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精神导师

原创 薛涌 薛涌说 2022-03-19 10:47

【这是一篇长文的摘要。原文在本人“小鹅通”上的《读书阅世笔记》专栏中刊载,欢迎订阅。】

 

“没有普京,就没有今天的俄罗斯。” 这是克里姆林宫的代理首席阁僚Vyacheslav Volodin在2014年说的话。

 

如果说“今天的俄罗斯”是普京一手塑造的话,那么普京又是谁塑造的?西方很多评论家指出,普京试图恢复前苏联的影响力。但他多年来一直批判苏联,称苏联奴役了俄罗斯人民。哪怕是乌克兰问题,他也要归罪于前苏联。显然,他虽然是克格勃出身,在意识形态上却根本不认同前苏联。他在构想和塑造一个和前苏联不同的俄罗斯。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基础—马恩列斯。如果普京不信马恩列斯的话,他信仰什么?这里,我们介绍三位对普京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令人惊异的是,这三位人物,都曾是前苏联的受害者、持不同政见者,不仅反复被捕,而且有的被流亡到古拉格。普京的俄罗斯复兴的蓝图,都可以从这三位人物的思想中找到根据。

 

本文先介绍第一位人物,也许是最重要的人物,即哲学家伊万.伊林(Ivan Ilyin)。他1883年出生,到1954年客死他乡时,已经完全被遗忘。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突然大红大紫。从2005年起,普京就反复引用他的话,使之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宫廷哲学家”。同年,其23大卷的文集隆重出版。很快,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就纷纷开始背诵伊林语录。他的遗体,在普京的一手安排下被运回俄罗斯重新下葬,并于2009年举行了圣化仪式。2014年,当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时,所有俄罗斯的高官和地方官员,都人手一册伊林的《我们的任务》。在历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哲学家,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被从故纸堆里翻出,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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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林的哲学是什么?如果能用几句话表述的话,那就是人类的原罪来自上帝,而非亚当。上帝在创造世界时,犯了天真的错误。他本想通过创造世界来完成自己,没有想到却玷污了自己。一旦人类出现在世界上,他们就自己去认知事实、经验各种感情,一切都偏离了上帝。所以,自从创世以来所有的历史都是没有意义的。现代社会,特别是多元主义和公民社会,都只能深化世界的缺陷。人类越是试图去理解,就越陷入原罪。上帝唯一能作的,是寄希望于一个正义的民族,跟随着一个政治全能的领袖,以修复这个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而这个正义的民族,就是俄罗斯!

 

伊林的哲学,展现了“今天的俄罗斯”与西方冲突的实质。现代西方的基本制度架构,还是建立在启蒙主义的基本理念之中,即个人是能够进行理性选择的动物。国家就是通过法治来界定这种理性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共同体。这种理念,经历了至少三百年的演化过程。到十九世纪末伊林所生活的时代,宪政不管在实践上有多少缺陷,在意识形态上则已经成为欧洲文明的主流。不仅是英法这种自由主义政体,就是德国这种威权体制,也必须借助于宪政。俄罗斯则自外于这种历史大势。

 

伊林作为年轻的学子,从追求启蒙理念开始。一个摆脱了个人独断的法治社会,对他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但是,他似乎很快发现这些是他或者俄罗斯所得不到的东西。在这番挣扎中,一种类似酸葡萄的本能,使他摆向另外一个极端,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传统中汲取滋养,并对基督教进行了激进的解读:整个人类文明,都是上帝造世失败的结果,毫不足惜。修正这种上帝的错误,需要一个强大的、全能的、甚至暴力的、摧枯拉朽的国家。而建立和领导这种国家,只能靠一个有无限权力的强人。这个强人是如此伟大,乃至不是来自于历史,而是来自于虚构(fiction)。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伟人领导的国家,必须通过解放人类来解放自己。就这样,他解构了上帝。原罪属于上帝。这种原罪的救赎,要靠俄罗斯,靠俄罗斯的领导者。换句话说,真正的上帝,是个俄罗斯人。

 

