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宇辉 | 从生命政治到游戏政治——云安全时代游戏范式的基本形态

导引 ：从权力到治理，从战争到游戏

自福柯提出生命政治的基本纲领以来，它牢牢占据政治哲学的焦点位置已有将近半个世纪,是时候做出些改变了。本文试图提出并论证一个核心论点，即游戏政治（ludopolitics）或许是、理应是生命政治之后最具有现实性、前瞻性和深刻性的理论建构。

从生命政治向游戏政治的转向，其实在福柯晚期的文本之中已经有明确的提示和线索。他曾将自己晚期思想明确概括为“从权力之概念到治理之概念”，进而对治理机制的研究又大致有三个主要进路，即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18—19世纪的安全社会以及可追溯至古希腊的真理程序。这三种机制无论从历史分期还是运作方式来看皆有着明显差异，但却存在着一个共通的连接点，那正是游戏这个概念。除了课程文本中屡见不鲜的各种“游戏”的表述（比如“经济游戏”“真理游戏”等），更可以进一步说，从“战争”式的力量关系向着“游戏式”的经济关系的转向，恰恰是深刻理解从权力到治理之转变的一条关键线索。

在《必须保卫社会》一书中，福柯不仅尚未明确区分战争和游戏之间的本质差异，更是将战争视作游戏的真正本原和本质。但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中，战争这个面向逐渐消隐，而游戏的维度则更加明显。进而，游戏展现出种种截然有别于战争的关键特征。游戏式治理的最根本原理正是所谓“节制治理”或“最小化治理”，这是一种“介于最大与最小之间，或者更多地从最小一方而不是最大一方来治理的技艺”。这里体现出与战争式力量博弈之间的根本差异。在战争的细节之处所发生的，总是强弱之间的对抗、你死我活的厮杀；但在游戏的微观细节之处所进行的，则既非对抗亦非杀戮，而更多的是“利益”。正是因此，游戏跟经济而非战争之间产生了更为直接、本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场游戏”；另一方面，其实更应该说，经济足以作为展现游戏特征、界定游戏本质的根本范式。虽然如此，亦并非随便哪种形态的经济和市场皆足以用来描述生命政治之后的新治理技艺。唯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游戏才是最优方案，因为它最为有效地实现了“自由和安全”、危险与控制这两极之间的平衡，或者说，充满“警惕性和积极性”的最小化调节，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游戏的基本原理，亦足以作为我们洞察晚近以来的游戏政治学的关键入口。

控制和反制：游戏政治学的核心议题

游戏政治学的最核心议题到底是什么？若借用利亚姆·米切尔（Liam Mitchell）的同名作的副标题，那正是“控制与反制”（against Control）。从根本上说，“电子游戏就是被规则所控制（governed by rules）的数字系统”。甚至可以说，电子游戏几乎堪称有史以来最为全面、深入且高效的控制利器。米切尔列举出数字媒介的“神迹”，比如“永恒”“遍在”“总体化”“隐形”，等等，这些特征虽然并非专指电子游戏，但确实在电子游戏之中达到了“神乎其技”的登峰造极的体现。而这些操控手段最后似乎皆可归结为一点，那正是对时间的终极掌控，甚至不妨说，电子游戏之所以远超以往任何一种控制装置，恰恰在于它得以将时间本身化作一种任由代码和算法操控的“玩物”。在规训社会之中，人的身体是权力作用的终端；在生命政治的机制之中，则是人的生命不断被数据化、信息化。但到了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全球治理的时代，时间性这个生命的最内在的核心和本质亦已全然失守。如果生命本身的时间性都可以任意被倒转、回放、重复、延迟，简言之，即经由数字媒介的任意“编辑”和“重置”，那么人的生存究竟还有何种“本性”的意义值得我们去反思、探问乃至捍卫？如果人的生存失去了时间这个有限性的最终底限，那么他又到底能凭借何种力量来与数字操控进行周旋、对抗，遑论逃逸和颠覆？或者说，在全球治理的数字网络之中，谈论人的自由和抵抗本就是荒诞不经、不知所云的问题？诚如米切尔的追问，当玩家本身就是被代码和算法“强行规制”（enforce）的傀儡之时，他究竟又有何底气能够以一种自由的气度与规则和机制相“周旋”（play with）？

