命运归宿。《悲惨世界》写爱波妮为马吕思而死一节时的标题是“生也苦死也苦”，《飞狐外传》写程灵素为胡斐而死一章的标题是“恨无常”，显然汇入了作者对他们所塑造的艺术典型命运的总结和感慨。

三、结语

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说：“审美的对立面和反面，也就是广义的美的对立面和反面，不是丑，而是审美上的冷淡，那种太单调、太平常、太陈腐或者令人厌恶的东西，他们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唤醒沉睡着的艺术同情和形式欣赏的能力。”[7]

爱波妮的苦难和毁灭比珂赛特的单纯和幸运给了读者更为深刻的情感体验，痴情和深沉决绝的程灵素也是比任性与自相矛盾的袁紫衣更为丰满。

当然，“成熟的爱是保持自己尊严和个性条件下的结合”，“只有发自两个人存在的核心的相互交流，两个人都从核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爱才是可能的。”[3]第105页因而，爱波妮和程灵素的形象是浪漫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的产物，她们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存在，她们的做法也不太可能被效仿。而作者在创作中体物入微，不但实现了自己的移情，也成功感染了读者，让他们把自己的情趣转移到了文学欣赏对象，因此说爱波妮和程灵素在艺术典型的塑造上是成功的。

参考文献：

[1]王力.诗词格律摘要[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69-72.

[2]朱光潜.谈美书简[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57.

[3][美]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13.62.105.131.132.

[4][美]弗洛伊德.性学三论与爱情心理学[M].彭倩，张露，译.中国台湾：台海出版社，2016：132.

[5][法]雨果.悲惨世界[M].李玉民，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670.705.674.1095.

[6]金庸.飞狐外传[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284.664.

[7][英]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M].蒋孔阳，译.上海：上海译文社，1982：242.

作者简介：房宙本，山东青岛市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工作人员，主要从事高中语文教学研究。联系电话：1785216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