从政治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具有如此之大的感召力。他的思想挣扎,发生在俄罗斯最为绝望的时期:宪政改革流产,王朝崩解、被布尔什维克接管。他奋斗一生,离目标越来越远,客死他乡时,他所痛恨的苏联,正处于顶峰时期。他的白俄理想,已经成了幻想,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在这种无力、无助的境况中,他求助于哲学虚构,心灵中映射出一种颠覆整个世界的理念,并为俄罗斯在这种颠覆中找到能够对整个世界施暴的力量。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仿佛是又一个历史循环。显赫一时的大国,顷刻灰飞烟灭,俄罗斯无足轻重,一系列西化的改革失败。当得不到一个西方的体制以及这种体制所带来的福益时,就一夜之间把自己变身为西方的受害者:从绝望走向愤激,在愤激中狂想,在狂想中获得力量。俄罗斯,需要一个让世界感受到自己的分量的东西。伊林,在这种挣扎中所承受的个人痛楚,成为了他的思想和感情的信誉。这也是普京走向伊林的奥秘。

 

在本世纪初,普京还坚持说俄罗斯可以变成一种法治社会。但是,当腐败完全制度化后,就演化为一种金权“盗窃统治”(kleptocracy):政治经济寡头们的豪华游艇遍布全球,成为纽约、伦敦等西方中心城市豪宅的主顾,同时士兵们带着过期20年的军用食品进攻乌克兰。在这样的新现实中,法治,特别是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就说不通了。普京需要一种新的叙述:西方的法治,是人类堕落的表征。个人主义就是个人放纵,甚至性变态(从普京开始,一系列俄罗斯法西斯主义者反复攻击西方社会同性恋泛滥、女性化等等)。俄罗斯,一个绝对服从领袖的整体,则代表着人类最后的希望。

 

伊林,就是在这个背景上隆重登场。在2011-12年间,普京以伊林的思想为基础,公布了反对欧洲模式的新意识形态:法治并非普世的诉求,而不过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已。俄罗斯文明,则将把象乌克兰这样的前苏联国家联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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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伟大领袖”】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普京2012年重返总统宝座,彻底封杀了权力交接的可能性。这使得伊林的思想更有价值。因为西方法治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对权力的限制与权力的和平交接。伊林则认为,这套无可救药的西方体系,必须靠一个伟大领袖来摧毁。在这种理论框架中,普京自然更是奉天承命了。

 

在苏联解体后的头二十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基本上按照传统的国际法来界定。哪怕是俄罗斯一方的国际法专家,也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但2012年普京再次成为总统后,则开始转向到伊林的原则:俄罗斯是个有机的文明,即欧亚共同体,乌克兰自然会成为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在这种“伟人”的哲学想象中,乌克兰人民所反复表达的那种倾慕西方宪政架构的诉求,被视为一种美欧凭空构建出来的阴谋。所以,俄军会兵不血刃地拿下乌克兰,似乎最需要操心的,是如何清理欢迎“王师”的乌克兰人民扔到坦克上的鲜花。用2014年支持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俄军将领的话说:“如果能够把世界从被美国等魔鬼所构建的秩序中拯救出来的话,每个人的日子都会容易些。这一天终将到来。” 

 

这,也恰恰是伊林对“今天的俄罗斯”的教训。然而,乌克兰战争恰恰揭示了这种恢宏的想象和现实的距离。另有一系列报道称,普京越来越象伊林,即一个离群索居的哲学家,和每一个“愚众”(包括他的幕僚)都保持距离,越来越丧失现实感,沉浸在想象之中。

 

伊林的哲学想象或者宗教想象,是我们这些在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传统之外的人很难理解的。如果有什么可以类比的话,那可能就是洪秀全了。洪秀全也是生活在一个绝望时代。他一度认同科举。但屡试不中后,突然在梦幻中获得天启,自认是耶稣的弟弟,负有救世的使命,最终领导了一场创造最高死亡数字的反叛。

 

伊林是从启蒙主义起步。但是,启蒙,是基于对能够进行理性选择的个人的基本尊重之上的。伊林则是个灵魂纯净主义者。在他眼里,俄罗斯的农民,即前农奴们,是不具思维能力的愚众。那些都市中西化的中高产,也都是“性变态“。个人自由的理念和制度,只能听任这种肮脏的人性的泛滥。最终,他幻想出一个伟大的强人,领导俄罗斯来修正上帝造世的错误。他心目中的这个俄罗斯伟人,已经替代了上帝。他实际上虚构了一个俄罗斯裔的上帝。

 

如同当年“耶稣的弟弟“掀起太平天国一样,如今,这个俄罗斯裔的上帝,也开始向世界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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