当然，如果这就是全部结论的话，那么游戏政治学本来就是一个无法成立的命题。游戏之所以还能够展现出政治的含义，正是因为它毕竟还保有着些许抵抗和周旋的“反制”之可能性。因而，米切尔在历数了电子游戏这部强力的控制机器的诸宗“罪”之后，还是颇有根据地给出了一条得以超克控制的自由之路，即“自由源自脆弱性（vulnerability）；它将安全置于风险之中（it risks safety）；它逾越了控制”。简言之，代码和算法确实对人的生命乃至生存施加着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入、细致的操控，但它们所操控的毕竟是人，而人的脆弱性就决定了他注定、理应要在操控之下产生种种不可预测的效果和后果。人可以被机器化、代码化，但当人不断沦为“被动”的傀儡之时，在这个被动性的最深处却往往能够激发出某种更为强烈也更为叵测莫辨的“否定性”的力量。

然而，米切尔随后对脆弱性的阐释却全然错失了否定性这条关键思路，进而匪夷所思地将人的生存的脆弱性转化为甚至归结为本体论上的游戏逻辑。他的基本思路是，人是脆弱的，但那无非是因为万物皆是脆弱的。因而，脆弱性不是人的生存所特有的本质特征，它说到底无非是万物从微观到宏观、从混沌到有序进行演化的基本而普遍的“游戏形式”（ludic form）而已。因此，各种数字治理的技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如果仅将它们视作数字操控的系统，那么身在其中的人的反制之可能性自然无从谈起；但如果进一步将它们拓展为万物的存在论秩序，那么，偶然与必然、混沌与有序，乃至反制和控制其实皆为互不可分的一体之两面而已。小到一颗粒子，大到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星球，其实都是通过不断地自我控制，进而划定内部与外部的边界、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从混沌的网络和力场之中脱颖而出，实现从无形到有形的生成演进。就此而言，反制绝非一个否定性和创伤性的“人为”体验，正相反，它实际上是万物的生成过程之中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环节。无论何种系统和结构，本来都是源自幽微无形，亦注定要返归其中，因而如反制这样的看似极端之举措，其实本不必刻意为之。脆弱性之中的那种否定性焦虑，在这里最终被替换成一种近乎洒脱的肯定性诗意。然而，这种弃重就轻的解决方案，真的能够带来任何切实的解脱乃至超越吗？或许不尽然。

此种以存在论的游戏逻辑来遮蔽、取代乃至抹杀生存论的脆弱性的基本思路，其最关键的理论支撑无疑是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成本体论（ontology of becoming）。很多学者毫不掩饰地坦承这个前提和背景。比如，在对网络社会的控制和反制进行深刻剖析的著作《协议》（Protocol）之中，加洛韦（Alexander R. Galloway）就概括道，“本书的计划就是要揭示，协议事实上兼具这个机器式运动的两极，即结域化的结构和无序的分布（anarchical distribution）”。显然，协议的控制和反制这两极，完全可以用《千高原》中的“结域—解域”这一对关键术语来阐释。因此，协议并非仅仅是规范性的、限制性的。作为互联网的“内在组织原则”，它始终展现出潜在与现实、生成与固化、微观与宏观，乃至不可见与可见这诸多双重面向。更恰切地说，唯有在这两极之间的不断转化和震荡，才是互联网协议的真实面貌。同样，加洛韦对反制所给出的解脱之道也与《千高原》极为契合。面对控制社会的固有弊端和症结，任何人为的、外部的干预和调节最终都是无效的，唯一可行的反制策略正是不断地将协议所内禀的那些潜在的、流变的力量更为激烈、彻底地释放出来。加洛韦明确指出，网络社会的症结并非在于协议本身，而恰恰在于人们总是不愿、不敢直面协议的双重性，因而总是想尽办法用各种人为的手段来“干扰”、影响协议的运作。那么，究竟如何解决协议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呢？一句话，“任其自然”就好。无论怎样僵化的协议，它自身的解域和反制的潜能总会释放出来。所以，与其人为造作，不如放任其生成流变下去就好。协议自会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根本不待人来操心。

此种德勒兹式的结域—解域的本体论学说在电子游戏的研究领域中同样影响巨大。比如，缪丽尔（Daniel Muriel）与克劳福德（Garry Crawford）就明确地用“聚合体”（assemblage）这个典型的德勒兹式术语来界定游戏的本体论特征，将其视作融汇了微观和宏观、人与非人、自然与文化等诸多差异要素的开放、多元、流变的复合体。既然它本来就是差异力量的聚合，那么它当然也就蕴含着重归差异的生成性的转化力量。那么，这一套日益走红的德勒兹主义的说辞真的深刻揭示了电子游戏的本质内涵吗？它的“放任自流”的本体论立场又真的能够在前所未有的数字控制体系之中敞开反制之潜能吗？在本文中，我们对此持质疑乃至批判的立场。根据晚期福柯给出的启示，可以说此种德勒兹式的生成本体论至少体现出两个关键缺陷：一是仍局限于战争机器这个阶段，而未充分认识到经济游戏这个更为重要的面向；二是即便在论述游戏与经济（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机制）的密切关联之时，也充其量只是从“放任自流”（laissez faire）的角度对后者进行理解，而全然忽视了安全和风险这两个福柯揭示出来的要点。那就让我们从德勒兹回归福柯，从战争机器转向经济游戏。

战争机器、经济游戏、安全游戏：

游戏政治学的三重面向

战争机器是《千高原》中的一个关键术语，其实非常适合用来展示结域—解域的双重面向，因为它一方面朝向宏观的、结构分明、等级清晰的结构，但同时也朝向微观的、不断流变的差异性、强度性潜能。战争机器，正是不断将差异的要素发动起来，用来颠覆同一性体制的强力武器。当然可以且很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对电子游戏进行重新审视。说电子游戏是一部战争机器，这不仅意味着它直接或间接地被用于各种军事的目的，而其实更是在尼采和福柯的意义上（当然亦是在德勒兹的意义上）指向那个微观、潜在、震荡不已的原初的力量场域。《帝国的游戏》（Games of Empire）正是研究作为战争机器的游戏及其双重性的经典之作。全书开篇就将《美国陆军》（America’s Army）和《第二人生》（Second Life）这两部看似不相干的游戏作品直接关联在一起，进而揭示出晚近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鲜明动向，那正是军事机制和消费机制的勾结合谋。简言之，各种军事机制越来越脱离了战争的原初功用和背景，进而越来越与其他的各种机制连接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一个强大利器。但显然，从结域—解域这两重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方面仅仅是战争机器可见的、现实的、结构化的方面。在这个固化和僵化的表面之下，实际上还涌动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面向，不妨将其称作“潜在游戏”（virtual games）。正是这个潜在的面向才真正展现出战争机器作为差异力量的聚合体的本性，进而不断瓦解、动摇着现有的种种控制协议和装置：“‘潜在’意味着潜能（potentiality），也即一种既定的力量格局在某种具体的情境之下所可能（might）展现出的多样的方向。”《帝国的游戏》全书就堪称是对这个潜在的、流变的种种面向的生动细致的历史缕述和描绘。从最初的反文化运动到后来的非物质性劳动，从极客到黑客，从Atari的员工到战后日本的迷失一代，这一波波的浪潮无非意在提示我们，可见的运动或许仅仅是表象，而更重要的是要清楚看到那无可遏制的解域之潜能，它总会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骤然涌现和绽放。由此，该书在结论处给出了强有力的宣言：“谈论诸众的游戏（games of multitude）因此也就是要肯定这样的可能性，即潜在之游戏会逾越它的帝国之表象，而众多玩家的欲望也会超越市场对于他们的丑化。”

但如此豪迈的口号仍然难掩战争机器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诚如福柯所言，它至多只能用来界定生命政治的基本特征，而全然无法深刻展现全球治理时代的种种“全新”技艺。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还是不假思索、顽固不化地用战争机器的权力斗争的话语来描摹治理的机制，那么最终所陷入的可能就不仅是错误，而更可能是危险。比如，由此就会片面理解新自由主义这个关键的治理机制，进而也就会忽视安全这个更为要紧的背景。例如，《帝国的游戏》中就还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精神理解为最大限度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极端放松的管制以及极度流动的秩序。就明显忽视了“自由与安全并存”这个基本原理。而在《电子游戏作为文化》这本更为晚近的著作中，虽然两位作者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作为全球治理机制的全新特征，进而亦极为敏锐地剖析了“自律、自治的主体”（autonomous self-governed subject）这个幻象式傀儡，但最终还是难逃德勒兹主义的窠臼，将战争机器式的不均衡的力量对抗作为逃逸的真正本源。对比前两部作品，卡斯特诺瓦（Edward Castronova）的《合成世界》（Synthetic Worlds）显然更倾向于经济这重要一极，但它对电子游戏的那种虚拟和现实交汇的“合成式”经济形态的界定仍然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他虽然着重强调了“利益”这个经济游戏的关键要点，但随后却将“乐趣”（fun）视作电子游戏的最终利益形态，而全然忽视了风险和危险所带来的脆弱性焦虑这个更为关键的面向。

由此也就有必要从德勒兹回归福柯，从生命政治的战争机器转向全球治理的经济游戏，并补充上安全这重要的一环。福柯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对安全社会的论述主要聚焦17、18世纪，看似仅仅是历史上的短暂篇章，但它上承规训机制，下启生命政治乃至全球治理，显然是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也正因此，它展现出种种不能被纳入任何一种既定模式的独特形态，由此亦为下文反思云端这个当下时代的最重要的安全环境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和思路。那么，安全之独特性到底何在呢？福柯明确指出，与法律这个“古代形式”、规训这个“现代”机制相比，安全显然更接近“当代体系”。这就提示我们，从本性上来看，安全更接近生命政治和全球治理这些当代的形式。但只是接近而已，而不是归属或还原。不妨经由对比来明示差异。首先，安全显然不同于规训而更接近生命政治，因为它的直接作用对象也不是身体而是人口，而且它也同样倾向于运用信息化和数据化的手法来展开运作。在统计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均衡而普适的调节性“规范”，这是两者共有的策略。但进一步说，安全又与生命政治有所不同，因为它的作用领域并非仅限于人口、种族或生命，或者说，即便它以人口为中心，也“总是倾向于拓展，它是离心性的。人们总是不断加入新的要素”。由此，它至少展现出两种对于生命政治的巨大拓展，一是从人口和生命的领域拓展至广阔的物质性的环境（milieu），二是从战争机器的力量场域拓展至要素更为多元而开放的经济游戏。

由此看来，安全似乎就更为接近治理了，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表面看起来确实如此。比如福柯就明确指出，安全与治理很相似，也即一方面展现出“任其自由，放任不管”的面向，但另一方面亦同时将“风险、危险、危机”作为关键的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将安全和治理想当然地等同起来，甚至将治理视作安全社会的最晚近的形态。正相反，安全与治理之间存在着两个最为明显的差别。一方面，虽然安全最初是围绕市场和经济活动展开的，但当它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物质环境之后，它的运作重心就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游戏的核心在于以利益为纽带形成有序而流动的人际关系，但安全的要点则并不是利益，而是“流通”（circulation），是最大限度地维系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要素之间的“永恒的接合和不断的交错”。简言之，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游戏相比，安全社会更接近于生态游戏。另一方面，安全与治理所意欲实现的最终目的也就产生了明显分歧，这尤其涉及主体性这个本文的最终旨归。虽然两者皆可说是“在社会自身的网络和深度上对社会进行干预”，但治理的游戏和安全的游戏显然并不相同。治理的游戏规则是预定的，玩家的地位是被动的，“正是社会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游戏规则使得每个人都不被排除在游戏之外，每个人被游戏捕获却从未明确地想要加入进去”。安全的游戏则正相反，作为一个开放、流动的生态系统，它的规则不大可能只是形式化的、有待遵守的规范，而更是伴随着种种差异性要素的增加、强度性力量的涨落而不断地修正、改变乃至否定自身。“安全的主要功能是回应某种现实，而这个回应要消除这个现实 —— 消除它，或者控制它，或者制止它，或者调整它。”简言之，安全的规则不再仅仅是“调节”现实，而更是“建构”现实，因为它致力于打开现实之中的种种差异未知的潜在力量和维度，进而在这个充满变动乃至危险的过程之中如履薄冰地维系着自身的容贯性（coherency）和连续性。如果说治理的游戏最终还是意在维护秩序的稳定和规范的实施，那么安全的游戏则正相反，它的作用往往在那些突发、偶发的事件之处才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两种不同的游戏方式，也就催生出两种迥异的主体性形态。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游戏所塑造的那个作为“经济人”的主体：“一个利益主体，其活动将既有增速价值，又有通过对利益的强化所带来的效益价值。”这个利益的主体是肯定性的主体，他不仅肯定自身，而且通过各种积极、正向的环节来不断实现和增强此种肯定的效应。经济人以追逐利益为起点，而伴随着利益的不断累积和增加，他亦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获得了自我的实现和肯定。又因为利益的本质不是对立和对抗的战争，而更是参与和共享的游戏，不同的经济人可以在追逐各自利益的过程之中同时获得对自身的肯定，进而将不同的利益主体更为密切地联结在一起。

反观安全游戏的主体则显然不同，他更接近福柯所谓的那个与利益主体相对立的“接受否定性”（négativité）的权利主体。简言之，权利主体不是通过不断地肯定、展现、分享自身的力量而成为主体，而恰恰是通过让渡、放弃乃至否定自身的一部分固有力量而成为“主体”。只不过与福柯略有不同，我们所谓的否定性并非仅仅是在权利的意义上，而更是指涉前文所论及的玩家在生存论上的脆弱性。脆弱性的地位在控制和反制的张力之中突显出来，但其本身的特性和来源仍然隐约不清。这里，在安全游戏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得以对脆弱性给出更为全面的描述和深入的阐释。首先，安全主体的脆弱性来自游戏本身所面临的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安全社会是一个无限开放、持续流通的生态环境，要素在变，环境在变，玩家在变，更为关键的是，规则也在变。所有这些变化都将玩家不断抛入叵测未知的境遇之中，随时可能遭遇难料的危险，当然也随时可能邂逅偶发的惊喜。游戏本身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引发了世界的不确定性，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和契机，玩家总会陷入充满怀疑乃至焦虑的追问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世界怎么了？”“这还是那个世界吗？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由此也就导致第三重不确定性，即主体对于自身的不断进行且难以缓解和消除的自我怀疑：“我还是自己吗？”“我到底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我到底是谁？” 至此不妨概括说，安全主体的脆弱性，正是源自安全游戏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从情境到世界再到自我的持续而根本的“怀疑论”动机。

云端的游戏：经济—安全—真理的合体

但即便这一番对于经济游戏和安全游戏的比较能够成立，却仍然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福柯所谓的安全环境在当今的世界真的存在吗？真的能够存在吗？除了全球治理的市场秩序之外，在何处又能够探寻安全游戏及其主体的可能性呢？答案其实也很明确。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最接近安全社会的生态环境，那肯定是在云端。云端至少符合福柯对于安全的三重基本界定：第一，它是开放的链接，尤其连接了物质和非物质、人和非人等各种差异性要素；第二，它是流通性的，也即它的运作方式并非是划定边界、确定等级、实施规范，而更是最大限度地令种种要素和力量之间彼此作用、相互渗透和转化；第三，它是内在于现实之中的风险防控。云端只是个形象的说法，用来描摹网络交织铺展的近乎平滑透明的状态，而绝不可将其错误地视作现实之外所叠加的一个虚拟的层面。正相反，云端运作于现实之中，它是现实世界得以构造和展开的基质和环境，也正是因此，它才能真正贯穿、渗透于种种事件的情境之中，以流动隐形的方式、灵活多变的适应性来实施其基本的安全机制。

但即便如此，亦并不意味着云端的安全就是明白无疑、显豁清晰的。从游戏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展现出安全、经济和真理这三个要素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纠缠形态。

首先，云端游戏的一个重要潮流，正是米切尔等人所着力推介的“反玩”（counterplay）运动。他们虽然正视云端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开放性，却最终仍然将云端的安全归结为德勒兹式的战争机器的运作。这自然是对安全游戏的误解乃至削弱。反玩，从字面的意思上来说，正是一些别出心裁的玩家不甘心沦为规则控制的傀儡，而试图与规则本身进行各种形式的周旋。他们刻意地忽视规则、破坏规则，甚至随心所欲地改变规则，所有这些极端之举无非是彰显玩家在游戏面前的主体地位和主动立场。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表面和肤浅的层次，种种反玩的手法其实颇为幼稚，全然无从撼动游戏的控制体系本身。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只是意气用事地去无视、诋毁乃至破坏规则，其实恰恰暴露出自己的底气不足，自己在规则面前那种无计可施但又不甘自弃的矛盾与无力。因而，真正的反玩势必需要找到更强的动力和源头，势必能够在游戏体系内部去撕裂开足以动摇乃至颠覆规则本身的根源性力量。一句话，真正的反玩不是恶搞，而是僭越（transgression）。恶搞是心浮气躁，而僭越则是以强力意志来逾越边界，撕开裂痕，敞开差异，进而揭示一个基本的事实：游戏能够将它的控制系统推进到怎样看似“完美”的程度，它也就在同等的程度上暴露出那些无从被控制的潜能、强度和差异。解域与结域、反制与控制，本就是一体两面的过程。结域越是彻底，它能够释放出来的解域之强力就越是猛烈和极端。

在反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看来，此种双重性的本体论也同样适用于对云端及其安全机制的解释。比如，艾伯利（Thomas Apperley）就明确指出，反玩之“反”并非（仅仅）意味着二元对立，仿佛一边是控制，另一边是反制，进而玩家的态度也是截然分化的两极，要么“释放冲动”（compulsion），要么“屈服顺从”（adaptation）。实际上，真正的“反”是介于两极之间的“悖论”和“含混”的地带，它指向的是任何稳定、明确、固化的边界都无从彻底压制的更深的潜能。如果我们仅仅将电子游戏视作“代码的封闭循环，进而将一切可能的行动和互动皆纳入其中”的话，那么，任何的反玩或抵抗都无从谈起。但实情却并非如此。当代码系统不断拓张它的控制循环之时，当它试图将种种异质性的要素（硬件、身体、物体、环境、时空等）强行纳入自己的统一化乃至同一化的算法系统之时，也势必会遭遇到种种来自差异自身的抵抗，要么是外部之力的侵入，要么是内部之力的爆裂。诚如艾伯利所明示的，反玩是一种贯穿性的节奏，它试图在全球的数字化治理网络和地方的情境化生存之间形成种种差异性的共振。云端并不是地球之外的一层虚拟网络的薄膜，它的运作一定要落实于、渗透进大地之上的每一处真实的地方，每一具真实的肉身。在这个过程之中，它时时处处都可能会遭遇到种种差异性力量的挑战和抵抗，进而自反性地揭示出自身的真实样态：不只是一个同质而封闭的数字空间，而更是一个异质而多元的根茎式网络（rhizome）。从这个角度来看，云安全无非就是控制和反制之间的无尽游戏，就是潜在和实在之间的反复震荡。安全既非监控，亦非规范，而其实更是艾伯利所谓的“节奏”（rhythms）。

然而，反玩的节奏固然诗意盎然，生机勃勃，但诚如前文反复指出的，它的理论预设仍然是战争机器，因而也就全然忽视了全球治理的经济游戏这个前提。战争机器将所有的政治问题最后皆追溯到差异这个本源，也即力量之间的不平衡、不对称的斗争关系，也正是因此，它才得以不断地令看似持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再度进入生成。但新自由主义所肇始的经济游戏的范式则正相反，它的基础不是力量的角斗，而是利益的共享、快感（fun）的流转，它得以在差异的要素和力量之间建立起普遍的交换和转换的关系。今天对云端及其安全的考察，也必须从这个起点来入手。一次次回归德勒兹主义和战争机器，只会让我们对当下的现实及其困境视而不见。而且，更进一步说，对比福柯所论述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游戏，当下的云端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妨借用科莱（Rob Coley）与洛克伍德（Dean Lockwood）在《云时间》（Cloud Time）中的启示性论述，将当今的云网络的特征概括为三点。

首先，初看起来，云端就像是一部根茎式的战争机器，有着异质要素的连接和水平拓展的“开放”（open）网络 。但实情却恰恰相反，在这个差异化和多元性的表面之下，云端得以凭借前所未有的算法和协议的控制机制将所有的可能性皆内化于自身之中，进而形成终极的“云封闭”（cloud enclosure）效应。

其次，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游戏最终将万事万物皆还原为商品和劳动的普遍交换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自由和安全这两极的合体，当它不断拓展其自由的市场经济之时，同时必须包含着对各种危险和危机进行预测和防控的安全机制。借用马苏米（Brian Massumi）的重要概括，可以说“911”之后的危险和危机变得越来越微观、隐形、弥漫，也即越来越不可测，不可知，乃至防不胜防。在传统的安全社会之中，危险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本质性的特征，但它至少还是可以被计算、预测和防控的，当今世界所弥漫扩散的危险更接近马苏米所谓的“叵测未知”（unknown unkown）的形态，它可以骤然出现在任何一处时空，任何一个人身上，甚至呈现为任何一种形态。这两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另一个令人心寒的明证。云安全、大数据可以说都是由此催生出来的极端的应对手法。大数据之所以强调“要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是依靠少量的数据样本”，正是因为今天的危险几乎是不可被局部明确定位的，它们始终潜隐于人、事、物之中，不断连接，但同时又不断变形。云安全也同样如此，面对叵测未知、无处不在的危险，它采取了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来确保自身的“大封闭”，那不再是预防（prevention），也不可能是延迟（deterrence），而是“预制（先发制人）”（preemption）。

这就涉及时间性这个游戏政治学的关键问题。预防和延迟即便手法不同，但毕竟皆是朝向开放的未来所作出的回应和举措。预制就截然相反，面对叵测的未来，与其坐以待毙，任由其摆布，一个不得已但却可以构想和理解的操作正是对未来的危险进行“预先制定”。不是等待未来到来，而是现在就将未来“拉进/拉近”（pulling）当下 ，这就是云安全所发明的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时间性。现在、当下就对危险的形态、防范的手段、嫌疑人的身份进行预先确定，这正是云安全的最本质特征。

最后，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电子游戏恰恰能够胜任云时代的最为典型的治理范式，甚至不妨说云时代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游戏和云端的安全游戏的完美合体。这尤其体现于电子游戏得以预制危险的三重基本手法。电子游戏的第一重预制是规则。电子游戏的规则并非仅仅是规范性的、限定性的，而恰恰是生成性的（self-generating）。它具有充分的变化和开放性，更同时将此种开放性切实交换到玩家的手中。每一步的操作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每一个选择都会导向不同的未来。但悖论恰恰在于，无论哪一种结果和未来，其实背后都早已是计算和预制的产物，都已经是算法和规则预先留出的可能性空间。在PC和操作系统出现的最初年代，所见即所得，但到了云安全和大数据的时代，则更是“所得即所是”（both possess and be）。㊺你选择哪条道路，哪条道路就是真实的，因为真实就是计算和生成的结果。但无论哪一条道路，无论哪一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未来，其实都逃不出封闭的云端，都是云网络内部的自我生成和自我指涉而已。由此也就涉及电子游戏的第二重预制，也即对主体的预制。前文提到，传统的安全社会的主体至少有一个突出特征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主体，那正是否定性和脆弱性，它最终将规则、世界、自我这三重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但到了云安全的时代，连脆弱性这个主体性的根基也全面陷入预制的操控之中。诚如马苏米所言，预制未来之危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诉诸情感，进而当下就在人们身上激发出种种对于预制之危险的预制之恐惧。如今，恐惧早已不再是未来迫近的压力，也不再是主体对于本己性的焦虑，而是同样变成了预制游戏的一个本质要素。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未来，就会生成什么样的道路；你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就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你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就会激活什么样的恐惧。在这里，无论是权利的主体，利益的主体，快感的主体，还是脆弱的主体，皆已明确成为预制的对象。在云端，安全—经济—真理最终合体，所见—所得—所是最终合一，构成至大无外的庞大的控制机器。那么，电子游戏的第三重预制，难道不正是对未来的终极预制？未来即当下，瞬间即永恒。

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我们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却反而更强烈鲜明地突出了绝境和僵局。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电子游戏还在发展，还充满着朝向未来的种种契机和危机。因此，游戏的哲学和政治学也更应该首先专注问题本身，而不是仓促地给出答案和对策。在全文的最后，不妨对本文的基本思路给出三点简要的概括和引申。

首先，本文最核心的立场正是从生命政治转向游戏政治，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从战争机器转向经济游戏和安全游戏。以战争机器为原型的生命政治固然在20世纪末的哲学研究中起到过巨大的激发和推动的作用，但考虑到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的瓶颈和现实的困境，当然很有必要进行转变。而且，既然福柯晚年亦已经明确从权力转向治理，从力量的关系转向游戏的关系，那我们更没有必要迷途不知返。在一个全球治理和云安全的时代，再固守着一套陈旧的战争机器的理论话语，这不仅是偏执，更是对当下的困境和危险的无视乃至忽视。

其次，以生成本体论和战争机器为前提的反玩潮流注定是一条难以为继的道路。理应从经济游戏、安全游戏和真理游戏的合体为起点，重新思考抵抗的策略。《云时间》中提到一个晚近的文化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从20世纪末以来，在好莱坞的大屏幕和电子游戏的小屏幕之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谜电影”（puzzle film）与“心游戏”（mind game）这样颇为类似的类型化作品。错综复杂的情节线，循环嵌套的叙事结构，迷失困惑的心理体验，正是它们的共同特征。表面看起来，这些无非都是颇为形式化的叙事套路而已，但从深层上来看，则恰恰体现出预制未来这个云安全的令人忧惧的时间性特征。晚近的三部几乎同时发行的游戏大作（《奇异人生：本色》《96号公路》《死亡循环》）皆为这个趋同方向的明证。

那么，如何从大数据的预制未来和云安全的大封闭的陷阱之中挣脱而出呢？一个可能的选择正是从电影研究中汲取灵感。比如，面对谜电影的俗套，著名电影学者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就主张用“电影作为思想实验”来进行别样的超越。在他看来，思想实验并非仅仅是以极端的方式设想出反例或平行的可能性，而更是具有两个“自反性”的功能，一是对一套看似自洽的规则系统进行彻底的质疑，甚至尝试批判乃至颠覆其明示或默认的前提；二是进行“虚拟式的构想”（a what if situation），即构想一个与当下的情境极端相反相悖的方向，但却以一种合乎逻辑和规则的方式推演下去，进而反过来对现实的状况进行反思和批判。这两种方式皆可以或已经运用于晚近以来一些比较极端的实验性游戏设计之中，比如《紧闭》（Inside），且确实展现出一种朝向未来的潜能。由此亦引导我们对主体性这个关键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在《对活人的治理》中，福柯曾提及了真理游戏的另一重关键面向，即“与某个autos，即某个可以说‘我自己’的人相关”。真理并非仅仅是一套与安全和经济勾连在一起的治理技艺，而更应该是主体言说，直面、见证自身的根本性的力量。从自我怀疑到自我确证，这或许也是“作为思想实验”之电子游戏所理应实现的另一种真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